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文硕

论《蟠虺》的文化意义

白文硕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醒龙的新作《蟠虺》，将文物考古的学术化融入到小说的非学术化当中，形成了以青铜器曾侯乙尊盘为叙事核心，以当代知识分子内心的坚守与现实的冲突为叙事手段的文学文本。文本所呈现出的阅读视野既悬思缭绕又紧凑真实，而文本所提供的阅读体验在阅读视野的基础之上又显示出既雄浑又清越的精深微妙之风。《蟠虺》除却惯常的小说叙事以人物为主之外，又复增了物叙事的线索，小说的情节设定与人物关系的走向无一不是围绕着曾侯乙尊盘这一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重器而展开的，它作为器物的外显功能是传承古人君子至洁高远的精神，而其内蕴功能则是在充当小说叙事推手的前提下，构造了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图腾。

在以物（物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物质文化研究领域当中，物（物质）既作为研究对象又作为研究方法，在人与物相互亲密纠缠之间渐进促成自身改观并形成可以囊括各类新型关系的新物态。这种新物态的表现不仅仅是物作为人的对立面而客观存在，更是物在文学文本的演绎和解读的过程中既可以作为单独物象而存在，也可以成为人的“记忆、时间、生命意味的负荷者。”①《蟠虺》中，曾侯乙尊盘无疑可以被置放到物质文化研究的大框架当中，其作为研究对象贯穿于整个文本的叙事始末，分别以寓言的载体、圣物、否定物、消费社会中的物等不同的物态身份出现，并从物的样态、物的功能、物的意义、物的商品化特征等几个层面来阐明以曾本之、马跃之等为代表的楚文化研究者对于文化尊严、文化价值判断、文化意义以及消费文化的坚守与抗衡。

