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

那天傍晚，邢睿和朋友正在峡谷里徒步，遇到一只母雪豹迎面走来，双方当时相距不到30米，这只母豹还带了两个孩子——三年后邢睿依然记得，看见雪豹的瞬间，那是一种幸福到要窒息的感觉。

城郊的荒原

坐在海拔2319米的半山腰，我看不出这里有任何雪豹的迹象。

来新疆之前我就知道，这次采访注定是看不到雪豹的。很多研究者终其一生，也没能在野外看到活体。就连最著名的乔治·夏勒，一位享誉世界的美国野生动物学家，在中国也没见过野生的雪豹（夏勒1971年在尼泊尔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野生雪豹的照片，也在那里跟一只雌性雪豹遥遥对望过一夜。但是在中国，抱歉，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都没有）。

我与“荒野新疆”的志愿者们坐在山腰的一块巨石下，这里距离乌鲁木齐有80公里，山路不太好走，单程要两个小时，但也没崎岖到想象中的程度。广义上讲，这片叫“南山”的区域算是乌鲁木齐的郊区，旁边就有一座南山滑雪场。在20分钟之前，我们才路过了一个今年刚刚搬走的石膏矿、一个水泥厂和一个修建得很整洁的林业站。山脚下，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乌鲁木齐河的河谷，奔流的河水一路向北，很快就要变成400万乌鲁木齐市民的饮用水源。南山离乌鲁木齐太近了，盛夏时，徒步爱好者、野餐采蘑菇的家庭和放牧的牧民，会把这里变得热闹非凡。

此刻是10月下旬，来往的人已经变少了，除了我们的三辆越野车，两个小时内只有一辆轿车经过。气温正在逐日下降，夜晚会降到零摄氏度以下。牧民在8月末就陆陆续续把羊群赶下山，向冬牧场迁移。一旦开始下雪，这座山会变成一片清寂的世界，无人打扰。“北山羊会渐渐下山寻找食物，跟着它们下来的，就是雪豹。”邢睿说。

邢睿此刻正在闻一块岩壁，他是“荒野新疆”的负责人，两年前他发起了找天山雪豹的项目。赶在今年冬天之前，“荒野新疆”要在南山的项目地和其他天山片区安装一些新红外相机。

我们坐着的不到20厘米宽的小土路，其实就是一条兽道。刚刚队员岩蜥就在上面发现了一个雪豹的脚印——梅花状，不到人的拳头大；还在岩壁上揪下来一撮猪鬃，看来是路过的野猪蹭上去的。很多动物都有在岩壁上留下气味儿的习惯，雪豹的方式是从肛门腺喷射一种液体或直接留下尿液，运气好的话，能闻到那种像麝香一样的气味。

在新志愿者的眼中，面前的一切平平如常，山顶有几只高山兀鹫在无声地盘旋，深秋的阳光明晃晃地照射在巨石上，荒野此刻一片寂静。也许等我们离开，午夜的兽道将变成一个“羊来豹往”的交通要道，动物们在这里交换各自的气味信息——猎捕与反猎捕，厮杀、藏匿与偷窃。

所有的谜团，都会被刚刚夹在角落里的新红外相机一一揭开：一旦有动物经过相机，无论白天黑夜，都会触发照片和视频的拍摄，三个月后回收储存卡就能知道兽道的秘密。从2014年开始，过去的两个冬天里，同样的红外相机在这周围83平方公里内拍到了22只雪豹，其中有4个雪豹家庭。

山地幽灵

“典型的雪豹眼睛雪白，皮毛是浅浅的雾灰色，有黑色蔷薇形小花，因为毛多又深，所以看不清楚。成豹的体重很少超过100磅（45.3公斤），身长包括长尾巴很少超过6英尺（1.82米），尾梢粗粗的，可能为了平衡和保暖，但它可以轻易杀死体型有它三倍大的动物。它的脚掌奇大，脸短短的，脑袋有纹章，像神话中的灵豹；出猎时大胆又灵活，而且善跳；虽然常以岩羊为猎物，有时也吃牲畜，包括重达数百磅的小牦牛。这表示人也可能成为它的好猎物，只是还没听过攻击人的报道。”

