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璐

女性的觉醒与独立：《海上夫人》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王青璐

内容提要：易卜生的戏剧《海上夫人》是一部寓意丰富的作品。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通过反映男性以强加女性与自然间联系等方式统治女性，揭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背景化的处境。戏剧通过女主人公艾梨达的遭遇，表现女性作为妻子在家庭里遭遇的边缘处境，对男权社会主宰模式进行批判。戏剧还通过艾梨达个人意识的觉醒以及与丈夫关系的和解，表现了男权主宰模式实现瓦解，男女两性和谐共处的可能。

《海上夫人》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主宰模式 背景化

挪威戏剧家、诗人亨利克·约翰·易卜生一生热烈关注社会问题、女性问题。他认为，诗人的使命是“唤醒更多的人去实现自由独立的人格”［1］。因此，他创作了不少具有批判意识的作品，在《玩偶之家》、《群鬼》等作品中，他描绘了当代女性生活境遇，表现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而在现实中，易卜生也关注当代女权运动的发展，并与挪威女权主义者卡米拉·科莱特间有通信联系，卡米拉的精神生活道路也影响了易卜生的创作。易卜生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是得到评论界公认的，例如与他同时代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哲学家魏宁格尔认为，“易卜生的整个道德的高度及其纯粹人的英雄主义恰恰就在于：他要求男人把女人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来看待，也要在妇女身上尊重人类的思想，而不应当像在任何一种性爱中那样，把女人仅仅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①。

写作、出版于1888年的五幕剧《海上夫人》是一部反映当时男女婚姻生活状况，关注女性生存境遇，表现女性婚后追求独立人格的作品。易卜生在创作这部作品时也带有唤醒女性觉醒的期望。1889年易卜生致信女权主义者卡米拉·科莱特，感谢她对《海上夫人》的理解、同情，并“相当确信你们女性——特别是你——会理解这部作品的”［2］。《海上夫人》大致讲述的是房格尔大夫的第二任夫人艾梨达遭遇了不如意的家庭生活，当她的初恋情人归来时，她与丈夫的矛盾爆发，面临着留下还是出走的抉择。最终矛盾化解，艾梨达与房格尔大夫达成相互了解，由此翻开和谐生活的新篇章。

目前，国内研究者在分析《海上夫人》剧本时，有的采用文学地理学批评，从文本中地理空间、地理意象、地理图式入手，分析文本中地理因素的作用。有的研究者分析作品中人物的关系，从伦理、心理等角度解读艾梨达的心路历程，分析艾梨达如何走出病态心理。还有的研究者分析剧本中的男女两性婚姻地位关系，以性别批评的角度对剧本进行解读。而笔者将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解读《海上夫人》剧本中女性的独立问题。

生态女性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女性思潮发展的产物。它将女性问题与生态问题结合，将受到人类破坏的生态自然与遭受男性压迫的女性联系在一起。其中，澳大利亚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薇尔·普鲁姆德在著作《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当中，分析了自然与女性“背景化”和“工具化”的处境，揭露了由白人男性精英阶层建构的“主宰模式”对自然与女性的迫害。“主宰模式”为男性所建构的一种关系。其中，男性通过将自然与女性化为“他者”，从而否定了对自然、女性的依赖，同时还将自然与女性背景化，从而实现男性与自然、女性之间统治—臣服的关系。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看《海上夫人》文本，剧中女主人公在争取独立人格时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来自男性主宰模式的阻碍。文本中，以艾梨达为代表的女性人物由于受其丈夫、父亲等男性主宰模式支持者的限制，得不到自由。而文本中的男性人物除了通过主宰模式压迫女性外，还在女性和自然之间强加上联系，更进一步地强化女性人物身上的非理性特征，达到以贬损女性来衬托自身力量的目的。而自然也是男性主宰模式控制的对象。大自然在戏剧中除了承担情节走向的背景作用外，还被男性强行赋予了与女性的联系，因此打上非理性、神秘等印记。伴随女主人公对主宰模式的反抗，对自由独立平等的追求，自然也在向人类显现了自己的力量，让人类承认它的重要性与独立性。

一、女性人物与自然的联系

戏剧文本中，女性人物被男性人物赋予了与大自然的联系。将妇女与大自然相联系，是一个根深蒂固、随处可见的古老传统。这个传统赋予了女性驯服、居家相伴、被动、传宗接代等特征。而男性通过将这些特征赋予在女性身上，也就达到对男性自身的独立、理智、主动、力量等特征的强化与衬托，并确认了男性的权力。而在文明进程中，人类力量的显现以及文明的建立，一部分是通过征服自然实现的。因此，原始大自然作为人类征服对象，与人类建构的文明相对，也就象征着人类文明理性的对立面——非理性。因此，男权传统将女性与自然联系，也就达到了对女性与自然的进一步贬损。而对女性来说，与自然相联系就是被更进一步地强加了非理智、被动等特征。

