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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驻节梧州始末

2016-12-02赖红柳

西江月 2016年11期
关键词:革命党梧州孙中山

赖红柳

孙中山驻节梧州始末

赖红柳

《1921.梧州纪事》(油画) 李煜荣

1921年10月15日,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坐军舰“宝璧”号从广州天字码头出发,溯西江而上,出巡广西,准备取道湖南北伐,北伐军3万人也在同日开拔。

17日下午4时,当“宝璧”等几艘军舰靠近梧州码头时,梧州军政机关及工人、农民、学生等代表和市民1万余人在码头上列队欢迎。待孙中山一行在西门口外的码头(今中山码头)登岸时,军乐奏起,鞭炮齐鸣,孙中山举帽答礼。随后欢迎的人群和孙中山一起前往考棚街(今大中路上段)广西省立第二中学大操场,参加梧州各界群众欢迎大会。

因当时考棚街还没有铺马路,街道狭窄,附近只有省立第二中学的大操场可以用来开大会,所以孙中山由胡汉民、黄昌谷、宋庆龄及卫士数人陪同步行前往会场。胡汉民当时任中华民国政府总参议兼文官长、政治部长,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黄昌谷是孙中山的私人随从秘书。

当时孙中山头戴黄色通帽,身穿灰色中山装,孙夫人宋庆龄则头戴面纱,身穿时尚洋装,完全是一副西洋女子的打扮,同孙中山并肩而行。周围群众纷纷上前争睹孙中山夫妇二人的风采。欢迎的队伍沿途还不断高呼:“热烈拥护孙大元帅督师北伐”“打倒北洋军阀”“拥护国民革命”等口号,使得街道两旁围观和追随的群众越聚越多。有人还以为孙夫人是外国女人,在那里议论纷纷。后来围观的人实在太多,孙中山夫妇都没办法再往前走。两边的护卫一面开道,一面不忘对好奇的人解释“孙夫人是地道的中国人,原籍在海南文昌县,不是外国人”,好不容易才让群众让开了道。

孙中山一行来到省立第二中学的大操场,参加群众欢迎大会。大会由省立第二中学校长崔赞谟主持,他宣布大会开始,并敦请孙中山先生对群众讲话。

孙中山红光满面,精神奕奕。在感谢群众对他的热烈欢迎后,孙中山说,他领导民主革命,打倒丧权辱国的清朝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后,各地军阀割据,内战频繁,弄得国家分裂,民不聊生,完全与他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驰。现在为了铲除万恶的北洋军阀,统一祖国,特统率革命大军,出师北伐,希望广大民众竭力拥护和大力支持……孙中山的每句话都感人肺腑,到会的群众听了都很激动,不时振臂高呼“打倒军阀”“拥护国民革命”等。

这样的集会,对当时城厢人口还只有六七万人的梧州城来说,是盛况空前的。来开会的人,除了有组织的军政机关及学生代表几千人外,其他市民都是自发参加的。说实话,当时多数老百姓都不懂政治,他们只是好奇,好奇孙中山夫人是不是外国人;好奇大总统孙中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居然能够赶跑陆荣廷。

历史上陆荣廷被称作“旧桂系军阀”。他原是清朝的广西提督,拥兵数十营,是广西最大的实力派。辛亥革命后他被迫“附和共和”,宣布南宁独立,广西逐渐形成以他为首的旧桂系集团,省会由桂林迁到南宁。占据广西后,陆念念不忘占据广东地盘,1916年6月6日,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任陆荣廷为湖南督军,陆荣廷不去湖南就职,而是率军进粤驱逐原广东都督兼民政长龙济光,自任广东都督。1917年4月10日,陆荣廷接受黎元洪任命为两广巡阅使,终得以占据两广,拥兵五万,成为两广最大的军阀,权倾一时。

1921年6月,“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旧桂系被彻底击败,陆荣廷下野。粤军进驻梧州后,7月15日,孙中山委派王乃昌、邓家彦在梧州成立国民党广西支部,党部设在马王街莺庐(今东中路梧州日报社宿舍处)。因为打了大胜仗,孙中山很高兴,20日特地派财政部次长廖仲恺及其夫人何香凝到梧州慰问军队。

