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元

“入木”终觉浅，“跋涉”不嫌多
——简论苏君礼和他的评论

杨立元

关注河北省文坛和文艺评论的人，应该对苏君礼这个名字不会感到陌生。多年来，他在繁忙的专业教学之余，发表了二百多万字的专业研究和文艺批评文章，有些在一定范围内还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在河北省挂届举办的文艺评论奖评奖中，他从第一届到第八届，除一届因未参评而未获奖外，其论文、论著有七届评奖都获得过一、二、三等不同等级的奖项。有些评论文章还曾连续多年被收录到《河北省文学评论年鉴》中。因文学研究和评论方面的专长和成绩，苏君礼也多届次被聘为河北省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组成员，河北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特约研究员。这一方面是对他专业眼光和学术辨识力，以及鉴赏和批评表达能力的肯定，而另一方面也是对他在面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以及地方文化等所作的多向度的美学思考与精神、价值追问的高度认可。他的评论文章无论是长篇宏论还是短札小品式的短文，都能在理性与感性相结合中有针对性地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阐述与评判，从论题的选定、材料的选择、结构的设计、语言的运用等方面，给人以形象而生动、准确而睿智、全面而深刻的印象。“入木三分”终觉浅，而涉猎的问题虽多且各有千秋，但恰如他早期的评论专著——《跋涉集》所昭示的：虽关涉面广而阔，却行走久远仍不嫌其多。

苏君礼，于1960年出生于文化底蕴厚重，有着花果之乡和“诗词之乡”美誉的昌黎。他高中阶段就读于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的昌黎县中学（今汇文一中）。昌黎的灵山秀水是一种大自然的慷慨馈赠，而古朴深厚的碣石文化的浸淫，使他在高中阶段便显露出一定的文学天赋，其时的新诗创作虽带有1976年代特殊时期的幼稚、真切、观念化的印痕，却在当时的昌黎县中学校园里小有“影响”，如写当时师生学农劳动活动的《七里海啊，我战斗过的地方》是至今一些同学还能忆起的作品。由此，他在恩师邓启光以及当时昌黎县从事文学创作的诸位师友的帮扶、鼓励下，也开始了艰难而略显沉实的文学创作与研究之路。恢复高考后的1979年，他考入了当时尚在宣化而名声较大的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开始接受正规化、系统化的语言文学专业教育，既接触了公兰谷、朱泽吉、丛药汀等名师，又激发了求知的欲望，开阔了知识的视野，使他对许多文学问题能够进行在理论观照、引领下的思考与追问。当时的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虽然所处的地理环境并不好，但与全国新时期文学复苏的大环境相吻合，文学氛围十分浓重，这使他如鱼得水，快速地吸吮着文化知识的乳汁，沐浴着阳光成长。经过四年专业化学习，不仅使他有了较厚重的专业理论的支撑，由此，也决定了他毕业后至今所从事的语言文学方面的“美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多年的工作实践和学养积累，使他在文学和文学评论的沃土上辛勤耕耘、自信成长。目前，他是学校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协会的会员，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小说学会等学术组织中的骨干会员，并由于在写作学、文章学、地域和民俗文化研究等方面的成就而担任中国文章学研究会的副会长。也许由于职业与兴趣的高度契合的原因，经过三十多年的艰难跋涉，他的研究领域除文学评论之外，已有拓展，并迁移拓展到诸如长城文化、地方民俗文化等方面。粗略统计除参与主编一些高校专业理论教材如《现代写作学新稿》《大学语文》《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评》等之外，他还先后出版了个人专著《跋涉集》、《论语导读》等，并在各种报刊发表以文学评论为主的论文数十篇。近些年，他组织团队参与了国家重点出版基金项目——《中国长城志·文学艺术卷》的编撰工作。纵观他从早期到当下的一些评论文章，犹如一座座大小不一的形式各异的文字建筑，在或寂静或喧嚣的文学、文化的旷野上矗立着，任人品评和言说。此刻，我依稀记起果戈里曾说过的几句话：“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它还依旧诉说”。诉说着对一些问题的入木三分的剖析和见识，诉说着在文学、文艺路途上“跋涉的艰辛与欣喜”。（董宝瑞1999年11月17日《秦皇岛日报》第3版）

