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洋

〔摘要〕卫国政治传统构建了商君思想的基础；秦国特殊的发展状况及其现实要求又使商君的思想逐渐趋于极端，以至于穷兵黩武。“商学派”的思想基础也由此奠定。受“商学派”特殊行为及思想方式的影响，《商君书》采用的主要是实用性文体，以专题论文为主，并且在语体上形成了浅白、质朴、峭拔的特点。《商君书》中的专题论文主要运用了史事征引、经验论证两种论证方法。这两种论证方法相结合，使文章的说理议论意味显著增加，标志着专题论文已经成为成熟的文体。

〔关键词〕商鞅；实用主义；专题论文；推论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5-0065-06

成书与真伪问题是《商君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并且呈现出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目前学者基本都主张《商君书》非商鞅个人所作。关于《商君书》的其他作者，历史上没有具体的记载；除商鞅本人外，其他的作者基本上都处于假定状态，既可能是商鞅的门客，也可能是商鞅身后私淑其学并作了进一步阐释与发扬的人。鉴于《商君书》的作者都主张变法，主张法治，尊奉商君思想，故而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商学派”这一概念。本文将从历史文化角度对《商君书》的文体及话语方式进行探究，以期对先秦文献的文体研究有所裨益。

一、 商鞅及其学派的行为和思想方式

基于“商学派”之特殊状况，欲了解“商学派”的行为及其思想方式，就必须先从商鞅入手。《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等文献中均有关于商鞅的记载，而《史记》对商鞅生平事迹之记载最为全面。由于《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的商鞅在秦国变法之前的事迹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商鞅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具有重要的意义，兹将其摘录于下：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1]

关于此段记载，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一） 商鞅是卫国人。

基于这一事实，商鞅的思想必然会受到卫国政治传统的影响。《尚书·康诰》云：

王曰：“呜呼！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2]

《康诰》是周公分封其弟康叔于卫国，并任命他治理殷商旧地民众的诰辞。这篇诰辞是周公在“神道设教”的文化背景下颁布的，以天命神意为支撑，具有极大的神圣性，故而我们可以相信其必然会得到贯彻落实，从而形成卫国的政治传统。根据以上所引《康诰》内容，“敬明乃罚”乃是卫国政治传统的一大特点。而卫国之所以会形成重视刑罚的政治传统，还有两点原因值得我们重视：一是卫国乃殷人故地，武庚叛乱甫定，为了维护周初统治，刑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康叔被周成王举为司寇，主掌刑罚。因此可以说卫国重视刑罚的行政传统为商鞅刑罚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此外，进入战国时代的卫国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成为了蕞尔小邦。面对七雄争霸，卫国必然会被一种深深的危机感所包围。而作为卫国的公孙，商鞅必然会受到这种生死存亡系于一线局面的影响，使其本能地产生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

（二） 商鞅曾在魏国入仕。

虽然商鞅到魏国的时间现已无法确考，但根据《史记》的记载，我们可以确信商鞅在魏国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且没能进入魏国的权力中心。此外，由于当时距魏文侯时代已经三十多年，距魏武侯也已经有一段时间，故而商鞅既没有亲眼目睹过子夏教授西河的盛世，也没有亲眼见证过李悝变法的过程。但二者的流风余韵应该还在，故商鞅受其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除以上所述，鉴于当时吴起变法造成的巨大社会影响，其必然也会对商鞅的思想造成冲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李悝、吴起变法为商鞅法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进一步的基础。正是因为商鞅受到了李悝、吴起变法思想的影响，注重法治、削弱贵族、奖励耕战、富国强兵成为了三人变法思想的共同点；但商鞅与李悝、吴起又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一、在变法的深度与广度上，商鞅都远远超过李、吴二位；二、在刑罚的酷烈程度上，商鞅也远非李、吴二人可比，并且绝对有异于卫国“德行并举”的政治传统。造成这种巨大差别的原因，我们可以试着从秦国的风俗传统及其现实要求这两个方面来寻找。

秦人本来远居西陲，远离华夏文化圈，并且长时间与戎狄杂处，受戎狄习俗影响较深；又由于长期以武力与戎狄周旋，从而形成了尚武好勇的习气。正因如此，秦人虽然很早就与西周有接触，但仁义教化根植并不深，而戎狄习俗却根深蒂固。商鞅到秦国时，人殉制度才刚废除不久，其它陋俗，如男女无别、父子同室而居、寻仇私斗等，还依然在社会上流行。秦国的风俗正如《淮南子·要略》所云：“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3]

再者，秦孝公所寻求的贤才是“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4]，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5]，也即是说，秦孝公追求的并不是帝道、王道，而是能够迅速富国强兵的霸道、强道，这正如《史记·商君列传》中所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6]秦孝公这种强烈的功利主义追求必然会进一步强化商鞅思想中的实用主义及功利主义的倾向。

