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士美 钟 秀

畸零与疗救
——卡森·麦卡勒斯小说的畸零人形象解读

蒋士美 钟 秀

内容提要：卡森·麦卡勒斯在她的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畸零人”形象，论文从人物形象的“身体畸零”和“心智畸零”入手，结合作家本人的身心疾患、美国南方地理文化、西方现代精神疾患等因素，探析“畸零人”形象的复杂深度及其体现出的疗救意识。

卡森·麦卡勒斯 畸零人 疗救

Authors：Jiang Shimei is from Shiyan Taihe Hospital.The Reseach Direction is the South American Literature；Zhong Xiu is from Hubei University of Medicine.The Reseach Direction is the Euro-American Literature

卡森·麦卡勒斯是20世纪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性女作家。她的作品以抒写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南方小镇居民的心灵生活为主题，着重描摹处在新旧变革时期美国南方人心灵上的孤独感和无所依附的挣扎感。她的一生备受疾病折磨，从童年时代开始，身体上的疾患与病痛就是麦卡勒斯生活的一部分，并一直困扰着她。“恶性贫血，伴随着一次次发作的胸膜炎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是她早期的痛苦；15岁时，她得了热风湿，但被误诊和误治。之后，她经历了三次中风，在她30岁前，左边的身体就瘫痪了，行动受到严重阻碍。”［1］作为对抗病痛的一种方式，麦卡勒斯以文学创作为自己的避难所，并在这方面表现出卓越的天才原创性。她有着敏锐的洞察和奇特的想象。她凭借对写作的狂热，对孤独的感知，以奇异而有力的笔锋描写了美国南方的生活图景，呈现出美国南方小镇孤独人群的精神状况。

“freak”（畸零人）是麦卡勒斯在小说创作中反复使用的一个词汇，其意为怪人。关注到麦卡勒斯小说中的畸零人形象并予以专门研究，始于1999年美国文学评论家雷切尔·亚当斯的论文《美好与怪异的混合体：卡森·麦卡勒斯的酷儿小说》。他分析指出，《没有指针的钟》和《婚礼的成员》这两部小说，多次出现“freak”（畸零人）和“queer”（酷儿）两个形象，并认为畸零人是麦卡勒斯小说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受到亚当斯研究的启发，笔者将麦卡勒斯小说的畸零人形象分为身体畸零和心智畸零两类。本文重点对这两类畸零人文学形象进行分析，不仅跟作家麦卡勒斯自身的身心疾患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而且还跟作家所处的南方地理败落文化，以及作家所处时代的现代精神疾患有关。只有充分注意到麦卡勒斯饱受的身心疾患折磨，惨遭的命运无常作弄，才能深入理解她小说中的畸零人形象，才能认识到这类形象的复杂深度，特别是体现了某种疗救意识的具有温情一面的一些畸零人物。

一、身体畸零

麦卡勒斯是一个具有自我毁灭本性的作家，她身上的各种疾病并非是由先天的缺陷所导致的，而是由于她的过度酗酒的恶习和任性自我的心理。麦卡勒斯的许多朋友都为她的施虐受虐狂倾向和暴躁攻击型个性而感到难过。在1947年她身体的左边局部瘫痪之后，已经被命令不准再喝酒，但是这个禁令被麦卡勒斯当成了耳旁风，这也直接引发了她后来的半身瘫痪。

畸零人形象，可以说是麦卡勒斯饱受身体和心灵折磨，在疼痛与绝望之中连续写作多年的结果。她还在世时，就有文章批评她笔下的人物过于畸形和怪异，对此她回应道：“人们对病态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作家只能说她的写作是内心的种子在潜意识中萌芽开花的过程。自然界不是不正常的，只有没有生命的东西才不正常。对作家来说，只要是脉搏跳动、能够活动、能够在房间行走的东西，不管它正在做什么，都是自然的和有人性的。”［2］从这里，我们看出，麦卡勒斯根本不承认世俗对“病态”的指责，对正常与反常的界定。她认为，只要“写作是内心的种子在潜意识中萌芽开花的过程”，只要写的是“脉搏跳动、能够活动、能够在房间行走的”，就无所谓病态，“都是自然的和有人性的”。

下面先分析麦卡勒斯小说中在外形容貌和生理特征上迥于常人的畸零人形象。必须提出的是，所谓在外形容貌和生理特征上迥于常人的畸零人，这只是大众的常规的观察，作家麦卡勒斯并不认为他们有任何反常可言。