文本中最显著的联系，就是戏剧的题目“海上夫人”，它将海洋与女主人公联系在一起。艾梨达被称作“海上夫人”，是因为她有每天下海泡澡的习惯。除了这个称呼外，艾梨达还被丈夫称作“美人鱼”、“海上人家”。这些称呼都体现了艾梨达身上被强加的与海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与房格尔对艾梨达的误解、猜疑有关，因为在房格尔心里，艾梨达心情“不正常”，藏着一件让他无法揣测的东西，同时她还那么“喜怒无常——难以捉摸——心情随时有变化”②（297），艾梨达就像大海一样神秘。

艾梨达每天来回奔波于陆地和峡湾海水浴场之间，在房格尔看来，艾梨达对陆地与海洋有着不同的态度。实际上，相对于陆地，海洋的确是艾梨达的乐园，而陆地则是艾梨达烦恼的场域。在陆地上，她并没有找到家，而是过着一种寄人篱下的苦闷生活，她要忍受家庭成员间的冷漠、不和谐。而艾梨达又是个性格隐忍的人，她忍受着一切，从不发出任何怨言，甚至为家庭中的隔阂找开脱理由“这么安排对于我们一家子都挺合适”（242）。唯一让艾梨达能够抱怨的是当地的地理气候条件，她觉得空气很闷热、透不过气来，甚至抱怨峡湾里的海水不冷不躁。不同于陆地，海洋则能够包容下她，并给予她自由不拘的机会。这也与艾梨达从小生活在海边有关。尽管在艾梨达的现居地，峡湾的山已将大海遮蔽，但峡湾的水依旧与大海相连。艾梨达将平日生活的苦闷融入峡湾的海水里，让它们随海流远去，她也获得了短暂的自由与无忧。此外，房格尔家的其他成员并不像艾梨达那样依赖大海，因此他们在海水浴场相遇的机会不多。因此，峡湾浴场成为艾梨达放松心情的场所。海洋对于艾梨达而言，还象征着精神的自由，是艾梨达回归自我的场所。因为艾梨达的初恋也发生在海边，那是一段不带尔虞我诈、自由的恋情。因此，艾梨达每天的泡澡活动是可以理解的。

房格尔大夫等人却错误地理解了艾梨达每天的下海活动以及对环境闷热、不透气的抱怨。房格尔没有意识到妻子在家庭生活中的苦闷，没有意料到家庭成员间隔阂的巨大影响力。他反而下意识地将艾梨达对海洋的喜爱夸大，“只要一下海她就快乐，海是她的命根子”（239）。从本性看来，房格尔也是善良的，他不过是没有正确理解妻子的情感。他将妻子苦闷、不快的根源错误地归咎到自己身上，认为是自己犯下大罪，把艾梨达从海上带到这儿来。他又有意识地将妻子归为海上人家，认为海上生活的人“他们的生活几乎好像就是海的生活。在他们的思想感情里都有汹涌的大浪——有时涨潮，有时退潮。他们禁不住换地方”（297）。可见，房格尔依旧没意识到理解的缺位以及家庭生活在妻子世界中的缺位对妻子的负面影响，他反而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对待妻子。这种方式将妻子划分为“海上人家”的治理方法，实际上回避了妻子的处境，在突出、放大了妻子与家庭成员的间隔外，又将妻子放置进一个异乡人的边缘处境。这样更不利于解决家庭矛盾。

不过，搬家的提议也流露出房格尔大夫对艾梨达的真挚感情。这是因为搬家对房格尔和他的女儿们都十分不利，甚至是一种巨大的牺牲。这是因为对两位房格尔小姐而言，婚姻已经是头等大事，而相对于峡湾陆地，海边十分偏僻，如果搬到那里将不方便她们嫁人。对于房格尔大夫而言，峡湾陆地才是他安身立业之所，去海边后将会严重影响房格尔的终身事业。