1973年，美国自然学者、作家彼得·马修森跟着乔治·夏勒一起到尼泊尔考察喜马拉雅岩羊，整个过程写成了《雪豹》一书。旅途中马修森一直期待着遇见一只野生雪豹。书里的描述已经很准确了：这种大型猫科动物有着漂亮的、毛茸茸的外貌，只在海拔2700～6000米的高山、高原地点生活。“由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东越中国西南部，北达中俄接壤的山区，直到俄蒙边界的萨彦岭都出现过。”

“猫科大动物就数雪豹最神秘。”40多年后，马修森的这句判断依然适用。今年夏天，迪士尼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上映后，雪豹变成了新的网红动物。片中的雌雪豹达娃受伤后死去，很多观众到网上指责片方：为什么不救这只雪豹？

事后证明，真正的达娃并没有死，那个悲惨的故事只不过是电影拼接出的一条故事线。然而争论本身显示出雪豹与城市观众中间存在巨大的误解：人们习惯了宠物，习惯了在动物园里逛超市一样的轻松观看，却对真正的野生动物一无所知——它们不是家宠，并不能如探囊取物一般到野外随意搜寻。

中国对雪豹的研究并不多。国内从1956年开始饲养展览雪豹，真正的研究到了70年代才开始。西宁人民公园的专家廖炎发在1985年发表论文，粗略统计了青海雪豹的分布、生活环境、食物和繁殖期。同时期乔治·夏勒也在青海、新疆、甘肃、西藏等地做过调查，雪豹方面收获不大，但掀起了中国藏羚羊保护的序幕。

90年代几乎没有新进展。直到2005年，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马鸣研究员等人在与国际雪豹基金会的合作中，在新疆托木尔峰用红外相机拍摄到32张雪豹照片，中国人至此才首次拍摄到野生雪豹。

为什么过去中国人不关心雪豹？

“过去中国科学界做动物研究，更注重的是应用层面。像研究老鼠、麻雀，就是要防治它们传播的鼠疫、布氏杆菌病、脑膜炎、禽流感等疾病，也研究怎样防止这些小动物吃粮食。”马鸣如今已临近退休，他其实是一名鸟类学研究者，十几年前参与雪豹研究，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国内很少有学者能做这方面调查。

马鸣庆幸的是，雪豹喜欢生活的高海拔山地，人类活动并不频繁。“中国的很多大型猫科动物，比如华南虎、金钱豹现在都很难找到了，都是因为跟人关系太密切，栖息地被彻底破坏。反而雪豹的状况还算好的。”

中国拥有世界大约60%的雪豹潜在栖息地，是世界雪豹分布的核心区域。2008年之后，北京林业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科研机构和组织开始陆续加入雪豹研究，又因为网络、智能手机和红外相机的普及，雪豹这种被称为“山地幽灵”的大猫，迅速知名起来。

生存环境

“你见过野居力吗？”

“什么？”

“以利斯。”黄亚慧换了蒙语的说法，牧民宝力代还是不明白。

“就是雪豹。”我插了一嘴。宝力代恍然大悟：啊，是这个东西，我们这没有。

几天后，跟着邢睿和“荒野新疆”的成员黄亚慧，我们到了和静县阿拉沟乡的阿拉沟村。这里是乌鲁木齐南山片区的背面，只是分属天山的南北面，山势就有明显的不同，这里的山相对海拔更低，走势更平坦，深秋金黄色的枯草沿着旷野蔓延，一切看起来都毛茸茸的。

南山后峡地区22只雪豹的数量有点太高了。这当然是真实的，青海的玉树和烟瘴挂大峡谷都在小范围内发现过大规模的雪豹群体。雪豹习惯独居，后峡也许是它们各自活动片区的交叉区域，但这个数据无法用来计算真正天山雪豹的密度，就像在旱季的非洲草原，不能用水塘边的动物数量做推论一样。换到南山片区的背面是为了更科学地计算整片山区的雪豹数据。

我一直惊讶于后峡离城市的距离，这看起来实在太近了，想象中的新疆雪豹应该在最深的天山里，做伴的是冰雪和岩石，而不是厂矿和林业站。这跟“荒野新疆”的调查方式有关系——邢睿创立的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只有他和黄亚慧是全职人员，其他长期合作伙伴都是义务志愿者。所有出野外、买红外相机的经费都来自募款，组织设在乌鲁木齐，当然是从身边开始找雪豹更现实。