一、深厚的理论支撑

无论粗读还是细读苏君礼的评论文章，人们都会有一个鲜明而完整的印象——理论色彩和气息浓重。每一篇文章都不见空话、套话，而是他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和凝聚。在他从事文学评论的30多个年头中，无论是上大学时期所写的论文，还是毕业后从事中文教学时期所写的论文，抑或是在当下所写的针对性极强的文章，几乎都不缺少相关专业理论的支撑，透出儒雅的气息。他能将中国传统文论与新潮前卫的西方文论知识相结合，针对具体的研究和评论对象而展开或由浅入深、或深入浅出而又入情入理的分析和判断。如写于1979年12月他19岁时的《论徐志摩和他的诗》一文长达一万三千余字。有人评价说“这是他在文学评论园地跋涉的进程中迈出的第一步，这一步应当说是颇大，也颇有勇气的。要知道，他写这篇文章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一年，思想解放运动上处于刚刚兴起阶段，文学的禁区虽然已经打开，但还有不少‘左’的东西作祟，一个刚入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敢对长期打入另类的‘新月’诗派盟主说长论短，不能说没有一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参见董宝瑞《跋涉的艰辛与欣喜》）后来该文还在当时学校组织的学术报告会上宣读过，足见产生过一定的反响。1996年在河北省美学学会学术年会上他宣读了一篇论文《理论的模糊与批评的乏力》，这是运用美学和相关理论，探讨和观照文学评论发展现状与态势的，即见出其理论功底的深厚，也看出其灵活运用各种学说的驾轻就熟功力。“堪称颇具慧眼之作，理论的精当，阐述的精深，非一般浅尝则止者能述。”（参见董宝瑞《跋涉的艰辛与欣喜》）有理论而不唯理论是他一些文章的特色。《谈谈通感》一文题目平易，但文中的资料详实，分析入情入理，将文艺心理学、语法修辞学和传统诗学理论运用的得心应手，这篇写于1989年的论文在参加了当年公刘、张志民、贺敬之、张同吾等著名诗人、评论家莅会的学术会议上宣读并参与了讨论，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文中他不仅从学理上对通感这种古已有之的修辞手法和现象进行了认真梳理，而且还在阅读经验的基础上列举了大量不同类型的“通感”实例来分析人的各种感觉器官是如何相互作用，化“俗”为“奇”、化“熟”为“生”或化“生”为“熟”进而增强表达效果的。这样的入情入理的分析和论述，消除了人们在面对这类作品语言现象时，因过度注重是否违背生活真实而有可能产生的误读、误解，甚至使文本固有的美感丧失。文中他引用把“变化”视为六项美学原则之一的英国美学家荷迦兹的话来作为理论依据：“人的各种感官也都喜欢变化，同样地，也都讨厌千篇一律。耳朵因为听到一种同一的、继续的音调会感到不舒服，正像眼睛死盯着一个点，或总注视着一个死板板的墙壁，也会感到不舒服一样。然而，当眼睛看你腻了连续不断的变化时，再看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律的东西，也会感到轻松愉快，没有任何装饰的空白，如果能与变化穿插的合适，与变化形成对比，看起来也顺眼，并且在变化之上更加上了一层变化。”（参见《美的分析》）由此可见，苏君礼的评论文章无论理论色彩浓重的还是写的浅易、平和的，其实在背后或骨子里都有厚重而得当的理论支撑。他有时也尝试建构个性化的话语体系，比如《展布，同时携带》一文，针对一个时期市场化条件下文学创作被边缘化的状况，思考并论述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在众语喧哗的今天”，文学的“定义并不因科学的不断发展而日渐明晰”，“流行的恐怕并不是准确的抽象的概括与阐释，而是那些形象的宽泛的生动比喻”。文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展布，同时携带’这样的标题，就是说文学既不能成为纯粹个人感情的宣泄、个体感觉的复制，也不能成为有些文字功底、语言技巧者的工具和玩偶，更不能成为政府文告。”“它是一种永远的‘在路上’的感觉与意志，而绝不是已到达目标的安稳与休憩。”文学“要让上司认可，还要让读者大众接受；要出入于宾馆、会议室、学术报告厅，还要进得了田间、工厂、商店；要体面地与白领们调情、打俏，还要激昂地为乞讨、失学、下岗者们呐喊；要在高校、中学校园里穿梭、逡巡，还要在严整有加的军队营房里驻扎、流荡；要勾引那些心有旁骛的纯情少女们，还要故做沉稳地拯救恋爱季节的愣头青们；要指点难耐寂寞的怀春少妇，还要幽会偷窥春色的‘睡如翻饼’之人；要有所揭露、有所批判，还要有所歌颂、有所弘扬……文学的确承载了太多的东西，但文学不承载什么还是文学么？它仅仅展布，而不携带吗？它仅仅是‘一声叹息’？抑或是‘丰乳肥臀’？是飞来飞去的‘乌鸦’？抑或是久唱不绝的‘长恨歌’？是精神和物质都已荒芜的一座‘废都’？抑或是惊心动魄的生死‘抉择’？……”这种饱含热情和关爱的文字非一般不熟悉当下文坛现状、不思考文学的发展与出路的人所能表述。

