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淑英

《宝葫芦的秘密》是张天翼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部中篇童话，它不仅代表了“十七年”童话创作的艺术高峰，而且在今天仍被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过去研究者们对《宝葫芦的秘密》的阐释和评价，大都基于政治和艺术的双重视角，认为它是一部童话杰作，但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政治说教的印记。这样的定位是基本准确的。作为一个天生的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以独特的想象力为主人公王葆编织了一个奇异的梦，真实反映了孩童的内心愿望；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在王葆梦中创设的心理困境，表达特定时代的道德理想，以此实现教育儿童的目的。

本文在对既有研究观点进行批评和回应的基础上，从梦的角度进一步解读《宝葫芦的秘密》，由此阐释主人公梦境产生的外在社会语境和内在心理机制，同时指出作品思想艺术上的创造及其缺失。在我看来，无论是从时代的需求还是文本的表征来看，“宝葫芦”都只能是王葆所做的一个空幻的梦。在梦里，王葆不仅面临着在欲望和反欲望之间艰难选择的道德焦虑，而且还经受着个体游离于集体之外的强烈孤独感，他唯有从梦中醒来，才能在自我抗争的过程中获得精神上的解放。

一、为什么这只是一个梦而已？

《宝葫芦的秘密》写的是少先队员王葆做的一个梦，他在梦中得到了一个神奇的宝葫芦。因为这个宝葫芦，王葆拥有了不同寻常的“特殊幸福”，但他并没有因此获得真正的快乐，内心的欲望反而让他经受了巨大的精神磨折。于是，在经历一系列的冲突和挣扎之后，王葆最终放弃了宝葫芦，回到原本属于他的“普通幸福”的生活中去。

弗洛伊德认为，所有的梦都是完全利己主义的，它们毫无例外都是自我的欲望，就如同孩子的内心一样。王葆的这个梦，便是儿童简单而直接愿望的反映。故事一开始就表明，王葆是一个缺少主动性的孩子，他希望什么事都可以不费力气轻松获得。他听着奶奶讲述的有关宝葫芦的故事，就在心里埋下了愿望的种子，希望通过宝葫芦来弥补现实生活的不满。当王葆和同学苏鸣凤因为电磁起重机的做法产生争执时，他再一次想到了宝葫芦，并由此遁入了有宝葫芦相伴的梦中。

宝葫芦可以说是王葆内心欲望的具象化，美食、玩具、金鱼、花草、图书、作业，等等，只要是王葆心里想要的，宝葫芦全可以帮他变出来。但张天翼并没有在作品中为我们呈现一个童话般的美梦，得到宝葫芦的王葆很快就陷入了精神上的困顿，伴随着欲望而来的一次又一次的受挫，使他渐渐生出了忧虑。通过《科学画报》、下棋、看电影等充满戏剧冲突的事件，作者向我们揭示了宝葫芦“移花接木”之魔力所隐藏的不光彩的真相，只是王葆身在其中并不自知。或者说，王葆已经隐约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因为他不愿放弃心中的念想。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王葆从未对宝葫芦产生过怀疑，他其实是个喜欢追问和反思的孩子，想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其中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可是由于王葆无法抗拒宝葫芦的诱惑，所以总是在关键时刻放弃追问，任自己游走在梦境和现实的边界。当愿望实现时，他希望一切都是合理的现实；当愿望受挫时，又希望自己身在梦中。也就是说，在欲望和理智面前不停摇摆的王葆，始终挣脱不了对宝葫芦的依赖，虽然他明知道只要动一动脑筋，就知道宝葫芦叫人相信不过。就这样，王葆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焦虑之中，他唯有借助外力的刺激和推动，才能抛却不光彩的生活，获得心灵的自由。数学考试卷上出现的苏鸣凤独一无二的字体，连同书包里掉落下来的《科学画报》，使问题暴露无遗，逼得王葆到了不得不坦白的境地。经过最后的犹豫和挣扎，王葆终于在老师、家人、同学面前将他和宝葫芦的秘密和盘托出，摆脱了心理上的负累，然后从梦中醒来。

