肖楚舟

作为老卡斯特罗晚年唯一的官方摄影师，亚历克斯是他父亲离开公众视线后，最亲密接触的人之一。亚历克斯自然也深知我们的想法。多数时间他都沉默地微笑，温和而谨慎地回答涉及他父亲以及卡斯特罗家族的每一个问题。

2016年10月，亚历克斯·卡斯特罗（Alex Castro）以当代艺术家的身份来到北京。他有一组风景摄影正在北京798艺术区的程昕东国际当代艺术空间里展示。在这个名为“古巴先锋艺术”的展览中，其他作品则和他传统的摄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前卫风格，它们大多是“政治波普”式的绘画、雕塑和装置，和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一代艺术面目相似。而这些作品意图影射和消解的，正是亚历克斯的父辈——父亲老卡斯特罗和他的亲密战友们所建立的古巴政治。

我们约好采访的这个中午，亚历克斯迟到了15分钟，不过原因只是因为北京令人头疼的交通。并没有簇拥的随从，陪同他来的只是司机和古巴驻中国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和他父亲在那些欧洲左翼知识分子描述中的“半优雅半狂野”的帅气形象相比，亚历克斯很普通，是一个身材高大健壮的中年男人，甚至没有蓄留卡斯特罗家族令人印象深刻的标志性的大胡子。他比同行的使馆人员高出一个头，头顶一只牛仔帽，穿着大红色T恤、牛仔裤和工装外套，按我一位朋友的说法：“活像个乐于助人的美国卡车司机。”他带着照片上那种快活劲儿向我们点头致意，在谈话中不时腼腆地揉搓厚实的手掌——但我们很少获得与他对视的机会。

“小胖子”：温和的旁观者

在广为流传的卡氏家谱中，卡斯特罗的两次婚姻给他带来六个儿子，此外他的无数艳遇还留下了至少一个私生女、四个私生子。

亚历克斯的母亲是老卡斯特罗的第二任妻子达利亚·索托·德勒·瓦尔（Dalia Soto del Valle）。老卡斯特罗的第一任妻子马尔塔·迪亚斯·巴拉特（Mirta Díaz-Balart）来自古巴富裕家庭，是他在哈瓦那大学一位朋友的妹妹，两人育有一子，生于革命年代的“小菲德尔”（Fidel Angel“Fidelito”）。在这段婚姻中，卡斯特罗背叛了妻子，与绰号“Naty”的传奇女游击队员生下了第一个私生女阿琳娜（Alina）。1961年，卡斯特罗与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达利亚·索托·德勒·瓦尔偶然相遇。那是在维拉克拉拉省做演讲时，卡斯特罗对站在人群中的达利亚一见钟情。与马尔塔和“Naty”一样，女教师达利亚是个金发碧眼的美人儿，“而且很瘦，高得像个芭蕾舞演员，瘦削的身材比金发更吸引卡斯特罗”。次日，卡斯特罗就请人给他引见了这位美丽的女教师，短短三次约会之后，卡斯特罗就邀请达利亚前往哈瓦那，住在他的一栋郊区秘宅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关系都是非常隐秘的，卡斯特罗尤其提防着美国人，不愿将达利亚暴露在暗杀的风险中，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很难找到这位陪伴卡斯特罗直到他去世的、最重要人生伴侣的相关资料。1962～1974年，达利亚为他生下五个儿子：亚力克西斯（Alexis）、亚历山大“亚历克斯”（Alexander“Alex”）、安东尼奥“托尼”（Antonio“Tony”）、亚历杭德罗（Alejandro）、安吉尔（Angel）。他们的名字均以A开头，故而也被合称“5A兄弟”。

卡斯特罗的爱情、婚姻与家庭，混杂着人们对革命名义之下的浪漫激情的美化。世人鲜有途径可以窥见卡斯特罗家族的真实面貌——儿女、兄弟、妻子与情人，都化作这位革命领袖图腾式面容之后虚化的背景。警卫胡安·雷纳尔多·桑切斯（Juan Reinaldo Sanchez）曾为卡斯特罗家族服务17年，他的回忆录，是为数不多对卡斯特罗家庭生活的直接描述。他在书中这样形容卡斯特罗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五个儿子：“他们都是聪明人，但总的来说，没有太多过人的智慧。”

亚历克斯·卡斯特罗是达利亚的次子，也是父亲最后一任私人摄影师。

2015年8月13日，亚历克斯·卡斯特罗在妻子的陪同下观看在何塞·马蒂纪念馆举办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主题展

