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译者匠心：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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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

——英国诗人兰德（Walter Savage Landor）诗作《生与死》，杨绛译

2016年5月25日凌晨，一团在中国文坛燃烧了一个多世纪的“生命之火”悄然熄灭。105岁的杨绛先生离世，“我们仨”终于在天堂团聚。

杨绛的身份，不仅是文史大家钱钟书先生“最贤的妻”，更是文坛“最才的女”：她通晓英、法、西语，是著名女作家、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等。作为翻译家，杨绛先生一生“译名远扬”，获得褒奖无数：主要译作《堂吉诃德》被公认为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并被国家领导人作为国礼；晚年翻译的《斐多篇》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朱光潜先生也曾评价“散文翻译属杨绛最好”。

然而，杨绛先生却多次在文章中表示，自己的翻译未臻完善。译完《吉尔·布拉斯》后，杨绛自觉“译得很糟，没有译到能叫读者流口水的段落”，她还请钱钟书帮忙校对，结果文稿被改得“满纸杠子”。

也许对于翻译家而言，翻译是一项永远“做不完”的工作：没有最好的翻译，只有不断完善的翻译。正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言：“语言之界限即世界之界限”。横在两种语言之间的，不只是具体词句、语法的差异，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看待世界和表达世界的方式。杨绛先生也曾感慨：“翻译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得听从主人，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翻译家无异于运筹帷幄的战略家，首先要“知己知彼”，吃透两种语言、文化，然后“谋定而后动”，落实到字句的推敲、习俗和观念的转化，甚至是“可译”和“不可译”之间大胆的取舍…….

翻译不易，但翻译大有可为。英国作家吉卜林曾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相遇。”如今，东西方不仅相遇了，而且交融地越发深厚，其中翻译的工作功不可没。从严复翻译《天演论》算起，翻译家担当了重要的文化沟通职责，在差异巨大的东西文化之间搭起了桥梁。

在不同文本的翻译中，文学翻译的地位尤为特殊。文学经典集中表达了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展现了文化性格的形成过程：不读英国民族史诗《贝奥武甫》，怎能了解 “贵族精神”？不读《论语》，怎能了解中国“忠孝悌廉耻”的传统？翻译家是架桥人，更是“文化工匠”，他们用“工匠精神”字斟句酌，将每一部承载了东西方价值观的经典著作打磨成异国读者能够欣赏的“美玉”。

除了像杨绛先生这样致力于译介西方经典文学的翻译人，也有一批中外学者穷其一生试图将中国的经典讲述给世界。在“群星闪耀”的中国文学翻译界出现过这样一些名字：蜚声中外、珠联璧合的夫妻翻译大家杨宪益和妻子戴乃迭，他们是最早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译成英文的作家之一，作品从先秦散文、诗经楚辞到《红楼梦》、《鲁迅全集》，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许渊冲，大半生精力都用在翻译中国古典诗词上，从事文学翻译长达六十余年，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译有《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等；沙博理，翻译了大量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如《新儿女英雄传》、《家》、《林海雪原》，他耗费巨大精力翻译的名著《水浒传》，被视为该书的最佳的英译本……

据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黄友义介绍，中国文学对外翻译有过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上世纪60年代外文局的四大名著的翻译出版计划，包括杨、戴的《红楼梦》、沙博理的《水浒传》、英国汉学家詹纳尔的《西游记》和美国汉学家罗慕士的《三国演义》。第二次高潮是“文革”结束后，杨宪益先生牵头的 “熊猫丛书”——一套英文版的全景式中国文学大全。该丛书参考当时英国的“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以P开头的“熊猫（Panda）丛书”命名，共一百九十多本，有“五四”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比如沈从文的《边城》、古华的《芙蓉镇》；也有古典文学作品，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刘鹗的《老残游记》。这些薄薄的小册子，价格便宜、容易翻阅，在当时的西方社会非常畅销。如今在外国许多大型图书馆里，都能看见这套英文版的熊猫图书。

外文局原副局长黄友义回忆说：“当年四大名著的翻译都采用了一中一外的搭配，没有‘单打独斗’。”翻译伉俪杨宪益、戴乃迭工作时就是由母语是中文的杨宪益翻译初稿，然后交给英文为母语的戴乃迭润色加工，有时戴乃迭花费的力气更大。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能译的。杨宪益夫妇“中西合璧”的翻译终于让宝黛的爱情故事为西方人所知、所懂、所爱。沙博理翻译《水浒传》时也与中国编辑汤博文、叶君健搭档。汤博文上世纪40年代留学英国，而叶君健更是有名的作家和翻译家。沙博理本人也曾写道：“他们的英文水平、古汉语知识和辛苦的研究工作对于翻译本书起了无可估量的作品。”除此之外，沙博理的翻译，还有一位更得力的助手——中国夫人凤子。沙博理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曾说：“凤子的父亲能写文言文，她的文言功底又比较好，所以很多问题都可以问她。不仅是词儿，而且人的思想感情，她也能给我解释。那是中国几百年前的东西，我不通过凤子，理解起来确实很困难。凤子就是我的活字典。”

然而，“不可译”也是必然的。从一个文化体系跨越到另一个文化体系，纯粹的原汁原味不可能完全实现。“异化”的翻译策略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著名汉学家、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长期关注儒家经典英译本，他发现早期译本中满是基督式的训导和“西方中心论”的痕迹，儒家思想被传教士们穿上了基督教的外衣。而就算是现在最流行的译本也使用了大量西方哲学界耳熟能详的术语和最符合西方语言习惯的词汇，儒家思想的独特性不见了，西方读者只会觉得中国文化似曾相识。在埋首十几年系统地钻研、阐释儒家典籍后，安乐哲动笔重译《论语》原文，他采用了“异化”策略，保留儒家哲学术语的字音和字型，用陌生感提醒西方读者尊重和思考中国哲学的特殊性。

如今，中国文学的英译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高潮。最近这些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家的作品四处开花：莫言、余华等著名作家在国外都有版权代理，莫言的书已经有了几十个语种的译本。

如德国作家歌德所说：“翻译无论有多么不足，仍然是世界的各项事务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工作。” 本期特别策划，我们将讲述三位翻译家和他们的中国文学翻译故事，看译者如何一颗“匠心”搭建沟通语言和文化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