与世界经典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一样，《宝葫芦的秘密》也以梦境来结构故事。不同的是，爱丽丝的梦境呈现了与现实生活迥然相异的面貌，具有完整自足的特性，而王葆所经历的梦境，始终与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有时甚至很难分清何时为梦何时为现实。正因为如此，朱自强将《宝葫芦的秘密》视为中国幻想小说非自觉创作的开始，带有一定的先驱性。但是这种非自觉的文体意识，在朱自强看来，难免带来创作上的缺憾。他说：“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略去思想倾向不谈（如果能够的话），几乎距登上世界童话艺术形式的新高峰幻想小说式童话便只差一步了，但是非常遗憾，张天翼功亏一篑了——他在童话的最后让王葆从梦中醒来！那前面发生过的一切不过是一个梦。”朱自强认为，儿童幻想得到宝葫芦是儿童“天然而合理的欲望”，而这个梦对作品的幻想意境是极大的损害。

从现代儿童观以及儿童文学观的立场来看，朱自强对张天翼童话的批判性评价，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任何作家都无法摆脱自己所处时代意识形态的制约，我们不能以当下的标准去要求作家超越当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和评判，应该考虑当时社会的特殊语境。

“十七年”是意识形态高度一体化的时代，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张天翼自觉地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理想作为为孩子们写作的动力。他说：“今天的少年儿童一定要好好学习和劳动，从小就培养自己不怕困难，敢于和善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将来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果我这篇故事能在这方面对小读者们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那就是我最大的快慰，最大的喜悦，也是对我这项劳作的最大报酬了。”张天翼希望通过王葆的故事来教育孩子，批判“不劳而获”的思想，他不可能用一个彰显纯粹幻想的童话故事，去表现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儿童“天然而合理的欲望”。所以，作家必定忠实于自身的创作理念，让王葆从“宝葫芦”这个虚妄的梦中撤退，回到现实的可靠港湾。

而且，就文本自身的逻辑来看，王葆也必然从梦中醒来。在王葆的梦里，作者的身份时隐时现，时刻提示着王葆应该以科学研究的态度面对他所经历的一切。这种唯物主义科学观，决不允许主人公处在一个无法给出明确答案的混沌世界中。虽然王葆在梦中最终摆脱了宝葫芦的羁绊，释放了心中的罪恶感，但他仍要面对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为了做一个清白的人，他必须将宝葫芦给他的一切物归原主。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因为有些东西根本无法找到主人。而那个一直没有消失的宝葫芦，在秘密被公开以后，突然没了声响，失去了魔力，成为继续引发孩子们好奇心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麻烦事件。因此，王葆只有从梦中醒来，才能为故事提供一个圆满的结局。

另一方面，主人公是否从梦中醒来的情节设置，并不能构成判断作品艺术高下的标准。《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主人公爱丽丝最后也是从梦中醒来，这丝毫没有影响该作品成为世界童话史上的经典，它同时还被视为西方幻想小说的早期代表作。与此相类似，我们可以将《宝葫芦的秘密》认定为中国幻想小说的先驱性作品，但不能就此要求它完全符合现代幻想小说的叙事范式，依照个人的文体理解对其情节模式提出批评。如果说《宝葫芦的秘密》在梦境描写方面存在什么问题的话，我以为，是作者对“出梦”环节的处理不够合理，由此而产生了艺术上的缺失。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当人们在梦中产生焦虑时，梦的稽查作用会使梦中断，这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梦的体验相符合。童话中的梦境大抵也是如此，主人公通常是在焦虑无法承受的时刻借助生理上的刺激结束梦的旅程。《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爱丽丝在与红心国王和王后发生顶撞的愤怒时刻醒来，梦中有扑克牌落到爱丽丝的身上，醒来后她发现有枯树叶掉在了自己脸上。在丹麦作家西斯高尔德的《世界上只有小巴勒一个人》中，男孩小巴勒体会到一个人的自由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孤独的他在飞机坠落的刹那惊醒，由此释放了心中的压力。这样的结局描写，皆印证了弗洛伊德关于梦的阐释，他认为，少儿的梦基本不会出现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在《宝葫芦的秘密》中，张天翼却让王葆在出梦前解决了所有问题，使其卸下精神的负担，这就对读者跟随主人公梦境所产生的心理节奏造成了破坏，从而影响他们的情感体验和阅读期待。与此同时，为了强化王葆说出秘密的推动力，张天翼还在王葆梦醒之前设置了他与宝葫芦间的诸多纠缠和纷扰。作者这样写，自然有他的原因。作为一个自觉的教育者，张天翼试图借助主人公的主体行动来破除梦的虚妄，还原现实的力量，似乎“这样写力量才强，味道也够隽永，意义更深更大”。但不得不说，如此描写所导致的情节臃肿、繁复以及指向现实的教化成分，大大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教育意图在童话中是允许存在的，只是应该通过故事本身来呈现，就像我们在俄罗斯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所看到的那样，金鱼预料得到渔夫妻子不断膨胀的欲望走向，但它对此并不加以劝告和制止，而是任其发展。作者普希金最终通过人物自身命运的变化来揭示主题，达到训诫世人的目的。就此而言，《宝葫芦的秘密》在文学表现上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

