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翔

在陈映真的思想与精神世界中，还有一只“左眼”，是高于世上的“真实存在的”“左翼”的，陈映真用它看到现实政治的精神缺憾；然而，陈映真也常以现实的、人间的、此岸的实践，来惕励那个理想，使之免于虚无或虚伪。

最近，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赵刚教授的《左眼台湾：重读陈映真》在大陆出版。这本书的台版《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在2011年甫一出版，就获得了学界的好评。相对于围绕陈映真文学的诸多研究，赵刚以其宏深的社会历史视野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自上世纪90年代初加入《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以来，赵刚和“台社”同人一直是台湾知识界中最具有强烈社会关怀和批判意识的学者群体。这些年来，赵刚活跃于两岸，不仅参与社会学学界的研究、讨论，更在他的“本行”之外，屡屡讲述陈映真和他的文学。陈映真2006年后常居大陆养病，作为台湾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似乎在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甚至只留给人们一个简单的“左”派或“统”派印象。然而陈映真的文学与思想远不止于此。赵刚的“重读”，是希望汲取陈映真文学以其丰富内涵在不同历史阶段能够提供的不同思想资源，不断唤起人们对他的认识。

作为社会学专业学者的赵刚，早期讨论的问题也多以社会学视角提出，从他早年的著作《小心国家族》《告别妒恨》可以看出，他既有社会学养成的敏锐清晰的分析力，同时又始终抗拒将现实的问题汇兑为纯学院化的知识，他的思考始终是从现实中得来而又力图介入现实的。这是他作为一个“在台湾”的左翼知识人自觉的选择，可能也是他的每一本著作都能令读者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巨大力量并为之倾倒的原因。

因而我们也就更容易理解，社会学者赵刚为何从2009年起重读陈映真，并如“火山喷发”般地写成了2011年的《求索》和2013年的《橙红的早星》这两本谈陈映真文学的书。这远非只是对一种曾在青年时代激动过自己的文学的怀旧式的回顾，而是通过进入陈映真文学的深层，从陈映真的“求索”中重新解释当年包括自己在内的整整一代人曾感知过但还没能清晰理解的历史经验。

三联生活周刊：这本书2011年在台湾出版的时候名为《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而此次在大陆出版则更名为《左眼台湾：重读陈映真》，更换书名的背后有怎样的考虑？

赵刚：更改书名是配合出版社方面的请求。收到这个请求，我难免好奇，问了这本书的责编，她倒是很实在，说“求索”这个词，以及这个词所从出的《离骚》原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大陆被用得熟烂了，用在毕业留言、师长赠言上……俯拾即是。我很惊讶，因为在台湾我用这两字当书名，一般的反应都还不错，简洁有力。如果这个词在大陆是这么的“俗”，那我当然也愿意从善如流，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个书名。同样一个语词，在台湾还算是生猛新鲜，在大陆却早就已是“大众语词”了。从这件小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两岸之间的一些微妙差异；虽然同属中文世界，但由于几十年、上百年的隔阂，使得两岸对一些语词的使用乃至细微的感受，产生了一些差异。有些差异容易理解，一说就懂，有些比较困难。但越是困难的，往往真要探究起来，知识上倒是颇有趣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选了“左眼”作为标题，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词。书中说“冷战、分断与白色恐怖所造成的最大悲哀，或许不是牢狱与枪毙等镇压本身，而是对历史之眼的蒙蔽，而所蒙蔽的又恰恰是‘左眼，左眼成为禁忌和诅咒”。你使用的“左眼”可以等同于左翼吗？还是有更多的内涵？