10月8日,梧州成立市政厅,委任孙中山的女婿戴恩赛为厅长。成立市政厅是梧州有城市建制的开始,但还没有正式立市。廖仲恺夫妇和戴恩赛都与孙中山有着密切的联系,到梧州活动和任职,固然是工作需要,但也是为孙中山下一步行动做筹备工作。

在南方,孙中山结束了陆荣廷在广西的统治,适逢北方的奉系张作霖和皖系段祺瑞酝酿联合推倒直系曹锟、吴佩孚,孙中山想乘此机会挥师北上,一举结束军阀混战,实现南北统一。一切筹措停当后,10月15日,孙中山率领三万北伐军,溯江西上,出巡广西,准备取道桂林由湖南出师北伐。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篇那一幕热闹的场景。

随孙中山到梧州的,除了孙夫人外,还有许崇智、廖仲恺、胡汉民、徐维扬、邓家彦、陈少白、焦易堂、汪兆铭等20多人。孙中山到梧州后,市政厅厅长戴恩赛和各机关首长、各团体代表、军警人员、粤军第二军第十一团全体官兵以及各界代表到河边恭迎,梧州的机关团体先后开欢迎会欢迎孙中山。

孙中山到梧州后,将大本营设在西门口内的“镇守使署”(今和平路76号原中共梧州市委大院内)。大本营分设四处:1.文官处,处长为胡汉民;2.参军处,处长为胡毅生;3.幕僚处,处长为蒋作宾;4.党务处,处长为陈群。卫士长为卢振柳,侦察队长为李天德。

抵梧当日,孙中山即电召在南宁的陈炯明来梧州,在电文中要求陈炯明“调粤军40营参与北伐”,归大本营统率。陈炯明电复,“允拨陈德州等22营……余无力赞助北伐。”孙复电说要去南宁与他商谈。陈又复电“浔江一带盗贼充斥,非有大军护卫不可,而上水船抵南宁又较迟,且路有危险,不如请在梧稍候三四日,炯明当乘日夜下水船,亲来梧州商就一切。”孙中山这边复电:“广西各大城镇,均宜亲到演说,加以抚慰,沿途已由许(崇智)军派兵一团护送,可无意外之虞。”看得出孙中山是心急如焚,一定要尽快与陈商谈,陈炯明则在婉拒。当时粤军内部分帮结派已相当严重,陈炯明这一派的军队确实是战斗力最强的,当初赶跑陆荣廷主要还是靠他带领的粤军。第二天孙中山乘浅水巡轮“广明”号前往南宁,随行人员有胡汉民、陈少白等。

孙中山到桂平时,刚好遇上陆荣廷和陈炳焜的旧部刘达庆、刘炳宇等残余部队从武宣进攻贵县(今贵港)一带,桂平到贵县之间的航道一度被中断,陈炯明派翁式亮旅分兵驱退二刘的部队,孙中山的巡轮才继续西上。秋冬时节,风干物燥,河道涸浅,船只难行,孙中山改乘电轮到南宁。

在南宁,孙中山主要是和陈炯明会商北伐大计。孙中山反复对陈炯明说明北伐的迫切意义,请他迅速出师。孙中山甚至说:“北伐胜利了,我当然不会回广东;不幸失败,我也没面目回广东。总之,不论胜败,广东都是你的了,请你不要阻挠我北伐,但只请切实接济军费和枪械。”坚持“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则认为,广东多年遭受兵灾,全省元气还没有恢复,广西溃兵遍地,亟待想办法平定安抚,他主张先行整顿两广内治,等待合适时机,再商讨北伐的事情。两人政见不同,怎么也谈不拢。

几天后,孙中山离邕返梧,他偕同胡汉民及随员数十人,乘坐原来的巡轮沿江东下,另有满载着第二军第十五团军的13艘电轮随行护卫。

孙中山从南宁返回梧州后,原计划马上奔赴桂林,但是后来却一再推迟行程,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由梧州至桂林沿途有不少旧桂系的残余部队捣乱,所以孙中山要派兵扫清障碍;第二,由于陈炯明反对北伐,不肯出师,逼得孙中山要重新调动军队,把在两广的北伐军整编为三军,分别由李烈钧、许崇智、李福林统率。第三,为北伐做好筹备工作,动员各方面力量支持北伐。