不融洽的家庭氛围除了影响两位家长的和睦生活与相互理解外，房格尔的大女儿博列得也受其影响，性格郁郁寡欢。处于花样年华的博列得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悲观，她将自己比作花园池塘底下的老鲤鱼，“海峡离它们那么近，成群结队的海鱼在外头悠悠荡荡，来来往往，然而这些安分驯良的家鱼却一点儿都不知道，也没法参加”（275）。博列得的心态是受家庭影响而形成的。她不愿局限在峡湾家乡的小天地里，想要获得知识，离开峡湾见世面。然而，她的前途却完全依靠着父亲。但房格尔大夫的心思又被妻子艾梨达占领了，因而无暇顾及女儿。区别于希尔达的天真浪漫与艾梨达的病态，博列得是剧中温和保守淑女形象的代表。终日生活在池底的老鲤鱼也刚好象征她的墨守成规。博列得对家庭教师的求婚既有困惑，又有顾忌的，表现出明显的犹豫与纠结。不过，阿恩霍姆在求婚时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走不走，全靠你自己”（316），实质上这句话起到提醒博列得认清自身处境的作用。在得不到家长帮助的情况下，想要追求理想，获得幸福就只能依靠眼前这位求婚者，而且“或者你也许只能勉强嫁一个——不见得比我更称心的人”（320）。最终博列得答应了阿恩霍姆的求婚。

无论是逃避家庭生活被称为“海上夫人”的艾梨达，还是将自己比作池塘底下老鲤鱼的博列得，戏剧中的女性都处于不自在的处境中。通过深入分析女性人物感受的不自在与生活的不自由，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解读剧中女性人物的处境可以发现女性人物种种不如意实质为遭遇“背景化”的结果。《海上夫人》剧本实质上表现了男女两性的不平衡状态以及女性在男权社会生活中人格独立的缺失。而女性与自然间的联系，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一种表面的规范，实质上是一种对女性与自然的“背景化”处理。

二、女性人物的“背景化”遭遇

所谓“背景化”，是男性对女性和自然进行否定的一种形式。对自然和女性进行“背景化”也就是“将她们处理成前台的那些高高在上的显赫功绩和成果所必要的背景”（普鲁姆德 4），从而否定了男性对他们的依赖。

对自然进行“背景化”就意味着否定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否认了自然对人类的活动的限制。人类的能力被突显、放大，而自然则被看成一个没有任何自身需求的供给源泉。《海上夫人》中，自然是彰显人类能力的对象。人类发明的轮船征服了海洋造成的交通障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搭乘轮船经过峡湾，去欣赏极夜景观。陌生人战胜了海难，他的足迹随轮渡踏遍各大洲各大洋。人类还在改造自然景观，高地被开发成为登高的景区供人类显示自己的力量。房格尔家中修建的花园、廊子、凉亭等，将自然环境改造成适宜居住、观赏的对象。在风平浪静的峡湾中，浴场、池塘成为人们平时进行户外活动的场所。而画家巴利斯泰通过画作捕捉自然风光，以绘画形式彰显人类在自然面前的优越感和统治地位。

出于对自然“背景化”的习惯，伴随过分诗意化、理想化的改造与臆想，剧中人物时而流露出对大自然征服者般的优越感。剧中有不少场景表现人在大自然中诗意化、理想化的生活情景。例如，10年前，当艾梨达与陌生人在海边谈恋爱时，他们谈论起海洋有关的事，例如海上的暴风恶浪或风平浪静的光景。志趣相投的两人最后选择让大海作为他们的证人，缔结了婚约。然而戏剧中的人物也遭受过自然的打击，习惯对自然“背景化”处置而产生的优越感也随着人类的受挫而被打破。雕塑家凌格斯川经历过了一次由风暴引起的船难，他目睹了他人的死亡，自己又因长时间地泡在冰冷的海水中患上了肺部硬化——“劳伤症”。剧中的峡湾也并不是永远的风和日丽，画家巴利斯泰曾两次结合开进峡湾的最后一艘轮船提醒男女主人公夏日将尽，“所有的海峡不久都要封冻了”（312）。戏剧《海上夫人》没有忘记提醒人类，自然的限制依旧在影响人类的生活，人类在自然面前应该保持谦卑谨慎。

对女性进行背景化处理就是将女性视为男性周边环境的一部分，将她们为男性的成就、事业提供的各种服务看作理所当然，但她们所做的一切并不被看作是成就。对女性人物进行背景化处理，是使得剧中女性人物精神状况病态的重要原因。雕塑家凌格斯川的表现最为明显，他向博列得提出的请求，希望博列得在自己离开后能想念他。原因是，如果他知道在偏远的地方有个姑娘在思念他，他的工作会完成得更快。对于博列得，凌格斯川则认为，她本身没有什么事业，在得知自己帮助一个男人创作后，她也会快乐幸福。对于婚姻，凌格斯川认为结婚后艺术家也能够专心于创作，而他的妻子也会以他为荣。妻子的作用就是帮助艺术家创作、照顾他生活、减轻他的劳力，并以此为乐。