桑切斯将童年时候的亚历克斯描述为一个乐呵呵圆墩敦的小家伙，外号“El Gordito”（小胖子）。后来成为职业摄影师的亚历克斯，本人鲜少出现在镜头前，只在外媒报道中能找到他几张凝望着父亲肖像的侧影：肩膀宽厚，浓眉大眼，面颊圆润，脸上总是泛着快活而温和的微笑，像一位随处可见的邻家老伯。在卡斯特罗的子女们中，亚历克斯·卡斯特罗是在外媒报道中形象非常开放、友好的一位。正如桑切斯在回忆录中描写的，他打小就是个人见人爱的“小胖子”，“似乎天生不会与人起冲突”。2006年卡斯特罗因肠胃疾病退休以后，外界对其健康状况猜测四起，亚历克斯的镜头，成为“父亲尚在人世”这一事实最有力的证人。在卡斯特罗人生的最后阶段中，亚历克斯的镜头成为几乎唯一的记录。然而当我们带着想象的滤镜去观看亚历克斯镜头下的卡斯特罗，却有种失焦的错觉——他似乎不应该只是个穿着阿迪达斯外套给外宾签名的小老头，我们还想看得更清楚。

在亚历克斯的叙述中，从事摄影源于兴趣，但更多是一份包含着家族责任的工作。亚历克斯向我们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拿到相机的场景：他清楚地记得是在13岁，但机器的型号已记不起来了，只知道是家里一位老朋友带来的苏联相机。第一次摁下快门之后，他便再也舍不得放下这台机器——“那台相机后来再也没还给人家，最后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亚历克斯说。

有资料曾记述亚历克斯和他另外两个兄弟一样，学的也是计算机专业。但事实上，亚历克斯告诉我们，虽然他喜欢摄影，父亲当时仍建议他选择了化学工程专业。“父亲会对我们的人生和职业做出建议，但不会帮我们做决定。我虽然喜欢拍照，但周围人都说我的专业不错，我就学了下去。”

从卡斯特罗家儿女们的人生轨迹看，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确做出了最为理智的建议，也留出了让步的空间。长子“小菲德尔”前往苏联学习核物理，归国后帮助父亲管理古巴原子能委员会;第二段婚姻中的长子亚力克西斯和四子亚历杭德罗都选择了计算机专业，亚力克西斯对此兴趣寥寥，亚历杭德罗还真有点儿极客精神，甚至写了个程序卖给日本公司;热爱运动的安东尼奥虽然听了父亲的建议去学医，但最终还是成为优秀的棒球运动员，兼棒球队队医;爱车的小儿子安吉尔不爱读书，最后当了奔驰公司的高管。

亚历克斯从化学工程系毕业后，转而进入古巴电视台工作，成为职业摄像师，直到今天，他还保留着这重职业身份——他说，在古巴，由国家机构提供的稳定职业仍是多数人的选择。亚历克斯没有受过专业的摄影教育，只是通过结识一些摄影师朋友来进行自学，比如西班牙摄影师何塞·马里亚·梅里亚多（José María Mellado），他从何塞那里学到了雄浑壮丽的风光摄影风格。这些年，亚历克斯也和其他古巴艺术家一起，到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参加各种当代艺术展览，接受媒体访问。在古巴国内，他也有机会出售自己的摄影作品。“如果你是一个有天赋的艺术家，在古巴，做个职业艺术家也能过得不坏。”亚历克斯说。

问及为何父亲要将私人摄影师的工作交给他，亚历克斯说：“首先是因为我是家人。”依照我的理解，家人意味着信任、安全和亲密，而对亚历克斯来说，家人还意味着责任：“你知道，人们对家人的要求总是对外人的要严格得多，我父亲也是如此。但父亲不会对我的摄影提出具体要求，他相信我会做得很好。”

亚历克斯镜头下的卡斯特罗少有独处的时刻，这也许是因为他的主要工作是在父亲接受访问时进行单纯的记录，而非闯入他的私人时光。当谈话从摄影艺术延伸向政治话题，随和的亚历克斯总是谨慎而圆滑地选择回避。曾有外媒记者问亚历克斯，在父亲与圣方济各教皇或者与美国前总统卡特会面时，作为摄影师的他是否听到了一些谈话内容，亚历克斯表示：“我是个局外人。我只负责拍照，而不是去听他们说什么。我情愿什么也不听。”