1921年11月2日,孙中山在梧州接见蒋作宾、韩恢,经双方商定,由蒋、韩组织长江海陆军团体为后援,支援孙中山北伐。同日,孙中山派廖仲恺返广州,与财政厅长马育航会商,将烟酒、印花两税抵押,筹款200万元以济军需。过了三天,孙中山又令廖仲恺筹款600万元应急,廖一时筹不出那么多,只得将兵灾救济会及慰劳会存款10多万元先提出来,汇给在梧州的孙中山。只有10多万元远远不够,孙中山当天即派汪兆铭、伍朝枢拿着他的信,到香港跟唐继尧借钱,同时邀请唐继尧到梧州来会商出兵北伐的事。

唐继尧当时正计划回云南争地盘,他也派出两个人拿着信到梧州谒见孙中山,信中说等他驱逐了顾品珍后,“当随公马首,戡定中原”。随后这两个人和汪、伍二人由梧州回香港,传达孙中山的意思:“如唐允随军出发,当任以大总统大本营参谋长”。(史料上没有提借没借到钱,但从前后史实分析,唐应该是给予资助了的)。后来经过一番努力,召集来的全国北伐军共约10万人,均陆续开拔到桂林、柳州一带安营驻扎。9日,孙中山派李绮庵前往桂林设总统府。

因为陈炯明不愿意出师北伐,孙中山只好嘱令他回粤主持后方,切实接济北伐所需军费枪械。陈炯明11月3日离南宁东下,6日到达梧州。孙中山在陈炯明到梧之前,电令一众军政要员专程从广州来梧,计划在梧州召开高级军官会议。结果,陈炯明抵梧与孙中山见面后,即以“粤内部无人主持,恐滋纷扰”为由,而“匆匆返粤,致使高级军官会议开不成”。7日,陈炯明抵广州,去搞他的“联省自治”去了。

从1921年10月29日至11月14日,孙中山在梧州驻节16天,在此期间,孙中山巡视了系龙洲、白云山、北山、长洲岛、思达医院(今工人医院)、军人教养所。接见了美国《大陆报》记者,发表了两次演说。在视察梧州思达医院(今梧州市工人医院)时,与该院美籍院长毕济时、牧师理力善(或译李汤士,美国人)在该院留医部前合影留念。

1921年11月,孙中山先生莅临梧州视察,在思达医院草坪与培正校董理力善及思达医院院长毕济时(均是美国人)合照留念。(陈克伦翻拍)

孙中山来梧州之前,就很重视对梧州的开发。他在《建国方略》中曾提出,要以梧州为中心,全面改良开发西江,包括桂江、浔江、郁江,疏河道,沟通古运河。在《建国方略》中,他还提出要修筑一条经过梧州的铁路干线,从广州沿西江上梧州至大湟江口,北折象州、柳州、贵州入四川成都。他还认为,梧州开荒山大有前途。

因此,孙中山到梧州不久,特邀苍梧县知事(1913年3月裁撤梧州府,恢复苍梧县,县治在梧州城,行政长官是知事)。许衍璜陪同视察梧州,并登白云山顶,视察梧州地形,指示要保卫梧州城。后来,孙中山又到茶山(北山)视察,他站在山顶上瞭望时,被苍葱的林木及优美的景色吸引,赞赏说:“梧州真是好风光!”与张猛(副官)等登临系龙洲时,孙中山赞叹此洲地势险要,景色幽美;他又指示要在锦屏山上建炮台,与狮子炮台成犄角之势,保卫梧州河道。11月8日,孙中山游览长洲岛,到蜈蚣岭登高远眺,察看三角嘴一带,提议将抚河末流改道,由蜈蚣岭之西开挖南北向新河,导抚河汇入西江,原抚河末流填平,使梧州城同三角嘴连成一片。

