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礼天

关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简要回顾和点滴思考

陶礼天

前段时间邹惟山教授忽然跟我联系，告诉我要组织召开这样一个小型讨论会，要求我来参加，目的是让我们较早提出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和系统研究的一些人，能够比较充分地表达自己关于文学地理学和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过程和思考，因为学会的年会或其他相关的人数较多的大型会议，难以有发言的充分时间。今天，建军教授主持的这个“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核心问题研讨会”，在这美丽的桂子山下顺利召开了！刚才听了几位专家的精彩发言，获益良多。要我发言，我就奉命谈谈。但考虑到我的一些主要见解已经发表为学术论文，新的一些探索还没有系统而周密地撰写成为论著，还是不想说得太多，以免耽误在座专家的宝贵时间，也避免因仓促的口头发言造成误解，在这里只能随感式地说几点意思。

第一，支持与希望。邹惟山教授打算筹建湖北省文学地理学学会，对此我与大家的意见一样，是大力支持的、赞同的。今天武汉作为湖北的省会，可谓是中国的风水宝地，武汉无疑已经成为传统楚文化地域发展至今的一个文化中心，在这个文化地域的中心城市成立一个这样的学会是非常有必要的。传统楚文化地域，今天以武汉为中心的这个文化地域，是中国传统南方文学的发源地，也是今天南方文学的一个重要地区，在这样一个地方成立一个省级的文学地理学学会，并且有以邹建军教授这样为代表的多年潜心研究文学地理学的一批学者作为研究的领军人物，是能够进一步取得可以期待的成就的。因此，我说成立这样的一个学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通过成立这样一个省级文学地理学学会来推动文学地理学尤其是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作为大学教授，我们身上有一种责任，即对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要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不仅仅应该是知识的传承者，更应该是知识的创造者。

第二，文学地理学、中国文学地理学与文学传统的关系问题。接着谈谈我当年（1990年初）呼吁要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来系统研究文学地理问题，谈谈我自己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所做出的一些研究与思考。别的不想多谈，还是接着上述的第一点谈谈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与文学传统的问题。我们知道，楚文化地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与外延具有不同的意义。正如大家所熟知的，从中国文学地理的实际情况看，之所以说楚文化地区是中国南方文化的发源地，是从中国文学传统的历史形成过程来讲的。研究中国文学地理学，一定要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学传统问题，文学传统有个源头和发展新生的问题，也有个大传统和小传统的问题等等。从中国文学批评史来看，我们知道，“风”和“骚”，也就是《诗经》和《楚辞》，恰好代表了中国古代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的两大传统，代表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本土上生长发育的两大源头，古代许多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有过许多总结和论析，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出许多的有关文学地理的思想，这也是无法在此仔细说的。另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大的传统就是汉魏文学传统，虽然无法三言两语在此把这三大传统说清楚，不过可以就其最重要的特征说几句。我们赞同魏源《诗古微》的观点。魏源早就指出，关于《诗经》，作《诗》者、采《诗》和编《诗》者“之心”是不同的——这可以作为一个大的方面来看；而说《诗》者、赋《诗》者和引《诗》者“之义”也是不同的——这也可以统归为另一个大的方面来看。文学传统是建构出来的，“作《诗》者”等等这个方面暂且不去说了，就“说《诗》者”等等这个大的方面。宽泛地讲，也就是从理论批评方面讲，如果说风雅传统突出了政教的意义，礼乐刑政一体，形成了我国的诗教传统，其“现实性”很强；那么楚骚传统既有传承风雅精神的内核的方面，又突出形成了自己的面目，这就是想象、激情与个体意志的表现，其“理想性”很强，有超现实性。而汉魏文学在汉末动荡的社会政治现实激变中产生，其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和超越政教意识而大力张扬“自娱”的精神。这三大传统的先后发生，都具有影响后代文学发展的源头性意义，汉魏文学传统融汇了风骚传统，仅就汉魏六朝文学来说，我们对其受到楚骚传统的影响而成为一个新的传统问题，还没有真正研究透彻；而近现代以来汉魏传统、六朝文学的影响以及她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在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影响至巨的过程中，仍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内在的本土性精神作用。对此我们也还没有研究透彻，这个方面还是有很多、很大的研究空间的，而这个大问题的清理与分析，有必要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从南方文学传统的角度去研究的。更主要的还在于：研究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何建设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体系。我们知道楚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其地域范围虽然是不同的，但其长期发生影响的范围却是非常大的，大到影响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这就不仅仅是西楚、北楚、东楚与南楚的问题。我们只要读读古诗十九首与建安七子的作品，读读钟嵘《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不难理解汉魏文学传统及其影响问题。深入思考刘勰论屈原提出的“江山之助”的理论命题，对上述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分析之理据。思考这些方面，也可以由此进一步认识楚文学精神的现当代文学传承问题。南方文学传统应该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进一步深入研究，尽管学界研究的成果已经非常之多了。