基于秦国的特殊风俗及秦孝公之功利性要求，商鞅重农战、重刑罚、抑工商，排儒家，以至于穷兵黩武，似乎就不难理解了。由于“商学派”均崇奉商鞅思想，故而重农战、重刑罚、抑工商、排儒家也就成为了商鞅及其学派的基本思想。

由于战国中期特殊的社会形势，各诸侯国多致意于改革，以求富国强兵；而法家掌握的正是能够迅速富国强兵的霸道之术，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因此“商学派”中的人基本上都能够进入统治阶层，并辅助国君积极地参与到国家的建设之中。这导致了“商学派”在行为方式上迥然有异于其他诸子。首先，虽然“商学派”崇奉商君思想，但他们没有人承认受学于商君，即“商学派”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他们之间更多地或许只是治国策略上的延续，这与儒家、墨家明确的师承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者，他们没有必要像儒家、墨家士人那样游走于诸侯之间从事游说活动。商鞅及其学派的主要活动即为政治实践。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变法，其变法措施在很多文献中均有记载。商鞅死后，法家思想仍是秦国治国的指导思想，“商学派”应该还是积极地活跃于秦国的政治舞台之上，为秦国国君建言献策。正因如此，商鞅及其学派没有像其他诸子那样注重著书立说，但他们独特的思想文化背景和行为方式也使他们在文献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二、 《商君书》文献形态

“商学派”的文献主要产生于他们的政治实践之中，从而被深深地打上了实用性的烙印。这也正是《商君书》采用的几乎都是实用性文体的原因所在。

《商君书》包括二十六篇文章，其中《刑约》和《御盗》有目无文，故而只有二十四篇文章可以进行讨论。从总体来说，《商君书》中的文章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形态：

（一） 对话体

只有《更法》和《定分》两篇文章属于对话体。《更法》篇记述了商鞅和甘龙、杜挚关于是否应该变法的辩论。《定分》篇记述了秦孝公和商鞅的一次问对，首先叙述设置法官、法吏的制度和收藏法令副本的办法；继而说明设置法官、法吏是为了给人民解答法令上的疑问以及由此带来的好处；随后又点明所谓“名分”——法令规定人们的权力范围；最后指出法令必须明白易懂。《更法》篇明显是对商鞅事迹的一次追记，可能出于商君门客之手。《定分》篇由于出现了“丞相”字样，肯定不是商君所作，可能是商君后学托名商鞅所做。

其实问对体有其历史渊源，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这种文体形态在《商君书》中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孟子》中，这类文章以“孟子对曰”为标志，内容主要是对诸侯王的训诫和劝导，这是一种高姿态。《孟子》中展现的这种训诫诸侯的权力和信心主要来自礼乐传统中的咨议政治理想和礼崩乐坏后孟子承担的文化责任感。孟子是凭借着从史官手中接过的“道统”与世俗的“治统”对抗的。但法家主张尊君卑臣，并且《商君书》通过历史的征引给君王的最高统治权赋予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因此，《定分》中我们看见的只能是君问臣对的一种对话方式，而不能再感觉到那种超越世俗职权的挺拔感，那种以道统与治统对抗的勇气。

（二） 法令制度

讲述法令制度的文章主要包括《垦令》、《境内》两篇。《垦令》说明了商鞅重农的具体办法，如取消贵族特权、抑制工商、刑罚制度等。“垦令二字的含义应该是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但这篇文章的语气并不是国君的命令，而似商鞅的方案，恐是后人追题篇名，弄得不确切了。”[7]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将其归为法令制度一类。《境内》则全篇记载制度，并且以军队战争方面的制度为多，比如朝廷登记全国户口的制度、按爵位等级给与奴仆的制度、军队组织制度等。这两篇文章的实用性特点不言自明。

（三） 专题论文

专题论文在《商君书》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包括《农战》、《去强》、《说民》、《算地》、《开塞》、《壹言》、《错法》、《战法》、《立本》、《兵守》、《靳令》、《修权》、《徕民》、《赏刑》、《画策》、《弱民》、《外内》、《君臣》、《禁使》、《慎法》等二十篇。在这二十篇中，《算地》、《错法》、《徕民》、《赏刑》、《君臣》、《禁使》、《慎法》七篇明显是作者献给秦王的书奏，这与《商君书》作者的政治实践紧密相连。这二十篇专题论文在论述方式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并且有的篇章在论述中很有层次，首尾连贯，属于成熟的专题论文。

