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农民工体育消费问题研究

2016-11-25李刚张建军

安徽农学通报 2016年19期

李刚+张建军

摘要：以农民工体育消费为代表的“农民工问题”正成为学术研究中重要的问题领域。和谐社会层面的认识是农民工体育消费问题的重要思路，农民工体育消费困境、制约因素及突破路径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很多成果，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体育消费作为农民工的一项基本权益，既是全民健身工程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我国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关键点。在此背景下，对农民工体育消费问题进行回顾与展望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回顾与展望；农民工；体育消费；困境；破解路径

中图分类号 G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19-0003-05

Abstract：The issue of migrant workers represented by their sports consumption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academic topic. Understanding of harmonious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idea that the issue has been presented. Many fruitful studies have been done on migrant workers' sports consumption dilemma， restricted factors， games and they have achieved a certain degree of consensus. Sports consumption is one of the basic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its the most basic and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fitness project and the key point of China's strategic goal of sports pow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i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the migrant workers' sports consumption has great significances.

Key words：Retrospect and prospect； Migrant workers； Sports consumption； Dilemma； Games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变革及现代化生成过程中，以独特的社会结构为基础而形成的具有阶段性的社会阶层，是我国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治基础内部的自然运动的结果，是我国社会发展路线与政策变迁的产物。当前，我国农民工群体的数量达2.74亿[1]，已成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外的社会“第三元”，体育消费极具潜力。具体而言，农民工体育消费是指农民工用体育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自身需求的一种行为。体育消费的对象涵盖商品性体育文化产品与服务及公共性体育文化产品与服务。近年来，随着政府、企业及社会“三元”共治模式的高效运转与持续推动，农民工问题不断向“善治”的目标迈进，学术界对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内在逻辑因应实际，经历着从生存预设向公民权视野的转变[2]。农民工体育消费作为农民工的一项基本权益，既是全民健身工程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我国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重点和难点[3]。在此背景下，对农民工体育消费问题进行回顾与展望，可以透析农民工体育消费的矛盾生成，为农民工体育消费的安全促进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同时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农民工体育消费，采取可行措施刺激和保障农民工体育消费，对于提升农民工的身体素质，促进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推进农民工个人观念的市民化，加速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4]，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劳动质量、拓展农民工体育消费空间，推动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及和谐社会的构建等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1 农民工体育消费研究回顾

1.1 农民工体育消费困境研究

1.1.1 体育消费水平偏低，消费结构不合理学者们通过对农民工体育消费现状的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及数理统计，认为农民工体育消费水平偏低，消费结构不合理。马春建通过对河南省1 200位农民工体育消费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农民工尚未参与体育消费，且已参与体育消费的少数农民工的体育消费也维持在较低水平，占个人收入的比重微乎其微。参与体育消费的农民工体育消费结构不合理，以实物型消费为主，非实物型消费为辅。实物型消费以购买运动服装为主，且呈现出明显的价格质量导向型特征，而用于体育器材、体育健身类书刊的消费相对较少；非实物型消费以购买体育彩票为主，用于健身、观赏性体育消费的相对较少[5]。马雪莲通过对河北省农民工体育消费的调研、刘巧通过对湖南省长株潭地区农民工体育消费的调研也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王晓贞通过对江苏省1 726名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的调查，以代际差异为视角对农民工体育消费进行了分析，认为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水平相对较高，消费内容较为丰富，消费结构更加合理，但仍未撼动农民工群体体育消费水平低，消费结构不合理的基本框架[6]。

1.1.2 体育消费缺乏闲暇时间保证个人的时间一般可分为劳动时间、休息时间和闲暇时间三个部分。闲暇时间指个人在劳动和休息之余，可自由支配的时间[6]。已有研究表明，充裕的闲暇时间是农民工体育消费空间拓展的基本保障条件。褚亚娟通过对江苏省农民工体育消费状况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工闲暇时间受劳动时间和休息时间的强烈挤压，农民工用于体育消费的闲暇时间较少，限制了其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7]。楚丽娜对新时期我国城市农民工体育贫困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民工工作性质、劳动强度等因素导致其闲暇时间缺乏，是农民工体育贫困问题生成的重要动力来源[8]。刘巧通过对长沙市农民工体育消费的调查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消费的“根”文化浓厚，为了满足家庭生计及储蓄的需要，常常通过加班加点的方式来获取满意的收入，极具经济理性的生产、生活安排，使自身体育消费缺乏闲暇时间的保证[9]。

