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雄

内心品质

诗歌是诗人的内心生活，是诗人内心纠集的悲伤、怜悯、不安和黑暗。诗歌的光芒来自诗人的内心品质，来自诗人内心的温度和坡度。诗人只有将内心撕碎或者点燃，只有匍匐，才能让人看到诗歌的冷峻与陡峭、激烈与舒缓，甚至诗歌的秘而不宣。那些高蹈的担当和低处的歌吟，都应发自诗人的肺腑。

写诗是一个人的内心旅程，诗歌是诗人内心的事业。当然，内心不是孤立的、隔膜的。它需要与现实的介入和关照。通过内心的提炼，事物会变得温暖，诗歌会有流动的血脉。经过内心的审视，诗歌会越发体现个性的特质，诗歌更具锋芒。

诗人应该始终要保持自己内心的悲悯与干净，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不要被世俗污染，也不要怕被时代遮蔽。

我的写作必须尊崇我的内心。包括我写武当山，写汉水，写十堰，写南水北调都是一种来自内心的逼迫。我不是想担当什么，我的内心早已摒弃了廉价的颂词。我习惯了把自己的内心交给挖掘机、脚手架、泥瓦匠，交给嘈杂、尘土、汗渍，交给卑微和苦难，也愿意交给空旷的山野。

“在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和过分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之间，优秀的诗人更多地出自前一种。”（娜夜）

我希望自己的每一首诗都能摸到自己的脉搏与心跳。

孤独和坚持

写诗的人要耐得住寂寞，要坚持。就算一粒沙子，一块砾石，潮水之后，你应该还在那里，而不是被带走。别人或许可以给一些建议，却不能真正让你找到正确的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走法，都有属于自己的诗歌。大多数时间，我们要沉下来读书、思考和积累，这个过程往往是孤独、冷寂而漫长的。孤独可以让一个人的内心变得干净、纯粹，可以帮你排除嘈杂和喧嚣进入诗歌的冥想之境。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阿多尼斯）。孤独注定是诗人的品质，它与诗人与生俱来。诗人的每一次创造，就是一次自己的内心和生命的托付，就是在交出一份孤独。我们没有必要迁就或降低难度来迎合读不懂诗的人。我们没必要随波逐流。孤独是诗人逃生的暗道，甚至可以让一个艺术濒死的人重生。孤独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对诗歌的一颗虔诚之心。孤独使人的思想更锐利。

写诗就是比耐心，就是坚持。诗人臧棣说“写诗是一种慢”，这个“慢”除了时间的累积，就是耐心。写作中的停滞很正常。写作有爆发期，也有枯水期。我们要耐得住寂寞，要始终保持与文学那种若即若离似的亲近感。诗人写下这首，根本不知道下一首在哪里，甚至写下这句，不知道下一句在何处。也许这正是诗歌的迷人之处。我也曾中断过十多年的写作，但这些年在你的生命中不都是空白，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停顿和等待。生活的磨砺、积累，认知能力的提升等等，都会让你成长。

当然这种坚持要反复确认，直到确定它具有超拔卓越的意义。不然，总会在一个迷宫里绕来绕去，生命耗尽，不知道怎么开始的，也不知道在哪里结束。这样的坚持是一种悲哀。

技术与修辞

诗歌是有技术的，但不能被掌握。

一首好诗的确蕴含丰富：对事物的认知，思想的高度，语词的张力，节奏、语感的把握等等。“诗歌语言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隐蔽的修辞”（布鲁姆）。所以对诗歌技术和修辞的学习掌握是必要的，它至少能帮我们扫清一些诗歌的阅读障碍。有一些被大家崇敬的大师，他们的诗歌艰涩、深邃，让我们难以进入。兰波、TS·艾略特、保罗·策兰、托马斯·斯特朗罗姆等包括国内的部分优秀诗人，“他们的使命就在于让我们迷失方向”（布鲁姆）。只有我们对诗歌技术与修辞的认知和修养的提高，才有可能接近他们，接近诗歌的本质与核心。同时，对自己的诗歌写作也是有益的。