戏剧除了表现以凌格斯川为代表的男性人物对女性的背景化处理外，还表现了家庭中母亲的背景化遭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发现，在男性的统治下，母亲的背景化程度是最严重的。“母亲本身也是背景，她只能通过孩子及其父亲的关系才能得到定义”［3］。在房格尔家，母亲是处于缺席状况的。比如说，戏剧开头一家人在为过世的母亲庆祝生辰，家庭的事务是由大女儿博列得管理，当博列得倾诉自己得不到家长的帮助时，她也只提到父亲，而没有母亲。艾梨达的一个身份正好是房格尔家的继母。艾梨达对这个家庭的边缘地位充分反映了家庭中母亲的背景化遭遇。首先，艾梨达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并不紧密。她与房格尔的儿子夭折了，没有孩子的母亲难以通过孩子及其父亲的关系得到这个家庭对她的定义。艾梨达也没有成功地让两位房格尔小姐将她当作新母亲。其次，作为家庭中的继母，艾梨达无法摆脱过世的家庭第一任母亲的影响。例如，已继承家务活的大女儿博列得会将继母艾梨达与亡母进行比较，得出她的母亲生前很会安排家务，而继母对家务一点都不管的结论。此外，房格尔父女对前妻与继母的关系很微妙，父女三人会瞒着艾梨达为前妻举办生日庆祝会，并会因此对艾梨达有所愧疚。

实际上，《海上夫人》中除了房格尔前妻外，还有一位隐形不在场的母亲，那就是艾梨达发疯死去的母亲。艾梨达的母亲也在影响着房格尔一家，她是在二小姐希尔达说艾梨达闲话时，以添油加醋的形式登场，这也是她在剧中唯一一次露面。对艾梨达存有芥蒂的希尔达认为，艾梨达说不定哪天也会发疯，成为他们家的累赘，最后下场会与她发疯致死的母亲一样。艾梨达的亡母在剧中也有一定的作用。她的存在是为了突显了艾梨达与继女关系的不和，以及在家庭中的尴尬处境。其次，艾梨达与亡母的联系也印证了人们对母子联系的重视。最后，通过希尔达小姐对继母母亲不幸遭遇的描绘，还可以感受到家庭冲突之下隐形的阶级差异，也进一步强调了艾梨达婚姻中存有的交易嫌疑。

戏剧还通过艾梨达平日的活动展现她在家庭中的边缘处境。例如，平日里，艾梨达嫌花园、廊子不透风、很闷热，每天多半时间都消磨在避暑凉亭中。而博列得、希尔达依旧待在廊下活动，房格尔则在廊下、凉亭两头跑，碰到有话要说的时候，一家人就隔着花园聊天。对于这种不协调的家庭关系，她却认为 “应该听其自然。我没有权利要求房格尔把心思用在我一个人身上”（251）。艾梨达的这段话语也揭露出她对房格尔的依赖以及在房格尔先生影响下的被动。而房格尔的行动则充分表现了丈夫对妻子的控制、管理，他缺乏对自身的反省，反倒将艾梨达在家中的不适应看作其精神有问题的证据。实际上，这样是在否定妻子的独立人格，漠视妻子在家中的感受与正常需求，将妻子当成家中的摆设物品。当“摆设品”与家庭不协调时，家庭主管者就开始挑剔“摆设品”的毛病。于是，房格尔大夫完成了对妻子艾梨达自由人格的掠夺。

三、女性人物的反抗与男女关系的平衡

《海上夫人》并不是一部悲剧，在女性人物遭遇背景化，失去独立人格后，女主人公艾梨达觉醒了。她开始要求人格的独立，婚姻的平等，她以行动发出对男性主宰模式的抗击。男权主宰模式是在男女二元对立状态下构建出来的，因此这个模式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是男女双方缺一不可。所以，当其中一方发生变化时，另一方也必然受到影响。在《海上夫人》文本中，当艾梨达开始追求自由、平等婚姻两性关系，与她有密切关系的房格尔也必然受其影响，他们的关系也在遭遇变化。最终，两人间矛盾化解，这也就表示着在艾梨达争取到自由、平等的两性关系外，房格尔大夫也抛弃了固有的男性主宰模式下的思维方式，接受了妻子的反抗，承认了自己先前的过失。