赵刚：这个问题可以直接联系到上一个问题。关于“左”这个字，在台湾和在大陆，人们对它的理解、感觉、记忆与使用，差距甚大，有时甚至相反。你在台湾街上随便拦一个路人，问他什么是“左”、什么是“左翼”，十之八九会完全没想法没感觉，剩下的十分之一，也许是个社会人文科的学生吧，他会说“民进党是左翼”。为啥呢？“它反国民党”。民众对一种属于政治意识形态划分的左与右没有感觉，主要是因为50年代以来，白色恐怖与“冷战”使得日据时期以来的台湾左翼全面被肃清，这使得一种从“左眼”看出的世界观几乎全面消失，从而让一种亲美亲日的、反共的、“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从经济到政治到哲学到审美，全面主宰台湾社会。是在这个“右”得不得了而又不自知的时空里，各种轻飘飘的“左”或“右”的符号到处飞来飞去，任君采撷。“太阳花”的运动员的自我定位几乎都是“左翼”。“左”就是反政府，反政府就是“左”，哪怕在这个“左”的僵硬脸谱之后，是一种反动的、类法西斯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敌我观，以及一种对现状极度缺乏理论与分析的民粹主义。在大陆，“左”又承受了太多属于它的或不属于它的历史重量，并在人们的记忆和语言使用里，常和“教条”“激情”“暴力”“伤痕”……绑缚在一块儿。我的一些大陆知识界的朋友，在知识与政治的系谱里，绝对称不上右派，但他们也很不情愿被贴上“左翼”的标签，因为“左”在大众感受里是颇让人疑虑的。

在陈映真的世界里，“左眼”有两种层次，其一是他在谈“左眼的消失”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很现实的立场，那就是，任何社会的合理发展，不能长期在一种偏执的状态下进行，必须要有“左眼”与“右眼”这两种世界观的对话与竞逐，那就好像一个人如果只靠一条腿，那就只能用跳的一样。这样说来，陈映真当然也不会反对“右眼”的存在，但“冷战”结束以来，谁又需要为已经无所不在的“右眼”霸权说话呢？但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在陈映真的思想与精神世界中，还有一只“左眼”，是超越现实世界的左右区分的，是一个高于“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之对立的更高的理想空间；那是陈映真思想与文学中暖暖内涵光的一种深深具有宗教气质的理想的、乌托邦的视角。这只“左眼”，是高于世上的“真实存在的”“左翼”的，陈映真用它看到现实政治的精神缺憾；然而，陈映真也常以现实的、人间的、此岸的实践，来惕励那个理想，使之免于虚无或虚伪。所以，陈映真的思想世界的诱人之处，恰恰是这个不安定，他总是以现实质疑超越，又以超越质疑现实。对这两种不同境界层次、不同存在意义的“左眼”，我没有更好的语词去描述它们。或许可以暂时叫它们“小乘左眼”与“大乘左眼”吧。

三联生活周刊：在序言中，你提到了自己在不同阶段阅读陈映真的体验，强调“重读”的必要性。你的“重读”分析很大程度上与陈映真后来越来越明显的党派性、立场有关系。在你看来，陈映真在小说之外留给人的这些印象，是支撑和强化了你的解读，还是它们更容易遮蔽理解的丰富性？

赵刚：这个提问很有意思。你是在问：我们关于陈映真作家之外的立场或形象的认识，对我们理解他的文学到底是一个“诅咒”还是“福音”？我说，两者都有可能。比如台湾“独派”对陈映真文学的理解，那就是一个典型的“诅咒”效应的展现。他们就是按照他们对陈映真的政治立场的认定，而否定了他的文学的价值。稍微还愿意做些分疏的人会说，唉，这个人的早期“现代主义”作品还行啦，但到了70年代就“拙劣不堪”了。也有人会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现实主义也还行啦，但之后就只是不成文学的“政治小说”了。恰恰是这样一种不自知的“党派性立场”，使得绝大部分的“独派”根本没法读陈映真，当然更不用提“重读”了。

那么，文学就等于纯文本吗？这我也不坚决反对，但我认为非常可惜。说到这儿，就要回到我在《左眼台湾》这本书里所强调的一种“知人论世”的老方法，把文本、作者，与历史背景这三维，进行交织互文的阅读。在这样的一种重读下，包括了重读文本，重读创作者所生活与行动的时代，以及重读文本所指的那个时空。因此陈映真的“党派性”与立场，都不是我们作为阅读者所应该隔离或回避的。但我还是要指出，我们得区分“政治立场”与“党派性”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可以这么提问：这世界存在着没有立场、没有政治的文学吗？没有立场是不是也是一种立场呢？我记得陈映真也曾如此质疑过。在文学的世界里，陈映真是一个有立场的思想者，而非党派中人。