1.1.3 体育消费意识较弱，体育消费目的较为单一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农民工体育消费呈现出体育消费意识较弱，体育消费目的较为单一的特征。范汝清通过对河北省1 500名农民工体育消费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仅有少量农民工对参与体育消费表现出积极态度，认为体育消费非常必要；大多数农民工对体育消费表现出徘徊或消极态度，认为体育消费部分是有必要的或没必要。在参与体育消费的农民工中，大部分人认为体育消费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体质、维持健康；少部分人认为体育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消磨时光，寻求娱乐或通过购买体育彩票，中奖改变人生等[10]。刘巧、马春建等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王晓贞通过对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意识较低，这与青年人具有的爱运动、追求时尚、强烈的竞争意识与参与意识、喜欢在公众场合表现自我的特点相矛盾。新生代农民工注重体育消费的精神调节功能和人际交往功能，而对体育消费的其他功能认识不足或重视不够[6]。

1.1.4 农民工体育消费遭遇多种形式的社会排斥学者们认为农民工体育消费遭遇各种形式的社会排斥，包括文化排斥、制度排斥、管理排斥、经济排斥及教育排斥等，这使得农民工体育消费边缘化成为一种固定模式。张金梁认为各种形式的社会排斥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农民工体育产品的社会供给水平严重不足、农民工体育参与意识逐渐淡漠和模糊、农民工参与体育的投入少，体育参与类型单一、农民工社会心理结构的固化[11]。刘宏业认为农民工面对的各种排斥是导致其体育“荒漠化”的社会致因。城乡发展的二元化结构客观上将农民工排斥在以市民为服务对象的城市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之外；城乡场域的文化差异与冲突阻碍了农民工城市体育融合；政府职能部门及其管理缺位致使农民工体育消费责任主体的缺失；社会弱势地位和体育话语权的丧失导致城市社会对农民工体育需求的忽视；经济贫困及工作的艰苦对农民工体育消费需求构成了刚性约束；体育认知与价值观偏差严重消弱了全民健身工程对农民工群体体育消费的整体拉动[12]。

1.2 影响与制约农民工体育消费的因素研究

1.2.1 经济收入是制约农民工体育消费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经济收入是影响消费者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收入水平决定了购买力的大小，为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及购买行为划定了边界，进而影响消费结构向较高层级的跃迁[13]。郭玲玲认为经济缺乏是农民工体育消费矛盾生成的经济动因，收入的多寡决定着农民工体育消费水平的高低。她还指出作为流动就业人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与就业质量是农民工收入的根本决定因素[14]。王平通过对全国11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农民工的调查，利用spss10.0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的收入与体育消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农民工收入的提升，体育消费水平逐渐增加[15]。谢恩礼根据行为科学“C型影响个体行为因素体系表”建立了4类影响农民工体育消费的主成分层次结构模型。层次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民工体育消费的因素合成权重排序依次为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群体因素、传媒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家庭经济收入及个人经济收入对农民工体育消费影响显著[16]。

1.2.2 工作时间与工作性质是制约农民工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大部分农民工工作时间超过国家法定标准，工作时间长抑制了其体育消费的增长。王贤峰通过对河北省农民工体育消费的调研发现，农民工工作时间长，挤压了其进行体育消费的闲暇时间，构成了阻碍农民工体育消费需求上涨，抑制农民工体育消费增长的重要约束条件。此外，农民工大多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繁重的劳动任务、高强度的体力支出，消耗了农民工大量的精力，工作性质使农民工与劳动岗位间形成了一种极强的依附关系，休息时间也对闲暇时间产生强烈的挤压效应，抑制着其体育休闲意志与体育消费热情[17]。张学研通过对东南沿海地区14个城市5 000名农民工体育消费状况的调研发现，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经常加班加点，甚至连法定节假日都难以保证，使得他们无暇顾及体育锻炼或进行体育消费[18]。农民工工作时间超标问题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压力，如劳动力过剩导致劳动价格低廉、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失衡及工厂专政体制的长期存在等，一些行业或企业要求劳动者保持工作时间来维持生产效益[19]。