第三，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基本问题。我也非常高兴现在能有这么多的文学地理学的知音，二十多年前，在1990年下半年我申报安徽省教委的一个项目叫《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记得是1991年获得批准立项并于1992年底完成结项的。当时很多人还是不了解这个领域和提法的，我自己在研究的时候也是感到很困惑，感到缺少知音，也没有人可以来讨论。所以我还是比较小心谨慎地提出了一些看法。我当时就提出来文学地理学研究一定要有学科概念，要进行学科建设，因为我认为当时的好多研究，比如地域文化、文学地域风格、文学生态学、生态美学等等的提法，这些研究都应该归纳到文学地理学研究当中。因为我是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所以我就以中国古代文论为主，并参考了一些能够寻找到的西方的文献，比如法国的文学社会学方面的资料来研究，开始考虑怎么建构这个学科。我在具体研究写作中，把文学地理学的基本问题归纳为“三大关系”和“五大层面”，后来这个项目成果的第一章作为单篇论文发表，已经是好几年后了，论文的题目叫作《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载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北大中文研究》创刊号），引起一定的关注。另外还发表了属于该项目成果的几篇论文。

回想起来，这期间也有一个过程。我们如果回顾一下文学地理学的发生，我们就该知道，大概在1949年以后，我们国家的文艺理论界就紧跟苏联，确立了所谓的毕达柯夫体系。当然，今天我们再看这套关于文艺理论的体系，可以发现从很多方面讲它带有强烈的庸俗文艺社会学意味。在这个体系当中，明确提出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反对和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当然没有错，今天和以后我们也是要反对的。但当时这种反对产生了不好的负面作用，导致我们在学术界迅速地停止或者说取消了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而在当时的西方，实际上一些国家已经成立了文学景观研究中心、文学景观研究所等机构，不仅人文地理学研究没有止步，而且不断推进，产生丰富的成果，其中也包括文学研究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学界才重新开始认识到人文地理学的重要性。当年以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为理据，取消、停止或批判的关于人地关系的研究很快得以复苏，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率先得以重新确立，这股学术思潮很快就遍及了各个领域，出现了诸如宗教地理学研究、艺术地理研究、语言地理学研究、文学地域性的研究等等。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也力图参与其中，开始从理论方面思考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大体上说，继承20世纪初梁启超、刘师培等前辈学者的研究，重新思考和研究文学地理学这个课题，基本上是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我们国家知识传统的影响，我们中国文学在地方志中的体现应该是全世界最全面和详实的，并且我们在古代文学与文论中关于文学与地理关系的论述也是非常丰富的。另一个方面，和我们这代人的教育经历有关。比如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对地理课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后来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给每个人都配发一本教材，就是伍蠡甫先生所主编的《西方文论选》，在这本书中就介绍了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关于文学与地理关系的论述，这些经历都给我很大的启发。在那个时代，并没人来做这项研究。在学术界有关文学地域性研究的推动和影响下，到1990年初，我就通过申报课题，初步地提出了一些我的看法。而且我特别注意到，从理论上来考量文学地理学，我们要预设一些理论的难点，我们一定要预设到这个理论会遇到的学理上的质疑是什么。基于当时研究的认识，我提出了关于文学地理学的三大关系、五大层面的内容作为文学地理学的基本问题。如上所述，也还是充分考虑过学理上可能存在的质疑的。

如果要给文学地理学下一个简明的定义，我当时是这样表述的，即它是介于文化地理学与艺术社会学（或称文学社会学）之间的一门文学研究的边缘学科（今天大概更倾向于使用“跨学科”这一概念），致力于研究文学与地理之间多层次的辩证的相互关系。这里所说的“文学”主要是指地域的文学，在特定文化地域（可以是一个国别或一个国别中的某个文化区域等）即一定地理空间范围中所产生的文学；所说的“地理”也主要是人文地理，即偏向于人化的自然方面。当然我们要强调的一点：这是从文学学科出发的，这是无疑的。也就是说所谓文学地理学就是研究地域的文学与文学的地域、地域的文学与文化的地域、地域的文学与地域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要研究文学与地理、自然的关系，自然是孕育我们成长的环境，一个地方的物质条件会决定我们的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又会决定我们的生存方式，生存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又会影响到我们的国民性与个人的性情，这是第一个关系。第二个关系是指一个地域的文学与文化的地域的关系，也就是说文学与“人化的自然”的关系——文学地理学中的这个“地理”更重要的是指人文化的地理。第三个关系就是文学与这个地域的文化及地域文化传统的关系。