2006年退休以后，卡斯特罗隐居在他的神秘住所“Zero Point”中，仍不断接见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客和崇拜者，儿子亚历克斯成为这些私人会面唯一的官方见证人。2012年，亚历克斯在墨西哥首次展出了题为“卡斯特罗：私密影像”的一组肖像作品，2015年他将这些作品集结成书，并将自己的摄影展作为礼物献给父亲的90岁生日。亚历克斯镜头中的卡斯特罗与罗马教皇、俄罗斯总统、伊朗总统、巴西前总统会面、交谈，与球星马拉多纳热情握手，在自己的画像上签名作为送给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的礼物（后者因为拍了一部正面展现古巴风貌的纪录片而饱受争议），在送给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棒球上签名……多数时候我们很难看到卡斯特罗表露太多个性化的情绪，他仿佛总是一位友好的接待者、冷静的倾听者。只在一张照片中，这位年过90的老人独自站在中国人送他的一尊巨大半身像前，陷入了沉思，亚历克斯说：“父亲不喜欢个人崇拜，古巴国内不允许有他的塑像，外国友人送他这样的礼物，他会接受，然后束之高阁。”

有趣的是，在亚历克斯的镜头中，老卡斯特罗从来没有抽过雪茄，这与我们印象中永远叼着雪茄的古巴革命领袖形象截然不同。卡斯特罗曾是一名重度雪茄爱好者，他最爱的品牌是高斯巴（Cohiba），一个创建于古巴革命胜利7年后的雪茄品牌。在高斯巴公司的品牌故事中，传奇始于一位当过兵的卷烟工人，他给自己的战友、卡斯特罗的保镖卷烟，保镖将这种烟推荐给了上司，卡斯特罗对它一见钟情。他不仅自己抽，还慷慨地将高斯巴雪茄赠与国际友人。上世纪80年代，卡斯特罗为推动古巴禁烟运动，曾宣布戒烟，但不久人们又在媒体上发现他叼着烟会见外国友人的照片。为了这场“革命”的成功，卡斯特罗曾表示彻底告别了雪茄：“我好多次梦到雪茄，有时候还会梦到自己在抽雪茄呢。”

亚历克斯向本刊记者说：“他现在戒烟了。一方面是出于健康考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支持禁烟运动，必须做出表率。”

苏联记忆

亚历克斯走进展馆时，西班牙语翻译还没到场，他便先与艺术空间的工作人员交谈起来。我发现他们说的是俄语。多数时候亚历克斯只是听着，偶尔简短回答两句，但很流利。

俄语是6年苏联留学生活给亚历克斯留下的印记。与长兄“小菲德尔”一样，亚历克斯在莫斯科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但在他本人向我们提起此事之前，我们没有从任何资料中获知过这一信息。实际上，卡斯特罗兄弟的教育背景都是一团迷雾，我顶多能从桑切斯的回忆中翻出只言片语：“兄弟几人都在母亲为他们创办的埃斯特班·费尔南德兹小学上过学。”在警卫的回忆中，卡斯特罗家孩子们的基础教育是精英化、封闭式的，身为教师的母亲亲自为他们挑选校长和老师，筛选入学者，一共只招收50名学生，让人想起普希金就读的皇村中学。

后来执掌古巴核能委员会的长子“小菲德尔”的教育经历带着点“冷战”时期的谍战色彩，传说中他曾用化名在苏联绝密机构学习核物理。而亚历克斯谈及的苏联大学生活则轻快而普通，没有假身份、保镖、秘密，甚至也无关政治。“我只是个普通的学生，同学们知道我是谁，但并没有特殊对待我。和我交往多了，成为朋友以后，他们很快就会明白，我只是个普通人。”

1979至1985年，是亚历克斯的大学时代，他在莫斯科学习化学工程。对于苏联来说，这也是和古巴最后的蜜月期。亚历克斯在莫斯科生活的那几年，古巴作为苏联在“冷战”中最重要的宣传工具之一，正享受着丰厚的“盟友福利”：1965～1992年，苏联在与古巴的贸易中几乎年年逆差，1984～1988年逆差的数额一度接近17亿美元;80年代上半期，苏联对古巴的经济援助一度占其对外援助总额的一半，金额之高甚至引起了国内民众的不满;到1985年，与苏联的贸易在古巴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已经超过70%。