梧州市政厅长戴恩赛于1921年10月初到梧州就职后,以市政建设需钱为由,除开征各种捐税外,还计划开办梧州市立银行,并拟定开办章程,计划印行纸币300万元。梧州士绅、商民知道后,觉得在梧州市面流通的纸币太多,有折半通用的桂币,十足通用的粤币,还有香港币等,如果梧州市立银行成立,再印行纸币300万元,其后果势必难以收拾,所以纷纷表示反对,并联名向孙中山请愿。孙中山查明事实,权衡利弊,饬令梧州市政厅停止印行纸币,开办市立银行一事亦随之搁浅。

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王街(今东中路)三复堂举行的梧州国民党党员欢迎会上,作了题为《党员须宣传革命主义》的演说,指出“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原因,在于党员“惑于‘革命军起,革命党销’之论”,要求“大家要反向‘革命军起,革命党成’主义,一力做去”,并强调“应以主义维持国家,不应再恃武力”。他与美国《大陆报》记者谈有关北伐问题时说:“吾人并不攻伐中国之北方,乃欲与日本战耳!因北方之人民,赞同吾人之主张,吾人今只谋推倒被日本使用之华人耳。若辈在今日,已处穷境,内部已有争执。若辈又无资,除非向人索勒而得者”。孙中山一面宣传革命,一面部署北伐事宜,最终在梧州征集300多艘船只,等待时机北上桂林。

孙中山驻节梧州期间,还组织了随同行动的大本营,分秘书处、参军处、辎重大队等部门,总统府参谋部人员也随行,各部门人员包括秘书、参军、副官、工程师、测量师、随员、职员及大队长等,合计700余人。秘书处长还是胡汉民,另任命唐继尧为大本营参谋长,但唐正力图回滇夺回地盘,“坚辞不就”。粤军第二军第七旅一部及第十一团第一、三两营,分水陆两路随行护卫,统计随同出发的全部文职及军队,共2000多人,分乘官方巡船及征集的民船约300艘,编为三个船队,以十五团第三营殿后。各船队航行事项,由参军处统一安排指挥。

11月14日下午,各船队编排停当,即由梧州溯抚河而上,首尾长延七八里,极为壮观。15日,孙中山命令从梧州至桂林沿途安装电杆双线,方便军队使用。当天早上,许崇智也从广州赶来梧州,与孙中山会合。下午1时,孙中山和胡汉民、许崇智及其他参军、随员等,乘特备电轮沿抚河而上,下午6时抵达倒水,与14日先行开拔的船队会合。时值冬季,滩急水浅,孙中山带领的舰队有一艘触礁搁浅,孙中山等在京南人大庙停留处理后,继续溯江而上,推迟两天才到昭平。孙中山、陈少白、胡汉民同船,船桅挂着一面红旗,以便于识别。

梧州距桂林,不到五百里,但因河道浅窄,船多拥挤,船只不堪重负,每天只能行二三十里。后来大部队采取了白天上岸步行,晚上回船休息的办法,先将晚上泊船地点通知大家,每天在船上吃过早点后,即上岸步行。孙中山也和大家一样。他穿着薄绒中山装,黑丝袜,黑漆皮鞋,戴着拿破仑式的黄斜莆帽,持着手杖,两名副官挂着望远镜随侍左右,每到村落稍事休息,孙中山必找村中父老,细细询问生活情形和收成情况。

此次孙中山由梧州赴桂林,宋庆龄因返广州备行装,所以不同行。11月25日到达阳朔后,他才与从广州回来的宋庆龄会合,12月4日,孙中山顺利抵达桂林,受到桂林市民热烈欢迎。

在桂林时,孙中山主要精力集中于北伐军事部署。1922年2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颁发动员令,拟分两路出师北伐。2月12日,北伐军的先锋部队已经进入湘境。但是唐继尧出尔反尔,他带领的北伐滇军在这个时候回师云南,引起北伐军各将领的反对。在云南的顾品珍则扬言“出师北伐”,率部离昆明,实际上是移师云南边陲,阻止唐继尧回滇。2月16日,两军终于在云南边界开仗,他们的争斗严重影响了北伐的进行。

另外,给北伐添乱的是广西各地的溃兵游匪,陆荣廷统治时代,广西就以匪患著称,加上陈炯明平定广西后,旧桂系的溃兵与土匪为伍,匪患更加猖獗。12日,孙中山电令各路将领到各地剿匪,统限一个月肃清。