我认为这三个关系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围绕这个基本出发点，我们又可以延伸出文学地理学五大层面的内容。简要地说：一是地理环境与地域的文学之发生发展的相互关系，它着重从文学与（自然）地理的直接相关性出发，来探讨文学的地理风土质性及其地域风格的成因；二是作家的地理空间分布结构与超地域的流动变迁及其与文学创作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它着重从审美主体角度来探讨文学的地域特征，并进而对文学地域性的超空间（超地域）的时间风格和超时间的空间风格（地域风格）相互演化的规律作出研究；三是文化地理的景观与文学原型意象、境界构成及其审美心理积淀的相互关系，它着重从审美客体和文本构成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学地域性的空间风格与时间风格的特征及其在现时性与历时性过程中的发展过程；四是地域的文化风尚与文学的地域风格之间的相互关系；五是文化地域的思想文化传统与独特的审美人格、审美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最后的两大方面的关系来讲，它要求把形成文学的地理风土质性的文化中介因素纳入研究的范围，并从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综合角度来进一步研究文学地理的空间的与时间的风格。就平行结构而言，上述的文学与地理之间的文化中介因素，主要指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以及其他艺术学科如中国的书画艺术等方面的内容。具体我就不再展开论说了。

当然，我们在考虑建构文学地理学的系统理论时还应该有更加丰盈充实的考量和思考，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去建构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与批评时，就会有许多不同的内容，我说的是文学地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而已。现在，曾大兴等教授在文学地理学原理方面已经撰写出不少论文，并已经完成一本概论性的著作。

第四，关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未来问题的点滴思考。二十多年前，我试图提出并开始进行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些理论上的困惑。按照梁启超先生和一些西方学者所作的研究结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交通运输的日益发达，各地区间的差异愈发的减少，那么文学地理学还存在吗？这种地域性的关系是不是就消除了？梁启超先生《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梁启超先生大体认为，自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文学地理的界限（地域性）就“寝微”了。匈牙利著名艺术社会学家豪泽尔也认为，文化传播技术的发达，社会流动性的提高，降低了地理条件的重要性，渐渐地把文化过程的空间系数变成了时间系数。我当时思考认为我提出的文学地理学要研究的三大关系和五大层面的基本问题，并不会因为文化传播技术的发达和社会流动性的提高而消失。梁先生说“寝微”，虽然没有直接说是完全消失殆尽，但寝是停止的意思，否定的意思是很明显的。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总之，其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再发表有关文学地理学方面的专题论文，但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同时一直在思考如何回答梁启超先生提出的问题，或者说对他下的这个大判断要如何予以科学的分析，这个大判断究竟是否正确还需要通过研究才能回答。文学地理学的未来如何发展，“交通益盛”，尤其是今天的网络时代、全球化时代，究竟文学地理学还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么其研究重心、中心，研究对象、范围以及研究方法，又有什么变化发展呢？换句话说：文学地理学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今天的文化传播技术的发达和社会流动性的提高，已经发展到全球化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之下，文学地理问题还是否存在或者说文学地理学如何面对这一问题呢？

可是因为忙于教学和其他课题的研究，一直无力专心致志地研究。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来阅读经过二十多年来文学地理学已经日益成为显学而产生的大量研究成果，思考如何回答梁先生的问题。2010年，我寻机获得一个去韩国某大学任教的机会，利用这个机会我决心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理。我发现梁先生提出的问题，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过，通过研究思考，我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新的认识，我就推翻了梁先生等人所认为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交通运输的日益发达的情况下，文学与地理这个关系就逐渐走向消亡的观点，而且我认为不是消亡，相反可能更加突出了。我以为新文化地理学的诞生，已经初步做出了新颖而有说服力的较为科学的回答，尽管这也只是问题探讨的开始，前方的路还很长很长。