二、为什么这个梦指向反欲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王葆的梦，既体现了愿望的满足，也包含着愿望的受挫。在主人公的整个梦境之中，充满了怀疑和反思的声音。依据弗洛伊德对梦的分类，这样的梦应该属于“惩罚的梦”，它所满足的，“不是本能冲动的愿望”，而是“内心的批评、检查、惩罚的愿望”。王葆并没有真正享受愿望满足的快乐，相反，面对宝葫芦指向的不合理欲望以及不对头的思想，主人公自觉地展开了一系列的自我批评、检查和惩罚。也就是说，张天翼在《宝葫芦的秘密》中所构建的王葆的梦境，其根本目的是对欲望进行压制，作家由此而实现反欲望的表达。

吴其南曾指出，张天翼的大部分童话都属于反欲望的叙事，不仅写欲望，而且“表现出对自己所写的欲望的价值态度，即批判性、否定性。这种批判性、否定性多是通过欲望对儿童成长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破坏性作用表现出来的”。他认为，“选择这样的题材和价值取向在张天翼显然是经过深入的观察和颇具理性的思虑的”，不仅反映了“一个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对儿童成长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一个有社会激情作家的责任心和透视深度”。

《宝葫芦的秘密》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反欲望童话，通过反欲望叙事，张天翼向读者传递了他的创作主旨。在这个作品中，张天翼无意为读者创造一个完整流畅的梦境，其间不断出现的叙事者的声音，显露了其理性仲裁者的身份。作者之所以压制和否定王葆的欲望，不断地为其欲望的满足设置阻碍，的确是“经过深入的观察和颇具理性的思虑的”结果。“决不能说人追求幸福的愿望是不对的；但是应该说希望不劳而获致幸福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作为与张天翼同时代的批评者，陈伯吹在解读《宝葫芦的秘密》时所说的这句话，一下子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儿童幻想得到宝葫芦固然是儿童“天然而合理的欲望”，但如果宝葫芦是通过一种不合理的方式满足孩子欲望的话，那么反欲望就必然成为作家的意图倾向。

我们知道，宝葫芦本是个“空脑瓜子”，需要“依靠着别人的头脑来过日子”。它只能通过“移花接木”的方法获得主人想要的宝贝，因而其魔力是有限度的，基本局限于物质方面。王葆饿了的时候，宝葫芦为他变出熏鱼、卤蛋、花生、苹果、冰糖葫芦；王葆想要玩具、图书、自行车，宝葫芦也全都能帮他办到。但在具体可见的物质之外，宝葫芦的法术就无用武之地了，它无法满足王葆在情感和归属上的需求，更不能帮助他在自我实现中真正赢得他人的尊重。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挽留主人不弃它而去，宝葫芦将王葆渴望做一个对祖国有贡献的有用人才的愿景，直接物化为满地的奖状、奖章和锦旗。王葆虽然对此感到好奇，并且想要在镜中看看自己佩满奖章的神气模样，但他依然感到无味，因为这并不能带给他心灵上的快慰。

因此，我们可以说，宝葫芦是影响王葆精神自由发展的技术性阻碍。当自我主体性被宝葫芦主宰以后，王葆感到越来越不自由。于是，王葆和宝葫芦进行谈判，希望它能给自己亲自动手的机会，这样才不至于失去克服困难、斗争的兴趣。可是，宝葫芦却以一副主人公的姿态，向王葆大谈自己的生活哲学：

我既然活在世界上，我就得有我的生活，我就得活动，就得发展，就得起我的作用。要是我不活动，又不使力，又不用心，那我早就枯掉烂掉。我可不能闲着，像一块废料似的。我得找机会把我的能力发挥出来——这才活得有个意思。能力越练越强，我就越干越欢。