小说《婚礼的成员》塑造了怪异少女弗兰淇。在麦卡勒斯小说中，怪异少女这类形象多次出现。她们是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却以孤独离群为其生活常态。“如果她长个儿长到十八岁，前面还有五年零两个月在等着。这样一算，除非她能想办法阻止自己，否则身高将超过九英尺。一位超过九英尺高的小姐是个什么样儿？她会是个怪物。”［3］

对于弗兰淇来说，她总感觉自己过于成熟而无法进入同龄人的世界，但同时，成人的世界却无法接纳她的年轻。她就像一个边缘人一样，终日在小镇上四处游荡，成为一个“只能徘徊在门口的外人”。终日陪伴在她身边的是表弟约翰和黑人厨娘贝丽尼斯，但这种陪伴也仅仅是物理式的，因为他们除了重复同样的话之外，根本没有真正靠近过她的心灵。她的心思四散飘零，精神世界也远远超出了她所居住的小镇，她关注着小镇之外诸如战争这类的宏大事件。她的内心一直有一种信念，那就是她“深知自己必须离开小镇，远走他乡”。而哥哥将在冬山举行婚礼的消息于她而言自然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可以让她有机会逃出小镇，逃出这个围困她许久的封闭地域。这种美好的期盼让她爱上了哥哥即将举行的婚礼，她把自己纳入婚礼之中，与哥哥、嫂嫂合称为“我的我们”。她赋予了自己一个新身份——弗·洁丝敏，以此来加强自己与新郎贾维斯和新娘嘉尼斯的联系。这一切的改变皆是由于弗兰淇的身体畸零导致她无法融入自己所处的环境之中，于是她只能设想着逃离后的种种美好。

对弗兰淇来讲，弗·洁丝敏是一个预示自己和过去告别的象征，是她幸福的新归属以及成长的见证。她其实并不知道这种归属在何方，但只要和过去没有交集就可以了。于是，在去参加婚礼的前一天，她在小镇上四下参观，忙着同过往告别，可能是由于心境的改变，她忽然觉得小镇好像在以一种新的方式接纳她。“因为那个婚礼，她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与她有关。”［4］可就在一天以后的婚礼上，所有人还是把她当成孩子一般看待，她无法与哥嫂分享“我的我们”的想法，她的梦想和期待也在她被拖下新婚汽车之后宣告彻底破灭。接近绝望的弗兰淇，试图通过离家出走来反抗这个冷漠的现实世界，可她最终也没能逃出南方小镇。

《没有指针的钟》中，四十岁的药剂师马龙也可以归为身体畸零的类别。马龙在小说开篇便收到一个极端残酷的结果——他得了白血病，余生只有一年多一点了。“死亡”这个恐怖的字眼也从那一刻起，形影不离地跟随着他。马龙身体的畸零不在于外表，而是身体内部的腐蚀与思想的挣扎。因为死亡是谁也无法回避的终极孤独，活着的人总归是怕死的，就像麦卡勒斯在开篇所写的那样：“死就是死，总是一样的，但是每一个人却都有自己的死法。”

因此小说一开始，药剂师马龙唯一的任务便是等待死神的降临，看着自己的生命走向尽头，并不断设想、寻觅自己的死亡方式。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马龙对待死亡的态度发生了多次转变。起初他难以接受自己将要走到生命尽头的结果，幻想着是医院的检测出了差错，自己的病症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也根据老法官的建议，前往教堂祈祷并接受安慰。可无论什么样的方式，都没能消除他对死亡的恐惧感。绝望之余，他开始回首往事，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这时他才发现对死亡的恐惧是源于从前那种肤浅浮躁而又脆弱不堪的生存模式：他的努力没能帮他实现父亲对他的期望——成为一名医生，而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药剂师；他的婚姻与爱情无关，只是从前的老板强加于他的束缚，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如一杯白开水；他经营的小药房让他的人生失去了自由，并且只能勉力支撑一家的生活。于是他便觉得自己的疾病与身体的畸零是因为缺乏深刻的灵魂和敏锐的感受，整日庸庸碌碌，麻木不仁。