三、 《商君书》中专题论文之论证方法

所谓专题论文的论证方法，其实即作者行文论述过程中获取话语权力的机制。《商君书》中的专题论文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先秦其它文献中使用的论证方法，如史事征引，同时又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论证特色，如经验论证这种论证方法的大量运用。当我们再将《商君书》与其以后的论文进行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将《商君书》定位在过渡状态，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话语权力的转移，限于篇幅，这一问题本文不做具体论述。下面兹从史事征引、经验论证两方面对《商君书》专题论文的论证方法进行分析。

（一） 史事征引

《商君书》中的专题论文在有些地方是通过征引历史事迹来论证命题的合理性的。比如在论述实行法治和重战政策的合理性时，作者就是通过历史的变迁来论述的：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黄帝之世，不麛不卵，官无供备之民，死不得用椁。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画策篇》）[8]

征引史事这种论证方法之所以会赋予自己论述的命题以极大的合理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征引的内容与史官紧密相连，与“原史”根据过常宝先生《原始文化及文献研究》，原史指的是司马迁（包括司马迁）以前的历代史官。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上古巫史不分，史官实际上是巫师中从事载录和文献保存的人员，因此，史官同样具有宗教背景，并随着文献的累积，渐渐由天命神意的见证者、阐释者而拥有了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并且得到社会的认可。”[9]史官掌握着历史的记录和文献的传承，从而史官的宗教文化背景也赋予了历史和文献一种神圣性；而这种神圣性使其在征引时就附有一种话语权威。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宗教文化的退化以及人们理性思维的发展，史职式微，但是原史文化传统并没有中断，历史和文献的权威性也依旧存在（虽然较以前已经削弱）。因此历史本身依旧具有一定的神圣性与权威性。再者，随着社会发展，春秋史官的载录行为逐渐脱离仪式本身，开始介入社会事务。史官不再仅仅满足于呈告，而是要发挥自己的话语权力，对统治者的社会行为进行价值判断，从而促使理性思维迅速发展。这种趋势到了战国时代更加明显。理性思维的发展使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不断加深，人们开始试着对历史事件进行解释，《左传》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在这个解释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开始从历史中寻找经验，吸取教训，从而使历史经验本身具有了很大的权威性。

但作为一种论证方法，史事征引并不是当时某一家某一派的独创，因为原史文化是诸子共同的话语资源。在先秦文献中，史事征引这种论证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此兹将《商君书》与《孟子》进行对比，以管窥《商君书》运用史事征引这种论证方法时的独特性。《孟子·梁惠王上》载：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10]

将《商君书·画策》与《孟子·梁惠王上》两者所引内容进行对比，我们发现，《商君书》作者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历史，关注的是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差异（也就是变化之处），从而赋予自己改变旧制、推行新规以合理性、必然性；而孟子则基本上是以一种静止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并且对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前的历史都存在一种美化的倾向。两者之所以会存在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他们核心价值观念的不同。儒家坚持礼教，讲求仁义礼智信，他们征引史事是为了给自己的道德、政治理想寻找一个历史原型，从而确立自己的话语权；而《商君书》征引史事则是为了论证自己“因时而变”的历史发展观念，从而为自己的变法奠定思想基础。当然，诸子百家著述中的史事征引均有失真现象，这与各家立足自己的价值理念对历史进行自由选择有关。

在《商君书》以后的法家著作中，史事征引作为一种论证方法仍在使用，但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拿《韩非子》来说，韩非在行文中征引的史事已经脱离了三代及其以前的历史，而是将眼光聚焦于当时，聚焦于春秋战国；对于三代及其以前则存在着一种怀疑倾向。这说明韩非更加注意从历史中探求经验教训，从而赋予需论证命题以合理性，历史本身的神圣性已经基本消失。基于此，我们可以将《商君书》定位在过渡位置，随后法家在话语资源的掘取与使用上越来越具有自己的特色。

（二） 经验论证

经验论证在此指的是运用现实经验对命题进行论证。现实经验是独立于原史文化之外的又一种话语资源，并且由于其直接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能够赋予命题一种天然的合理性，因此经验论证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论证方法。经验论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为通过现实经验直接来论证自己的命题；一为以经验为基础推论实践效果进而论证自己的命题。这两方面均建立在理性思维之上，并且后者是理性思维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通过现实经验直接来论证自己的命题在先秦文献中比较常见。作者既可以运用现实经验从正面直接论证自己命题的合理性，如孟子以“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的现实经验来论证“人皆有不忍人之心”[11]；也可以运用现实经验从反面来论证自己的命题的合理性，如墨家从不修身的结果来说明修身的重要性。[12]《商君书》中通过现实经验直接来论证自己命题的方式也不外乎此。但《孟子》、《墨子》等先秦文献（与《商君书》同时或者比它早）很少以经验为基础推论实践效果进而论证自己的命题。在这一点上，《商君书》与《孟子》、《墨子》等先秦文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在《商君书》中，以经验为基础进行推论有时会从正反两方面同时进行，使正、反两方面形成巨大的反差，从而使作者主张的合理性显而易见。如《商君书·开塞篇》云：