一、载体物——器物样态的呈现与文化尊严的凝聚

“蟠虺”二字既作为小说的标题显性地呈现在读者的阅读视线之内，也作为青铜器文化里极具代表性的纹饰而隐性地成为古代文化传承的表征性图腾。从整体意形上讲，这种“蟠虺纹”的形状似蛇意龙。“蟠”原意是指一种多足的小虫，色如蚯蚓。现代汉语中多做动词使用，有“盘曲地伏着；遍及、充满”之意。我国古代建筑中，习惯性地将缠绕在屋脊房梁和柱子之上的龙形象统称为蟠龙；而“虺”则是毒蛇和有毒的小虫的统称，最早是以蛇为范本想象出来的中国早期的龙形象。作为高古时期青铜器之上的主纹饰，蟠虺纹造就了曾侯乙尊盘的独特性。从技术精神来看，纹饰铸造技艺高超、精妙绝伦，这增值了曾侯乙尊盘的同时也增加了技术精神在其物质形体之上的凝注；从寓意旨征来看，蟠虺纹恰正符合了“龙的传人”的说法，在小说中，这种精神传承使得铸有蟠虺纹饰的曾侯乙尊盘成为全文的核心物象，它是连接小说中复杂人物关系的重要节点：一方面，对于其真正位置的回归是心怀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努力为之的；另一方面，曾侯乙尊盘被人为地附加某种意义之后也变为小说中利欲熏心、心怀鬼胎等人物的竞逐对象。这样一种局面似乎又符合了蟠虺纹饰所呈现出的繁复焦灼的状态：小蛇与小蛇之间交连错落、相互缠绕，为争夺食物而相互撕咬的形态正是小说中各色人物的内心纠葛与挣扎的写照，同时这也与情节发展的意境相吻合。那么，《蟠虺》则可以被视为是一则关于知识分子在国家尊严与个人私利之间如何选择的寓言。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武汉某大学楚文化研究院学者郝嘉跳楼的那一刻开始，到年近古稀的研究青铜重器的泰斗式人物曾本之收到莫名的甲骨文信件，这二十余年关于曾侯乙尊盘的历史成为楚学院三代楚文化研究者不可绕过的壁垒并使曾侯乙尊盘成功地充当了这则寓言的载体。小说中不只一次地对曾侯乙尊盘的样态进行语言文字的描述，虽不具体但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故事的每一个角落之中，曾本之书房的黑白照片和楚学院的彩色照片之间的细微差别使得曾本之一遍又一遍地驻足观察，又令马跃之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提醒其中的差异，这一小小的细节便将整个故事推向了问题解决的至高点，曾侯乙尊盘这一器物的存在形态牵扯到楚学院中每一位研究者的神经，它所凝聚的文化尊严是研究楚文化的知识分子们毕生的追求与信仰。楚文化研究的第一代人以郝嘉、曾本之、马跃之为代表。郝嘉与曾本之是青铜器领域的专家，而马跃之是丝绸、漆器领域的权威人物。在曾本之主持成功复制出曾侯乙编钟过后，郝嘉便专注于曾侯乙尊盘的重现。这一回忆式的微小情节便可以看作小蛇为争夺名利的最初事件，但当时的学术论争也仅限于学院内部，是知识水平和知识掌握的高低与多少的相互比较。随后，曾侯乙尊盘被老三口偷梁换柱，郝嘉失去了安身立命之物，与此同时，他又经历了恋人自杀、儿子失踪等人生之大不幸。当郝嘉毅然决然地选择跳楼自杀时，这既是他作为铮铮傲骨男儿对于亲情与爱情的有力回响，也是其作为学者对于曾侯乙尊盘的最大尊重。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将一己之身与曾侯乙尊盘这一器物相契合地最为默契，他们对于青铜器曾侯乙尊盘的坚守，是君子对于文化尊严的极大尊重，是将自身的命运同曾侯乙尊盘联系在一起而去共同维护曾侯乙尊盘作为载体物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楚文化研究的第二代人以郝文章、郑雄为代表。前者是郝嘉的化身，他沿袭了上一代人对于青铜器的意志支撑与情感依赖，不惜以八年监禁来换取真正的曾侯乙尊盘存在与消失的真相。而郑雄则选择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将青铜器推向了政治生活当中。蟠虺纹饰上小蛇间的相互撕咬形态，在此时表现出来地已经不仅仅是学术界内部的问题了，权力、名誉以及欲望都被付诸到曾侯乙尊盘之上，使其脱离了单纯的本源价值，令国之重器的威严与正义偏离了轨道。楚文化研究第三代人的代表人物是万乙博士，初出茅庐的学生，既有对学术权威的敬仰与尊重，也有敢于质疑已有成论的勇气与决心。在消费社会极度冲击的时代之下，万乙以及曾本之、马跃之等老一辈学者却努力将曾侯乙尊盘置于正途而不被小人所利用，这对于学术的追求，对于人性的探真，既摒除了蟠虺纹饰上小蛇间为争夺食物而撕扯的狰狞状态又体现出了交连缠绕的亲密关系。三代学者的命运都与曾侯乙尊盘息息相关，这一器物作为载体所应承的便是当代知识分子作为国家的良心而努力追求国家文化尊严的独立并凝聚出独有的文化尊严特质。

物质文化研究倾向于将关注点凝注到物之上，而这种倾向也正是将物看做能够容纳时间资本以及人类意志的载体。曾侯乙尊盘作为载体物所承载的历史意义与文化意义使其自身作为物的存在实体而被复魅出更具人文情怀的物质文化意义。自古君子如玉，曾侯乙尊盘所凝聚的文人理想操守正如玉所凝结的君子品质一样，既能够丰富自高古时期传承至今的青铜器文化的内容，也将物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小说叙事的有力助手。

二、圣物——器物功能的延伸与文化价值的判断

《蟠虺》这部小说的开篇便是曾本之用尽全身力气写下的两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②这一综摄全篇、意趣盎然的开头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回忆式描写与评论式书写都成功地将小说的基点引向了高处。好的开篇将《百年孤独》的空间形象全部浓缩到马贡多这一村落之上，而曾本之的话语也将《蟠虺》的全篇意旨提升到“青铜器只能与君子相伴”③的文化价值的判断功能的高度之上。