雪豹也确实离人很近。现代社会已经没有绝对的荒野了，尤其在新疆这样有大量游牧牧民的自治区，山野的荒凉与否，只是一年里行人、探险者多寡的区别而已。雪豹跟人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正常的年份谁也不打扰谁。南山很多牧民甚至不知道这一带有雪豹，但架了红外相机还是拍到了22只。今年牧民的反馈突然增多了，因为雪豹正在吃他们的家畜。

我们在南山遇到了一位骑摩托车上山放牛的哈萨克族牧民，他家今年就有5只羊被雪豹吃了。“我买了畜牧险，保险公司说了，完整的尸体才给赔，吃了三分之二的就不管了。”每只羊正常售价是五六百元，保险公司能赔上两三百块钱，就是起一个心理补偿的作用。邢睿给我看了一段夏天拍的视频，一个牧民对着镜头说，他知道雪豹是保护动物，但如果再这么吃下去，“我两个儿子说了，实在不行就要去下毒了”。

以前雪豹也吃牧民的羊，今年这么频繁是因为北山羊少了。“全国都在抢南疆的羊，这几年南疆的羊肉从十几块钱暴涨到50多块，觉得是天然放牧，味道好。南疆那点羊哪喂得了全国人民啊？都是从附近省份拉羊过来，过一道手再卖出去。这种流通多了，动物的疫病也进来了，野生北山羊传染上瘟疫又没人给治，大片大片都死了。”邢睿说。

宝力代是我们在牧场上遇到的蒙古族牧民。他的小房子矗立在旷野中央，周边望不到边的草场都是他和维吾尔族朋友玉山放牧的地方，两个人合养了五六百头牦牛，每年6月份赶到这里，等到来年2月份，地上的干草吃没了，山下开始下羊羔子的时候，他们再挪到下面去。

40多岁的宝力代也没见过雪豹，他见过狼，昨天放牛的时候刚刚赶跑了7只野狼。“狼嘛，一天能跑好几座山头，今天早就不见了。”宝力代经常能看到本地野生的北山羊和盘羊，这些年大家不怎么打猎了，野羊都不怕人，有时候离着几十米也不跑。“黄羊（即北山羊）去年死得最多，身上长癣，最后皮都硬了，走不动了，倒在路边就死了。”宝力代说。

宝力代的家里烧着火炉，我们进来后又加了一炉子煤，房间里烤得暖暖和和的。这是一座政府支援建造的水泥房子，大窗户、火墙、铁架子床、沙发、茶几和大衣柜，除了他腼腆的妻子不会说汉语，这跟内地任何一个汉人家庭没什么区别。

邢睿从一见面开始，就跟宝力代打听放牧时间、牦牛数量等各种问题，两个人聊了十几分钟，邢睿才介绍自己是做野生动物保护的，宝力代“嗯”了一声，没表现出任何惊奇。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很多牧民，跟内地不一样，即便是路上偶遇的陌生人，邢睿下车打个招呼“兄弟你对这熟悉吗？”就能拉拉杂杂地聊上半天，从来没有人警惕地问我们是谁，说起话来也没有任何隐瞒。

聊到雪豹，牧民们的态度很难单纯地用少数民族、边疆等身份做推测。“荒野新疆”一位维吾尔族的志愿者告诉我，维吾尔族人不吃食肉动物，所以不会抓雪豹来吃；他们也不吃未经阿訇超度过的肉，所以也不会吃被雪豹攻击过的羊。但是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当地牧民都有穿皮毛衣服的习惯，像雪豹这样有柔软毛发的动物因此并不安全。志愿者岩蜥过去一直在乌鲁木齐二道桥为马鸣老师做雪豹皮张调查，10年前二道桥的市场里总能遇到雪豹皮做的大衣、帽子，能清晰地数出一件皮袄是由四五条雪豹皮拼接制成，蜂拥而入的内地游客又抬高了这些“新疆特产”的价格。

“就算像《我们诞生在中国》这种电影火了，也未必是好事。认识雪豹的人多了，兴许想要雪豹皮的人也多了。”岩蜥说，二道桥市场经过几轮打击，现在已经见不到公然贩售野生动物皮张的商家，新的阵地已经转移到微信朋友圈、淘宝闲鱼、百度贴吧等网络社区，更加隐匿了。