在男权主宰模式下，男女两性间是一种统治—臣服关系。随着艾梨达的反抗，这种关系也被打破了。首先，它的碎裂是由艾梨达对自己独立意识的肯定引起的。当房格尔大夫为治疗艾梨达不健康的精神状况而提出要搬家到海边时，艾梨达否定了房格尔的诊断。她坚持自己的问题来自内心，心并非通过换环境就能治好。尽管作为母亲，艾梨达遭遇家庭其他成员的漠视，但在搬家这件事上，她还是表现出了责任意识，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事情拖累家人的生活。接着，艾梨达勇敢地向丈夫坦诚了自己与初恋情人之间发生的事，并说出自己最害怕的顾忌：“孩子的眼睛长得跟那陌生人的一样。”（271）她意识到无法再通过躲到峡湾浴场逃避心中的恐惧，于是转为直面内心，开始勇敢地敞开心灵，向丈夫倾诉陌生人对她的影响：“我突然看见他亲身站在我面前，或者是稍微偏一点儿。他从来不瞧我。他只是待着不走。”（270）

艾梨达与房格尔间不平等关系的打破还受艾梨达对婚姻怀疑的影响。在艾梨达看来“一个自愿的盟誓跟一个婚约有完全相同的效力”（305），因此在她看来，陌生人与房格尔一样，所以她会有深刻的负罪感。实际上，陌生人与房格尔都实现了对艾梨达的夫权影响。所以当陌生人出现后，艾梨达所感受的来自夫权的压迫从原先的一重变成双重。此外，陌生人通过一句话激发了艾梨达对婚姻的怀疑，陌生人说：“如果艾梨达跟我走的话，必须出于她自愿。”（285）“自愿”对艾梨达产生了魔力，使她反复思索自己与房格尔的婚姻以及与陌生人婚誓之间的区别。最后，她将当年与房格尔缔结的婚姻定义为一场“交易”，婚后双方在相互“欺骗”。她认为当年房格尔是“死了老婆，耐不住寂寞，想找一位续弦太太”（303），而为了生计她出卖了自己。

最终，艾梨达以行动明确地开始反抗起房格尔的权威，她拒绝了房格尔为她的各种安排“你可以抓住我不放手！你有这权力，并且确实还想使用这权力！可是我的心，我的思想，我的压制不住的冲动和欲望——这些东西你都没法控制！”（326）于是，房格尔意识到艾梨达对自由、独立、平等的渴望。出于婚后几年与艾梨达间形成的情谊，以及其本身怀有的对艾梨达的真挚感情，房格尔最终对艾梨达做出了让步，他遂了艾梨达的心愿，当场取消与艾梨达之间的交易，让艾梨达自由地选择道路，不再受他拘束。最终，在得到自由与平等后，艾梨达也意识到房格尔对她的重视与尊重，她选择和房格尔一起，并且下决心要承担起房格尔家中母亲的责任。由此，房格尔与艾梨达之间主宰—臣服的对立关系瓦解了，两人走向和解。同时，在房格尔眼中，艾梨达与大自然的联系也消失了，艾梨达真正成为一位独立的个人。最后，房格尔告诉孩子们，计划改变，没有人将要去海港。

总之，《海上夫人》寓意丰富，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观点来看，此剧揭示了男权主宰模式下女性人物的生存处境，表现女性人物独立人格的缺失与争取。最终，男女主人公通过沟通消解矛盾，打破不平等对立，走向和谐。《海上夫人》既显示了男女不平等的关系，批判了男性主宰模式对女性的贬低和压迫，又表现女性获取个人独立的可能，对女性的觉醒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注解【Notes】

① 高中甫编选：《易卜生评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120页。

② ［挪威］ 亨利克·约翰·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六卷），潘家洵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挪威］ 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汪余礼、戴丹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页、291页。

［2］［澳大利亚］ 薇尔·普鲁姆德：《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马天杰、李丽丽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3］ ［挪威］ 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六卷》，潘家洵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Henry Ibsen's The Lady from the Sea is rich in meaning. By the view of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work revels female's backgrounding situation by refl ecting man's governing. In the Lady from the Sea， male rule female by strengthening female's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Through Ai Lida's experience， the drama reflects female's marginal situation in the family as a wife， and critize male's Master Mode. The drama also show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ollapse of the male's Master Mod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le and female by Al Lida's weakening and reconciliation with her husband.

The Lady from the Sea ecofeminist criticism master mode backgrounding

Wang Qinglu is from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i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Western Literary.

王青璐，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

Title: Women's Awakening and Independence: An Eco-feminist Study of The Lady from the S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