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忠

(南昌工学院民族教育学院 江西 南昌 330108)

论姚振宗史书艺文志著作中的“类中分类”

刘贤忠

(南昌工学院民族教育学院 江西 南昌 330108)

姚振宗身处清末，一生专治目录之学，可以说是深受时代学风的影响。清代乾嘉时期因修《明史》而兴起的补史书艺文志(简称史志)之风，一直延续到清末，而且更为繁盛。这一时期，一大批学者都孜孜于史志研究，或考证，或补阙，产生了一系列的史志著作。其中，姚振宗算是这方面的代表。如他对《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的研究，有《汉书艺文志条理》(简称《汉志条理》)八卷与《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两种；对《隋志经籍志》(简称《隋志》)的研究，有《隋书经籍志考证》(简称《隋志考证》)五十二卷；自撰的补史志之阙的作品有《后汉艺文志》四卷与《三国艺文志》四卷两种。这些作品与他后期的辑佚文《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两种编为《师石山房七种》，成就甚高，收入《二十五史补编》，这些著作也是他目录学理论的渊薮。其中，在他诸多史志著作中常用的“类中分类”便是他的目录学理论之一。

1 “类中分类”的提出

所谓“类中分类”，是指在部类统属的小类之下，再分子目，即设置三级目录。姚振宗“类中分类”的提出，最早是在《汉志条理》中。《汉志条理叙例·新撰条理叙例》云：“是志(即《汉志》)也，一篇之中各有章段，不善读者，莫不以为杂乱，其实部次井然，皆有条理，班氏立法善之善者也。其后《隋经籍志》类中分类，未尝不师资于此。”[1]即姚振宗认为《隋志》中的“类中分类”取法于《汉志》篇中的“各有章段”。 这种“章段说”，见于《汉志条理》，是姚氏对《汉志》分类的总结，也是对《汉志》疏通条理的考证方法之一。如《汉志条理》中在梳理《六艺略·诗》的所有篇目后，他用按语总结道：“按此篇凡分五段三家。经为第一段，鲁说为第二段，齐后氏故传、孙氏故传及杂记为第三段，韩故、内外传及说为第四段，毛诗经及故训传为第五段。”[2]又如《诸子略·杂家》，他用按语总结道：“又按是篇凡分五章段。自孔甲盤盂至东方朔十家十一部为一段，伯象先生、荆轲论二家为一段，吴子、公孙尼二家为一段，博士臣、贤臣说对为一段。其自伯象先生至此，大抵皆论赞、辩难、奏对之文，而时代各不相接，故各以类从。解子簿书以下三家，则皆无撰人、时代者，例当置之末简焉。”[3]即他认为《汉志》分六略、三十八种以外，另有章段，如《汉志·六艺略·诗》又可分为五段，《汉志·诸子略·杂家》也可再分为五段。而这种“章段说”即是他《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目录分类法与《隋志考证》类中分类考证法的师资之处。

2 “类中分类”作为一种目录分类法

虽然“类中分类”最早在《汉志条理》中提出，但按《师石山房丛书》中各书的成书顺序，《汉志条理》、《隋志考证》之前，还有其自撰的补史之志《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而在这两种艺文志中，他的“类中分类”则作为一种目录分类法，即设置三级目录，便已经开始实践，只是作者不曾提及。下面试以《后汉艺文志》为例。因《三国艺文志》的分类法也是如此，今从略。

《后汉艺文志》凡分四部，四十二类。其中经部分为十一类，史部分为十五类，子部分为十二类，集部分为四类。于四部四十二类之外，姚振宗又在各部的有些类目中再分小类。如《经部·易类》又统分为五门，分别为“施氏易”、“孟氏易”、“费氏易”、“京氏易”与“不知主何家者”；《小学类》又统分五门，分别为“训诂之属”、“注续前代字书之属”、“新旧字书兼解释之属”、“新撰字书之属”与“音韵之属”。又如《史部·杂传记类》又统分为六门，分别为“注训前代传记”、“总录传记”、“郡国传记”、“别传家之有撰人者”、“别传家之无撰人者”与“儒林弟子籍”；《地理类》又统分为四门，分别为“宫殿都会总志之属”、“州郡之属”、“外纪之属”与“杂记之属”。又如《子部·历算家》又统分为五门，分别为“正历”、“杂历”、“漏刻”、“律历并历议”与“算数”；《五行家》又统分为四类，分别为“注述前代书”、“林占之属”、“杂五行书”与“祥异”。 在这两种艺文志中，“类中分类”作为一种目录分类法，意在彰明学术源流。

3 “类中分类”作为一种考证方法

“类中分类”作为一种考证方法则主要体现在《隋志考证》中。《隋志》凡分四部、四十类，之后无论是官家目录，还是私人目录，多踵武其分类之法，可以说是“善之善者”。郑樵《校雠略》也说：“《隋志》每于一书而数种学者，虽不标别，然亦有次第。如春秋三传，虽不分为三家，而有先后之例，先左氏，次穀梁，次国语，可以次求类。”[4]即称赞《隋志》分类之善也。但同时他也指出：“隋志所类，无不当理，然亦有错收者。”[5]姚振宗在论及《隋志》四部分类时也指出：