宝力代的维吾尔族伙伴玉山一句汉语也不会讲，他一直在兴致勃勃地玩邢睿的望远镜，他这是第一次站在家门口清晰地看见自己的牛群。玉山有一个便携式DVD，跟很多内地电视观众一样，他也在看历史电视剧。小屏幕上，毛主席正用维语流畅地宣讲革命纲领，中间夹杂了很多汉语单词，如延安、项英、新四军等。网络、智能手机、高速公路、快递等现代产品，正在不停地调整着边疆与内地、雪豹与普通人的关系。

红外相机

我们在阿拉沟运气很好，黄亚慧先是在河谷里看到14只盘羊，又在山顶上看见了超过80只的北山羊大群体。棕黄色的北山羊陆陆续续从山顶翻下来，游荡着跳下岩石，公羊在一起抵角打闹，每一次进攻都惹得羊群一阵混乱。

“说不定附近就有雪豹！”黄亚慧兴奋起来。大家各自持着望远镜、长焦镜头，对着车窗外一动不动，大气不敢喘，看着北山羊群从岩石上鱼贯而下。我们距离这群北山羊有至少一公里的距离，镜头下羊群的画面真切，又有些许空气抖动的扰流，如同直播版的《动物世界》。雪豹是跟着食物活动的，这是邢睿、黄亚慧今年见到的最大的北山羊群，也许后面会有更惊人的发现。

端了一分钟望远镜，看着羊群没有丝毫紧张的迹象，我放弃了，不会有雪豹了。

黄亚慧和邢睿反而决定上山，这个北山羊群极大地鼓舞了他们，附近能拍到雪豹的概率更大了。

花了40分钟，我们爬上了邻近的一座山顶。这里看上去一片荒凉，脚下的旷野延展到远方看不见尽头，远方的半空中是连绵的、带着冰川的雪山。此时此刻，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

仔细观察还是能发现很多生物活动的痕迹：地面覆盖着一层被牛羊啃过的、只剩下一厘米高的干草茬，遍地都是颗粒状的羊粪。岩石上的地衣长得很茂盛，两只红嘴乌鸦一直围着我们飞来飞去，在空中依靠气流上下，完全不怕人。旱獭在这个季节已经开始冬眠了，我发现了一个松软的土堆，踢开上面的浮土，里面还是湿润的，旁边看来是一个刚刚打的田鼠洞。

雪豹会从这里经过吗？

这里没有任何外界的信息可以提供帮助。雪豹是夜行动物，毛色与山石相近，很难被发现，一些牧民描述的雪豹情况也有真假难辨的传说成分：“哈布兰（哈萨克语，意为雪豹）嘛，把羊这么样子一甩嘛，背着就走了！”“雪豹尾巴竖起来像响尾蛇一样摇摆，把北山羊吸引过来，一口咬住了嘛！”

除了放红外相机之外，也没有更好的观测方法，趴在雪窝子里等着拍雪豹当然是不现实的：谁知道哪年哪月才会真的等到一只？放红外相机像是一种现代捕猎方式，用数据来猎捕雪豹的踪迹。

放相机也是个反复权衡的过程：一台相机2000块钱，放在荒郊野外，放下去就有丢失的危险；去架设点单程就要40分钟，要徒步爬到海拔3500米的地方，几个月后必然沿路都是积雪，迎着大风上山换储存卡，这个过程可没那么有趣。邢睿今天本没有放相机的计划，但是那群北山羊给了他足够的理由。

这片山野已经进入冬牧场的状态了，除了宝力代等几户牧民之外，其他人不大可能从这里经过。几年前，邢睿也担心牧民会拿走野外的相机，他们曾在一个冰沟旁架了一部相机，第二次去就丢了。志愿者们跟牧民打听了一圈，都没人知道，后来在附近发现了冰爪、冰镐的痕迹，大家猜测是被户外爱好者撬走了。“城里人刚到野外，看到任何东西第一反应就是要拿走。他认为这都是大自然的，可以随便拿。”

几年下来，反而越是在少数民族的放牧地相机越安全。“这些牧民的文化是路不拾遗。他们的牛羊有时候放在山里一个月都没人管，其实很容易去偷一头出来，但这在他们眼里是极其道德败坏的事情，只有大家都坚守原则才能节省每个人的放牧成本。”邢睿电脑里有很多牧民的视频片段，他们发现了红外相机，好奇地转来转去。有两个哈萨克牧民干脆一屁股坐下来，一人点上一根烟歇歇脚，对着镜头招手，开心地嘻嘻笑。