但，意象、修辞、反讽、暗示、悖论……这些技术都是对诗歌本身的消解。如果刻意追求技术，会加速诗歌的死亡。心里有，下笔无，是诗歌写作的一个境界。

现代性

毋庸置疑，现代性是当代诗歌的重要标准。有人一说现代性，就全盘西化。现代性不是舶来品。它是对传统的反叛或者再发现。它更自由，更自我。意象解放了格律、音韵等的束缚，诗歌的指向与内蕴更丰富，讲求整体的节奏、结构，同时也形成了一些现代诗的新技术。但是，现代性并不是就把我们传统的好的东西全部清空。庞德、勃莱他们从汉字，从唐诗宋词中发掘出了“深度意象”，并形成现代诗歌的一个流派，其影响力至今不衰。“老树枯藤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意象的重叠令人叹为观止。

读了卡明斯基的《舞在敖德萨》，知道了现代性的进程。这个1977年出生的失聪“用眼睛听声音”的早慧诗人，“罕见的纯正、清澈，让你一眼看到自己的童年。奇妙的人称/视觉转换……深刻的人文意识，如梦幻一般带你冥想。”（明迪）。这些都依仗诗歌的现代性和诗人超拔的想象力。很多时候我想，为什么我们见到的诗歌总是泥沙居多，那种平面或线型的过于简单的结构、缺少想象力的营造、没有张力的语辞、乏味的叙说等等，丧失了诗歌中太多的现代性，冲淡了诗歌本身必须具备的审美。

在很长一段时间，说田禾老师是乡土诗人或新乡土诗人。他的诗集获鲁奖了。当我深入研读田禾老师的作品之后，这个“新乡土诗人”的诗歌，充满了现代性。正是诗歌中弥漫的现代性，增强了诗歌更无穷的魅力。随手挑一首田禾的诗《夏日地头的瓦罐》：“近似于一口古井：一只瓦罐，/盛满故乡的泉水。//那可是村庄最小的井，/挨着故乡最大的嘴唇。//它像我的三伯，憨头憨脑，/一屁股坐在地头。//瓦罐的水，与其说锄地的人/喝掉了，不如说太阳蒸发了。//与其说滋润了一叶心肺，/不如说救活了一群麦子。”“近似于一口古井”开篇就读到了这只平庸“瓦罐”难测的深度。后面人与物的反复关照、切换、强化，抵达你胸口的一定是这片深厚的故土和故土上的人们。我当然也看到了这首诗歌似乎很“土”却又无处不在的现代性。

个性与差异性

固守诗歌个性，就是延长诗人的生命。

在一些大事件面前，一些个性诗人只能选择沉默。情感在千篇一律泛滥的时候，很难找到自己。没有节制的复制对诗歌对诗人的伤害也是致命的。真正懂诗的人，一定在意诗歌的个性。

如果我们还热衷于翻日历、看地球仪和新闻联播来写作，应该感到羞耻。地震了，灾难了，或许眼泪更有意义，你还可以去捐款。汶川大地震之后，很长时间悲伤缭绕，挥之不去，也看到了铺天盖地的地震诗歌，也有刊物向我约稿的。可是，四个月后，我才写出题为《5·12佚句》4行诗：

一页薄纸已承担不起——那么多的生命，没能跑出死亡像是倒塌在了我的身体里。

忍着痛苦，血泊里的文字终于起身；埋在黑暗中的瓦砾永远无法看到太阳升起……

虽然后来诗人阿翔把这首诗选去发在《诗歌月刊》上，我也不认为它写得多好，但我可以确认它只写出了“我”。

差异性是从诗歌的个性中孕育出来的。尽量回避词语的一般指向，发掘意象的其他意义，也不要老是重复自己的几个习惯性“词根”，尽量写出诗歌的差异性，诚如老诗人李瑛在《读诗》中所写：“有的诗像孩子，使你看见生命”“有的诗能煮沸你的血”“有的诗像一团泡沫或一片慵懒的云”“有的诗是母语撕裂的一堆瓦砾”“有的诗口水泛滥难以筑堤”“有的诗是一件脏睡衣，使人痛苦”“有的诗是一张薄纸”。