三联生活周刊：陈映真早年的创作很长时间以来被归入台湾文坛当时的“现代主义潮流”，而他自己和你显然都不认可这个定位。你2009年以来的这次重读，强调陈映真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否可以说是整部书的一个写作的基础？

赵刚：这很准确。陈映真，以及我，所反对的是“台湾文坛”所理解的那种“现代主义”，而非所有涵摄在“现代主义”这个历史概念下的文学的、艺术的、政治的前卫运动。现代主义不必然反动，现实主义也不必然进步。陈映真早在60年代初就说过，他反对的是存在于台湾的现代主义“亚流”。这个词有点儿别扭，意思是，台湾文人所疯魔的，其实只是一种逾淮而为枳的去政治化的、拒绝思想的、不入流的现代主义。只着迷于文字创新、形式突破，只会模仿着呻吟他人的苦闷与疏离，只想突出一种孤绝的“自我”，只能表达某种抽象的“人性”……这样的现代主义，除了个体，没有其他各种层次的社会真实，遑论阶级、国家、民族、东亚、亚洲、第三世界，而恰恰因为后者的不存在，连那个被神圣化了的个体，也不免变成了虚构。这样的现代主义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所有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所关切的历史的真实问题，对这个台版的“现代主义”而言，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名社会学学者，你阅读陈映真文学的兴趣与角度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研究者，着眼点在思想，并且与台湾战后的社会历史紧密相关。那么阅读陈映真和你的社会学研究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他的小说是否更新了你对一些事件、运动——尤其是这背后的意识——的认识？

赵刚：我常和学生说，文学不是中文系或外文系的专擅，我们搞社会科学的也应该要多读文学，让文学把我们缺乏实感的概念架构和具体的人、人生与时代联系起来，让我们的概念被血肉化，让我们的“理论”被相对化。就阅读陈映真而言，我自己的社会学研究路数又与陈映真看待世界的方式有某种暗合。如果说陈映真是一个广义的“现实主义”者，而所谓现实主义认识社会的方法，不就是把社会视为一个历史整体，从而把对“人”的理解置放在这样一个由各种权力集团、社会制度、人群组织所构成的环环相扣之间吗？陈映真在1960年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家》，对我而言，就是一篇极深刻的、到目前为止超过所有台湾研究家庭的社会学者所达到的“家庭社会学”高度。这样的现实主义，与我所熟悉的一种在认识与方法上强调历史与社会整体的社会学路数，是异常亲近的。当然，社会学有很多种路数，我的这种路数算不上是主流的。

另一方面，陈映真的文学与思想，对我这样一个受到西方“新左翼”学术训练的社会学者而言，又具有不可言喻的解放性，因为他把我从抽象的分析概念中拉扯出，让我看到我们这个民族乃至这个区域的真正的历史议题。用比较简化的说法，他帮助我从“洋左”走出，走进“土左”——也就是回到我们自身所真正面临的历史问题与条件。这让我得以重新把我过去在一种抽象的、自满的新左翼姿态中解放出来，帮助我把对“社会运动”的关注给相对化，并重新思索“民族”“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日本殖民时期”“冷战”“东亚”等范畴。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书的四章像四篇独立的论文，但一个很鲜明的阅读感受是，背后对陈映真的写作有一种整体性的理解，比如分析陈映真对理想主义想象的阶段性变化等。这种整体性是否与战后台湾社会面对的问题具有某种连贯性有关？

赵刚：对一个创作时间跨度达40多年的小说作家而言，能维持一个客观上可以辨认的“整体性”，并不是偶然的或容易的。陈映真的“整体性”有双柱支撑。其一是他炽热的理想主义，这让他一直炯炯关注着时代与人的精神与道德的浮沉。四五十年来，他不断地直视着这个岛屿的“环境的崩坏、人的伤痕、文化的失据”——这是他在性质上类似“自定年谱”的文章《后街》（1993）里所写的。另一根柱子则是陈映真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省与客观掌握。对一般人而言，战后以来的台湾社会经历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快速变化，陈映真当然也看到了；但他同时更看到这变中的不变，而那就是陈映真对于台湾社会的“社会性质”的理解与掌握。这个掌握是否能让所有人都满意，是另一回事，但陈映真的确有他自己的掌握。对他而言，台湾当代历史有两个核心：日本殖民时期的缺乏清算及其遗留，以及1950年以后，台湾社会在事实上进入的“新殖民”状态——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审美上全面倒向美国。政党或许变异了，经济结构或许改变了，但对美国的“新殖民地”依附结构并不曾撼动。

