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惠

《接骨师之女》中伦理困境的形成及其解决

黄 惠

内容提要：谭恩美长篇小说《接骨师之女》是一部关于伦理身份选择的小说。女儿露丝在母女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处理中，面临东西方伦理价值观念的冲突，对自己的伦理身份产生困惑。母亲茹灵希望母女以传统的中国孝道维护长幼关系，婚姻关系中她的美国丈夫以西方价值观为依据讨论双方各自的伦理身份，面对伦理困境，露丝最终通过沟通和对话化解了矛盾，做出了伦理选择。

《接骨师之女》 伦理困境 伦理选择

自从《喜福会》获得巨大成功后，谭恩美随后的几本小说也陆续出版并获得成功。国内对这些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思想研究、人物形象研究、叙事手法研究和比较研究等几个方面，这其中又以主题思想的研究为主。主题思想研究又多集中在对于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对母女关系的生活法则与生命本质以及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而进行的批评。从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有邹建军的“谭恩美小说中的神秘东方”［1］，对《接骨师之女》中表现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从母女关系角度进行的研究有陈爱敏的“母女关系主题再回首”［2］、“论谭恩美新作——《接骨师的女儿》中的母女关系”［3］，张瑞华的“对谭恩美作品的文化思考”［4］，程爱民的“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5］等，这些作品结合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谭恩美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母女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一些作品对于她的研究已从单一的“文化冲突—融合”模式向多视角多文化的方向纵向深入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以女性主义、文化对话、解构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系列理论为依据，如胡亚敏的“当代移民的新角色：论《喜福会》中华裔对其文化身份的新认识”［6］，结合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分析了华裔的文化身份的问题。2008年邹建军教授的专著《“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对她的几部长篇小说从伦理批评的视角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她小说中以“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所具有的哲学意义，为谭恩美的小说研究专题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将进一步从伦理批评的视角，以聂珍钊教授提出的文学伦理批评的概念为框架对谭恩美的长篇小说《接骨师之女》作为个案进行分析，探讨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作品中存在的伦理思想价值。小说中的主体因东西方不同伦理观念碰撞形成伦理困境①，在面临伦理两难②时对自己的伦理身份③产生困惑，面对这样的伦理困惑最终解决矛盾做出理性的伦理选择④。

一、“孝”的伦理困境导致的母女关系问题

《接骨师之女》主要体现的矛盾，以往研究成果分析最多的就是母女间的矛盾，两对母女关系，宝姨和茹灵，茹灵和露丝，前面综述已有提到，对于这种矛盾的原因分析，尤其是茹灵和露丝之间冲突的原因多归结为两代人的文化差异所导致。母亲代表中国文化，女儿代表美国文化，两种文化的碰撞最终导致母女矛盾出现。在今天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文化的话题始终是热门话题，文化出现多元化是一种必然，而经历冲突、消除分歧走向融合是最终的归宿；文学研究引入文化的话题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当下社会，关注人类自身，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也给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视域。而这样一来，关注人类精神和灵魂的文学，都可以纳入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了，而文学的的本体价值和文学的教诲功能就可能无法更好地得到体现，因为文化人类学所涵盖的这些研究范畴更类似于主题研究，如原型批评——神话仪式学派、文化人类学、文学解释学、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文论、生态批评、政治人类学⑤，等等，本身没有系统而具体的术语和概念，在实践中也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往往是借用其他学科的术语和概念以及操作方法⑥，在批评的过程中显得笼统和抽象。而文学伦理学批评有自己的基本概念和术语，有属于自己的学理和方法论，对文学的价值进行判断，体现了文学的本体价值和意义。

