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亚

燕赵之地历史凝重，尚侠任气，不断有慷慨悲歌之士出现。受其文化精神制约，河北新诗在人们的印象中，则始终和稳健的传统联系密切，基本上是在及物之路上前行，对“为什么写作”中“什么”的崇尚，规定着诗人们的写作基本上成了“什么”的美学修辞和表达，倾向于载道式的承担，不论何时何地都不愿沦为空转的“风轮”。而在当下的河北诗歌群落中，多得燕赵风骨的，石英杰在这方面尤其具有代表性。

敏锐的记者生涯，英雄文化氛围浓郁的生长环境，同“让自己距离人们的诉求更近一些”的诗学主张遇合，使石英杰的写作迥异于超然的纯诗，虽然也有写给父母的《拔钉子》《我的爱该从哪里开始》等细腻、缠绵之作，流露着诗人儿女情的一面，虽然诗人也努力使诗不走直接行动的路线，而以艺术的方式切入人生，不断从载道向言志的追求转换；但更多的篇什仍然保持着和历史、现实之间自觉的对话与介入意识，从本土地域物象或精神个体生发的情思意绪，往往接通着群体或一类人的精神旨趣、深处经验，充溢着强烈的丈夫气；特别是历史维度的引入，越发强化了诗歌的情感深度和思维层次。如《白洋淀的守望者》扫描了故乡的风物——芦苇，它们“站立太久了/不但患有严重的静脉曲张/还有腰肌劳损，颈椎病/混浊的空气和掺杂了油污的淀水/让他们被迫集体染上了哮喘”, 病态芦苇的书写，牵出的是一个关乎人类生命的自然生态保护问题，虽然以反讽、谐谑方式出之，但仍使批判工业文明负价值的情感走向力透纸背，其对芸芸众生的诗意抚摸和悲悯之爱令人动容。再如易水本是家乡一条平凡的河流，可在诗人笔下《断流的易水》“踉踉跄跄哭了一路”，诗人企望“用一场鹅毛大雪为她招魂”，想搞清楚埋在地下“那些遗址到底埋藏着多少不肯散去的冤魂/那些真相到底消耗了多少屈辱，不公和悲愤？”这里的易水，显然已经负载了太多文化的内涵，历史的坎坷与艰辛、历史的残暴与冷酷、历史的疼痛与宿命尽含其中，而站在昨天与今天、历史与现实交汇处的抒情，又保证了诗人的历史观照，既回肠荡气又滋味繁复，既带有抒情主体的气血印记，又闪烁着文化反省意识渗透的现代辉光，冷静而深入。诗人这种以诗性贴近现实和人生的选择，暗合了中国文化的入世传统，使诗歌拥有了宽阔的抒情视野，也蛰伏着能够引起他人共鸣的情感机制。

我在阅读过程中发现，石英杰的诗里有性灵和情绪的舞动，这一点和大多数河北诗人是同声相应的，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倒是那种颇具硬度的思之品质，让我格外注意。石英杰以为，诗人在表现内宇宙和外世界的过程中，“要对生存之境具有足够的穿透力”，自己写作的原动力“就是追问世界，探询世界的秘密和真相”，那种穿透力、追问支撑的诗本观念，和诗人发达的形上思维结合，直接的结果就是促成很多诗歌不再单纯是客观的生活再现，不再单纯是主观的情绪抒发，也不再单纯是瞬间感觉的捕捉，而成为一种包含理性、智慧和经验因子的思想发现，一种情绪和感觉回味后的感性哲学。如《炖烂的故乡》与其说是品味“乡愁”的滋味，不如说是对现代“乡愁”的悲凉思考，“砧板上挣扎的故乡/被屠夫捅杀，大卸八块//扔进铁锅/放上葱，姜，桂皮/愤怒如热气难以遏制/但血腥味却不得不褪去/炖烂的故乡，肉和骨头慢慢分离”。在一个科技流行、消费日嚣尘上、一切都被同质化了的时代，以返乡为天职的诗人们已经无乡可返，乡愁只能退化为精神深处潜存、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这是现代人的福祉，也是现代人的不幸。再有诗人置身《在衡水湖的船上》的瞭望里，同样有智慧的思想“魔瓶”在闪光，“驼背的陌生人低下头/告别暗影与漩涡/被押往另一个相反的方向//哦，那条声轨刚刚划开/眨眼之间，便匆匆愈合，消失/仿佛压缩的疼和秘密/从来没有真正出发和降临”，在宽阔、绵长、悠久的历史河道目前，人、生命、命运异常渺小、微弱、无助，这种悲剧性的发现，为诗平添了一层似淡实浓的苍茫与苦涩。也就是说，石英杰很少毫无目的地展览自然与现实的物象，象征意识的渗透和贯穿，常常使他诗中的意象或事象既是自身，又有自身之外的许多形而上旨意，而在写实与象征之间跃动的诗思，自然赋予了文本多种联想方向和意味空间，多得朦胧之妙，情感、形象、思想三位一体的诗性表现，无疑在强化诗歌的筋骨同时，又拓展、充实了传统诗歌本体观念的内涵。