1922年3月3日,孙中山在桂林下令北伐,但反对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主张“联省自治”的湖南军政各界,表示不能借道湖南给孙中山北伐。早在1921年1月,赵恒惕(湘系)就宣布湖南省“自治”,要求南北双方不要把湖南当战场。1922年3月16日,赵恒惕再拒北伐军过湖南。

3月21日,一直追随孙中山的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在广州遇害。邓铿之死,使孙中山和陈炯明两人的关系雪上加霜。26日,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召开紧急会议,认为邓铿被害,广东方面(钱粮枪械)供应的希望断绝,陈炯明居心叵测,难望其接济;马育航赴浙江勾结卢永祥,并在杭州代表陈炯明发表谈话,否认陈有北伐之意;再加上湘系赵恒惕阻道湖南,皆足以动摇北伐军之根本,非变更计划,改道北伐不可。于是,孙中山下令在桂各军全体动员,回师广东。

4月8日,大本营由桂林返粤,孙中山指令各军集中梧州待命。陈炯明接到粤军第二师旅长谢文炳的密电,以为孙中山回师想要对付他,12日马上调动军队,一面让他在广西的军队,叶举、熊略、翁式亮诸军,“尽调所部返粤,”一面命令他在广州的各将领积极备战,并专电质问孙中山。次日,廖仲恺在梧州复电陈炯明说,这是个误会,表示“先生遽归,意旨在添调军队图赣,并谋饷弹补充之确实,使此举不至无功,以坠军威,此外无他希冀。”并请他来梧州和孙中山面商。

4月14日,李烈钧先到梧州。16日,孙中山、许崇智、胡汉民抵达梧州,不久就在梧州召开扩大军事会议,电召陈炯明与会,陈拒不出席。会议决定出师江西,孙中山说:“我们已经没有后方了。在桂林时,没有后方;现在到梧州来,也还是没有后方。我们只有以广州做后方,从韶关出兵。他总不能教我不革命。”孙中山回梧这天,陈炯明所属的叶举部也陆续开到,叶去见孙中山时,脸色极不自然,孙中山问叶:“你怎么会至此见我?”叶吞吞吐吐地答道:“是陈总司令派我来迎接大总统的。”孙中山微笑不语。

这次驻梧,孙中山在停泊江边的江汉舰上办公。当时有人问及孙中山的行动计划,总统随员邹鲁说要同陈炯明商量妥当方好决定。18日,廖仲恺、伍朝枢、邹鲁、谢持等人先后由梧州到广州会晤陈炯明,讲述孙中山各种计划,劝他到梧州与孙中山面商北伐问题。陈都拒不前往,并且致电辞职。

4月中旬,孙中山在梧州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与记者谈话中指出:“广东合法政府北伐之目的,不在北方人民,而在日本及日本外府之北庭”,“推翻北庭以撤销日本之外府,刻不容缓”。这不仅是“自救”,“吾人今日自救,即可使全世界免除日本武力之危害”。

4月19日,孙中山因为一起赴韶关军队太多,到梧州集结的军队约有3万人,要求征集港梧轮和梧州一带所有的船只,全部用以运送军队,备船700艘,拟分三路前进,一是从封川江口出发,二是由三水出新街,三是由黄沙车站出发。同日,孙中山派船送宋庆龄先返广州,并派员到韶关,选定韶镇署为大本营。第二天,陈炯明电令钟景棠、翁式亮、陈炯光等部属从南宁回粤,到浔州时,被李烈钧、李明扬所部截断,不能东下广州。

由于陈炯明拒不来梧州,孙中山迫不得已于20日与胡汉民、魏邦平等,乘江汉舰离开梧州回广州……

孙中山在1921年10月15日出巡广西,至1922年4月14日止,共开支180万元。数万大军,浩浩荡荡,溯西江西上,再沿西江东返,其间所有的纷纷扰扰,是非功过,如今都汇入历史长河,消散在西江的点点粼光中。