我把我的研究和思考撰写成《略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长篇论文（原文最初载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文化研究》第12辑）。我之所以能推翻这个结论的理由是什么呢？首先是如前所说，我以前提出的文学地理学要研究的三大关系、五大层面的基本问题，并不会消失；其次我提出了文学景观的研究（当然还应该有很多的方面）。我认为文学景观是永远存在的，它会成为我们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重心”。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基本问题，我也有一些新的思考。关于这篇论文的内容我就不能全部重复说了。我只想说一下我在提出并讨论文学地理学中的空间风格和时间风格的问题时，曾经说到：所谓文学的“空间风格”是指文学创作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受到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独特的地域特性，文学作为以语言为媒介构造审美意象的艺术，这种地域特性产生的主要因素，就特定的地域空间而言，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①语言的方言性质，例如语音、词汇、习语等；②特定地域的自然条件尤其是依赖这种条件的生活方式等影响，还有这种特定地域的“生活”被表现为作品“内容”时所带来的特别差异感，在文学产生的早期，书写条件应该也有所影响；③地理景观的差异，通过创作主体的心灵化表现为文学意象的“物境”层面的地域空间差异感；④创作主体的民族个性、思维方式、文化风俗等差异，它通过主体心灵化的过程凝结在审美意象之中，构成“情境”层面的差异，而物境和情境的统一就构成了审美境界、文学作品的形象世界的地域空间差异感；⑤影响创作主体及表现“情境”的其他意识形态的中介作用，如宗教、政治、哲学以及其他艺术如音乐、绘画等；⑥在发展过程中的异质文化的影响等。上述这些方面实际上就构成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而这种原生的文学的空间风格（地域风格），在其后通过扩展和传播，影响到其他地域的文学创作，成为其他文学地域风格的基本因素，虽必会有所变化但基本特质较为一致，就可以称之为“超空间的空间风格”或者说“超地域的空间风格”。文学的“时间风格”是指文学创作在一定地理空间中的原生的文学空间风格（地域风格），逐渐形成、积淀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学传统特质，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仍然保留一定程度的但也可能已经相当微弱的原生的文学地域性特征，又反过来影响原地域的文学创作，形成新的地域风格。而这种时间风格，在历史发展中再进一步扩展和传播到其他地域，形成另一地区的新的文学空间风格，其间既有新的变化，又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原生地域的文学地域性传统特质，这就又可以称之为“超时间的空间风格”。我现在要说的是，不管如何全球化，文化传播技术如何发达和社会流动性如何提高，上述六大方面的文学地域空间与时间的特质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文学的地理性就不会“寝微”，甚至还会加强，因而文学地理学也就会存在，而不应该也不可能消亡。

最后，在即将结束我的发言时，我对文学地理学研究提出两点意见，供大家参考。第一点，我们现在研究文学地理学不要也不可能只依靠外国的理论。20世纪以来我们中国文学的研究总是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总是用西方的文学观念、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来切割我们自己的传统。今天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回到我们的自身，回到我们的传统，我们不能再迷失自己的方向。举个例子，根据我的初步研究，西方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大都受到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影响，而这部书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我们中国古代思想的影响的。我们不能乐观地等待会有一个西方人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现成的理论，我们一定要有中国学者的气魄，根据自己的研究来提出一套理论，这不是更好吗？那这套理论的答案在哪里？其实就在中国自古迄今的文学作品中，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在我们几千年非常丰富的古代文论中。我们中国的文学地理的思想是非常丰富而深刻的，只是我们还研究得不够，现在只有踏踏实实地研究作品，下功夫研究我们传统的思想和文论，这样才会更有收获。暑假期间，我们在日本召开了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五次年会，我花了几年时间考查先秦文学地理思想的发端问题，向大会提交了《〈管子·水地〉篇与先秦文学地理思想考论》这篇论文，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第二点，我们要关注“地理文学”及其相关论著的研究，地理文学往往能给我们不一样的启示。比如《山海经》中的地理想象的空间对我们文学的影响，比如说有关《诗经》地理的历代研究著作等，这些著作对文学地理许多问题就有精彩的阐释，我们或者从中可以找到文学地理学的深刻诠释思想。又比如对刘勰《文心雕龙》所提出的“江山之助”这个理论命题的研究等，都是建构我们的文学地理学所能够运用的丰富的理论与批评的资源。我们能从这些研究中归纳出许多有创新性的命题，乃至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派，从而推动我们“中国的文学地理思想”研究和“中国文学的文学地理学”研究。

以上拉杂得很，我重点提到自己两篇论文的研究，而没有多提学术界许多同仁的研究，并不是要强调说明我的研究有多么重要，并不是得到这个发言的机会就故意在这里王婆卖瓜，是因为限于会议发起者的要求。同时我要特别说的是：我这里说的可能有很多欠周密思考的地方，口头发言，没有预先撰写发言稿，也有些语无伦次，对一些观点的论析还是应该以我发表的论文为准。谢谢大家！

陶礼天，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期从事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