石英杰诗歌在艺术表现上，也早已超越精巧和细腻的层次，接近了一种大气的境界。具体说来，它的视野常常大开大合，诗思恣意驰骋，像《霜降日》的上段，“造物主/你造出多少险峰，是为造出多少深渊/你造出罪孽，是为了造出牢笼/你造出大地，是为了造出风声和时间”，起的突兀，收的陡峭，中间的思维天南地北，来去无凭，不同联想轴上的意象、语汇被拷合在一处，堪称精神的“逍遥游”，但主体灵魂核心的吸纳，仍使它们敛聚为一个共时性的情绪空间。至于石英杰诗歌的词语搭配与组合似乎更具力度，如《桃花劫》中“细细的刺扎在里面。怀孕的词/充满他们，让整个世界臃肿而美”，奇崛的比喻使诗歌有了一定的重量；《我的爱该从哪里开始》中“父亲，在半山腰你的坟/被冒头的太阳弄成了一大块金子”，更是陌生意象的戛然创造，充满无限的张力；《落日下的河流》被诗人比作“弯曲的闪电”，“是烧红的刑具/灼疼黑下来的土地”，虽然意象不是很美，却极具视觉上的冲击效果。

环顾当下的诗坛，钙质不足的轻型、软性诗流行，即便有一些小智慧的点缀，让人读后仍然只会觉得有趣儿，而不会来劲。在这种背景下，石英杰兼具情之深度、思之硬度、言之力度的诗，就以其特有的雄浑、大气获得了某种制衡的意味，这种明确方向感的获得，也是诗人接近成熟的表现。

只是石英杰虽然经过不断的艺术调试，找准了努力的方向，但还没有完全抵达理想的状态，尚缺少足够的经典文本作为强有力的支撑，他的大量文本给人的感觉是整体水平均齐，相当不错，像一片艺术的高原，遗憾的是能够在读者心目中留下深刻烙印的“高峰”还太少。比如，他现在的诗歌还不是特别舒展，拘谨的状态里不无“做”诗的痕迹；有些变形的抒情还略显浮夸，像《傍晚的浆声》《逃命》等诗也许另有深意，但其中的“风正打开编年史，打开一座沉默的金銮殿”、“我扛着麻袋往前奔/无论招安，还是敲诈/那些慢慢黑下来的白杨树/都忍不住瑟瑟发抖”等修辞、语汇的阻隔，以及感觉的瞬间性和私密性，就令读者难于体会，并且写法上也不够自然，有种为作诗而作诗的感觉；有些作品，像《暖水瓶》构思不可谓不巧，但总觉得诗人的取材和诗歌内里的暗喻过于牵强、随意。种种因素使石英杰的诗歌、诗意时而松弛，时而滑动感太强。或许，他该在向更加雄浑境界迈进的同时，也该想想诗歌节奏的张弛、急缓与严谨问题，在沉稳深邃中再多一点从容自然，什么时候他如果能够真的彻底进入从容自然的状态，经典可能就会悄然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