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根明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清人储欣评价《报任安书》说：“中间序得罪之由，明所以得罪而不引决自裁，忍耻苟活之故，数千言，一气条贯，变化万端。大约以‘辱字为骨，以著书立名为归宿。”节选部分（见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正是他这种心路历程的体现。细读第五段，我们会对司马迁的内心有更深刻的体认。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此句中包含着多层对比。“富贵”就财富和地位而言，是外显的；“倜傥非常”就精神风韵而言，是内敛的。拥有再多的财富和再高的地位也不过是平常之人，称不上“倜傥非常之人”，此其一。富贵者也许让人艳羡，但很快会名磨灭；倜傥非常之人让人敬仰，因而长久为人称道，此其二。富贵不值求，唯卓越不同凡响是求，此其三。这里司马迁强化了一种价值观，它不是功名利禄的获得，不是锦衣玉食的享受，而是被世人认可称道。他继承了儒家思想的传统，要求将个人的价值融入到社会价值的实现中，一个人对社会有贡献，才会被他人铭记、传颂，自己的生命才有意义。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倜傥非常之人呢？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司马迁列举了一系列历史人物来说明倜傥非常之人的具体表现，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至少有两个人物的事迹和《史记》中的记载是相矛盾的。第一，吕不韦作《吕览》是在“迁蜀”之前。《史记·吕不韦传》载：“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日《吕氏春秋》……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岁余……乃赐文信侯书日：‘……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第二，韩非作《说难》《孤愤》是在“囚秦”之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言：“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日：‘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日：‘此韩非之所著书也。”

同是司马迁所写，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显然应该不是他的记忆出了问题，合理的推断应该是他故意为之。如果看看这些人物的共同点，也许我们会明白司马迁这样处理的用意。

第一，所列举的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强化用例效果，伟人尚且如此，我等“蝼蚁”之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第二，从动词来看，“拘”“放逐”“膑”“迁”“囚”在句中都含有被动意思，“厄”虽不直接表被动，但从字形来看也含有被动意味，字会意，“厂”像山崖，“卩”像人被困在崖洞下卷曲身子不得伸展之形。而“失明”，也是自己主观不愿意的。也就是说这些伟人都遭遇了自己不愿面对的巨大厄运，这一点正和司马迁相似。第三，在遭遇困境之后，他们都选择了著书立说来作为人生意义的支点，这给了司马迁莫大的精神安慰，也是他坚定自己选择的巨大精神动力。如果要在文末再加一句的话，也许可以这样说：“子长下蚕室，《史记》流传。”于是我们明白，吕不韦和韩非的遭遇与著书的先后顺序在司马迁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而这样的人越多越容易让他找到精神慰藉。

《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些人著书立说的第一要义并不是要流传不朽，而是“发愤”。“发愤”是抒发愤懑，与“发奋”（勤奋努力）不一样，它是以心中情感的宣泄为直接目的的，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从某种层面上来讲是对黑暗现实和不幸命运的抗争。因而叙述的往事，很有可能带有作者的主观情感，而并不一定是客观公正的历史。比如孔子编撰的《春秋》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是史书还是经书的争论，主要原因就是书中带有较强的个人意志，不过是将理想赋予历史的形式而已。这一点在《史记》中也同样明显存在。

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作者花了大量笔墨来书写这些历史人物，大力赞扬他们、安慰自己，最后却说这些著作无非是“空文”。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在儒家的伦理中，“三不朽”的价值观早已深入人心，“立德”不可得，身残不可用而“立功”不可能，只好“立言”。虽然有些无奈，虽然较“立德”“立功”而言，“立言”是下而求其次，虽然他们最初的目的不过是“自见”，然而它毕竟可以不朽。是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历史上不是有这么多人做到了吗？我司马迁为什么不可以？

在一个士可杀不可辱的时代，一个人受到极辱之后选择活下来需要莫大的勇气和理由。司马迁说“要之死日，是非乃定”，他的“发愤著书说”让他自己和《史记》得以流传千古的同时，也给后世无数的失意之人以心灵的温暖，这恐怕是他自己没有料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