上文提到的楚学院楚文化研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郑雄是小说中的“反派”角色，他既是曾本之的得意门生也是曾教授的住家女婿，曾经是楚学院院长，而后又成为文化厅副厅长。这样一位精明能干的人却将学术作为自身晋级的跳板，试图通过反击与曾本之相悖的学术研究来维护自身权力。他让青铜器成为“当代重器”的目的是要将其转化成生产力而忽略青铜器本身的文化意义与价值传承。郑雄身上的“伪娘”特征是化装成大写文明的伪文化特点的浓缩形态，都是打着文化人的旗号将文化价值等同于利益交换。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故事情节是郑雄在老省长的示意与支持下复制曾侯乙尊盘，而复制成功的最终目的是将复制品与博物馆中的曾侯乙尊盘相互调换，以此作为换取仕途晋升的重要砝码。郑雄一行人妄图挑战高古时期的技术文明，却丢弃了文化传承应有的良心与道德准则，他们将青铜重器的神秘之处理解为某种暗示，并欲借此暗示来填补自身欲望的沟壑。但物毕竟不能够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即便曾侯乙尊盘再构思精巧、物型繁复、组件甚多，这种至尊宝物的存在意义也只能是曾侯乙尊盘本身所具有的物的价值形态。同时，郑雄等人也忽略了曾侯乙尊盘之所以能够得到世代人尊敬与崇拜的原因，便在于它的不可复制性。复制具有不可复制性之物，是必然会遭到相应的惩罚的。当郑雄准备将掉包的曾侯甲尊盘或是曾侯丙尊盘送出海时，海底的某种神秘力量将器物拖入了海中，这段文字的书写不可否认地成为写实小说中的虚构性书写，并进行了神秘式的叙事演化。虽然这在形式上悖逆了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但实质上却能够借助浪漫主义的叙事手法来加强故事情节的可读性，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戏剧化般地最终以世间唯一的形象存留于博物馆当中。器物最原初的功能在此显现，这也使得青铜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价值判断的终极标准，物天然选择性地决定了自身的存在与去留，这令曾本之等人皓首穷经般地寻找真正的曾侯乙尊盘的做法，成功地成为了抵御伪文化侵害的卓有成效的抗体。

在这里，曾侯乙尊盘变成了悬在世间人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于信奉现实主义的郑雄等人来说，曾侯乙尊盘作为物的价值在于生产力的转化，令其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表征性符号之后，才能够发挥其背后的真正效应，而这个效应是违背社会良知与道德准则的；而对于曾本之等人来说，物的价值便是物本身，是以曾侯乙尊盘为代表的青铜器所承载的时代与历史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意义。物并不是欲望膨胀的目的与抓手，乔装为精神空虚的容器，使人们成为历史的弃儿；物是沉淀时间意义的守护者，作为精神内核的延伸，使得人们能够参与到历史的变迁之中，从而成就文化意义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也正是物对文化价值所做出的判断。

在研究物质文化的过程中，美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吉尔里（Patrick Geary）在其文章《神圣的商品：中世纪的圣物流通》（Sacred Commodities： The Circulation of Medieval Relics）中讲到，在西方宗教社会里，有人将宗教圣物进行买卖与流通，使其经过物品的交流与文化转化之后，才渐进成为真正的圣物，从而才能够让圣物在以后的宗教活动中接受众生的瞻仰与膜拜，成为价值高点的符号象征。圣物的最终表征是物与人相互交融的结果，是物充当了人性隐藏的某一部分，来填补人们内心的空白。也可以说，圣物是圣贤的化身，成为人性延展的一种方式。那么，小说中的青铜器曾侯乙尊盘也如圣物一样，随着小说叙事的进展，完成了其作为物的生命历程。它从曾侯乙尊大墓被挖掘出来的那一天起就需要经历鉴别、收藏、被盗、被利用、回归等等一系列过程，由单纯客体之物转化成商品，而后又被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们努力去其商品化，这才完成了作为文化载体的物的职责，也使得圣物的评判价值功能相应地延伸到青铜器之上，最终成为道德价值判断的准绳。蟠虺纹饰是像，以其鲜明生动地形象诠释了人物内心世界的杀伐决断，而曾侯乙尊盘是“含像”之物，以其实体之象充当伦理道德的工具，从而探测并审视当下消费社会之中人们精神荒废过后的心中之像，同时反映出人性的痼疾或人性的光辉。

