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笔会与创作班培养了一拨拨儿的作家。那时，各地的作家协会、各刊物基本都通过办笔会，培养自己的作家。《中国青年》为“五四青年文学奖”征文在桂林办班，是1982年3月。我的同事陈端民的先生在卫生部工作，帮我们安排了南溪山医院招待所。南溪山医院紧挨着南溪山公园，绿树成荫，那时还是部队医院。

现在回想，那时我们多有年轻的资本啊。那一年陈村不满三十，虽已患上强直性脊柱炎，腰初显不好，外表却还强壮。参加创作班的，除了他，还有湖南的张新奇、叶之蓁、晓宫，江苏的赵本夫、徐乃建，江西的金岱，北京的肖矛，广西的李逊。韩少功那时已在湖南省总工会的《主人翁》杂志当编辑，请不出假，创作班快结束了才来欢聚一下。陈建功北大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作协工作，也分不开身，他向我推荐了肖矛。

我们的创作班其实就是把人圈起来写稿子。张新奇是韩少功的同学，1981年在南京《青春》杂志上发表诗意横溢的《那绿色的村寨》，显出极强的文字功底。金岱也是在《青春》上发表《船歌》成名。那时《青春》的发行量几十万册，形成了一个南京青年创作群。徐乃建也是这个群的成员，她被称为这个群里的“第一才女”，她的《杨柏的“污染”》最早写知青点里单纯亲和的集体主义，如何经现实中的“自我教育”，分裂成一个个赤裸裸为己不择手段的个体。晓宫与李逊是我从《中国青年》来稿中发现的，那时的来稿，积压一周，就会在办公桌上堆积如山。而叶之蓁、赵本夫，那时刚发表《我们的建国巷》与《卖驴》。将这样一批作者圈在一起，我对征文的质量信心十足。

笔会的好处是，日夜厮混，有充足的时间、精力交流书目，切磋天南地北。招待所有阳台，通向一间间房间，作为监工，我的任务是串联他们彼此谈构思，彼此启发。我们也穿街走巷，去吃桂林米粉与马蹄糕，那时桂林满街的小饭铺前都养着穿山甲。我们也沿榕杉湖散步到疲惫，去南溪山、象鼻山看石刻，坐在靖王府的古城下、大榕树下聊天。李逊是向导，他是桂林本地人，在桂林一所学校当老师，年纪最小。我们也一起坐船去游漓江，与《上海文学》的赵自和杨晓敏同船，他们闻讯专门赶来，杨晓敏那时是《上海文学》最能干的编辑，陈村的“监护人”。

这个创作班里，显出深沉的是徐乃建，她的话最少，随身带着一本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已经关心存在主义。李逊的话最多，他传播各种新潮信息，都会欣欣然。张新奇是最温和的，他与叶之蓁一个房间，气质上却更接近徐乃建，两人一有空就打羽毛球，来往极默契。陈村与金岱同屋，讨论得最密，陈村也爱谆谆教诲肖矛于深夜。印象中，构思阶段，最纠结的是金岱与肖矛。金岱是确立了构思，纠结人物境界的落点;肖矛则不断更改题材，她原来下乡在一个采石场，生活素材丰足，苦恼于结构。徐乃建就告诉她，一定要惜用素材，“那都是你的血啊”。陈村、徐乃建都是成竹于胸的，胸有成竹意味着他们不需听他人的意见，表面听取了，也不会采纳的。

这个创作班，独陈村的写作是不纠结、不焦虑、不费劲的，他有太多信马由缰的才气。他申请体验生活，上午到手术室去看医生做手术，去了好几次。他还屡次与张新奇、肖矛密谋要去张家界等处玩，都被我断然阻止。我的工作是，通过每天交流，给他们些建议，控制其写作，逼出最好的稿子。

