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金钟

魅力来自规范
——我的写作观

※ 赵金钟

康德指出：“每一艺术是以诸法则为前提的，即在它们的基础上一个被称为艺术的作品才能设想为可能。”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在限制中争得自由，在捆绑中争得洒脱，在有限中争得无限。正如朱光潜所言：“每种艺术都用一种媒介，都有一个规范，驾驭媒介和牵就规范在起始时都有若干困难。但是艺术的乐趣就在于征服这种困难之外还有余裕，还能带几分游戏态度任意纵横挥扫，使作品显得逸趣横生。”。

诗歌写作的规范较多，我觉得主要有三点。

第一，抒情表意之范。

古人云：“诗言志，歌永言”（《尚书·尧典》）。“志”就是“心”。“心”借助语言来体现，即为“志”。“志”其实就是人的思想、意愿、感情等的总和。体现在作品中，就是主题、旨趣。好的旨趣是一种美。“旨趣美”是功利的，也是审美的。它是诗歌的灵魂，是欣赏的重要内容和诗歌解读的关键。

一些诗人显然忽视了这一点。他们感兴趣的是“语言还原”，追求的是对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的消解，以此来达到对诗歌所应承载的社会与文化意义的拆除。这是对诗歌写作的误解与架空。正像80年前陆志韦所说：“诗应切近语言，不就是语言。诗而就是语言，我们说话就够了，何必做诗？”陆氏的话语在今天还有警示作用。

深度介入生活，在凡俗中求典雅的生活化审美特征和审美态度，是现代汉诗的重要诗学价值。新诗与旧诗介入生活的方式与程度不同。旧诗多在一种先在的叙述体系（或叙述框架）中介入生活，为了求雅而与生活拉开了距离（它有一套“雅”的结构体系和言语体系）。而新诗则是直接介入生活，在生活中求生存，在凡俗中求典雅。由于语言和结构的解放，就使得现代新诗较之旧诗更加生活化。这其实是新诗的一个长处，我们没有理由摈弃。

第二，“写的语言”之范。

语言在诗中的地位远比在散文中显赫。瓦莱利有句名言：“正如走路和跳舞一样，他会区别两种不同的类型：散文与诗。”走路只看中结果，不看中手段；跳舞得遵循舞步，自由度有限，且舞步本身就是目的。这说明语言不仅是诗的手段，同时是诗的目的。它本身就是诗歌鉴赏的主要内容。因此，诗不能直接运用现成口语，它必须对口语进行深加工，使之“书面化”。这就是诗歌写作必须就“写的语言”（朱光潜语）之范的缘由。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物质外壳，诗作为人类形象思维的产物，必然离不开这个外壳。但诗的语言绝不同于人类信息交流所使用的日常语言，它是对日常语言的诗化处理与二度提纯，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组合法则。这种组合法则和组合后所诞生的语言，往往与其它文学语言也不相同，它是独特的、惟一的。它不仅能表达“意义”，更要能表达“意味”，表达人格。这里面有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个层次是，它必须具有文学语言的一般性特征，如精练性、形象性、生动性，等等。但除此之外，它一定还要有第二个层次，高于一般文学语言的层次。即有着在精练性、形象性、生动性等基础上的“有意味”的超越。

第三，诗歌结构之范。

在所有文学体裁中，诗歌的体格最小，所以最讲究结构。而结构也最费心思，最需要诗人的才情与艺术修养。诗的成败主要在于其是否以成功的组织方式释放并框定了诗人对生活的认知，并通过这种组织方式去激活读者的接受灵感，以达到对诗人留在诗中的情感与思想的认读。这就是结构的功能。

古人将文学创作分为诗、文两大类别是有道理的。这两大类在构思上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文”（含散文、小说等）因更注重外在描述而倾向于大众化的话，那么“诗”则因更注重内情展示而带有精英化色彩。表现在结构上，它更需要有化博为精、化散为聚、引浅入深的功能。一个小说家可以引导他的人物做一次长时间的旅行，一个散文家也可以做一次长距离的放足，但一个诗人只能将“距离”截断，在戛然而止中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顿悟。如果说通过对某种生活的流程或情节的叙述即能完成一篇（部）“文”的结构的话，那么对于“诗”的处理就没法来得这么干脆。它的结构的背后是对现实及其前动力的深刻认识与把握，而其本身则又是对于生活与诗人情愫的一次有意义的安排。结构不是一个外在于内容的皮囊，而是化入内容之中的诗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