虽然架设相机、回收数据的过程如此繁琐，如此反互联网，“但是如果遇到一个好的地理点，真是恨不得隔几天就去收数据，等得都要蹦起来了”。邢睿每隔一两个月就带着志愿者上山换一批储存卡和电池，所有收回来的视频和照片，都需要他找个大块的时间密集观看，好把纷扰无序的数据梳理、编号，还要找出一条逻辑线。这个工作很痛苦，但常常有意料之外的迷人之处。

去年12月在南山的一号高地，红外相机拍到了一只带着幼崽的母雪豹，邢睿给它起名叫“大妈”，一直到今年2月，这对母子被拍到了几次都是一起出现，小雪豹在镜头下明显地长大了一圈。

到了3月，新收回的视频里，邢睿突然发现幼崽不见了。两部相机都放在一个山崖的必经之路，附近没有其他通路可走，来来回回“大妈”都是形单影只，连着两个月时间再没有幼崽的踪影。

大家都很担心幼崽的下落，即便雪豹是山林的顶级猎食者，它们的幼崽也并不安全。志愿者岩蜥是做标本的高手，去年他就收到过一个雪豹幼崽的头，当地人告诉他是在金雕的巢穴下捡到的，身体已经不见了，解剖发现，雪豹头骨的脸颊部位都已经骨折破碎——小雪豹应该是被金雕吃掉了。

此前从没有人录下过野外雪豹的叫声，3月的视频却意外录下了“大妈”的嘶吼。雪豹没有喉头，无法像其他猫科动物那样发出咆哮，只能发出低哑的嘶鸣。那声长啸听上去有一种哀鸣的意味，雪豹只在一二月求偶季才会嘶吼以吸引异性，邢睿认为“大妈”的吼叫应该就是在召唤自己8个月大的孩子。

揪心的日子一直持续到6月。又一次回收储存卡，在5月18日的视频里，“大妈”的身影后又出现了另一只雪豹。这只雪豹看起来体型不小，大家紧紧盯着屏幕，眼看着“大妈”在岩壁上磨蹭，喷射出液体做标记，第二只雪豹什么都没做，跟在“大妈”的身后一起离开了——年轻的、不到一岁、没有领地的小雪豹，都不会出现标记行为。6天后，两只雪豹再次结对出现在这部红外相机的镜头前，虽然屏幕上这只雪豹体型已经很大了，但是邢睿终于放心，这就是“大妈”失而复得的孩子。

雪豹守望者

这次野外巡护本来计划是6天时间，第四天途经一个乡镇加油，手机终于有了信号，天气预报明后天乌鲁木齐有中雪。刚出加油站，邢睿就改了计划，直接开车回乌鲁木齐。

出发前邢睿给一位经常来和静县的老司机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咨询了每段路不同天气状况的危险性，被告知翻山回乌鲁木齐的这段路一到下雪就容易翻车。“过一个月我们再来一趟，没必要为了装两部相机冒这么大的危险。”邢睿从10年前开始在新疆从事户外行业，先是做登山助理，然后做观鸟向导、开户外旅行咨询公司，2010年开始做现在的“荒野新疆”。

做登山领队时，邢睿爬过慕士塔格峰等多座6000米以上的雪山。我问他最危险的一段是哪里，他想了半天说：“真没什么危险的。”几次聊天中，他唯一提到一次后怕是2003年登5445米的天山博格达峰，这座山海拔不高，但斜坡角坡在70°至80°之间，攀登难度极高，1981年才首次有日本人登顶。

邢睿爬过海拔5000米之后，身体适应得不太好，最后一夜队员的小帐篷就搭在悬崖边上。登顶前他迷迷糊糊地坐在帐篷外面换鞋子。“现在想来，就是这个时候挺危险的。”邢睿说，登山最危险的地方反而很少有人出事，往往是精神懈怠的小地方容易致命。“当时如果一不小心鞋子掉下去了，我就下不来了。”

这些经验放到“荒野新疆”的活动里，就让邢睿对下雪这样的天气变化格外敏感。“没必要冒任何风险，这不是竞赛，光靠一脑子热血是不行的。以前玩户外，大家总喜欢各种自虐性行为，徒步时背个大西瓜爬到山顶上吃。现在做环保组织一切都要现实，我现在到哪里能开车就绝对不徒步，红外相机都尽量放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否则为了一部相机进山、出山花一天时间，这个数据的性价比就太低了。”