借由宝葫芦所说的这些话，张天翼清楚地表达了他在这部童话中想要传递的主旨，那就是“劳动创造世界”。但是，为了发挥自己的作用，宝葫芦无情地剥夺了王葆的生活乐趣。在这个被抵抗的欲望中，其实包含了极大的能动性。这说明，人类真正应该反抗的，其实不是欲望本身，而是我们面对欲望无法自控后的迷失。宝葫芦如此顽强地存在于王葆的梦中，无论王葆怎么踢它、扔它、劈它、烧它，它都不肯离开。王葆就这样被捆绑在了欲望的牢笼里，不能轻易挣脱，直到梦醒前，宝葫芦都没有彻底消失。此种写法带有一定的开放性，反映了真实的人性。因为，人的欲望是不可能根除的，在特定情境中，它们会死灰复燃。在“宝葫芦”这一童话形象中，我们似乎可以解读出某种带有批判性的现代意识。

纵观西方幻想文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反欲望已经成为西方现代童话和幻想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其中涉及对技术的反思和现代性的批判。作家们通过故事追问：魔法是如何产生的？魔法对人类生活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它于我们的心灵而言有何意义？创造出《指环王》《地海传奇》《黑质三部曲》的幻想小说作家J.R.R.托尔金、厄休拉·勒奎恩和菲利普·普尔曼，都不曾否认魔法的作用，他们只是对魔法所指向的欲望可能导致的人性堕落或生态破坏采取警醒的态度，并通过强调主体自由意志，使主人公避免沦入异化的陷阱。同样，借由反欲望叙事，《宝葫芦的秘密》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弗洛伊德所说的“反欲望的梦”，表现了“超我”对“本我”的反抗，这种关于欲望的心灵探寻和精神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童话所指向的观念形态相暗合，作品因此而显示出了跨越时代的价值可能。

这样说，并不是要夸大《宝葫芦的秘密》的思想高度。弗洛伊德指出，少儿的梦通常是愿望满足的梦，而惩罚的梦，更多地在成人而非儿童的梦中出现。由此看来，张天翼并没有站在儿童的立场肯定童年的精神价值，而是以成人的角度强调成长的现实意义。刘绪源认为，“《宝葫芦的秘密》所写的，是一个从爱童话的阶段走向正视现实阶段的孩子，他与童年的别离是凄美的、慌乱的、纷繁而尴尬的，却也是趣味横生、忍俊不禁的——这就是这部带有点图解意向的童话却能具有永恒魅力的奥秘所在”。这样的解读，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肯定了《宝葫芦的秘密》的文学价值，颇值得玩味。不过，我在作品中体会到的更多的是主人公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反欲望的痛苦，而不是“趣味横生、忍俊不禁”的欢乐。尽管张天翼像一个心理学家般为我们呈现一个真切而富有意味的梦境，但其“颇具理性的思虑”在很大程度上减损了童话释放心灵的精神价值，折断了孩子自由想象的翅膀。

另外，张天翼在《宝葫芦的秘密》中所展开的反欲望叙事，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除了吴其南所说的理性化、简单化倾向以及忽视了欲望可能存在的正面意义以外，还缺少对精神层面的挖掘。无论是在民间童话还是在现代幻想小说中，故事主人公所依靠的魔法宝物，要么通过帮助他人而获得，要么在帮助他人过程中展示其功能，不管怎样，主人公都是在积极、开放的精神互动之中，逐渐打开心灵的世界。然而，在《宝葫芦的秘密》中，张天翼只让宝葫芦的魔力停留在技术层面，它既没有在横向上为主人公打开广阔的外宇宙，也没有在纵向上使其触及深层的内宇宙，这就导致王葆的心灵空间逐渐走向封闭。因此，拥有宝物的王葆，只能是一个不断徘徊在欲望选择之间的焦虑少年，无法充分显现欲望可能带来的创造力和建设性。当然，这样的批评对于“十七年”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家而言是一种苛求，我们只是希望借此探寻中国当代童话创作的精神超越。