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何以知其然也？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13]

在此段中，针对“立民之所乐”、“立民之所恶”两种治民方式，作者以“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的现实经验为基础进行推论，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得出了“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的结论，从而论证了自己以刑法治国主张的合理性。

《商君书》之所以经常以现实经验为基础推论实践效果进而论证自己的命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为理性思维（包括逻辑思维）的发展，这是进行推论的前提和基础，即为推论提供了可能性；一为“商学派”比较极端的思想观念。商鞅及其学派大力主张农战。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整个国家基本都在围绕着农战这两个方面展开。与此抵触的所有东西基本上都处于被排斥的状态。这种极端的思想与现实经验之间存在着很大距离。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状况，“商学派”以现实经验为基础，以逻辑推理的方式在现实经验与自己的思想主张之间构建了一座桥梁，从而间接地论证了自己的命题的合理性，获得了话语权力。

当然，《商君书》作者不会孤立地运用某一种方法论证自己提出的命题，而是通过史事征引与现实经验的结合来说明自己主张的合理性的。不管是历史事实，还是现实经验，都会经过作者的提炼加工，经过作者思想的过滤，从而使一切话语资源更加适于论证自己命题的合理性，从而使文章前后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连贯一致。这一切都说明了《商君书》中的专题论文已经是成熟的专题论文。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两种论证方法在《商君书》中所占的比重有很大不同：经验论证所占比重很大，而史事征引所占比重很小。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理性思维在战国时期的发展以及话语权力的再次转移。

四、 商学派行为及思想方式对文献语体的影响

“商学派”的行为及其思想方式不但影响了《商君书》中文章的体制，而且在语体方面也对《商君书》产生了重要影响。

目前很多学者对《商君书》的语体做过研究，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总结。郑良树先生认为《商君书》中文章存在“简峻朴质”、“浅白流畅”两种不同的风格。 [14]而《商君书》之所以会在语体上呈现出严峻质朴、浅白流畅的特点，不仅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更与商鞅及其学派的行为及其思想方式紧密相联。

商鞅及其学派的主要活动是政治实践，他们的文章也主要产生于政治实践活动之中，即他们的文章是非常讲求实用性的，故而他们追求的并不是儒家所谓的“文质彬彬”，而是法令的浅显易懂从而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以及书奏的明白晓畅从而得到诸侯的理解、认可。商鞅及其学派是实践者，他们思想行为的出发点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文章语体上浅白、质朴的特点。

再者，商鞅及其学派都重刑罚，重农战，抑制工商，追求富国强兵。在战国那种纷扰的时代背景之下，“商学派”不像儒家那样追求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价值，他们几乎完全抛弃了道德理想，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他们力求全国的力量都集中于农战，从而富国强兵，除此之外，所有的一切几乎都处于刑罚的范围之内。这样的思想主张必然会让他们彰显出刻薄寡恩之气，从而影响到他们的人格构建。钱钟书先生有言：“‘心画心声，本为成事之说，实尟先见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15]正因如此，商学派在那种极端的思想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刻薄寡恩的人格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文章总体上显现出一种严峻峭拔的风格。

五、 结 语

综上，受“商学派”行为及思想方式的影响，《商君书》中文章绝大部分均为用性文体，其中专题论文占了很大比重，这些都与“商学派”的政治实践密切相关。《商君书》中专题论文主要运用了史事征引、经验论证两种论证方法，其中现实经验论证所占比重很大，成为了《商君书》中文章的特色，以此我们可以管窥当时理性思维的发展及话语权力的转移。此外，“商学派”之行为及思想方式也是《商君书》严峻、质朴、浅白、流畅的语体特点形成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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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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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44-50.

[11]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232-233.

[12]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10-11.

[13]高亨.商君书注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88.

[14]郑良树.商鞅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95-196.

[15]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26.

（责任编辑：马胜利）

Abstract： Li Kuis and Wu Qis political reforms and the political tradition of State Wei constructed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Lord Shang. But State Qins special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made the thought of Lord Shang gradually tend to extreme. He even thought that the country should use all its armed might to indulge in wars of aggression. Lord Shang established the thought foundation of Shang School. Because of Shang Schools special behavior and way of thinking， the Book of Lord Shang mainly used practical writing， and most of this books essays are disquisitions， and it is plain， simple and vigorous in language. Authors of the book mainly used two reasoning methods to prove their points of view： the historical citation and the use of experiences.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reasoning methods mak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rgumen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it marks that the disquisition has become a mature literary style.

Key words： Shang Yang； pragmatism； disquisition； in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