1.陈金源《孙中山在梧州》

2.姜南英《孙中山北伐在广西》、《梧州中山纪念堂兴建始末》

3.张醁村《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及其分裂》

4.梁光复《孙中山督师北伐路过梧州的情况》

5.韩锋《孙中山北伐在桂林》

6.李家诜《孙中山北伐取道桂林经过》

7.杜士勇《山城聚群雄水都留史迹》

8.赖红柳《中山史迹遍梧州》

9.陈侃言《孙中山三次驻节梧州》

10.中华书局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孙中山年谱》(1976年11月)

11.陈震宇、张宏儒、黄方方主编《孙中山北伐与梧州》(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

12.黄方方主编《梧州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

13.《孙中山在梧州活动史料》(梧州市志办2006年10月)

14.李毅主编《梧州大事记》

15.《梧州各界追悼孙大元帅大会纪录》(1925年编)

附录:

孙中山在梧州的讲话节录

在梧州群众欢迎会上的训词

(1921年10月17日)

今日总统以各界如此热诚欢迎,本欲亲到,适因有事,特派汉民代表一切。

大总统治国方针,抱三民主义。自民国元年革命成功,洁身引退,其平日所持种种政策,原望继其后者,次第见诸实行,乃迟至今日,未见丝毫成绩,直使民国十年间,徒有共和之名,并无民治之实。一般官僚军阀,日以争权夺利为务,事事倒行逆施,压抑人民,摧残教育,盗卖国产,种种不良政治,弥漫国中。此种官僚军阀,实为民治上之最大碍物,吾人应共同深恶而痛绝!

大总统平生志愿,不以革命功成自居,而以发扬民治自任,对于此种万恶军阀,腐败官僚,以为非扫除净尽不可。故此次出巡桂省,督师北伐,即欲本其平日志愿,以求达到此目的者也。两粤原属一家,亲如手足。广东自去年粤军返旆,已脱离武阀羁绊,收回民治实益。惟广西受陆、谭、陈诸强盗压制,烟赌遍地,困处黑暗之中,民治不得有发展,大总统心甚不安。所以特命张总司令①率师援桂,驱逐强盗。同时复命陈总司令以援助主义,扶持广西,不可以侵略主义施诸广西。援桂成功之后,凡广西一切政治,悉应还诸广西人民,使得实行自治。

现在广西强盗军阀,虽已铲除,惟专制政治尚未革除净尽,陈旧观念,仍印于个人脑筋,而真正民治,一日又未能见诸实行,所谓新旧递嬗时代,一种惊疑现象,势所难免。但是广西民治之大障碍物,已有人负责驱除,此种惊疑现象,亦自易于镇定。所望人人有民治之思想,出而负责,出而力行,务须达到毋求他人扶助地步,真正民治之精神方能贯注,真正共和之幸福,始能久享。广西人民果能人人具此种资格,是大总统所最厚望。

(据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10月27日《总统抵梧时之训词》,此时间系孙中山抵梧日期。)

①张总司令:指张开儒。

与美报记者的谈话

(1921年11月上中旬)

记者问:是否实行北伐?

孙答:吾人并不攻伐中国之北方,乃欲与日本战耳!因北方之人民,赞同吾人之主张,吾人今只谋推倒被日本使用之华人耳。若辈在今日,已处穷境,内部已有争执,若辈又无资,除非向人索勒而得者云。

记者又问:吴佩孚如何?将为北伐之中梗乎?

孙答:吴如战,吾人可败之。今滇、黔与两广,均主北伐。南方首领中,只少数人不赞同;即曰四川方面,但吾人可令加入;若湖南赵恒惕,如不加入,必被驱逐,湖南人民与军队,均主北伐。陕西亦然,陕人与首领,均愿吾人之出兵。由此可见,吴佩孚已四面受敌,况吴拥兵太多,并无充分之财力以养之,只在商人和银行方面索勒而已。如此行为徒失人民之信用,民众将反对之。吴如不量力而用兵必败。但吴颇聪明,观察与见解均高,与吾人同。吴或不愿妄杀,而向吾人投诚,吴当知其素主张之民治政府,如(在)南方势力之下行之,必较在北方政府权力下为有实效。

记者又问:外传孙文与陈炯明有意见,及陈不主北伐,确否?