除了以上所论弗兰淇、马龙之外，麦卡勒斯笔下还有不少身体畸零的人物，比如舍曼、米克等等。麦卡勒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在于她对于身体畸零人物形象的偏爱。这不能不说与她自身的身体瘫痪残疾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过，正如麦卡勒斯身体疾病也引发其精神危机，带来心智的失衡与狂躁，她在小说中也塑造了诸多心智畸零的人物形象。

二、心智畸零

生理疾病也引发了麦卡勒斯的精神危机和心理病态。她自己曾说：“1948年春天她的整个状态或许可以称为身心失调，但她又觉得自己血管疾病的发作以及从那以后间歇出现的痉挛症不大可能是她的情绪引起的。”［5］另外，麦卡勒斯有自毁自杀倾向，加上她极端任性的性格和双性恋倾向，这些都强化了她心智的畸零。作为一个双性恋者，她丝毫不顾及丈夫的感受，任意地跟别的女人上床。她非常坦白地告诉朋友，与漂亮女人的身体接触会令她产生巨大的快感，她对自己这方面的天性非常直率，就好像小孩子选择他最喜欢的玩具一样。麦卡勒斯在纽约结识了才貌双全的瑞士已婚女作家安妮·马瑞，并对其一见钟情。由于两人的境遇和心态都极为相似，麦卡勒斯疯狂地迷恋上了安妮·马瑞，并全心全意地奉献了自己所有的热忱。然而这样的甜蜜关系没能维持多久，安妮·马瑞一直不愿对这份感情投入过多，以免自己陷入太深而无法自拔。后来安妮·马瑞离开麦卡勒斯返回欧洲，麦卡勒斯执意要去探望她却又遭到拒绝。安妮·马瑞的这种态度在麦卡勒斯看来是对她的终极背叛，麦卡勒斯对安妮·马瑞充满了爱的激情，但这份爱却没有得到她所期望的回馈。而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也让麦卡勒斯对爱情有了新的哲思：“爱情要长久，激情必须成熟为友谊，或者成为不求回报的爱和奉献。”［6］虽然与安妮·马瑞分开，但是她始终不曾消退心中对安妮·马瑞的那份灼热的爱。

麦卡勒斯认为作家需要自己体内的化学构成保持原样，尽管这种化学构成可能是所有痛苦的根源。她相信，只要她还活着，她都必须保持对自己的心灵哪怕是无力的掌握，不管她拥有什么心灵，也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在她看来，作家和精神病医生关注的是相同的主题：人与人类处境的关系。麦卡勒斯的内部化学特征是她作为一个艺术家存在的支点，是她创造力的标记，是内心冲突的产物。麦卡勒斯本身的身体畸零，加之她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南方地理文化（集体失落感）和现代社会语境（荒诞虚无感）的影响，故此，我们可以理解，何以她小说中创作了这么多阴森吓人的心智畸零者。

值得注意的人物形象是《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罗锅李蒙。当李蒙表哥第一次映入大家眼帘之时，几乎每个人都被他奇丑无比的外表所吸引。走投无路的他来到了小镇上试图与爱密利亚攀亲戚。大家都等着看他被爱密利亚羞辱，“他一屁股坐在台阶上，突然间嚎陶大哭起来”［7］。但让众人大跌眼镜的是，爱密利亚在细细观察了李蒙一番之后，又戳了戳他的“驼峰”，给他递了一瓶酒喝，这无疑是史无前例的举动，让众人都疑惑不解。在这以后，李蒙完全被爱密利亚接纳，他就像是激发了爱密利亚体内长期贮存的母性一样，被爱密利亚捧在手心，任其惹事生非，胡作非为。李蒙何以可能俘获爱密利亚小姐的芳心呢？这大概是得益于他天生的敏锐直觉，他“具有一种原先只存在于幼儿身上的本能，这种本能使他们与外界可以建立更直接和重大的联系”［8］。

事实上，他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他来自哪里。他的行为方式几乎全是孩子式的无理取闹，他特别享受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的感觉，哗众取宠是他惯常的行为方式。他到处搬弄是非，而且它具有不说话就可以挑起事端这种特异的本领。他的内心阴暗，对各类抢劫案和犯罪行为兴趣盎然，只是无力对他人造成大的伤害。当马文·马西从监狱出来第一次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们二人“奇特地互相盯了一眼，就像是两个彼此认识的罪犯”，李蒙自此不可救药地跟定了他。无论马文·马西走到何处，他始终都如影随形。