三、否定物——器物价值的体现与文化意义的彰显

战国时期，秦国在对别国进行大规模的杀伐之后，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以此在形式上来实现国家政权的更迭：其一毁其宗庙，其二迁其重器。一国军事上的胜利，将原有国家的国宝迁移他处，这无疑是对这个国家民族形象以及精神寄托的否定。青铜器失去了原有国家赋予的政治权力的象征意义，这便是对物的最初状态进行了否定，然而，当一国宝物迁入到另一国之时，文化自身的传播功能便会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后来国家的文化当中。正如战国时期秦灭楚一样，虽然在军事上秦国取得了最终胜利，但是楚文化却随着楚国重器以及其他器物的迁移和辗转，悄然无息地渗透到秦地。束腰样式的楚鼎将自身独立于其他器物之外，正如具脊梁坚挺的傲骨君子，而秦鼎霸气十足、大腹便便的样式便显得过于虎视眈眈，两国的特质在青铜文化之上显示出来，而随后所经历的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必然会将这种差异消融到最小的范畴，将文化的交流与渗透作为首要任务而进行更深层次的融合与统一。楚风相较于秦风的中原文化，更倾向于自然、原始以及神秘的浪漫色彩，所以勇武好战的中原人士不再将权力、地位、财富以及荣誉这些与利益相关的虚浮条件视为人生的唯一准则，而是向近似于楚风的诗情气节渐渐靠拢。秦国在军事胜利的余韵中否定了楚国重器，而被否定之物却反过来成为胜利一方的学习对象，这便可以视为物以否定者的形象在经过自身的否定之后而最终回归自我的真正状态，否定之于否定便成为了肯定。

物既如此，人也一样。《蟠虺》一书的中心人物曾本之，在学术生涯即将达到顶峰之时，毅然决然地选择推翻自己曾经的学术成果，重新界定曾侯乙尊盘的制作方法，这既是对曾侯乙尊盘这一物的真正追寻，也是欲通过否定自我来实现知识分子“不识时务”的决心。作为研究者与学者的曾本之，其青铜器研究之路必然艰辛异常：田野调查、采样收集、古籍古迹的斟酌与探寻、器物的研读与细思……每一项工作都必须付出亿万的努力。而在即将获得院士荣誉的当口，他却选择将自己毕生研究中最根本的结论推翻，承认曾侯乙尊盘的制作方法是“范铸法”而非原先认定的“失蜡法”，这对于将一生心血熔铸到青铜器研究的学者来说，无疑是将一己之身投注到熔炉当中，从而去接受命运的审判。曾本之通过否定曾侯乙尊盘的制作方法来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又通过质疑博物馆中的曾侯乙尊盘的真假来否定过去二十余年的研究过程。这种近似于毁灭式的否定选择，最终是要实现文人的理想操守，还原文化自身的原初意义。

正如张世英在评析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有关真理这一问题时强调，“他（黑格尔）还指出一个真正的强者是要忍受否定物，忍受这个否定物对我起的否定作用，然后去克服它，最后回到自我”④。曾本之需要做的就是忍受否定面前的曾侯乙尊盘给自己带来的学术上的荣誉损害，而后又需要通过一群知识分子共同努力克服这种否定带来的后果，从而寻回真正的曾侯乙尊盘，这也正是回归自我的最有效途径。只有这样才无愧于“青铜器只能与君子相伴”⑤的箴言，也才能够成为内心真正的强者。

曾侯乙尊盘此刻作为物本身的价值意义便显现出来，它“没有七情六欲，也没有喜怒哀乐，不会说大道理，也不会做小暗示”⑥，它需要研究者通过深层次的冥想才能与之进行交流。从礼器到战败之物，从文物到贩卖之物，从国之重器到时代重器，从消失到回归……几经沉浮的曾侯乙尊盘通过不断地否定自己来完成最终的意义旨归，它作为物的价值便在凝聚历史和社会变迁的同时，考察了时代的变化，蕴含了时代趣味，传承了文化意义。