二、开阔的批评视野

苏君礼的文学评论文章，在批评视野上表现出既精准又阔远的特点。他对文学运动、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是时刻追踪、须臾未曾远离的，因而批评文章也都是“在场”的。其宏观评论文章往往着眼于社会生活和文学自身发展的态势，时刻感受着时代的脉动。无论早期的《理论的模糊与批评的乏力》，还是写于2002年的《热诚与冷静》，都可见出评论家对社会、对人道、对文学乃至文学评论所秉持的爱憎立场与鲜明忧患情怀。他认为“文学批评中投注倾心的热诚和保持适度的冷静显得更加弥足珍贵。然而信仰情怀的无限扩大和包容，能强有力地支持现代社会里对文学还有点虔诚之心的人们的不懈追求与努力——对自由、对生活真理、对宇宙道义的义无反顾的践履”。他与郝雨合作署名发表于2004年2月30日《文艺报》理论与争鸣版头条的文章《“贵族化”写作的陷阱与处境》一文，针对一个时期以来的文学写作状况，在大量阅读、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宏观性地摸准了问题的命脉，超越现象直指本质——“‘贵族化’写作并不能逃脱‘卖家底’的嫌疑；而有些则是以皇帝、后妃、格格们的‘出镜’来展布生活的‘另一面’，从而把现实中人们无法亲历的豪华与奢华作为卖点”。这种“文学写作中平民情怀的缺失与人们痛心疾首的精神滑坡或道德沦丧，有着太直接的关系；而现代媒体又为‘贵族化’写作的强化与‘平民’情怀的弱化提供着铺张的契机与各种形式的便利，使人们找寻天地之‘道’，圣人之‘言’，人类之‘志’的旅程更趋困难”。评论家热切“呼唤‘平民’情怀”的回归。他忧虑：“在特殊语境下，在变异系统中作家的责任感与血性，到底还能有多大的耐心与程度来支持其批判的锐利与忧思的深广呢？”