个性延长诗人的生命，差异性延长诗歌的生命。

词语的折射与反光

不要固守词语的本意和习惯意义。要善于搜寻和挖掘词语的歧义和隐藏的意义，诗歌的语境会因此开阔、辐射、丰盈起来。多歧义性，不着边际又坠入毂中，加强了诗歌的陡峭和陌生感。词语的洞察力往往来源于此。诗人对“词根”艰苦不群的挖掘，会使诗歌的经验和生命温度与词语之间相互激发，拓展词根的意义空间，才有可能抵达诗歌超拔的高度。

词语本身是一堆碎片，是我们使用者赋予了它的思想和灵魂，让它具有了意义。这里我们追究探寻的不是约定成俗的词义，它的折射与反光，它的那些让人忽略的东西，或许更具诗歌意蕴，它能让你在细微之中穿过世界，不经意间抵达诗歌的彼岸。

那种幼稚、浅薄的“通感”“词性动变”以及“姿势”“梦想”“飞翔”等类似陈词滥调，早已暗淡无光，我们还把它当灯盏、火把，却不知道它照到的是一条死路。杨炼、王家新、胡弦、汤养宗他们都是锤炼词语的大师。

智性

词语、技术、想象之外，诗歌受思想和智性的挟持。

我一直相信，身体、青春、激情、灵感写作是靠不住的。情感并不是现代诗歌的唯一法门。一个真正的诗人，诗艺与年龄一起成长。在中国，大多数诗人诗歌死在了身体的前面，叶芝、米沃什、斯特朗罗姆、策兰、斯奈德等，可谓老而弥坚，他们在临近生命的终点，仍具有卓越的创造力。

智性写作是诗人打败时间的利器。

智性写作就是对过于放纵的情感的遏制，要求诗人内省、沉潜，让诗歌文本冷静客观的呈现。强调对语言的锤炼，词蕴的发掘，多向诗意的可能伸展，以及诗歌个性与品质的确立和不断提升。

中国复印机式的课堂、教科书，埋葬、蒙蔽了多少青涩，几乎让我们原初的生命丧失掉了应有的判断力。我们的知识系统和文化认知需要不断洗盘、清除与更新，不断抹去“时代的烙印”，才能够最终窥见事物生命的本真。

面对表面杂乱荒芜失去激情的世界，尝试用智性的思考来解剖，将思想与精神隐匿在现实的个人化写作之中。以自己理性、睿智的目光来洞悉这个世界，用诗歌对现实进行一次次冷峻客观的程序化清理，从而揭开事物和生活的真相。

智性写作是一个诗人中年之后的觉醒，是一个把诗歌当做毕生事业追求的诗人的必由之路。

智性也依赖阅历、阅读和认识的累积。

诗歌的重量

我坚信，诗歌是有重量的。它是语言背后沉默的火焰，它是事物内部蕴含的力量，它是诗人思想暗藏的锋芒。无论多么简单、细小，无论多么缥缈、难以捉摸，经过捕捉、顿悟，抵达你的灵魂的一定是诗歌的重。就像一片阳光，有时是温暖，有时是阴影。诗歌的难度在于可以感受到它但看不到它的痕迹。那种有意无意的“说出”会泄漏诗歌的秘密。

不要怕被误读，有时误读使诗歌更美。不要怕失去诗歌主旨意义的方向。没有方向其实是有更多的方向。方向也可以演绎诗歌的重量。

诗歌的重量，我最先是从TS·艾略特的《荒原》《四个四重奏》里感知的，后来又读保罗·策兰，觉得大师们的作品深渊一样，你只能感知这些作品无限的重量，你却无法模仿。但它们日后一定能够增加你诗歌的重量。

