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如今在世人眼里，印度洋是一个“发展中”的大洋，连接着诸多贫穷且海盗出没的危险海岸。很少人能记起，那曾是文明与财富交汇的海洋（想想看，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三个都靠近它），向所有水手和商人开放。在定期季风的推动下，一个航海者可以在这片温暖而平静的水域中以相当于在地中海航行的两倍航速，在诸多港口城市组成的贸易转运网络中穿梭往来。也正是这样一个黄金国的梦幻，驱使着当年衣衫褴褛的西方航海者前来寻求传说中东方的财富中心——印度。

1980年，年轻的印度人类学家阿米塔夫·高希踏上埃及的土地时，这一切已成往事。把他带到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来的，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联系：在埃及出土的一份文献中，提到12世纪有一个叫本·伊居的阿拉伯商人曾漂洋过海，到印度的香料海岸经商、生活，而在剑桥大学就学的高希，出于对这一历史以及现实中埃及生活的双重兴趣，就此开始一段时光交错的旅程。

对于那些憧憬历史图景的学者们来说，这是最好不要轻易去尝试的事，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发现，现实中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压根儿不像文本所描述的东方”（爱德华·萨义德语）。法国东方学家内瓦尔曾伤心地说，对一个从没见过东方的人而言，莲花仍旧是莲花；而对他本人来说，却不过是洋葱的一种。现实原本就有促进幻灭的巨大力量。这就像一个人远离故土之后，饱受思乡的折磨，十年后回来，却发现它早已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模样——何况这一次相隔的不是十年，而是八百年。

这大概也是埃及这个古老国度的尴尬之处。人们想到它，总觉得那是一个有着很多（甚至太多）辉煌历史的国家，对它那些标志性的古老形象更比现实中的埃及社会熟悉得多，这不免会让人产生某种羞辱感，仿佛他们只是那些曾创造灿烂文明的祖先的平庸后人。当然，西方也曾遗忘了古希腊罗马的文明，认为那不过是在基督教的光芒降世之前的异教传统，然而他们毕竟在文艺复兴之后重塑了古典传统，而剩下的那些文明古国则尚未完全走出自己的历史低谷。不仅埃及如此，印度也一样：这些年来，埃及和印度都有数百万人在那些依靠石油而暴富起来的海湾国家打工，每年汇回数十亿美元，许多人的家庭往往因此成为乡里第一个买电视机的。与他们中世纪时加入印度洋贸易网络的祖先不同，他们现在往往不是作为商人，而是作为廉价劳动力参与到新的全球分工中去的。

时代不一样了，看看那些对近现代埃及社会的描述，你会觉得历史上的辉煌正渐渐远离这片土地——这不仅是一种形容，也是一个事实，因为确实有许多文物古迹被毫不可惜地毁坏，或不加辨别地以低廉的价格卖给（有时甚至是赠予）那些感兴趣的西方人，自此漂洋过海，被收藏在某个博物馆的角落里。在这里，数千万人拥挤在沙漠中间的狭长绿洲上，仅就宜居面积而言，人口密度甚至比北京市还要高，仅依靠着尼罗河水的天然恩赐，过着福祸难料的生活。就像所有生活在传统社会村落中的农民一样，他们对外界的了解基本上都依赖于经典所规定的世界观，一如书中所说：“对他们来说，外面的世界仍然到处都是未知的奇迹。”虽然村里的水泵也因在印度制造而被称为“印度机器”，但印度对他们而言显然属于不可理解的另一个世界——像印度教这样既没有先知、实行火葬，还奉行圣牛崇拜因而看起来没有信仰和道德的文明，无疑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力。潜在连接这两个东方文明的，不再是那个遥远得难以被人记起、互惠和平的海上贸易网络，而是曾经作为英国人殖民地的共同记忆。