李蒙不可自拔地爱上了马文·马西，他也由此在麦卡勒斯关于爱者和被爱者的哲学中充当了爱者。对马文·马西疯狂的纠缠让李蒙变为了一名纯粹的爱人者，在这种爱与被爱的相互对峙下，李蒙在最后的决斗中毫无悬念地偏向了马文·马西，从而结束了自己作为被爱者的奴役，换得被所爱之人的遗弃。似乎爱人者的宿命注定就是被遗弃。

在小说《金色眼睛的映像》中，潘德腾上尉是一个伪君子，他是同性恋者、受虐狂、恋物癖和盗窃癖，同时还是一个性无能者。在麦卡勒斯笔下，他或许是最为复杂和怪异的心智畸零者。孤独意味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强烈，他很难与身边的人进行任何有效的交流，他钟情于对人采取暴力行为，甚至是杀人。自幼就是五个老处女姨妈将其抚养成人，一直被当作撑起姨妈们沉重十字的某种支轴。“他的姨妈们在他身上倾注了极度夸张的感情，却不明白他也用同样虚假的热情来回报她们。”［9］

他的势利是自小就养成的，乃是由于其家族的没落，而军队成为了他一心只想往上爬的奋斗之地。靠着自己的聪明与学识，潘德腾在军队里渐渐有了一席之地，但在他的心灵深处，军队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的面具而已，他伪装着自己，因为他是一个性无能者。他身上的军装和他没有男性力量的客观现实永远困扰、折磨着他，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很平静，但鲜有人知道，与美丽妻子利奥诺拉的婚姻其实是他的束缚，他对妻子的情人兰顿少校又有着几分爱慕。在他尝试自己去驾驭一匹悍马却因无力而失败的时候，他无意间欣赏到了二等兵威廉姆斯的身体，自此便难以自拔地陷入了对年轻男性身体的深深迷恋之中。

在威廉姆斯强壮、健康身体的激发下，潘德腾深藏于心的那个本我完全爆发了，内心那种渴望在瞬间达了至高点。他原本打算直面自己的感情，希望消除与威廉姆斯之间的隔膜，不再把他对威廉姆斯的感情归咎于恨，但在他面对威廉姆斯的时候却又无言以对。世俗眼光的压迫以及长期建构的那个虚伪自我，最终还是压制了他的本能，内心的挣扎让他难以忍受，他只能选择用暴力毁灭矛盾的一方，于是他开枪射杀了威廉姆斯。这样的暴力行为应该是潘德腾心智畸零的一种体现，也是他终结自我幻灭的一种方式。

《金色眼睛的映像》中另一个心智畸零者是兰顿少校的妻子艾莉森，她是整部小说中命运最悲惨的人物，是一个被贬抑者、被损害者。由于第一个孩子凯瑟琳死亡带给她的巨大不幸，以及丈夫长久以来对她精神的禁锢，艾莉森终日处于困顿忧郁之中。她的丈夫不但没有给她应有的爱，反而将她的痛楚视为女性化的惯有疾病，并且视若无睹。他们的婚姻关系中几乎没有共同话题，在精神上，她也无法与丈夫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因为她所钟爱的的高雅艺术无数次地遭到丈夫的耻笑，被其认为都是一些毫无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同时，她的丈夫兰顿少校与热衷打扮却俗不可耐的利奥诺拉情意相投，这也使得艾莉森在失去孩子的伤痛之上还得承受丈夫与他人婚外情的打击。虽然艾莉森洞悉这一切，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完全无力反抗，甚至无法对利奥诺拉的美貌产生恨意。她只有在自己封闭、狭小的空间里与自己的菲佣相依为命。后来，不甘屈辱的她不顾经济上的穷困，打算与菲佣一同逃离婚姻的禁锢，却被丈夫发觉，并且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情绪完全崩溃的艾莉森在精神病院里剪下了自己的乳头，最终抑郁而死。

探究艾莉森心智畸零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由于她在精神上一生都承受着来自丈夫的压抑，二人没有共同语言，她的情感无处安放，苦闷无处抒发；另一方面，她的周围生活着一群病态的人，这让她的内心一直饱受摧残。“过去的五年中她认识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是邪恶的。一个男人能达到怎样的愚蠢和残忍无情，迟钝生硬的莫里斯·兰顿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利奥诺拉简直就是只野兽。小偷维尔登·潘德腾无可救药地从根本上堕落了。这是怎样的一群人啊！她甚至连自己都是嫌憎的。”由此可见，艾莉森的身体畸零正是由她所处人际环境所造成的，在精神压抑、隔绝的环境下，她的悲剧无以避免。