《接骨师之女》中的母女冲突原因，主要是由于双方价值观念的冲突导致女儿对自身伦理身份产生困惑，作为成长在中国的妈妈——茹灵，接受道地的中国传统教育受到中国文化环境影响，成年后才辗转迁移至美国，她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注意内敛而且含蓄，生活上勤俭节约，在孩子的教育中过多干涉孩子的生活，而出生在美国的露丝虽然长着中国人的面孔，成长在美国，虽然不是道地的美国人，但接受的是美国的教育，更多表现出一种对个性和对自由、平等的追求。茹灵试图在和女儿的关系上建立一种传统的伦理身份关系，通过对女儿以中国家长式的教育进行严格约束，强迫女儿露丝接受中国式的这样一种传统的伦理身份。这个传统的伦理思想的核心就是“孝”，她对女儿露丝的要求无不体现“孝”这一个核心伦理思想。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强调“孝”，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孝是幸福家庭的道德基础，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元素，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和伦理规范，孩子对长辈尊敬，家庭才能和谐，这也是中国传统伦理中体现出对家庭的重视。家庭构成人类社会的最小的单位。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和扩大。这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一个特点，中国古代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的社会就是宗法性社会，以亲属关系为社会结构，以亲属关系的原理和准则调节社会，几乎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7］。因而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中，“孝”体现了长幼关系，明确了长幼关系中各自的伦理身份。

茹灵作为女儿，她的行为本身也体现了“孝”的道德准则，不幸的是母亲宝姨的自杀让她把“孝”付诸行动的可能性抹杀，即她行“孝”的伦理身份被剥夺，所以就有了茹灵日后的内疚与自责，成为茹灵的心结。而为了取得心理上的慰藉，或者说是为了重拾她从没有体验过的伦理身份，就有了茹灵通过灵应盘与宝姨的鬼魂对话。宝姨死后茹灵才知道宝姨是自己的生母，悲痛万分。而自己也被扫地出门，被送到美国人办的育婴堂，这也是茹灵成长起来逐渐成熟的时期。茹灵到美国，和表妹高灵一起嫁给杨家兄弟，生下露丝，丈夫出意外去世，茹灵只身一人带大露丝，其间辗转搬迁，历尽艰辛，岁月的磨砺使得她愈发成熟，愈发怀恋母亲对自己的爱。 通过灵应盘与母亲的灵魂对话可以说因为女儿对母亲极度怀念所致，这个构思也是围绕重拾伦理身份展开的，作者在访谈中提到是取自于“母亲相信鬼魂并曾希望通过她与鬼魂对话”［8］这样一个生活现象。有关重大事情的决定，茹灵都是通过与宝姨的对话，与母亲进行精神上的交流而获得答案，比如从伯克莱搬家到“天涯海角”。说明了母亲在女儿心目中的重要性，即使去世多年，女儿都仍然为母亲在心目中留着位置，似乎母亲并未离去。这与中国传统的“孝”字有很大关系。 对女儿露丝的要求，就体现了“孝”，要求女儿尊重自己，完全地服从自己，而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女儿好。而露丝出生在美国，成长在美国，对于“孝”的伦理身份的体验，是缺乏的，所以当她面临这样一个伦理难题时，作为一个10来岁的孩子，她的选择是艰难的，她处于伦理两难的境地。

二、“仁”的伦理困惑导致的夫妻关系问题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夫妻关系是婚姻家庭形成的最基本关系，处于夫妻关系中各自的伦理身份是传统人伦关系的核心，维系着整个家庭、甚至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这个伦理身份的获得并非男女双方自愿取得的，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男女没有自由恋爱的权力，整个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⑦的婚姻制度，结婚不是个人的事情，是为父母娶媳，为宗族娶妇，是关系到家族的大事，这种伦理身份的获得带有强迫性。同时夫妻关系的核心就是“仁”， 所谓“仁”就是对家庭之爱。中国的家庭观形成条件是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的状况。农耕为主的小农经济决定了老百姓追求相对稳定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家庭是普遍的最基本生产单位，也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庭的和谐、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道德意识的根。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意识，根植于每个中国人心中。家是归宿，是心灵的港湾。每到春节，几亿中国人无论身处何地，都尽量回家，这是“仁”，是对父母兄弟之爱，爱家庭成员，爱家庭，是传统道德的核心和根本。⑧所以在这样一个观念的影响下，这种强迫性获得的伦理身份和对家庭之爱使得双方都不可能有追求自由和个性的想法。