苏君礼不仅在如上这些带有宏观性质的共性话题上敢于发声，敢于亮“剑”，而且在面对一些微观性质的作家作品时，也是倾其所爱，发现优长，指出不足，做的是“扶上马，送一程”的工作。他对并不熟识的陕西安康女作家王晓云的长篇小说《梅兰梅兰》展开批评，拟题《摇摆的欲望》在《小说评论》上发表，只是由于“读王晓云的长篇小说《梅兰梅兰》仿佛置身于图片展览橱窗前，各种人物、风景、画面都会涌入眼中，让你目不暇接。书中遍插欲望之旗，在猎猎招展，以其坚守的姿态和理念，标示着特殊的疆域，在抗争中显示着女人的理想与命运，演绎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欲望的摇摆过程”。并分析评价小说用“女孩、中学生、大学生、歌女、情人、女儿等多重角色意识交织于一身的视角来感知社会、感知同学、感知男人、女人、情人与亲人，触摸了欲望的温暖也触摸它的沉重。”这种含有社会学、心理学和人性意味的作品论，非精细化阅读之后恐难成文。同样发表于《小说评论》上的《肖可凡的“超记忆回忆”与新津味小说》也是针对一个作家的创作个性而展开的批评，表面上是关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经验写作与超验写作的老生常谈，而实际上结合这位天津实力派小说家的具体作品探寻了其创作“回忆”的本质与特性，指出作家的这种在创作中并不依赖于切身经历过的或亲身体验过的历史事件或生活事实来作为素材来源的“超记忆回忆，也为作家提供了一片艺术创作的更加自由的天空”。而他对本地诗人常兴忠的诗作评论《灵魂之舞的孤独与共在》则结合诗人的成长经历，从人格的高下角度，人性的饱满与否，分析一首首颇具质感的诗作“几乎就是裸露肌肤的晾晒，是在时间磨砺中海滩上，阳光下，黄沙中对于鱼或虾的炙烤后风干后的保存，本质上有忧郁、有孤独，自然也未缺少憧憬。”他衷心希望“一个人能穿越‘心灵的光阴，’”因为“孤独不是世界太冷清，而是太繁杂，是坚定的信仰，更是诗人基本的价值立场”。在透过诗作意象营构的表层之后，在或许幽暗的深处发现诗人的灵魂——且是孤独的灵魂，没有一定的艺术辨识力和审美鉴赏力，是难以有这种形而上层面的分析、判断的。如果说，这些关乎作家个人的个性化微观性评论显示了他的细读、鉴赏功力，那么感受并把控文学发展整体格局的大趋势的一些宏论，则更能彰显其艺术感觉的敏锐以及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批评家素质。如在中国小说学会学术年会上他针对迟子建、刘震云、刘庆邦等小说名家作品在小说的态势语、对话、以及性别特征模糊等方面存在的现实病症，以《小说的语言与言语谈片》为题发言，举实例、析病因、求根治，可谓是其意切切而殷殷，得到了与会陈俊涛等专家的认可。他在北京香山举办的“如何现代，怎样新诗”的诗歌论坛上，与谢冕、孙绍振、吴思敬、王光明等诗界大家、名家一起深刻剖析当下诗坛的生存环境、生存现状及可能。其《城镇化进程中的诗及其表达》一文长达一万三千多字（《吉林师大学报》2016年第3期全文发表），以详实可信的数据和事例，认真而深刻地分析了针对当下中国社会城镇化进程加快的现实，诗歌所在做、应该做和能够做以及怎么做等热点问题。他洞见性地认为：“对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诗人应该有所回应。抒写城镇化进程的诗要表现出人们的兴奋、焦虑、紧张、魅惑、茫然等复杂心态，它必须以捍卫身处现代生活节律中的人的个体生命意识和独立人格为前提。它是一次面对灵魂的缠绕和诘难、困顿和警觉，是将现实世界、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进行打通”。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网等媒体在报道会议内容时都摘引了这段话，足见他在诗歌正在远离社会和民众的状况下，做了一次善意的提醒和呼唤。