邢睿不是一个容易自来熟的采访对象，他会在见面的第一天在爬山时催促记者：“你怎么动作这么慢？”在乌鲁木齐街市里边开车边回答问题，邢睿常常在红灯前急刹车，或者下错高架路口，尽管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十几年，看起来还是像一个不小心闯入都市的外乡人。

国内观测雪豹的组织大多有学术或官方背景，以研究为主要导向。也有“荒野新疆”和“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这样纯粹的民间组织，主要用红外相机做观测，出具观测报告。这个报告有什么用？很多人都不能理解邢睿的工作。“荒野新疆”今年的经费一部分来自公众募款（20万元用以购买100台红外相机及支付野外食宿），一部分来自山水保护中心、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每家5万元的支援基金。邢睿和黄亚慧今年开始有固定工资，每个月1000多块钱，看起来只是一个象征性意义。

从盈利的角度看，“荒野新疆”的雪豹报告毫无用处，并不会有任何企业来购买，目前“荒野新疆”与政府组织也只是刚刚开始接触，所调查的片区距离变成保护区、生态旅游区域还有遥远的距离。这是一个完全超前的工作，还有公众的另一个疑问：连乌鲁木齐周边都有这么多雪豹，雪豹还有保护的价值吗？

“越是生存状态良好，越需要保护。等到一个物种已经变成绝对珍稀状态，再去做保护就来不及了。”邢睿说。“荒野新疆”在雪豹之外，也在做白头硬尾鸭、天山绢蝶两个物种的保护，再之前，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保护黄喉蜂虎。新疆130兵团有一片闲置的绿地，近年变成了黄喉蜂虎的栖息地。这种在城市边缘的绿地很容易在新的规划建设中被推平，或者周围农家乐的老板哪天一时兴起，都可能将其挪作他用。

“荒野新疆”这样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没有任何发言权，黄亚慧和邢睿的办法，是借自己做观鸟旅行的机会，带全国的观鸟爱好者去看黄喉蜂虎——这种小鸟身上有6种颜色，是观鸟爱好者最爱观赏的鸟种之一。大量外地人来到附近住宿、餐饮，很快引起了当地人注意，这时候再去宣传黄喉蜂虎栖息地的重要性就水到渠成了。黄亚慧很得意：“当地人能借这黄喉蜂虎做旅游，当然就把那块绿地保留下来了。他们还问我黄喉蜂虎都喜欢哪些栖息环境，比如电线、草坪这些，还要自己去扩大绿地面积。”

“你要说我们起到了多大的学术研究作用，无论雪豹还是白头硬尾鸭，我们都不写学术论文，进入不了研究的圈子。”邢睿把自己定义为“体会大自然的人”，与科学家不是一个行业，是野生动物保护地建设的另一种推动者。今年8月，乌鲁木齐召开了国际雪豹论坛，“荒野新疆”的观测成果借着大会向公众通报，并让林业管理单位知道了天山雪豹的现状。前几天南山后峡的林业站刚刚挂上了“荒野新疆”的牌子，邢睿认为这也是做保护的一个重要进展。

越野车开到了山顶，四周已经变成大片的雪岭云杉和积雪的山峰。“我第一次在青海见到雪豹，周围就是这个地貌。”邢睿说。那是2013年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一天傍晚，邢睿和朋友正在峡谷里徒步，恰与一只母雪豹迎面碰上，双方当时相距不到30米，这只母豹还带了两个孩子。

邢睿和朋友立刻趴下不动，母豹并未害怕，反而带着孩子玩耍起来。邢睿看着眼前的三只传说中的雪豹，只感觉自己的心跳突然加速，热血偾张，头皮都在发麻。雪豹幼崽还好奇地接近这群人类，直到20分钟后峡谷下起了暴雨，雪豹一家才爬上山崖离开。邢睿至今记得那种幸福到几乎要窒息的感觉。

此刻天山的山顶正堆积着大片的乌云，我们跟在重型卡车的后面缓缓盘山。气温降到了个位数，越野车谨慎地压过路边的冰凌，漆黑一片的云杉树林从积雪中穿出，将近10米高的树干笔直地伸向天空。山峰压迫着道路，然而跟几天前相比，这冷酷的冰雪世界已经有了不同的意味，我想起乔治·夏勒的那句话：“除了探索群山的愉悦，哪怕只是和雪豹待在一个地方，都足以让周围的一切变得焕然一新：我想象着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感谢实习生项文虎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