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魏晓颖

蒙元驿路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文/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魏晓颖

本文详细阐述了蒙元时期驿路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及对当时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起到的作用。这一制度的形成在历史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也为当时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

驿路； 监察制度；信息流；物流

驿路也被称为驿道、驿站，中国古代陆地交通主通道，同时也属于重要的军事设施之一，主要用于转输军用粮草物资、传递军令军情的通道。如著名的丝绸之路，古代的湖广驿道、梅关古驿道等。在蒙元时期的驿路主要是指由官方设置的用于人流、物流、信息流往来的重要通道。这里所说的“信息流”当然多指军政机密大事要事，而专门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又称为急递铺或通远铺。驿路初创于成吉思汗时期，把驿路作为制度来推行是在窝阔台汗（又称斡歌歹）时期，使驿路（站）制度更趋完善是在忽必烈汗时代。

一、驿路制度的发展历程

（一）初创时期。成吉思汗时期随疆土的不断扩张，在辽阔的疆域上，汗廷与各地之间（包括各汗国）以及各地之间的军政联系亟需不断加强，而加强联系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设置驿站。但成吉思汗时期仅属驿站的起步阶段，这时的驿道不多且规模较小，也未形成制度。对此在《世界征服史》《长春真人西游记》等史书中都有记载。如长春真人丘处机在1221年应成吉思汗召赴西域，在记录中多次提及“蒙古驿骑”“待铺牛驿”等。

（二）确立时期。把驿道（站）设置与运转提升为制度是从蒙古汗国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开始的。在《蒙古秘史》中记载窝阔台汗曾讲过这样的话（大意为）：“如今使臣往来不仅耗时过长，且扰害百姓之事颇多。现在，我们要把它改为常年有效的新制，那就是叫各地千户设立驿站，抽出人马，以便给使者来往提供条件。禁止使者无辜扰民，只准其顺专道来往。这是察乃、不刺合答儿向我建议的，我觉得很有道理。望察合台兄（成志思汗二子）载定！”于是派使者向察合台报告，察合台赞同，便打发使者回话（大意为）：“所问诸事，即可做起！我从这里（察合台汗国）设起驿站。再从这里派人告诉拨都（术赤长子），叫他（钦察汗国）也设起驿站，与我们相接起来！”之后便开始征设战夫、马夫，选定驿站地址，接通站道后，窝阔台命：“委派阿剌浅、脱勿察儿二人执掌。每站配备司马人二十。”公元1229年，窝阔台汗还规定：“北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随行人员有差”等等。于是汗国首都哈拉和林（哈赤哈林）至四大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的两条正规化的驿道就这样建成并接通了。这也使亚洲与欧洲通过驿站连接了起来。直至1246年和1253年，以柏朗嘉宾为首的罗马教皇使团和以卢布鲁先为首的法国使团到蒙古汗国首都哈拉和林访问走得就是这两条联通亚欧的驿道。随着对金、对宋战争的深入开展，在窝阔台大汗、贵由大汗、蒙哥大汗时期，哈拉和林与漠南开平府直至中原地区的驿道也随之建立和发展起来。每70里左右置一站，由一个千户负担站役。

（三）完善时期。忽必烈时代，特别是元朝建立后，驿道（站）规模进一步扩大，驿站的制度也更趋完善，这时的驿站已发展为陆站和水站两种，陆站还分为马站、牛站、车站、桥站、步站，东北地区还有狗站。水站主要用船，元朝时期将断断续续的京杭大运河也全线修通。驿站制度根据不同级别的行人可持有不同证件而得到不同规格的接待。证件大体分三种：即圆牌、铺马圣旨和札子。圆牌分金、银两种，持证者在驿站上可受到特殊接待；持铺马圣旨的是一般公事差遣人员，可得到较好接待。持札子者可得到一般性接待。

二、驿道（站）网络的分布

管理驿道（站）的中央机构岁汗国的发展也多有变化。成吉思汗时期，驿道隶中书省右三部，1270年起以诸站都统领使司总之，设官六人。建元后改为通政。地方上驿站有当地府州司县兼管。各站设站官，称驿令、提领。大站设驿令1至2人，提领2至3人，小站只设提领。同时还建立了驿站管理的监察制度，以防假冒和超规接待。

到元朝时期，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驿道（站）制度，驿道网络也有了很大发展。主要的驿道有：

（一）内地通往岭北的驿道。1.贴里干驿道。全程设57站，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大都至上都。经昌平、榆林（今康庄附近），洪赞（今杏林堡之南）、鵰窝、龙门（今赤诚东龙门所）、赤诚、独石口、牛头群、察罕脑儿、李陵台（今黑城子）、桓州（今侍郎城）、上都，全长800余里。第二段是上都至哈拉和林。经鱼儿泊（今克旗达里湖）或应昌（达里湖西南）、失儿古鲁（应昌西北）阔斡秃、益图（又称擒胡山，今蒙古达里甘戛南察罕七老），经克鲁伦河，然后西行至哈拉和林。2.木邻驿道。从上都西行经李陵台，由李陵台西行至宝昌州（今沽源九连城），在西行经兴和路境内和威宁县，穿大同路北，过燕只哥赤斤、丰州、甸城古道，出天山（今大青山），过净州七里村驿，由沙井驿入大漠（大沙陀），向西北行经汪吉河上游，抵哈拉和林。全程有38个站。3.纳林驿道。由大都通往西北边境的驿道。从大都向西北至东胜（今托克托县），从东胜再到哈温站共14站，可到宁夏路（今银川市），经南可至灵州（今宁夏灵武），西行至西凉州（今甘肃武威），宁夏路以西设黄兀儿于量、塔失八里和揽出去等9站，再往西是“甘肃纳邻驿站”24站，此外还有潭秃等5站。这条驿道路径人稀地广的荒漠区，条件极为艰苦。