三、这个梦的情感基调是孤独

不论在什么时代，儿童总是经由成人的引导而长大，成长的过程又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理性压制和道德规训。因此，反欲望不仅是作家实现创作意旨的通道，也是主人公王葆迈向成长之路的途径。王葆扔掉宝葫芦，是他的必然选择，就像《指环王》里的弗拉多，即使面对魔戒的巨大诱惑，也必须走向毁灭魔戒的厄运山口。在吴其南看来，“只有在最后摆脱宝葫芦，即抑制、克服了不劳而获的欲念之后，王葆才走出噩梦，成为健康的集体生活中的一员”。这句话提醒我们，促使王葆摆脱宝葫芦、克服不劳而获欲念的动力，除了思想上的自我要求之外，还包括回归集体的幸福渴求。

“十七年”时期，从知识分子到劳动大众，全民都在自觉担负建设新中国的“集体责任”。为了共同的政治理想，他们甘愿成为国家机器的零件，滚动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事业之中。因此，没有什么比融入集体和被集体认同更幸福的事情了。作为未来的主人翁，儿童自然也成为集体链条的一部分，而一旦从链条中脱落，就有可能陷入孤独、无助的境地。

在王葆的梦里，时常弥散着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在梦的开始部分，就出现了这样的孤单情境～王葆恍惚之间去河边钓鱼，没瞧见一个同学，他一个人坐在河边柳树下，唯有小铁桶陪着他。桶里有一只螺蛳，“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斜着个身子，把脑袋伸出壳来张望着，好像希望找上一个伴儿似的”。就算遇见宝葫芦这个向往已久的宝贝，王葆心中还是有着无法言说的寂寞。就在宝葫芦为他变出很多鱼以后，兴奋无比的王葆却突然产生了孤单的念头。

天渐渐黑了下来。上弦月早露脸了，独自个儿待在天上，一个伴儿也没有。仔细瞧瞧，远远地稀稀朗朗有一两颗星星。你一数，可又添出了几颗。

可是在底下，就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同志，也没有朋友——只有兜儿里有那么一个宝葫芦。

我得赶快回去。我还想去找找我的朋友，去找找几位同学。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我实在希望能见到熟人——哪怕跟我吵过嘴的同学也行——我得跟他说说话儿，跟他打打闹闹，好让他知道我心里多么快活。

通过这些文字，我们读到了一种不可言状的孤独感和主人公想要回归组织的强烈愿望。那是一个集体共名的时代，个体的私欲被淹没在公众的思想汪洋之中。如果一个人脱离自己所处的集体环境，就会感到无所适从地茫然，难以拥有个体的存在感和价值感。王葆和宝葫芦之间建立的秘密联系，将他与整个集体隔离了开来。为了保守秘密，王葆只能远离家人、伙伴和组织。他形单影只地走在街上，看着路上的行人三三两两有说有笑，感到羡慕至极，却不知该去找谁做伴。即使遇见杨栓儿，王葆心里也有几分高兴，因为这样总比没伴儿好。随着梦境的展开，我们在王葆身上感受到了更多的无形镣铐和不充分的自由。这种镣铐和不自由，是来自那个年代无法躲避的集体道德审判的目光，以及由此形成的随时进行自我教育的压力。

应该说，被抛入孤独境遇的王葆，逐渐进发出了道德自律的愿望和自我反思的意识。不过，由于还未形成强大的主体精神，王葆寻找出路的进程注定充满了左冲右突的艰辛。当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就在心里防着宝葫芦，努力抗拒诱惑和克制欲望；但当他为了眼前的欲求需要宝葫芦的帮助时，又瞬间放下一切的怀疑和反抗。作者不断地将王葆抛入道德选择的两难困境，反反复复，使其无法享受心灵的安宁。直到宝葫芦承认帮主人获得的所有东西都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时，王葆仍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他像听到爆雷一般感到惊讶，怪宝葫芦之前没有告诉他真相。

其实，王葆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奥古斯丁说过：“只有心灵自己的意志才能使它成为贪欲的奴隶。”无人能强迫灵魂做贪欲的奴隶。王葆正是因为失去了自由的意志，所以被欲望所控制。宝葫芦就像是他心里头的“黑影子”，一旦“沾上了它”，“就难消灭干净”。无论王葆怎么对待它，宝葫芦都要回到主人的身边。最后，没法儿甩掉宝葫芦的王葆是那么无能为力，他“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了，怎么忍也忍不住”，他开始想念老师、同学和家人，强烈地体会到他们对自己的爱。正是这深切的思念和爱，促使王葆与宝葫芦彻底决裂。也就是说，对集体归属感的渴望最终推动王葆挣脱了心灵的枷锁。当他在众人面前把宝葫芦的故事讲出来以后，好像放下了一副几百斤重的担子似的，感到好松快。