四、消费社会中的物

阿尔君·阿帕杜莱编著的文集《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讲述了一种“物的人类学”⑦，这种人类学将商品视为物的社会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性分支，物所经历的商品阶段仅仅是万物生命史中的一段子历史。长期以来，物大都以商品的形象出现并形成了一种物即商品的状态，而马克思又强调生产的重要性，进而加剧了商品作为物的唯一形象而存在的事实状态，忽略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整个物的生命历程。但是，物需要经历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去商品化……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才能够形成真正的物的历史，而这种物的历史具有活态化特征，是一个需要不断经历重复与创新的非固定化过程。

小说《蟠虺》中有一贯穿故事始终的重要人物郝文章，他在监狱里思考“失蜡法”与“范铸法”的区别时断言：“任何发明都是出于社会的需要”⑧。那么，以曾侯乙尊盘为代表的古代青铜器的命运必然是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青铜器这种出于社会需要的物，首先作为礼器为王侯将相所用，并被赋予符号的象征意义，而后在战争的得失过程之中成为变性的交易商品，迁其重器的背后是对物进行商品化的过程，而这当中也伴随着去商品化的形态意味，从一国至高无上的礼器变为战争失利后的产物，商品存在的意义也随之消失。此后，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当中，青铜器经过土质掩埋、腐蚀、风化以及一系列化学反应的淬炼之后，历史天然地成为了物的价值的增值因素，它的收藏与分配形成了具有价值与价格的文物，文物是物本身被赋予文化意义之后的物。而正是因为文物这种内含极高收藏价值的物，在另一侧面也引发了偷窃、贩卖以及非法传播这些不义之举，这一交换过程，再一次被沾染上了商品化的浓重色彩，这种色彩是物作为商品而进行消费的显性形式。再商品化的过程较之之前则具有更为复杂的生产、交换、消费等的商品化特征。老三口将自己制作的“高仿”青铜器混入到未被挖掘的墓葬之中，将伪器抬高到文物的层面，使其混淆视听而达到更高的消费目的。这种物的生产让物更贴近商品层面，也因此具有了更多的商品化意味。而曾本之等人则努力回归学术正道，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也要将青铜器曾侯乙尊盘重新归位的行为则属于将物又一次去其商品化而回归到具有文化价值的物的层面。

物作为商品的转化成就了物的生命史中的转折点，而每一个转折点都有其背后深刻的文化动因和繁杂的社会因素。对于曾侯乙尊盘来说，它的转折点主要是战争、利益以及学术正道这三点，将这三者并入到历史的长河之中，足以成为物证物的历史的显性要素。国之重器变为时代重器的这一漫长过程，既参与了历史，也为历史所参与。曾侯乙尊盘作为至高无上的礼器所拥有的文化意义是与国家的精神指向紧密相连的，而后随着战乱频繁、社会更替所带来的种种后果，使得商品化与去商品化的过程在其身上迅速交替作用而又促成具有新层面、新状态的文化意义，从而形成具有新形态商品化的物。再将视角从高古时期拉回到现实社会，曾侯乙尊盘的发现再一次成就了其同时拥有商品化与非商品化双重身份特征的物，这一时期的商品化与去商品化的过程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在真与假、虚与实、收藏与倒卖、盗窃与寻找、官方与民间、利益与弊害、破坏与坚守之间形成了更为复杂并始终掺杂人心的辩驳、人格的困惑以及世间的撕扯等等文化以及社会因素的曾侯乙尊盘作为物的生命史。

结语

对于长篇小说来讲，其“价值、知识与话语就是最基本的三个维度”⑨。刘醒龙的长篇小说《蟠虺》在价值上强调了文化伦理的重要趋向，在知识维度上注入了考古学、人类学以及古典文学等元素，在话语运用上也推陈出新地形成了混杂叙事并以物叙事为新切点的美学意义上的叙事风格。小说的叙事长度、叙事深度以及叙事美感都是长篇小说固有的优势之处，而《蟠虺》除却所展现的长度、深度以及美感之外，更多的是将叙事推演到文化与生活相交接的层面之上，从而制造出一部更为精妙的长篇小说。“识时务”的生活与“不识时务”的文化二者相互碰撞而凸显出来的“时务”则成为了被消费文化催生过后并近似于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的时代”所酝酿的“光晕”。但是，这种具备“光晕”特质的物必然是短暂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其出现只是仰仗一时的运气，这显然是有违科学进步常识。”⑩真正物所具有的文化意义绝不是有违科学伦理的，也绝不可能凭借一时运气而成为时代重器，其中的过程必然需要经历复杂化以及再复杂化的过程，才能够造就物本身的意义，这种意义的彰显也可以促进文化与社会生活交接层面的意义建构。