在桂林相聚20多天，奢侈难得。李逊先写出《走过黑暗》，写一个参加自卫反击战的士兵，如何走出伤残与失明的黑洞，用了时髦的意识流手法。金岱交出了《雨夹雪》，在现在时与过去时之间穿梭，也用了意识流。写一个类似“谢慧敏”的大学生班长的精神蜕变，挣脱了虚伪，又苦恼于如何找到真挚。李逊的小说其实写得浅薄，却非常符合《中国青年》的要求，很容易就在送审中获得了好评。金岱的小说多层次纠缠，其实要好很多，送审中，反而被认为“晦涩”，记忆中让他修改得很辛苦。

1982年桂林创作班成员。坐者右起：张新奇、朱伟、金岱、晓宫;站立者右起：陈村、肖矛、秦浩、叶之蓁、赵本夫、徐乃建

再然后，徐乃建交了《在父亲的屋顶下》，写经济上无法自立的回城知青，在精神自立要求中淡淡的感伤，也符合《中国青年》需求。陈村刚开始按《中国青年》副总编辑秦浩的要求，交了一篇应付的《教育纪事》，被我毙了。我说，你别管那么多，就写你最想写的，他就写出了《花狗子嘎利》。他说，这是被我监工逼出来的。这也许因为，他本不愿“用力”写作，这一篇是硬让我逼着出够了气力。当时我不断对他说：“写得长点，越长越重越好。”他后来说：“因受你压迫，方知写稿笔会的风险。后来再不答应参加要立马交稿的笔会，不上当了。”

《花狗子嘎利》是全景深入叙述“我曾经在这里生活”——写雪天迷路闯进门的小恢，写村里读过书狡黠世故的四八子，写同样读过书却腼腆质朴的来喜，写来喜的父亲，憨厚的倔老头后朝，每个人物都浸泡了真情，质朴感人。那条忽前忽后跟在身后，“什么都看见了，什么都听见了”的花狗子嘎利，联系着所有的经历。最后，嘎利死了，“我”走了。“当我能抬起头来看你时，这块曾被我千百次诅咒的土地，竟是这样美丽！”它是当时写得最好的知青小说。陈村外表感情流露不多，其实是最讲情义的。这篇小说中，他的长短句已经用到炉火纯青，令人回味无穷了——

微弱的天光下，河是亮的，路是白的，路中黑黑的一团必定是牛粪。

我比她高明吗？只能在给队长点烟时，拿火柴的手放得低些，让他鞠上一躬，从中品出阿Q的满足。

写得多好啊！那时我拿着他的稿子，像拿到了宝贝。没想到，送审结果，却遇到了麻烦——首先是基调，我的上级认为，“基调太灰暗了”。标题也不行，“五四青年文学奖不能以狗做标题啊”。真是一瓢凉水。我于是只能说服陈村修改，好在我们已经成了好友，他以宽容的姿态与我商议，借小恢要扔掉的那件衣服，将标题改为《蓝旗》，增添了些议论，将调子扭过来。我们称之为“打补丁”。送审时删掉的一些所谓“阴暗”，有味道的地方，到最终发稿的时候，我偷偷又恢复了些。这是我当编辑时常用的手段。

“五四青年文学奖”最后成立了评委会，丁玲、冯牧、韦君宜、王蒙、刘心武都是评委。韩少功的《飞过蓝天》、王安忆的《庸常之辈》、陈村的《蓝旗》、金岱的《雨夹雪》都获了奖。陈村的《蓝旗》，我以为是知青小说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遗憾的是它没能获得这一年的全国优秀小说奖。陈村的叙述基调，大约也很难获奖。

这个征文当时构成的影响，使文学界刮目相看，这是我真正成为文学编辑的开端。

遗憾的是张新奇和叶之蓁最终也没能交稿。肖矛交了稿，印象中不成熟，未通过，后来她修改后发表在《上海文学》上。肖矛后来写电影剧本，她最有名气的编剧，是给田壮壮写的《蓝风筝》、给李少红写的《血色清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