三、真挚的故土情怀

苏君礼早期的文学评论在内容上多为评论本地域作家和作品的，这一方面说明他热恋着这方热土，而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在评论这条路上每一步迈的都很坚实、稳健。他评一笑的诗《“到长满顾盼的原野上”去》，评周毅民的诗作《得“意”而不忘“形”》，评以苏婷、李翠华为代表的诗歌群体《昌黎女诗人鸟瞰》等文章，都是既浅易、通俗，又满含深情和期望寄托。当然更是针对并抓取每个诗人、作家最富个性的特征来言说，讲求有理有据、入情入理，既不泛泛而谈，更不高高在上。这样的文章和写法得到了《诗神》主编戴砚田、旭宇等人的大力肯定，甚至使后来成名的诗人高粱、西雨等产生了一种“羡慕、忌妒、恨”，为自己当时未得到对症下药式的评论和关注而小有遗憾。这种偏爱、偏心成为秦皇岛文坛至今还偶尔议论的一段佳话。

苏君礼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的关注和偏爱，早期更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散文作家董宝瑞和诗人大解的追踪评论上。董宝瑞是昌黎走出的散文作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及河北省内的报刊上常能见到他署名东燕的作品，这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他广泛搜集、认真整理并细心阅读董宝瑞的一系列作品，精确概括梳理出了作家由山雄水美的家乡热土而成文的佳构在题材上的两大方阵：“以五峰山为焦距，追寻李大钊的革命足迹，构成其第一方阵；以碣石山为起点，连通着碣石文化，记叙古碣石地区的山光水色、风土人情的第二方阵”，并拟题《闪烁地域的灵光》发表，后被收录《河北散文论》一书。这一篇关注作者“山风海韵”、“智水仁山”、“悠悠情思”的评论，运笔扎实、厚重也充满灵气。之后，更能体现评论家艺术敏锐度的是同时期为著名诗人大解所写的评论《“厚土”“活水”培植的“感觉”》一文。其时，大解刚刚从秦皇岛走向省、国家诗坛。他在阅读中发现其诗作的意象构造新颖、别致，虽然与传统文化、乡村诗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更流露出现代的感觉和意绪。于是便用当时刚刚涌入国内不久的法国柏格森的“生命诗学”理论，有些细碎化地剖析了大解诗中在乡村厚土、故乡活水意象中蓬勃生长出的各类“感觉”化意象，不仅突破了简单的虚实结合法则，更与人的生命意识、人生经验等在本体意义上做了沟通。诗人感受的是“女人吐出的‘烟霞’；渗着汗味的‘厚土’；漫流而去的‘活水’；逃不脱土地诱惑的‘根子’”。这简洁而准确的捕捉与表述，将诗人大解的感觉意象诠释的透彻、明了，直抵诗的本质。

《年轻的幻想》是评论本地作家刘立勤的长篇童话《艾艾兄妹奇遇记》（《秦皇岛晚报》2001年12月13日第4版）的。文章写：“幻想世界，使我们产生了对世界的新的幻想，这不仅仅关乎当下人性、道德、知识等等问题，也关乎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构想。当我们对社会、对世界、对生命、对完美、对缺憾的体察一天天深化，当宇宙航行、克隆技术已不再是幻想，幻想的童话以及童话的幻想，还能象诗一样成为我们不息的精神源泉与归宿吗？能！艾艾兄妹的奇遇经历说明，天可以老，地可以老，人可以老，而幻想却永远年青、美丽而持久”。《谎言与真实》（《河北文学院简报》2005年6月第3版）是评论阎明国长篇小说《鳄吻上的炊烟》的，他敏锐地发现：“谎言与真实是一种对峙、是一种矛盾，是绝对的紧张与逼促，而这恰恰又是小说的重要构件”。随后文章特别精确地概括出粗粝与粗俗不是一个层次的审美感受。他评肖欣楠和她的散文《寻觅幻像的悲情之旅》（《时代文学》2008年第2期），对于依靠作品质量，入选《2004年度散文选》和《2004网络最佳作品选》的作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鼓励。在细读了《左手咖啡右手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11月版）后，他敏锐地发现，作者“在文字中流露出一种恐惧和丝丝悲凉意绪。无疑她在淡化着有些悠远的生活背景，却在寻觅幻想的过程中显露出超出其自身能力和限制的疲惫，让人领略了她精神之旅的悲苦”。之后，又结合具体作品中诸多的“敏感的警觉，平滑的坦白，中庸的生活，中和的理念”等，放置在散文创作的大背景下深度剖析——“在散文创作中‘小女人’散文的一度热温，怂恿着人们找寻最便捷的方法和通道——多情地沉浸在日益世俗生活的表象中，忽略各种精神的坚硬内核，在焦灼的虚无中津津乐道于东长西短、风花雪月的琐碎中。”“如果肖欣楠真能走出膜拜的祭坛而返回现实，她的咀嚼与喟叹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悲情与无奈”。这种饱含鼓励的非平面化的热情，符合文本实际的分析判断，与大视野下的深度领悟是分不开的，颇能彰显其美学、心理学、文化诗学厚重的积累与睿智。当然，并不同于炫耀知识和技法。他的文章几乎从不缺乏温情和个性，在乐观和善意心态下的公正写作不会缺温度、暖意。反之往往导致评论文章的四平八稳、浑沌、含糊，释放的一定不是“正能量”。