“四部之中，经部根据《七录》，大纯小疵。史部前九篇，著录无多，有条不紊。杂传地理两篇，为陆澄、任昉两书所混淆，编次无法，殊失体裁。子部五行及医家之后半篇，收载最多，紊如乱丝。此四篇为全书之疵累。集部别集一类，有时代可循，易以部署；总集一类，则各按文体排比，本易故，节次而下，亦有条理。统观大致，经、集两部为优，史、子两部，瑕不掩瑜。大抵长篇累牍，记载繁富，夹杂于见存《七录》者，皆未能范我驰驱，首尾一贯。类例不熟，故分隶不清。动为他家书目所束缚，而迁就依违，茫无把握。知当日与修是志者，非专门之学，不能如李淳风之律历、五行而胜任愉快也。”[6]

他认为《隋志》分类虽善，但因收载之繁富，分类之驳杂，也容易使人“不知其例，则动多误会前世名家。有以次序先后论撰人时代，而致疑武断，聚讼纷纷，终于隔阂难通者”。[7]所以作者为了理清繁杂的头绪，推寻《汉志》章法，于《隋志》四部、四十类之后，各统归属类，类中分类。

如《隋志》经部分十类，分别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孝经类、论语类、异说类与小学类。姚氏则对这十类再分七十属，其中异说类不分属；分属的各类为易类分七属，书类分五属，诗类分六属，礼类分十八属，乐类分六属，春秋类分十二属，孝经类分二属，论语类分七属，小学类分七属。又如史部分十三类，分别为正史类、古史类、杂史类、霸史类、起居注类、旧事类、职官类、仪注类、形法类、杂传类、地理类、谱系类与簿录类。姚氏则对这十三类再分分三十二属，其中正史类、古史类、霸史类、起居注类、旧事类、簿录类不分属；分属的各类为杂史类分两属，职官类分三属，仪注类分三属，形法类分两属，杂传类分十五属，地理类分三属，谱系类分四属。

统观《隋志》四部、四十类，姚氏共分为一百九十四属。虽然有些类别不分属，如经部异说类，史部正史类、古史类等。大概类例已善，或类例驳杂，无属可统。至于分属之类，亦非驳杂无序仅凭作者臆断，而是有一定的次序或类例，如郑樵所说：“朝代之书，则以朝代分；非朝代书，则以类聚分。”[8]在《隋志考证》中，作者的类中分类，基本上依《隋志》原有旧第，或以时代为次，或以文体为类，或以内容而分等。如以时代为次者，这种分类体例主要体现在集部别集一类；作者依时代次序，将别集一类统分为楚汉、后汉、三国、西晋、东晋、宋、齐、梁、后魏、北齐、后周、陈、隋等十三属。又如以内容而分者，这种分类体例主要体现在经部与子部二类；如经部易类，分传注、注系辞、音义、论难、杂议、义疏讲疏、图谱等七属；如子部兵法类，分兵权谋、兵阴阳、兵形势、兵技巧等四属。

以上几类是有类可从者，至于其他归类则略显驳杂，或《隋志》原无次序。如经部礼类，姚氏统分为十八属，则略显驳杂，读者观其属类，亦难知其中类属之别。

除了对《隋志》书目以类中分类进行疏通条理外，作者还曾以此法来相互引证。如《经部·小学类》“《通俗文》一卷，服虔撰”条。因其著录在梁沈约《四声》、李概《音谱》之后，而服虔为汉代人，故后世于《通俗文》一书颇有争议。作者引武进臧琳《经义杂记》云：“《隋志》《通俗文》一卷，服虔撰。叙次在梁沈约《四声》、李概《音谱》、释静洪《韵英》之下，则《隋志》亦不以为汉之服虔也。”即若按《隋志》依时代为次序列书目，则《通俗文》当在梁沈约《四声》等之前，而此列之在后，则恐非汉之服虔也。引《经义杂记》后，作者加按语道：“按此所云，犹未达本志类中分类之例。此在韵书之后别为一类，以是书为首，未尝不以为汉之服子慎也。”[9]即作者以为臧琳不明《隋志》类中分类之例，服虔《通俗文》虽叙次在梁沈约《四声》、李概《音谱》、释静洪《韵英》之后，但沈约《四声》、李概《音谱》与释静洪《韵英》是韵书之属，而服虔《通俗文》则不属这一类，是别一类之首，故《隋志》叙次于此亦允当。

总的来说，“类中分类”之法，起初时作者用于目录分类，远承《汉志》、《隋志》之旨，彰明学术源流。后在《汉志条理》、《隋志考证》中，则为考证之法，通过疏通《汉志》、《隋志》中分类体例，再进行类中分类，以使繁杂的篇目皆有次序、条理，并对一些有争议问题，以类中分类来相互引证。不过，有些归类也不恰当，以至作者视其无类可归。又如类中分类太多，亦使类别驳杂。

[1] [2][3]姚振宗著，《汉书艺文志条理》，开明书店，1936年版，第8、24、110页。

[4] [5][8]郑樵著，《通志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28、725、721页。

[6] [7][9]姚振宗著，《隋书经籍志考证》，开明书店，1936年版，第864、12、182页。

刘贤忠(1987.10-)，性别：男，籍贯：江西南康，学历：硕士，研究方向：古籍整理与文化研究，工作单位：南昌工学院民族教育学院，职务：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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