1.2.3 场域差异与文化资本是制约农民工体育消费的重要因素作为连接城乡的纽带，农民工跨越城市与乡村两个基本场域，其消费逻辑与消费决策受到城市与乡村双重标准的消费文化、社会习俗和消费心态的影响。农民工体育融合具有一种特定的双向性，根据农民工对待城乡体育消费文化的不同态度，其体育消费表现出融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四种形式。城乡场域体育消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致使农民工体育边缘化成为一种主要模式，是实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体育融合的重要阻碍力量[20]。农民工体育技能比较缺乏，文化心态较为保守，对城市体育文化的适应能力差。农民工群体的同质性较强，群体示范效应对个体体育消费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农民工社会交往相对封闭，人际往来主要依赖于血缘、亲缘、地缘、业缘关系。自我隔离的交往心态，使得农民工与城市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21]。然而，城乡场域差异并未彻底禁锢文化资本在农民工城市体育消费文化融合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王平、张艳及屈文会等学者认为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直接影响其体育参与意识与体育消费行为，并指出文化程度与农民工城市体育融合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15]。此外，农民工的性别、年龄等基本人口特征也对农民工体育消费产生重要影响。

1.2.4 制度障碍与责任主体缺失是制约农民工体育消费的重要外因制度因素是当前农民工不敢大胆进行体育消费的最大瓶颈，且户籍限制是影响其体育消费信心的制度根源。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拥有不同的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享有的社会福利和基本权益保持着较大差异。户籍制度从各个领域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分割开来，区别对待，从根本上将农民工排除在城市体育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之外[22]。由户籍衍生的一系列具有二元性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包括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构成了农民工城市体育融入的根本障碍。同时，责任主体的缺失导致农民工体育贫困。除基本的制度供给外，政府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在提供体育公共服务时，将农民工排除在外，导致相应的体育管理与服务的缺失，造成农民工体育缺乏相应的组织领导、农民工身边体育场地、设施欠缺、文体活动匮乏等问题；企业作为农民工生产生活的首要场域，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忽视了农民工的体育需求；社区作为静态组织，加之自身资源的有限性，缺乏对于农民工这一动态、松散的群体提供体育服务的能力[8]。

1.3 突破农民工体育消费困境的路径研究

1.3.1 提高收入水平只有多措并举，不断提升农民工经济收入水平，才能刺激其体育消费动机，拉动其体育消费需求，最终将潜在购买力转化为现实购买行为[23]。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政府应扮演好“元治理”的角色。政府应大力推进分配制度改革，规避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制度障碍；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激励用工单位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定期发布行业、职位（工种）劳动力指导价格，引导农民工人力资源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监控并指导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升农民工群体的薪资谈判能力；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机制，完善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及欠薪保障制度；提高农民工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其就业质量[24]。作为农民工生产生活的首要场域，提高农民工收入，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除有效执行政府的相关政策外，企业应健全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完善、细化工资指导线，规范工资分配制度，包括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工龄工资制度、绩效工资制度及奖励制度等，以保障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企业应以行业劳动力价格为参考，确定合理的薪资水平，使农民工的劳动和报酬之间实现基本匹配。此外，农民工应不断提高自身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存量，充分发挥收入水平的提高的能动性因素的作用[25]。

1.3.2 强化劳动监察职能，完善工作制度强化职能部门劳动监察职能，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是促进企业合理规范农民工劳动工时，解决其工作时间长，突破其体育消费困境的有效路径。张世威认为通过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劳动监察职能的履行，可有效推动企业完善工作制度、休息与休假制度，促进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严格规范企业劳动工时，合理安排农民工的工作、休息及休假时间，切实履行起社会责任，保障农民工基本的劳动权利和权益，为其体育消费提供基本的闲暇时间保证[26]。朱寒笑指出保障农民工体育消费时间，政府劳动保障及相关部门应采取“防治结合”的方式。首先应加强对企业的法律教育与培训，增强企业的法律意识，使企业能够严格遵守《劳动法》的相关劳动时间规定，规范用工行为；其次应着力推进专项立法，加大对现有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导向和公众监督的作用，为农民工体育消费构筑良好的法制环境[27]。