近些年，苏君礼结合自己参与主编的《中国长城志·文学艺术卷》的编撰工作，又在长城小说、长城戏剧、长城舞蹈等方面对自己的批评视野做了大胆的拓宽和拓深。这当然依托于他多年讲授“文学概论”、“美学”课所积累的丰厚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情趣，但更重要的还是他骨子里对长城、长城文化、地域文化的痴心与迷恋使然。他在《大舞台》杂志发表并获河北省文艺评论奖二等奖、一等奖的论文《昌黎地秧歌源流初探》（与董宝瑞合作署名）和《传统戏剧昭君出塞源流探析》堪称这方面的代表。文章旁征博引，精细梳理历史文献资料，讲求不犯孤证、不忘下断语等学术规则，使文章的结论有出处、有依据，坚实、可信。这种严谨的行文方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更应该指出的是字里行间内含着——对故乡、对长城和长城文化的热爱与敬畏。他写表现长城题材的小说《大道岭》的评论拟题《“大道无形”》重点把控的是小说表现的生态意识和家园意识。透过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外衣，他着重发掘了将看似荒诞的情节融入长城旅游开发叙事中，要表现保护环境、净化心灵的生态主题，这是切合当下社会生活实际的，也是着眼于未来“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而他在评梅里的《佛耳山歌》时，拟题《农民想象与成长背叛》，文章针对作品中表现的青年农民热爱依傍长城的一片故土，却不愿重复父母们“昨天的故事”，一针见血地分析指出这是观念的背叛，精神的背叛，生存方式的背叛。作家“在经验的废墟中重建现实，面对的是很难假设和无法逃避的存在结果，挽歌、颂歌都得吟唱，而敲丧钟和谱写挽歌，正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在夜晚望不到让人生畏的星空时的适当也适度的反应”。字里行间，无疑内蕴着生于当下、想象未来的深度忧患，是评论家批判意绪的自然流露。既使不对这些文章的具体写作技巧作学理性的分析和归纳，也可以真切触摸到评论家和时代、社会同步对位、相协共振的思考方式，以及求美向善的心智结构所留下的深刻印记。当一些作家、评论家不同程度地疏离政治与时代、意识形态与当下生活时，他并不避嫌地标举自己的文学“展布，同时携带”的主张，也从不掩饰弥漫在许多批评文本中的或浓或淡的“乡愁”。正如他在《文化的同化，泛化及其它》一文中所表露的“一个作家、批评家在创作上一旦主动或被动放弃了对哲学审美高地的占领，滑入的只能是空茫的、苍凉的、寂寞的甚至恐怖的沼泽或沙漠”。他真的不想放弃坚守，所以那种真挚的故土情怀本身便显得异常艰难和弥足珍贵。