（二）从大都至上都的驿道。共设有4条。第一条：是贴里干驿路的第一段，前已述不再赘述。第二条：黑谷东道，又称“辇路”。元朝皇帝从大都到上都多走此道，设18处纳钵（皇帝宿顿之所）。

线路为：大都、大口、黄堠店，皂角纳钵、龙虎台(昌平西北)、居庸关北口、瓮山、东坊（北京延庆东）、黑谷（今黑、峪口）、色泽岭、龙门（赤城龙门所）、黑石头、黄土岭、程子头、磨儿岭、颉家营、白塔儿、沙岭、（沽源县丰元店附近），至失八儿秃纳体（即牛头群驿），与驿站会和。全程约750里。第三条：古北口驿路，又称东路、是赴上都的“御史暗行”的驿路。线路为：大都、顺州（今顺义县）、檀州（今密云县）、古北口、宜兴州（河北滦平县境内）、东凉亭（多伦白城子）、至上都、全程约870余里。第四条：西路，又称纳钵西路。元皇帝从上都返大都时多走此路。线路为：上都、南坡店（望都铺）、六十里店、双庙儿（李陵台）、泥河尔（明安驿纳钵）、郑谷店、察罕脑儿、黑谷东道（辇路）、盖里泊（怀秃脑儿）、鸳鸯泊、苦水河儿、回回柴忽察秃、兴和路、野狐岭（河北宣化）、得胜口、宣德府、鸡鸣山、丰乐、阻东、统墓店、怀来县、妫头（即棒槌店）、龙虎山、皂角、黄堠店、大口、大都，全程约1095里。

（三）上都、大宁至辽阳行省的驿路。路线为：上都、上道、七个营、尖山寨、涌泉、新店、从松州（赤峰西南）分道吴家堡，再合道在狗群（赤峰东北）、花道、恩州、大宁、岔道（辽宁建平县）、沈州（沈阳）、辽阳。全程795里左右。

（四）以丰州、东胜州为交通枢纽的驿站。1.丰州至大同等地的驿路。路线为：从漠北南下沿木邻驿道至丰州、下水（凉城县岱海）、常乐、云中（大同市）、扬河（今御河）、白登（山西阳高县）、天成（山西天镇县）、怀安、浑河（洋河）宣德。2.东胜州至宁县（银川）、灵州（灵武）、凉州（武威）、走河西走廊通往西域。另有从东胜渡黄河向西南、经观察罕脑儿城（白城子古城）、白塔儿、寨门、龙安、延安等驿站。

三、蒙元驿道对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的积极影响

马可波罗对元朝的驿道作过这样的描述：“每隔四十或五十里之间，都设有驿站或邮传所”。他还谈到，蒙元的驿站“真是一个十分美妙、奇异的制度，而且贯彻得这样有效、确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蒙元的驿道（站）建设以及驿道（站）制度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当时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扩大了蒙古大汗国与各汗国之间乃至亚欧两大洲之间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

（一）有效扩展了驿路交通网。元、明时期建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稠密的驿路交通网，驿路干线辐射到我国的四面八方。特别是元代，元代的幅员之大，盛于前代，综合拓展了汉唐以来的大陆交通网，进一步覆盖了亚洲大陆的广阔地区，包括阿拉伯半岛，驿路分布之广，也为前代所不及。在全国水陆通道上，遍设站赤（驿站），构成了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通向全国及至境外的稠密的驿路交通网。

（二）借助交通网实现了元代版图的扩张。蒙古族各部在成吉思汗等有作为的领袖统率下东征西战，兵锋所至，驿站随置，道路贯通，运输不绝。蒙古军军事势力的极盛时期，道路直通东欧多瑙河畔，南下攻灭金政权和南宋政权后，把南中国的大片疆土也纳入自己的版图。同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比较起来，元明道路规模更大，效率更高，发挥着更为直接的重要作用。

（三）对元代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代的驿道相当于今天的国道，元代官方驿道是我国驿道系统中重要的咽喉要道。主要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各种政务、经济、军事等公文信息传递、物资运输、军队调动、军队后勤补给和官员出差、调任与巡视，在政治上实现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行政上的控制；沿驿道设立的负责官方接待、信息传递，道路管理和军队供给的机构，在经济上加强了贸易往来，繁荣了沿途边疆地区的经济；元代地广物博，是由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地处边疆的一个朝代，尤其是在全盛时期的疆域一度横跨亚欧大陆，驿路制度的繁荣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其间各民族、各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