死磕与探险

写诗就是“从混沌中发掘万物的关联，又在关联中醒悟真谛”。（杨炼）

大致说来，诗歌的写法有两种。一种是一根筋的死磕，就是在自己已知和熟悉的领域与文本里，反复挖掘、推进，直到抵达诗歌理想中的深度与高度。另一种是反复地寻找、否定，主动地抛弃、丢掉，在不断的寻找与创造中捕捉诗歌的奥秘。

我们大多数人热衷于第一种，这种一根筋的写法坚持下来的大都可以成功。我建议，在诗歌还没到达你企及的高度之前，采取一根筋的死磕，会让你获得更多的信心。第二种写法有些冒险。但真正的诗者，更热衷于冒险。现代经典大师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不算长的写作生涯，居然用了72个“异名者”来诗歌里探险。诗人张执浩给诗人的定义是：诗人是一个靠败笔为生的家伙。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一生都在反复寻找之中，他不怕面对最后的诗集只是一沓白纸。

我认为写诗就是探险。模糊、飘渺、奇崛、诡异，前途总有无限风光在引诱、等待。在焦虑与担心中，反复地丢掉、找寻和自省，我期待在梦想的维度上完成自己。我强迫自己，诗歌一旦写顺，一旦汩汩流出时，我会警惕，甚至会立刻终止。

我喜欢在路上探险的感觉：永远出发，却永无抵达。

口语和日常

从口语和日常中发现诗成了大多数诗歌写作者的趣味，在目前的诗坛似乎已成大势。但要用好口语写好日常，却是非常难的事情。我所读到的多是泥沙，偶尔的金子，真是可遇不可求。多数仍然依赖灵光乍现。或许，“挺住就是一切”（里尔克）的时代已经过去，“目击成诗，脱口而出”（张执浩）的时代早已来临。只是我们茫然不知。

在近年的诗歌实践中，我也有意强化了口语和日常在诗歌中的呈现。只是我所喜欢和追求的有自己的尺度。平庸的没有诗歌意味的口语叙事我还不能接受。我把日常理解为生活、现实，这是必须要靠近的。生活的温度和质感，决定了一首诗的前途。

我在《人民文学》2013.5上读到诗人马行的一首短诗《在昆仑山遇磕长头而行的年轻夫妇》，就这个磕长头的生活场景，短短几行写出了诗歌的无限浩大、辽阔：“在昆仑山/我不认识那对年轻夫妇//昆仑山，或许感受到背负的灵魂之重，居然让出一个/通天山口，让他俩通行/就是在那里/我还看到了长风//我看到长风正吹拂他俩的脸孔/那些风啊/吹得辽阔又干净。”我喜欢这种有内蕴的类口语诗。

简单与透明

简单与透明，这是我近年一直在追寻的一种诗歌质地。

我的诗歌一贯在乎它的重量，以为只有复杂、艰涩、甚至混沌才能道出诗歌的重量。其实不然。简单与透明，一样可以呈现出诗歌的另一种重量。这好像有点反讽和悖论的意味。反讽与悖论不仅仅只是一种诗歌技术，它存在于诗歌的各个截面。

简单的表达直抵人心，透明的语言干净没有杂质。简单与透明不是肤浅与苍白。它强调了诗歌文本本身的趣旨。当然，要熟练掌握和驾驭诗歌中的简单与透明并非一件易事，它需要长期有意思的阅读、练习和积累，同时也要依仗“神来之笔”。

张执浩的那首近乎童话的诗歌《蘑菇说木耳听》，在简单与透明中蕴含了诗人几多诗歌追求：“一只蘑菇与一只木耳共一个浴盆/两个干货飘在水面上/相互瞧不起对方/这样黑，这样干瘪/就这样对峙了一夜/天亮后，两个胖子挤在水里/蘑菇说：‘酱紫，酱紫……’/木耳听见了，但木耳不回答/蘑菇与木耳都想回神农架”。张执浩的改变或者他说的“妥协”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不适应，直到读到他类似这样一批优质的短诗之后，觉得他的诗歌简单、透明，没有被口语淹没，没有动摇和丧失诗歌的本质，反而开启了诗歌的更多可能，从另一面呈现了诗人的勇敢与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