四、诗意的个性表达

《在“自由”与“非自由”之间》（《时代文学》2006年第3期）是他对林闻散文的印象式评论。可以看作是他乡土情结的自然流露，也可以看作是其语言诗意化个性的表露和追求。“‘自由写作’与‘非自由写作’是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两个概念，用于表述对林闻散文创作状态的概括，既显抽象，又过于费解。因为前者是指无任何约束，不带丝毫羁绊，纵马由缰式的写作状态。而后者，则往往受自然外界诸多条件，如时间、环境等因素的限制和牵引，受支配性或被支配性的特征较为明显。”这是学理性的言说，也有诗意化的表述——“林闻的散文是一滴水，纯净、澄明、透亮。”“林闻的散文是一团火，有温度、有色彩、有形状。”“林闻的散文是一片云，轻灵、飘逸”。这种比喻贴切而具象，在语言表达上是属于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结果。他一方面注重语言的准确、流畅、生动、严谨和完整，另一方面，也从不忽视遣词造句的新颖、奇特，追求陌生化表达。这从他一些评论文章的题目拟定即可看出，如《闪烁地域的灵光》、《“厚土”、“活水”培植的“感觉”》、《寻觅幻像的悲情之旅》、《年青的幻想》、《摇摆的欲望》等等，从中足可以看出其语言应用上名词、动词的选用和搭配，具有形象、准确而灵动的特点。他评张辉利其人其文借用辛弃疾的诗句《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十分切合其外向、逼视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披文辄见其心”。他的平和态度，是与作者攀谈交心，更是与读者对话、交流。他论郑道远的叙事抒情长诗《沉溺》拟题《肉体沉溺与精神救赎》（《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10期），分析指出：“诗人郑道远以他的智性，在多维的时空的交错关系中巧妙地打开了被先在文化、既定观念所定性了的一个‘简单’故事对象，‘沉溺’其中，让一个庸常的爱情故事的纹理、褶皱，甚至间隙和毛孔都在诗性观照中裸露出隐匿的‘意义’。让人感到在视觉上是铆接兼焊接，在触觉上是畸嵌与凹凸，在并不艰深奥涩中造成了跨体混沌，‘综合’杂糅，从而让人怀疑诗人是在自觉放逐简洁而追求繁复的审美品质。事实上这部六千余行的长诗《沉溺》，应该是诗人生命能量的一次集中释放或喷发，是与生命或生存期待与期许所达成的一种溶解或契约，虽然‘沉溺’与解脱‘沉溺总有’几许欢欣‘，但在触媒点上并不导向粗鄙化。物象的罗列、意象的创造，唇舌快感的体验或官能发泄的升华，既对抗着伪生命体验、伪崇高，也是对琐屑、油滑甚至轻佻模式的善意提醒。假如，人人都能像诗人一样，洞开自我鲜为人知的角落，透过长期被各种思想、文化粉饰和遮蔽的生命表象，尽情翻晒本我深处形形色色的忌讳疤痕，坦露一下难以启齿言说的隐秘欲望，放大并开发毛孔般细微的感官和驱体的符号，打通肉体与其他意识的疏密关联，来指涉生理之处的生存的阔野，让人性最大限度地敞开，追索的意义定然指向精神的‘救赎’。那是‘沉溺’过后，走向自由的一个过程。人，不可回避，更不能无视”。