尽管露丝是成长于美国文化语境下的中国人，她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具有典型的美国人的一些特点，这是她已经获得的伦理身份，这与母亲所奉行的伦理观念产生冲突，也是她对母女关系产生困惑的主要原因。而从她与母亲的沟通以及最终解决方式来看，她依然还是具有东方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体贴和宽容，从根本上还是受到一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的，对于婚姻和家庭表现出了东方女性强烈的热爱，对传统伦理身份是认同的。而露丝的前男友保罗和丈夫亚特都是典型的西方文化的代表，在婚姻中所体现出来的伦理身份是典型的美国式，对于家庭的要求是松散的，随意的，他们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和对露丝的要求让露丝处于伦理困境，毕竟露丝不是像他们一样纯粹的美国人，她身上毕竟流淌着母亲的血，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因而她处于伦理两难的境地。

露丝与前任男友保罗在一起4年，应该是相互熟悉、相互了解的，可有一天保罗对她说要到纽约去工作，纽约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对于保罗来说，这再正常不过了，他要追求个人发展，离开熟悉的环境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寻求自由发展空间，这是符合西方人的个性的，没有必要考虑别人是怎么看的，无论他是亲人还是朋友。所以，他也没有考虑到露丝的具体情况，似乎露丝对他来说根本就比不上他的个人发展重要，婚姻在他看来应该从属于个体，没有个体的发展就没有幸福。这点是与中国的传统伦理不一样的。为了维护传统的伦理身份，个人是要为家庭和婚姻做出牺牲的，所以露丝得知这个消息后有两种反应，“她一方面很恼火，另一方面又对搬到曼哈顿去住的想法感到很兴奋”［9］。兴奋是因为人对陌生的东西都有好奇心和新鲜感，纽约也是世界性的大都市，对大部分人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这迎合了露丝身上已有的西方价值观念。而恼火的原因就不言自喻了——露丝传统的中国婚姻观念受到了冲击，男伴没有事前和她商量，没有以两人的关系为重，而只考虑到自己，所以当她面临伦理困惑的时候，对于两人关系发展的未来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对伦理身份的这一困惑不仅影响她和前男友的关系，也导致她与丈夫亚特的矛盾，比如两人对家庭聚会看法的分歧所导致的困惑。中秋节是中国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又叫“团圆节”，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关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象征着和谐、团圆、美满、幸福，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寄托。中秋节俗扎根于极为深厚的传统伦理文化的土壤之中，对中国人的重亲情、重家族及人伦关系和谐的精神气质起了润物细无声的熔铸作用。露丝安排了非常隆重的中秋节聚餐，希望家里每一位重要的成员都能到席，在她看来：①通过邀请所有的亲戚、旧相识和老朋友聚餐，来表达自己对过去生活以及所有亲朋好友的感激，让自己和所有人感受到家庭的温馨，也寄托对未来美满生活的向往。这种精神文化传统是亚特不能理解的，但如果他愿意真心去了解露丝，也并非不可能。②聚餐是大家族意识的充分反映。中国人有一种追求“热闹”的意识，通过大家族的团聚或集体活动来表明家族人丁兴旺，繁荣昌盛。但是亚特认为中秋节聚餐“不过是大家一起吃个饭罢了”［10］，这体现了西方文化传统中家庭伦理的观念，节日在餐馆大张旗鼓的聚餐对于家庭的重要性弱于中国家庭的重视程度。

三、面临伦理困境的选择

露丝面临伦理两难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呢，会为了自己的自由和个性而挣脱母亲的束缚和羁绊，或是将与母亲的矛盾进行到底以凤凰涅槃的形式获得解脱，还是为了母女关系而选择妥协？抑或以一种比较超脱的姿态来对待自己在婚姻中的伦理身份？回答这些问题做出合理的伦理选择对于露丝而言实际上并非如哈姆雷特所面临的伦理难题，但也不是太简单。