写作作为麦卡勒斯表达自己、宣泄自己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她人生经历、生命感受的部分外化。她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有心智畸零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可以看作是她对自我的表达。她把自己内心的挣扎与困扰，通过作品中畸零人物表现出来。我们设想，倘若麦卡勒斯身心正常，没有太多精神问题，她如何能够塑造得出如此众多的畸零人物，并将他们的畸零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呢？

三、畸零与疗救

接下来，我们不禁要问，既然麦卡勒斯的身心疾患如此严重，她靠什么来支撑生存？她为何没有选择死亡呢？可以认为，文学创作乃是她的救命稻草。她靠写作而活着，以写作这种方式，来修复自己的畸零残破的心身，把肉身之痛，心灵之困，转移和保存到更有生命力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去。写作不仅是麦卡勒斯的宣泄，也是她的希望和疗救。在其小说中，我们注意到，作家在大量描写心身畸零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力图为自己、为世间捕捉一线光明，寻找某种疗救。麦卡勒斯的小说中畸零人物的温情一面多少体现了这种意图。

《没有指针的钟》中的杰斯特，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他因为自己深爱的黑人男孩普友被穷白人萨米谋杀，心生愤怒，决定在把他带上高空飞行时将其射杀。但最终因为他心生怜悯，放弃了这种荒诞可悲的做法，获得了救赎。

在此，作家写道：“从两千英尺的高度往下看，地球显得井井有条。一个小城，就连米兰，也是匀称的，完全像一个灰暗的小蜂巢，酷似一个蜂巢。城的周边地区似乎是根据一个比地产法规和偏见更恰当、更符合数学原理的一条法规设计的：一个黑黝黝的平行四边形松树林，正方形的田畴，长方形的草皮。在这个没有一朵云彩的日子里，飞机的周围和飞机上方的天空是一片穿不透的单调的蔚蓝色，眼睛看不透，想象穿不过。但是在天空底下，地球是圆的。地球是有穷尽的。在这样的高度你看不见人，看不见人遭受屈辱的细节。从远处看地球是完美的，是完整的。然而，这是心感到陌生的秩序，而倘若要热爱这个地球，你必须靠得再近一点。飞机在往下滑，低空飞过城市，飞过乡村，整体性打破了，转化为多样的印象。城市在一年四季里都是一样的，但是大地在变化。在早春世界，这里的田野就像磨损的灰色灯芯绒，每一块都相似。现在你可以开始分得清庄家了：灰绿色的棉花，密密麻麻、蜘蛛网似的烟草地，绿得耀眼的玉米。你往城里盘旋的时候，发现城内弯弯绕绕、错综复杂。你看到了所有阴暗后院人迹罕至的角落。灰暗的篱笆，工厂，平坦的大马路。从空中往下看，人变小了，样子机械，像上紧发条的玩偶。他们似乎是在任意发生的痛苦中机械地活动。你看不见他们的眼睛。而终于这种情形无法容忍了。远处看到的地球不如久久注视人的一双眼睛意义来得重大。即使是敌人的一双眼睛。”［10］

麦卡勒斯在这段长达569字的平静叙述中，通过杰斯特的观察和体验，表达了对人生和人性的怜悯，并由此重新获得内心安宁。身处高空的杰斯特，将整个米兰城尽收眼底，远远望去，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温暖美丽。小城的布局、颜色，小城的历史、当下与未来似乎一瞬间清晰了起来。但作者转而又揭示出这种美其实是虚幻的。因为没有靠近，观察不到人类的苦难和人性的丑恶，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小城的贫穷与衰败都被忽略了。但是，如果你要感受最真实的世界，你就必须去靠近，去直面屈辱、悲惨的现实。“远处看到的地球不如久久注视人的一双眼睛意义来得重大。即使是敌人的一双眼睛。”麦卡勒斯在此处的象征意义是明显的，杀害舍曼·普友的白人萨米在飞机上向他讲述了自己辛苦抚养自己的一大群孩子，辛苦却幸福。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却勾起了杰斯特的怜悯之情，虽然对舍曼·普友的爱深刻而又美好，但或许只要在自己心里存在过便足够了。而杀人者萨米虽然愚昧，但他依旧在艰辛地生活，他那麻木的眼神流露出苦难生活的意义。杰斯特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复仇，因为无论丑恶、仇恨亦或是周遭一切令人厌倦的情境，都无法再次掀起他内心的波澜。他变得不再孤独，也不反抗和痛苦了。在一定意义上，他获得了重生，内心的温柔拯救了他。