在他们彼此对话时，那个不在场的参与者始终像是房间里的大象一样存在着——那是西方的身影。村里的萨布里老师以一种政治正确的口吻谈到印度和埃及之间有着长期传统的友谊，说这两个农业大国如此相似——尤其是同样贫穷，也“都被帝国主义者掠夺过，而现在，它们都在用非常相似的方法，来努力应对贫穷，以及由多舛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所有其他的问题”。但共同受难并不必然构成相互理解的基础，事实上，他们唯一能理解的是另一套语言：一种按照西方式“进步文明”的物质生活构建起来的“发展”梯度，一种对现代主义真正的、令人绝望的认真。这就是为什么村里的伊玛目竭力声称“只有西方的才比我们的好”，而无法相信印度竟然也拥有现代文明的原因。

那是一场令人挫败的争吵。高希，这位来自印度的年轻学者，一度相信数百年前那个充满调和的、可以平等而善意对话的网络仍然存活，至少在某些细微的程度上尚可恢复，但却在与一个乡村旧式伊玛目的争吵中赫然发现，他们都在西方意义上文明进步的坐标下彼此打量。那是现代主义话语不可逆转的胜利，“西方”已不再仅仅是欧亚大陆边缘的那个“西方”，它变成了“普世”。“伊玛目和我——这是来自两个被淘汰的文明的代表，争相要宣称自己在现代暴力科技方面更胜一筹。在那一刻，尽管我们之间有着宽广的差距，但我们完完全全地理解对方。他和我，我们都在旅行——我们在西方旅行。唯一的区别是，我实际上真的亲身去过那里。”这也是一个诡异之处：未曾亲身去过西方的人，往往更不加反思地接受它所声称的东西。

无论如何，当葡萄牙人1498年远渡重洋抵达印度海岸时，就已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在此之前，从未有哪个单一的海上力量曾长期独霸这整个海域，那是一片比任何其他海洋都更自由开放的水域，由许多不设防的贸易港口连接，以至于人们最初把这些驾驶着炮舰的白人看作是前来做贸易的商人，而非征服者。历史悠久、和平而多元化的网络，终于在1509年的一场凄婉的海战中，因一支埃及和印度联合舰队被摧毁而告彻底破灭。所有这些古老的土地，渐渐地都从属于一个西方为中心的新网络，就像是被控制在一个世界都市之下的互不联结的乡村。从这一意义上说，当年主持英国在埃及的殖民地行政机构的克罗默勋爵，早已预示了它们的现代困境：“他们所有人，就整个民族而言，或多或少地都处在一个小学生的地位……要紧的是，每一项特定事务的决定，都应该主要参考西方知识和经验之光。”

耐人寻味的是，高希虽然怀念那个共享而多元的文化贸易交流网络，对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参照持有批判态度，但事实上，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通过“西方之眼”来观看东方。他在英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最终在牛津大学获得社会人类学博士，除了他的印度裔身份外，这本《在古老的土地上：一次抵达12世纪的埃及之旅》也看不出来是印度人写的——它与《天真的人类学家》这种英国人描写非洲社会的书，看起来在思维、方法乃至行文修辞上似乎没多大区别。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书名中的“在古老的土地上”本身就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产物：只有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之后，西方人才出于一种对过去形式的距离感，而将“现代”与“古老”对立起来。在这里，“古老的土地”对“我”这个主体而言，乃是一个在眼前展开的客体，而这种主客二元的观念，原本就是一种伴随着透视法兴起的西方现代观念。

只是，历史从来不仅仅是历史，它常常也是救赎之道。在西方殖民主义从印度洋退潮（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之后，这片命运多舛的海洋亟待寻得自己更好的未来。罗伯特·卡普兰在《季风》一书中说得对：“印度洋也是一种观念（idea），因为它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在新奇而又古老的框架下用其独有的传统和特色看问题，而不致陷入全球化这一枯燥却又被视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的思想体系中。”

（《在古老的土地上：一次抵达12世纪的埃及之旅》，阿米塔夫·高希著，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

印度人类学家阿米塔夫·高希和他的著作《在古老的土地上：一次抵达12世纪的埃及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