在上述提到的阿帕杜莱编著的有关物的人类学的文集中，有一篇名为“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的文章，作者伊戈尔·科比托夫提出了“物的文化传记”这一概念，也就是说，物在进行商品化与去商品化的过程中必然会经历不同的人群、跨越不同的地域与文化，从而形成一层覆盖一层的新的物，这种物在自身建设与建构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特殊化促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形态的传记形式的形成，即物的传记。物在其自身的传记当中，作为传主，挑战了传统传记的形式，并向主流社会的边缘之处延伸。《蟠虺》一书中，以曾侯乙尊盘为代表的高古时期的青铜器构成了一部青铜器家族的传记，它通过讲述物来反观人，通过为曾侯乙尊盘著书立传来映衬曾本之等人追逐真正文化意义的赤子之心。

具体说来，曾侯乙尊盘承载了以曾侯乙尊盘为代表的庞大的青铜器体系的寓言，其作为载体物的形态呈现，能够使文人的理想操守远离“真可为假，白可变黑，无可生有”⑪的复杂社会现实。而随之产生的结果便是曾侯乙尊盘成为具有价值判断意义的“圣物”，虽然经历了利欲熏心之人的“顶礼膜拜”，但最终的回归是其作为物的最终选择。而作为否定物的曾侯乙尊盘，它强调的则是一种正视内心的人格操守，具有“我心为楚”⑫的端正人格并积极接受时代的审视。再者，写实小说中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消费社会这一宏大背景，在这之中，作为商品的物，其经历的商品化与去商品化的过程则为以曾侯乙尊盘为代表的青铜重器书写了一部丰富的传记，这样一种物的传记的出现也为物的社会意义增添了更为强大的理论支撑。同时，这也为文学文本的书写代入了新的方法，将朝向历史书写与朝向未来书写二者融合到一处而形成了新的书写模式。曾侯乙尊盘从载体物到圣物再到否定物以及消费社会中的物这一过程，完成了自身的传记书写，也增强了历史真实性的叙事力度，使得这部长篇小说在知识与智慧，现实与问题这两种相左的风格之下，将文化小说与世相小说两厢融合的自然且富有审美意义。

所以说，刘醒龙的小说《蟠虺》可以看作是一种叙事模式的转型：表面上，人物作为全书的中心，相互纠缠并推进故事的演进，而更为深层的叙事模式则是采用了一种物叙事的方式，令曾侯乙尊盘集结全书的叙事因素并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形成一层又一层具有不同层面的新的物象形态。寻找真正的曾侯乙尊盘的过程便是作者为曾侯乙尊盘作传的过程。曾侯乙尊盘背后的文化意义也以其特殊的方式促进了文化与生活层面上的全新思考。另一方面来看，这种物叙事的书写方式容易有可能诱发文学远离诗性意义而向纯物性意义靠拢，也容易使其缺少文学偏虚构性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是，《蟠虺》并没有走向诗性退守物性的藩篱，而是将物性提高到诗性的层面而形成全新样态表征的物叙事，其背后的文化意义也因物的实质效应彰显出更为深入与深刻的现实意义。物的传记在远离中心、偏重边缘，远离抽象、偏重具体，远离政治、偏重日常的自身构建过程当中，促使人们朝向历史真实性探知而努力重新定位文学以及文化的诗学意义。

本文系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 项 资 金 资 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项目“物的传记研究”（16LZUJBWYJ041）。

白文硕 兰州大学

注释：

①孟悦：《什么是“物质”及其文化？（上）——关于物质文化研究的断想》，《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期。

②③⑤⑥⑧⑩⑪⑫刘醒龙：《蟠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

④本书编委会编：《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五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

⑦舒瑜：物的生命传记——读《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⑨汪政：《刘醒龙长篇小说〈蟠虺〉：价值、知识与话语》，《文艺报》2014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