三联生活周刊：阅读陈映真的小说，我有一种又隔膜又熟悉的体验。陈映真的小说在一种非常具体真实的台湾社会情境中展开，但又勾连出许多在第三世界普遍的议题。或许在今天的大陆，对于陈映真在“华盛顿大楼”系列里面批判的世界，比起今天的台湾，体验还要更为痛切。你在两岸都向学生和同行讲述重读陈映真的必要，获得的回应有哪些不同？

赵刚：作为一个在大陆出生成长的年轻人，你这样一种“又隔膜又熟悉”的阅读体验，自然是极真实的，而且反映了一种更大的客观真实，那就是两岸人民之间的“相互阅读”，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又隔膜又熟悉”呢？两岸之间，由于国共对立与日本殖民，分隔了近百年，没有隔膜那才是怪事呢。但毕竟又是同文同种，且具有高度重叠的历史记忆，所以又自然而深刻地感受到那透过时间而积淀下来的、属于文化深层的熟悉。

但我更要强调这个“隔膜”。在近现代史里，大陆除了因鸦片战争而被割让的香港、上海、天津这些大都会里的少数租界，以及日本侵略东北所建立的伪满洲国外，整个中国大陆大致而言没有经历过帝国主义直接殖民统治的痛苦经验。但台湾有。因此，大陆人要理解第三世界很普遍的“殖民统治及其反抗”，不需远求，就近理解台湾就行了。正视这个存在于两岸之间的“隔膜”，是两岸开始相互真正理解的肇端之一。同样的道理，台湾也要重新正视自身在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因沦为日本殖民地而造成的，除了少数台共党人例外的，大致上的缺席。陈映真为何那么重视台共党人的“风雷”，为什么写了《铃珰花》《山路》《赵南栋》这一系列的小说，就应该要摆在这个大脉络下，才能见其孤诣苦心。

作为大陆读者，你特别指出了“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我觉得非常真实，也非常有意义。按照陈映真的写作理念来说的话，这一系列的小说所要彰显的，恰恰是台湾在跨国资本下所展现的在整体文化生活上的、在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文化失据”。对我而言，“华盛顿大楼”系列所再三致意的，不是什么典型意义的劳资冲突、阶级剥削或“依附理论”，而是第三世界在以跨国资本为主要载体的西风美雨下，知识分子如何建立一种能自尊自信的主体的问题。台湾先于大陆面临了这个问题，而“华盛顿大楼”系列正是台湾作家陈映真送给祖国的礼物。

至于我在两岸唠唠叨叨说陈映真该读、该重读，到底得到了哪些响应，老实说，能理解的都理解了，不能理解的还是不理解。我在台湾的东海大学，以陈映真小说为媒介给社会系的同学开课，很多同学喜欢，间或也有精彩的阅读与收获，但绝大部分的同学还是把陈映真的小说母题不自觉地普遍设定在“反国民党”上，从而让陈映真不免滑稽地染上了某种“太阳花”色彩，作为授课老师，我只有哭笑不得。大陆方面，以我有限的经验，似乎也有某种理解窠臼；不少人喜欢陈映真小说，是因为其中展现了一种对祖国的认同，或是他可以轻易地透过鲁迅对陈映真产生熟悉感。我觉得这样的阅读难以说不对，但的确是在依赖一种熟悉的感情或理解模式进行阅读。

在一开始，我提到了两岸在用语上的一些隔阂，特别是“左”“右”这样的词语。这里可以再对此有些响应。今天重读陈映真的一个重大意义，或许不在于从他那儿得到什么真理或理论，而是以陈映真文学为媒介，从他的小说肌理纹路所展现的两岸差异中，重新开启两岸之间的真正的、也必然是历史的认识。几年前，在一篇回应一位当代韩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文章里，我以一种极简的方式表述了我所以为的陈映真的“台湾史观点”，我至今仍是这个观点：“台湾的历史（尤其是近当代史）是中国历史的一有机部分，但同时，或因此，也是一独特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