在母女关系的处理中，母亲茹灵试图强迫露丝接受自己所设想的中国式的女儿这样一种伦理身份，这样一种伦理身份以“孝”为核心，“孝”对于美国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在长幼关系中无条件的服从，没有任何理由，不讲任何平等，这基本上是与《独立宣言》的内容相悖的，所以当还是孩子的露丝面对着这样一种要求时，更多的是不满、反抗，以至于母亲多次寻死觅活。而当露丝渐渐长大，成人，也为人母，作为女儿的伦理身份渐渐发生了变化，有了新的责任，有了作为母亲的体验，渐渐意识到母亲曾经的良苦用心，这种传统的伦理身份的选择，也并非只有“是”与“非”，露丝通过阅读母亲的手稿来亲历母亲的坎坷人生，学习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了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最终认同了母亲的价值观，以包容的心态最终客服了伦理困境，这也是她的最终伦理选择。在婚姻中产生的对伦理身份的困惑，露丝也是以一种对话和包容的方式，通过忍耐与克制并加强与丈夫的对话来消除双方的分歧。在家庭中，露丝把自己放在最后来考虑，保证丈夫和丈夫前妻的两个女儿的利益，这也体现出作为一个中国母亲露丝所展示出的宽容母性，更体现了她在西方价值观念影响下表现出来的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谐调家庭、婚姻的关系，确定自己的伦理身份。

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对谭恩美的长篇小说《接骨师之女》进行伦理阐释是一个尝试，通过伦理批评，我们发现对谭恩美的作品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抛却了文化这样一个大而化之的叙事进入到文本中去理解人物，理解作家，充分发掘文学的本体价值。 美国华裔作家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根基，有着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而他们所处的伦理环境却是西方价值主导的语境，两种价值相互碰撞形成伦理困惑，从而需要他们做出伦理选择，选择不是盲目的或者非此即彼，而是契合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念的包容和理解，这样的结构适合运用文学伦理批评方法来进行分析，也为我们理解美国华裔作家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样一个个案的分析也为对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甚至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的阅读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注解 【Notes】

①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270页。

②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270页。

③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270页。

④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270页。

⑤叶舒宪：《当代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的“人类学转向”》，载《文学理论前沿》2009年第六辑。

⑥聂珍钊：《文学伦理学》课程讲义，2013年。

⑦吴来苏、安云凤：《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评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⑧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邹建军：《谭恩美小说中的神秘东方》，载《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6期，第101页。

［2］陈爱敏：《母女关系主题再回首》，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76页。

［3］陈爱敏：《论谭恩美新作——〈接骨师的女儿〉中的母女关系》，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六期，第125页。

［4］张瑞华：《对谭恩美作品的文化思考》，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77页。

［5］程爱民：《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载《国外文学》2001年第 3期，第86页。

［6］胡亚敏：《当今移民的新角色：论〈喜福会〉中华裔对其文化身份的新认知》，载《外国文学》2001年第五期，第73页。

［7］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8］刘莉芳、于晓苏：《谭恩美访谈》，载《外滩画报》2007年3月23日。

［9］谭恩美：《接骨师之女》，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10］谭恩美：《接骨师之女》，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displays the ethical selection the main character， Ruth made while facing ethical dilemmas featuring the East-West clash of values in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and husband-wife relationship. Her mother， RuLing insisted that Ruth have adolescent fi lial piety （xiao） in relation to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Her husband hoped that she would show more concern in regard to his identity as an American. Entangled in the dilemmas， Ruth fi nally found her own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made right selection.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ethical dilemma ethical selection

Huang Hu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Jianghan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a Ph.D. candidate at ccN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is academic interests are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黄惠，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和翻译。

Titl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thical Dilemma in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