同样是在《没有指针的钟》一书中，濒死的药剂师马龙读到了克尔凯郭尔的书《致死的疾病》。克尔凯郭尔指出，一个人最大的危险其实是对自我迷失的忽略，它不会像物理性的失去那样引起个人强烈的注意。这让马龙在瞬间明白了，自己没有做好死亡的准备的原因是失去了自我，他觉得自己仍然需要好好去生活。于是他开始悉心观察自己身边每个人的生活，静静地回忆过去的一点一滴。他用心悄然地感受到了妻子对他的默默无私的爱，在他临近生命结束的时刻，当大家讨论如何去杀害黑人男孩舍曼·普友的时候，他的灵魂得到了复苏。在拒绝行使抽签任务的时候，他说：“假如要用爆炸或者暴力，我不能……我是一个就要死的人了，所以我不会去犯罪，不会去杀人……我不想去危害我的灵魂。”［11］对死亡的恐惧长久地困扰着马龙，让他无法清醒并保持真实的自我，似乎做出任何举动对他而言都毫无区别，但克尔凯郭尔的话却使他意识到了自我的真正存在。他意识到需要为自己做出选择，他也这样做了。怀着一颗温柔慈悲之心，他最终平静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点，他无需再去找寻，因为生命的轮廓已然井井有条。

《婚礼的成员》中的少女弗兰淇，在“我的我们”的梦想破灭之后，在逃离小镇的设想落空之后，她寻找归属的青春期狂躁症也最后落下帷幕。她跟随父亲搬了家，一切焕然一新，一个同龄女孩玛丽成为了她的新伙伴，并且相约日后一起结伴周游世界。此时的她也不再是往日那个身高恐怖、心智畸零的小女孩了，她终于体会到青春期明朗的幸福，也意识到过去的种种孤独不过是成长期难以避免的阵痛。

确乎如此，麦卡勒斯在作品中大量书写畸零人物，这不仅源于她个人的心身畸零，还由于她在自身处境中深刻体验到了现代人也处于孤独这样一个共同的困境。她对这种自身困境和人类的困境感到忧虑，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所以，她小说中的畸零人物从未放弃冲破孤独的诉求。即使最终的努力会归于失败，却可以带给每个人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即使他们永远都是孤独的，但他们并不甘于孤独。如果身体畸零的人，心智畸零的人，都力图通过自己的方式冲破封闭与孤独，那我们每一个正常人就更应该去追寻这种希望，去获得对孤独意识的疗救。毕竟，希望是人类生存的最后一株救命稻草，也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后一个礼物。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美］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冯晓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版，第14页。

［2］［美］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冯晓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版，第14页。

［3］［美］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周玉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3月版，第19页。

［4］［美］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周玉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3月版，第51页。

［5］［美］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冯晓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版，第306页。

［6］［美］ 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冯晓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版，第114页。

［7］［美］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李文俊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3月版，第7页。

［8］［美］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李文俊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3月版，第19页。

［9］［美］卡森·麦卡勒斯：《金色眼睛的映像》，陈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3月版，第81页。

［10］［美］卡森·麦卡勒斯：《没有指针的钟》，金绍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3月版，第258—259页。

［11］［美］卡森·麦卡勒斯：《没有指针的钟》，金绍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3月版，第249页。

carson Mccullers shape in her novels a large number of "freak" image， the paper from the characters of "Body Odd" and "Odd Mind"， combining the writer's own physical and mental disorders， the South American geo-cultural， modern Western mental disorders and other factors， the depth of complexity and consciousness refl ects the treatment "freak" image.

carson Mccullers freak treatment

蒋士美，十堰市太和医院政工处，研究方向为美国南方文学；钟秀，湖北医药学院第一临床学院，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学。

Title：Freaks and Treatment—An Interpretation of Marginal Image in carson Mccullers' No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