孙答曰:陈与余同事16年,陈极主民治,终身以造成一共和之中国为目的,况今陈为南政府之官,必依从政府之命令,如不奉命,可易人继之。

记者又问曰:如何易之?陈自有兵,民又信之,如彼不从命,君将逐去之乎?

孙闻之,目光稍闪,继伸其手,屈其指,紧握成拳,高声言曰:军在余掌中。又曰:外间之传说不确,陈必依从政府命令。

(据《时报》1921年12月4日《孙文与美报记者之北伐谈》)

编者注:此文系孙中山与《大陆报》记者在梧州的谈话,《时报》发表时未注明谈话时间。据史料,孙于10月29日由南宁返抵梧州,11月15日始离梧州赴桂林,谈话时间应为11月上中旬。

党员须宣传革命主义

(1921年11月15日前)

今日在梧与党员诸君相见,有几句话对诸君说说。

诸君要知道,吾党现名为中国国民党,实即昔日之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即由同盟会与国民党递嬗而成。我党为何而立?诚以中国数百年来,为满洲人征服,且数千年来,向为专制政体之国家。所以就要成立这个革命党,以推行三民主义和改良国家的政治。

革命党在辛亥起义,把满清推翻,光复共和,始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当初革命目的,本欲将国家政治改良。现在民国已经成立十年,试问十年来,革命事业曾做了几件?实则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亦未达到。究其缘故,因中国人思想幼稚,见革命初次成功之时,轰轰烈烈,咸以为革命宗旨甚易达到。不知当革命初起满清灭亡的时候,早有一班满清官僚及武人投诚入党。入党之后,就将活动于政治的少数革命党(员),尽数倾陷。那班官僚,又乘势造成一种假舆论,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当时的党员,咸误信之。不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实系官僚所假造的。而[故]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而革命党名义取消,中华民国即为官僚武人所摧残。十年来名虽民国,实为官僚国,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及后卒至酿成袁世凯帝制自为,宣统复辟,武人专政种种恶现象。去年粤军回粤,既将广西盗阀推翻,又将革命党恢复;其附属吾党者,现仅广西一省。至于云南、贵州、四川、湖南诸省,虽附属吾党,但惜时间未久,精神未充分发达。此次本总理被举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本总理自当将吾党事和国事,一统尽力做去。但吾党同志,切不可仍惑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论,大家要反向革命军起、革命党成的主义,一力做去。现在两广虽已悉入革命党之范围,而人民尚未尽是革命党,即革命思想,亦未普及。吾党究何所恃而自存?又何所恃而服人?将谓恃兵力乎?非也,我们革命党恃主义真理及道德而已。故吾党以德服人,非以武力服人;大家要知武力实不足恃,惟德可以服人。如十年来广西之陆酋,手握十馀万之兵力,征服广东、湖南,此次何以失败至此?此可以证明武力之不可靠,而主义、真理、道德之为可靠也。故吾人应以主义维持国家,不应再恃武力。此事不特中国为然,全世界亦莫不皆然。吾人试观近几百年来,世界各国之发达,咸食赐于革命风潮,先由欧洲,而美洲,而亚洲,革命风潮所向无敌。即以中国而论,前清兵力,可算强大,何以终被推翻?又徵诸袁世凯时代亦然。最近则见于陆荣廷之失败,可知党力所到,无不屈服。此种力量,实为天经地义。盖自由、平等、博爱,乃公众之幸福,人心之所同向,无可压迫者也。