1985年戈尔巴乔夫带来的“新思维”搅乱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生态，摧毁了古巴与苏联一度牢不可破的战略同盟关系。1989年戈尔巴乔夫在访问古巴期间甚至公开宣称放弃输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结束“冷战”，实行“去意识形态化的务实外交”。随后苏联国内舆论突变，喉舌媒体《消息报》《论据与事实》《共青团真理报》纷纷发起对古巴领导人及其社会主义事业的抨击，《莫斯科新闻》将古巴形容为“一个赤贫的警察国家，试图模仿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共产主义”。这在卡斯特罗看来，显然是重大的背叛。1991年苏联解体，各加盟共和国断绝了对古巴的大部分“供给”，导致古巴经济几乎陷入瘫痪。1992年叶利钦撤走驻扎在古巴的大多数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同年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团支持通过一项谴责古巴违反人权的决议案，革命时代的友谊从此荡然无存。

但这些剧变都发生在亚历克斯离开莫斯科以后。莫斯科于他，只是一座充满青年时代温暖回忆的异国之都，“那里的情况和古巴没什么差别，即使有，也是由于两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罢了”。当我们问及他青年时代的罗曼史，他有些腼腆地笑着点点头。“是的，我也与几个俄罗斯姑娘交往过。只不过后来我回古巴了，这些恋情也就自然留在了莫斯科。”他对我用俄语一字一句地说：“我离开苏联，已经太久了。”

“卡斯特罗只是个普通的姓氏”

“在古巴，有许多人都姓卡斯特罗，这是个很常见的姓氏。”Google搜索Alex Castro这个名字，我们会发现一位菲律宾歌手、一位西班牙球员和一位好莱坞演员都与亚历克斯同名，相较来说，这位古巴摄影师反而是知名度最小的一位Alex Castro了。

为父亲拍摄肖像之余，亚历克斯喜欢带着相机四处搜寻少有人注意的自然风景。“在外面拍照的时候要是被人认出来，大家也就是跟我打个招呼，之后就该干吗干吗去了。”亚历克斯说自己在国内不是什么名人，“我们跟电视明星不一样，很少出现在媒体镜头里，所以也没有太多人认识我。”

老卡斯特罗退休之前，这位铁腕领导者的家庭生活对于外界而言完全是个谜团。2012年卡斯特罗一家与荣休教皇本笃十六世见面的照片，是许多古巴人看到的第一张总统与家人的合影。当我们试图问及他的家庭生活，亚历克斯最常用的表达就是“普通人”“普通家庭”。他说：“我的童年与其他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和普通男孩一样爱做一些冒险的事情。”“我们家人的关系很亲密，但家庭聚会的频率嘛，就和普通家庭一样……”

实际上，卡斯特罗的孩子们并不普通——他们性格各异，但多少都继承了父亲的叛逆基因。曾经最受父亲宠爱的私生女、卡斯特罗与女游击队员“Naty”之女阿琳娜，不仅叛逃西班牙，还辗转到了美国迈阿密当起电视台主持人，并出了一本题为《卡斯特罗之女：古巴逃亡记》的回忆录，后来又受聘在CNN发表古巴评论，甚至对父亲的接班人人选“指点江山”。亚历克斯的弟弟安东尼奥，从小热爱体育，但苦于父亲要他学医，他向警卫桑切斯倾诉过自己的烦恼，桑切斯建议他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既不违抗父亲，又坚持自己的梦想，“比方说学体育医学”。果不其然，安东尼奥不满足于当棒球队的队医，如今已经成为国际棒球联盟副会长。每当媒体问及与父亲有关的政治问题，安东尼奥总是娴熟地将话题引向棒球，他发表过的最“尖锐”的政治言论，无非是“古巴的棒球想要发展，必须与政治脱钩”。相比之下，亚历克斯还是那个与世无争的“小胖子”，谈及对儿女的期望，已经当了外公的亚历克斯坦言，他仍希望自己的子女拥有正式、安稳的工作。“在古巴，大多数人会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年轻人也是如此，很少有完全的自由职业者。”

通过亚历克斯的叙述，我们得以获取一条有限的路径，试图钻进“卡斯特罗想象”的密林深处。但卡斯特罗的逝去，也消解了我们对革命传奇最后的想象。直到故事的结尾，我始终感觉徘徊在这个家族的秘密之外。当我们追问亚历克斯，那顶他总不离手的牛仔帽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时，亚历克斯笑了：“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因为没带什么御寒的东西，在这里可以挡风，回古巴可以遮太阳。”也许，接受平淡的真相，放弃猜测与构建，是我们与一段历史传奇最后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