该文在语言上较全面地体现了苏君礼评论文章的特点——灵动、准确、严谨、形象，文章开篇：“当一个人过度‘沉溺’于往事，就不可能激情瞩目于未来，更不会钟情于现实，重铸或重塑全新的精神品格。所以，一个人是否真的持存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度，该舍当舍、当存必存，关系着能否创造生命中笑越百峰的超越气象和自省、自足的生存意境。诗人郑道远以他的叙事抒情长诗《沉溺》（民族出版社2005年4月版）昭示了人摆脱肉体‘沉溺’的艰难与寻求精神‘救赎’的可能”。不仅紧扣提目，也紧紧结合着评论对象而言说，中心明确，不枝不蔓，言之有物，具体形象，在对诗作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进行剖析时，引用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中的相关理论，言之凿凿地得出长诗“在并不破坏诗的语言的高雅精致的前提下，也在陌生化、张力寻求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当人与世界的对抗性在习惯性视野和惰性思维里，已经“风化”成某种规则，诗人将现代社会的普遍焦虑叙写并反映出来，无疑显示出难得的自省和勇气”。这是流畅而有见地的。《放飞洁白的鸽群》一文，是对秦皇岛五十年诗歌创作群体整体状况、水平的一个判断和评价，他用“鸽群”作喻，而又要动作化、行为化的“放飞”，既形象贴切，又兼有了批评文本应有的鼓励之意，可谓醒目且“一石多鸟”。他评论陈源的诗集《花与剑》的评论《意象城堡》这样行文：“陈源在《铁树》一诗中，‘花是一把剑，剑是一朵花’的自然辩证、历史辩证、哲学辩证，显示出理趣与意象完全可以和谐统一。”而《“寻找”的意义》一文，虽是对文学写作“寻美求道”的本质意义的学理性“寻找”，写来却并不艰涩、生滞，而是晓畅、易懂，可谓气脉贯通。如：“在过去的斑斑驳驳、红红绿绿的岁月中，为什么我们还能保持纯真，而不让原本脆弱又鲜亮的心镀上铜绿？在现在的让人目眩、使人惶悚的快节奏的网络时空里，为什么我们能以极大的耐性守望精神家园，而不愿诗意在丰富的信息传递中渐渐流失？在对将来的缥缈而无涯的瞩望中，为什么我们还会以宗教徒般的虔诚尽情幻想，而不错过流星雨滑落时对神秘宇宙的扣问？我们说是幻想，是‘寻找’。”这种形象而生动且极有逻辑力量的排比句的运用，恐怕在一些批评文本中并不多见，而在他用来却得心应手、恰到好处。可见他在观念上不是墨守成规的，而是讲究创新的，以其昭昭之心，涤荡或昏暗或污浊的东西，袒露率真、博爱的心胸。这首先得益于他在平时繁忙的工作、生活中广泛涉猎各种图书，时时关注文坛热点问题，并且有所思考和追问。近期，他结合当下多媒体对生活、工作各个方面的全方位的影响与冲击，撰写了一万余字的论文《全媒体对“文体”的影响与挑战》，论题选择准确，具有现实性、前瞻性和挑战性。文章结合当下包括文学文体在内的各种文体的变化特征，分析了其与多媒体的内在联系和受其影响不同表征，论述充实而可信。为节省话语，兹将文章摘要列下，在改革进程中，以网络、移动终端、微信传播平台等为主力的全媒体，广泛采用链接、检索、导航等技术，使纸媒与新媒体合谋，产生了各种尚难在“文体”上归类的文本，强势冲击并瓦解着确立已久的传统“文体”意识，呈现出巨大的“文体”“塑形”潜能，影响并规约着人们的阅读和理解。在广义文章学范畴内，探究网络文学、实用、微信的“文体”特性及成因，对于既历史也现实地认识“文体”，进而创造更规范和有生命力的文本意义深远。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批评家的问题意识、发现意识。他在人们习焉不察的纷繁现象中敏锐地探寻事物的本质，并可以从容徐舒地灵活运用各种知识和理论，得出引发多向度思考、富含价值的结论。审美是个性化的，也一定是社会化的，事实上，评论家也是为自己所处的时代而写作，时代的审美风范，彰显时代、地域特征的独特内容与氛围，会自然而然地迁延、渗透进批评文本中。这可以让人感受到他驾驭批评文体的能力，也彰显出他诗意化个性语言表达的特征。

评论家苏君礼在文学评论这块园地中辛勤耕耘着。我们期待他眼光放得更远、望得更准，步履迈的更稳健、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