吾党之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种。此三种主义之内容,亦可谓之民有、民治、民享,与自由、平等、博爱无异,故所向有功。以名言之,可称民有、民治、民享。今欲将此三民主义详细解释,非一二点钟可能尽。质而言之,民有即民族也。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族所可独占。民权即民治也。从前之天下,在专制时代则以官僚武人治之,本总理则谓人人皆应有治之之责,亦应负治之之责,故余极主张以民治天下。民生即民享也。天下既为人人所共有,则天下之利权,自当为天下人民所共享。自此三民主义推行以来,无坚不入,无人不从。何者?权利为人所共好,今平均而与之,宜其无不从也。从前陆荣廷当政,将广西人所有之权利,完全收归于自己之一身,其种种敛钱之法,如开赌,加赋,发行纸币等,屈指难数。单就发行纸币而言之,其数达二千馀万,既无抵押,又无担保。此种无本生涯,我们乃以全数之人工货物换之,吃亏实在不小。故此粤军援桂,广西之无形损失,即纸币已及数千万,此巨大之损失,完全为陆荣廷所刮去。故广西一切幸福权利,只陆荣廷一人享之,一家享之,一派享之,广西同胞不能丝毫染指。当时俗谚所云:“凡做官者词,不平则鸣。”谓非桂平人,则武鸣人也。其馀数百万人民,皆陆荣廷之奴隶也。夫奴隶之制,野蛮时代之产物也。聪者欺愚,众者暴寡,弱肉强食,刻薄百姓,陆酋罪恶之大如此,我们之革命党则反是,人人平等自由,世界幸福,人人共享。将野蛮变为文明,不平等变为平等。革命党之所以无敌于天下,即以此也。野蛮时代之官僚,往往因图一人之私利,动以武力压制数千万人,使为一人之奴隶。革命党三民主义,则大不然,自己争自己权利,且争众人权利,人人欢迎,人人同心,故革命党之力量,比较军队之力量还大。此种力量,全由道德与真理所合成。诸君复明白真理,是为公,为大众,非为私,为一人。倘若为私,则人心不服;人心不服者,乃假革命党,专借党以鱼肉人民,欺负人民者。真革命党必不若是,诸党员切须明白此理,合力排斥方可。

现在梧州之革命党方始成立,到会诸君亦不过一二百人,究有何法可以制服几百万人?机关枪、过山炮都不可能,惟革命主义为可能耳!我们党员若能大家宣传革命主义,未知者使知之,已知者使详知之,人人皆知此主义,人人皆为革命党,则广西即永远为革命党地盘。倘若不能将此革命真理悉力宣传,将来陆、谭、马、莫诸强盗乘机卷土重来,则广西几百万人民,就永远为其奴隶,即民治永无发展之日了。望大家乘目下陆、谭初被推翻之际,赶紧分赴各乡各县,努力宣传三民主义,使人皆知此主义为天经地义,结合团体,实行自治;使广西几百万人民,悉同一心,无论有何武力侵逼,皆不能推翻了。如不去宣传此种主义,使人人明白,将来那些曾受老陆、老谭之私恩者,再出来搅乱,广西又变成贼治,即不免为野蛮世界了。广西现系萌芽时代,欲实行民治,必须推广革命党方可。我们大家皆有亲戚朋友,将此主义宣传,由一人传诸几百人,由几百人传至几千人,由几千人传至几万人,使广西省人民皆明白此主义,皆同心合力,无论如何强大的武力,都不能推翻,我们便有机会以图大众之公益与幸福。现在广西为革命党所占领,为革命党所散布,而希望陆、谭诸逆回来者,仍尚不少。我们的革命主义不能于此数月内的大好时机宣传出去,以主义感化他们,以道德、真理征服他们,广西的革命地盘,虽有兵力,终算不得巩固。现在中国人明白真理者极少,我们党员已为先知先觉,应以我的先觉去觉后觉,以先知去教后知,大家负宣传责任。更望党员对于革命主义,时时详细考究,倘有不明白此种主义者,必向之宣传,使之明瞭。再以此主义团结各乡,实行地方自治。倘各乡地方自治办得好,则民国便可根本成立。从前一般官僚和武人力把民治推翻,只知利已。现在两广为革命地盘,官僚和武人都逃了,我们革命党人立足于此,必须做出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出来。

(据史料,讲话时间应为当年11月15日孙离开梧州赴桂林之前。

在梧州军事会议上的演说(节录)

(1922年4月16日)

我们已经没有后方了,在桂林时,没有后方;现在到梧州来,也还是没有后方。我们只有以广州做后方,从韶关出兵。

他总不能教我不革命。

(据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转录胡汉民《六月十六之回顾》。1922年4月16日,孙中山从桂林抵达梧州,即召开军事会议,电召陈炯明与会,陈拒不出席。此系孙中山在该会议上讲话之部分内容。

责任编辑:陈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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