1.3.3 提升文化资本，培育体育消费自觉农民工正确的体育消费观念与消费心理的养成，有赖于文化资本的提升及体育消费自觉的培育。政府与企业在农民工文化资本提升中承担着重要责任，主要体现为农民工继续教育与职业培训。作为问题主体，农民工也应注重自身文化资本的积累。同时指出体育主管部门应充分利用新媒体资源，引导农民工转变体育消费观念，培养其现代体育健身意识和技能；公益体育机构或组织应创设条件，进行农民工体育健身方法指导及体育消费知识、技能教育，使其掌握正确的健身锻炼方法及体育消费技术[14]。王平指出培育农民工体育消费自觉，应充分发挥媒体优势，开辟体育专栏，开展体育宣传教育，引导农民工树立科学、合理的，具有现代性的健康、健身意识及体育消费观念，帮助农民工掌握体育消费及体育锻炼应有的知识及技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体育消费[15]。

1.3.4 构建农民工体育消费的社会支持系统构建农民工体育消费的社会支持系统是保障农民工体育消费权益的有效路径。朱寒笑指出，要改变农民工体育消费的弱势地位，必须彻底清除城乡二元体制的阻碍，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着眼于现实，突破农民工体育消费困境最有效的办法是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为纽带、以企业为基础、以工会及自组织为依托的多方支持的强有力的综合治理体系，该体系应该从制度、物质、心理、情感及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为农民工体育消费质量提高提供支持[27]。陈小蓉指出农民工体育权利的实现应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系统：首先，政府应加强制度环境建设。政府应为农民工体育权利提供法律保障、政策支持及舆论导向，建立农民工与市民的资源共享机制，有效促进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次，强化企业支持。企业应以打造企业文化为导向，建设和开放的体育场地、设施，开展农民工体育活动；最后，强化社会支持。以社区为依托，开展体育活动，同时应利用媒体扩大农民工体育宣传教育[28]。

2 农民工体育消费研究的展望

2.1 应注重调研范围的拓展及研究方法的综合化通过对农民工体育消费问题相关文献资料的研读和梳理发现，已有研究成果较多的从省际或地市层面展开，缺乏全国性、系统性调查研究，所以获得的信息不够全面。通过全国性、系统性调研才能够全面、科学地把握农民工体育消费现状及农民工体育消费面临的困境，最终探索出具有全局性、系统性的，合理、有效的农民工体育消费困境破解路径。后续的研究除应注重调研范围的拓展外，还应注重研究方法的综合化。文献研究法或调查研究法的单独使用无法有效切中当前农民工体育消费问题的本质。且一些学者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实质上等同于“问卷调研”，缺乏对于研究主体的“深入访谈”。农民工体育消费问题的研究应将文献研究法与调查研究法相结合，综合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等方法，通过研究方法的综合化提升，更好地透析和把握问题。

2.2 应注重研究视角的创新

2.2.1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体育消费问题研究随着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目前，全国2.74亿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占50%以上，已成为农民工问题解决的重要突破口。2010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技能水平高的人力资本特征及工作稳定性高、工资收入高、劳动合同签订率高和社会保险参保率高的就业特征。特殊的人力资本特征、就业特征及强烈的融城意愿，造就了二者消费观和消费行为的显著差异[29]。而综观农民工体育消费问题的已有研究成果发现，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的研究比较稀少。无论是政策导向还是现实需要，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体育消费问题研究，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特点与体育消费行为规律的研究，都应成为今后农民工体育消费问题研究应把握的重点。

2.2.2 协同创新视角下农民工体育消费权益保障机制构建问题研究已有研究中学者们所提出的农民工体育消费困境的解决策略较多的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尽管在个别研究中研究思维已经实现了从公共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转变，但对于各责任主体之间如何协调、互动、配合等问题少有涉及。农民工体育消费权益保障作为一个社会公共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及社会三方联动，协同治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治理系统，如何将政府、企业及社会三个子系统有效串联起来，实现系统内部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与耦合，突破各个责任主体间的利益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已成为农民工体育消费困境突破的关键。“协同创新”既要求各相关责任主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共同协作、相互补充，保持密切配合的关系；又要求各个责任主体在协作形式上实现有效创新，以进行多方位交流、多样化协作、追求高效能为终极目标。作为农民工体育消费权益保障的全局性、综合性治理路径，协同创新视角下农民工体育消费权益保障机制构建问题理应成为未来农民工体育消费研究中的重点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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