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佳豪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00)

以论语英译为例探索文化顺应理论对典籍英译的意义

宋佳豪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00)

翻译是发生在一定语境中的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三元关系间的特殊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就是译意，它是一种受语境的约束，需要在一定的语境中开展的一种交际、翻译活动。翻译除了对原文的符号进行平移和处理之外，还包括对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语境因素的处理。本文以语言的顺应性理论为切入点，分析对比辜鸿铭和安乐哲《论语》英译本中的翻译特征和思想原则，探索文化语境顺应对典籍英译的指导意义。

《论语》;文化语境顺应;典籍英译

语境，故名思议，即语言和言语使用的环境。这一概念最早由波兰人类学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他把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两类(程德培，1990：31)。一切语言和言语的交际总是发生在一定的语境范围之内，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际活动，翻译语言的命运往往由文化语境来决定。根据Eugene Nida的观点，译者必须在考虑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才能对文本做出恰当的理解(孙惠芬，2004)。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突破了翻译研究的单一的语言学视角，使之扩展到了文化视角。学者们普遍认为：只有顺应特定的文化语境，翻译活动才能实现预期的目的。

1 文化语境中的翻译顺应

文化语境包括政治、历史、哲学、科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及地理环境等要素。语言是文化载体，其深层含义随文化不同发生变化。要成功交际，必须顺应文化差异，把言辞、信仰和思维方式同文化语境联系起来。

在语境的影响下，翻译语言的选择和意义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要受到各种限制和束缚。比利时语用学家Verschueren提出的语言纵观说和语言顺应性理论从全新的视角诠释了语言使用的动态过程，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他认为，交际中语言的使用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语言选择的过程(孙慧芬，2007:92)。根据他的观点，语言具有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变异性提供了在一定范围内选择语言的可能性，协商性使语言的选择具有高度的灵活性，顺应性使语言使用者根据交际需要，做出灵活的协商和选择。

2 语言顺应性对典籍翻译的意义

典籍，尤其是文化典籍的翻译最为涉及承载民族文化的时代精华，是文化显微层面和文化大语境层面动态张力的考察过程。译者在译介过程中不仅要在语言和篇章传统等方面进行多层次的取舍，还必须考虑如何成功地将作品中的文化内涵译入目的语文本，在顺应特定文化语境的基础上，彰显翻译目的和译者的创造性!作为语言的转换过程，翻译必然涉及到目的语的重构。译文语篇连贯的重构过程就是译文读者寻找文化语境顺应的过程。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辜鸿铭《论语》的译本上。

3 辜译《论语》中的翻译顺应

(辜鸿铭，1996:345)他认为，中西语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而，当我们把以事件性为特征的中文翻译成表达事物本质的英文时，为了更加忠实准确地反映原意，我们应该对英译文进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以力图尽可能全面地保留原文中浓厚的形而上气息。这就是辜鸿铭翻译《论语》时所遵循的原则。也正是因为这些翻译原则，他的译本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并深受业界人士的褒评(吴欣，2009:660)。

3.1 人名和地名的顺应

辜鸿铭在翻译《论语》中，“努力按照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辜鸿铭1996:346)辜鸿铭的《论语》译本从文化差异顺应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去除《论语》原著中的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从而消除英语读者的陌生感和怪异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原作中孔子及众多弟子中，除了孔子的名字被译为Confucius 以外，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只有子路和颜回二人的名字得以保留，其它弟子的名字一概被概括为a disciple of Confucius 其他众多人名和地名也大多没有保留。

(2)对原作中的一些关键人物，译文通过在西方文化中寻找类似人物来表达相同的意思。此时音译原则几乎没有效应，西方文化的顺应摆到了首要位置。他会使用一些英美人熟悉的人物名来代替原文中的人物。

3.2 社会文化习俗的顺应

社会文化习俗是文化语境的重要方面，指的是社会制度，社会环境等对交际者的言语行为所规范的原则和准则。辜鸿铭在《论语》的翻译中，对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表达，尽量译出其深层含义而对有些过于中国化的背景信息，则做了通俗化处理，以降低其特殊性，提高其在英语读者中的接受度。

3.3 修辞的顺应

(1)一部分译入语中可接受的修辞手法得以保留，被忠实地直译出来!例如:

④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第十九，19.20)

The same disciple remarked,The failings of a great man are eclipses of the sun and moon.When he fails，all men see it;but, when he recovers from his failing all men look up to him as before.