张天翼很少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进行写作，他喜欢以“超然物外”的旁观者姿态描写他眼中的世界和人的生活。但在《宝葫芦的秘密》中，他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逼真而深刻地写出了王葆在梦中所遭遇的心理困境，体现了作家的“同情”之心。这里所说的“同情”，不是情感上的施舍，而是张天翼所强调的来自诗人之“我”的伟大的爱和从内心深处产生的真挚情感。在张天翼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将心比心地去体会人物感受到的东西，也才能把人物了解得深刻，从而敏感地探索到人物灵魂深处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作家对王葆孤独心境的刻画，必然能够激起读者对主人公的“同情”之心。“合群”是人类生存、交往的本能和需要，对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儿童而言，更是如此。张天翼抓住儿童的普遍心理，试图以一种循循善诱、因势利导的方式达到教育儿童的目的。陈伯吹认为，教育只能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他说：“要批判思想，要开导思想，这个工作本来不好做，容易引起反感；对儿童来做更加有限制、有困难。如果先顺着他来，然后再把它扭转过来，这是一个聪明的，同时是合乎客观规律的正确的工作方法。”在陈伯吹看来，张天翼是非常懂得教育艺术的，而《宝葫芦的秘密》的妙处就体现于此。

不过，孩子们的反应却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对于成人读者而言，王葆梦中的情感比梦中的情节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孩子却不是如此，他们对宝葫芦魔法功能的关注，远胜于对王葆心理感受的关注。在《宝葫芦的秘密》1978年再版时写给小读者的信里，张天翼提到了孩子们的一些想法。有小读者问他：“宝葫芦的故事是真的吗？如果不是真的，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还有的说：“可惜宝葫芦的故事不是真的，要是真的，我有那么一个宝葫芦该有多好！王葆干吗又砸它，又烧它？”面对这些问题，张天翼心里感到自责，认为自己没把故事说明白。他在信中再一次向孩子们强调宝葫芦的故事不是真的，并且批评自己没有将批判“不劳而获”思想的意图表现充分。张天翼回应儿童读者的真诚态度令人感动，但他似乎过于忧虑了。

实际上，对孩子们来说，《宝葫芦的秘密》中的教育主题并不难把握，他们很容易将它转化为现实生活的道德准则。但童话真正吸引孩子们的，是宝葫芦指向的那个不受理性制约的幻想世界，借此他们得以释放内心的潜意识和欲望。这也许就是《宝葫芦的秘密》如此受孩子们欢迎的秘密所在。读者在作品中找到了自己所希望看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原本并不是作者明确表示愿意赋予的，正是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这种“创造性的背离”，使文学作品可以冲破社会、空间或时间的障碍，获得回光返照或复兴再生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宝葫芦的秘密》尽管存在着思想艺术上的缺失，但它仍具有跨越时代的生命力，称得上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

余论

宝葫芦是民间童话原型中的一个宝物形象，它是人类原始欲望的折射。希望得到宝葫芦不仅是孩子的愿望，也是大人的梦想，这种潜意识思想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消失。按照符号学的观点，宝葫芦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具有深入人心的稳固特质。但是，张天翼却经由反欲望叙事，将宝葫芦所拥有的魔法能量从正面转向反面，使这一童话符号的“所指”和“能指”关系发生了转移。在国外的反欲望童话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作家对宝物本身的价值否认，他们通常借助故事情境和人物命运展开反欲望叙事，而不是通过魔法器物的主体话语表达来推动主人公实现对欲望的反抗。

因此，即使放在世界童话的视野中，《宝葫芦的秘密》都是一个独特的文本个案：一方面，我们应当肯定，张天翼凭借自身的才华，完成了对中国童话传统的继承和超越，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个反欲望童话的典范。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承认，宝葫芦作为人类潜在欲望的实体呈现，拥有着从民间孕育、发展而来的强大生命力，仅凭一己之力，是难以搬动这一童话原型赖以生成的“集体的镇石”的。这或许就能解释，为什么张天翼在宝葫芦中注入了如此多的负面意涵，但孩子们却仍然不愿放弃对这一宝物的欲望诉求。如此，《宝葫芦的秘密》构成了当代童话史上的一个特殊文本，其创作意图和阅读接受之间的裂缝，给研究者留下了可以不断阐释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