本句中的”日月之食”用以比喻君子的过错，有过错时，就像日食月食，暂时有污点，一旦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君子原本的人格光辉还会闪耀出来。这个比喻的喻体很容易被英语读者理解，因此在翻译中可以直接保留。

总的来说，为让西方体面地接受和认知中国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长于西学的辜鸿铭采用了顺应西方文化“以西释中”或“以西喻中”的归化手段，在《论语》译文中注入了卡莱尔，歌德，席勒，罗斯金，朱贝尔等有启发性的妙语，并进一步借用《圣经》文化(包括哲学，宗教概念，人物)的翻译策略来阐释儒家学说，让西方读者，哪怕是一般读者也能如鱼得水般地品味着东方的智慧。也正因如此，汉学家牛津大学教授苏慧廉曾评价说:“辜鸿铭的译本是为不熟悉汉语的英语读者服务的，这个译本在更大程度上是释义，而非翻译。”

4 安乐哲《论语》翻译中的文化顺应

安乐哲先生是当今最为活跃的西方汉学家之一，他在东西方论坛的交流中另辟蹊径，以其独具的哲学目光和翻译方法着实让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经典大放光彩，改变了一代西方人对中国经典和哲学的看法。安乐哲在《论语》某些核心术语的翻译上完全跳出传统以“译出语文化应对译入语文化”的翻译方式，从哲学观点出发，多了一份质疑与考证，极富建设性地揭示了某些文化不可比喻但可阐释的可能性，尤其对于传统中国文化，应排除基督教教化性的误读与误导，让中国经典以本我面貌走向世界。以《论语》“孝”字为例，安乐哲认为，“孝”是中国独特的字眼，这是一个民族的范畴，像中国文化中的理，仁，义，孝这些概念，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字翻译成英文，德文。因为这是中国自己的范畴，是专门表达你们民族文化的词汇。但是在西方有另外一个词, parole，它指自然语言的能力，我们可以用英语谈孝的含义，明明白白地表达出来;也可以用中文谈西方上帝的概念，中国虽没有这个概念，但可以用中文清清楚楚地表述出来。孝是一个很特别的范畴，《圣经》有孝的概念，但不是中国的孝的含义。

安乐哲的翻译目的和思路十分明了清晰，完全摆脱了19世纪传教士们在翻译中国经典时所持有的狭隘的改变中国文化以最终实现基督教在思想和文化上统领和归化中国的意图，从文化本我出发，认为世界应像接受贝多芬的音乐一样接受中国文化和思想，让中国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5 结语

上述的关于辜鸿铭的论语译本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可取的，受人推崇的。他在翻译论语的过程中辜鸿铭采用了顺应西方文化“以西释中”或“以西喻中”的归化手段，这样虽然有助于读者理解论语的精神内涵，却没能让读者看到中国特有的文化特征。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的崛起，汉文化的广泛传播，他的译本也开始受到了批评，被认为太过归化，掩盖了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而安乐哲的翻译思想在这开放的时代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保留原文特色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热衷于中国的文化，他们对中国的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也在逐渐的加深。基于这样的实情，对于中国典籍的翻译已经不能仅限于使用归化的译法，即不能也不需要完全顺应国外读者的语言文化环境，而要更多的运用异化的手段，在能够传意的条件下充分的表现出中国特有文化特征，让更多的读者在了解到中华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同时也能领略到中国文化独特的表现形式和魅力。

[1] Soothill, William E.(trans),《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Yokohama.1910.P II, III.

[2] 程德培, 当代小说艺术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31

[3] 孙惠芬, 城乡之间[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4] 孙惠芬, 吉宽的马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92

[5] 杨朝明等:《安乐哲先生访谈》，载《孔子文化》2011年第5期。

[6] 陈亚斐, 从多元系统理论看文学翻译的文化语境顺应[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2)

[7] 孙水良, 文化语境顺应与翻译研究[J].田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8] 辜鸿铭, 辜鸿铭文集(下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9] 吴欣, 辜鸿铭《论语》的英译特色[J].田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宋佳豪(1992.11-),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人,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H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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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2-025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