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 范乃亮

摘要：通过对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展开问卷调查，实证考察了心理安全感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安全感对其城市经济融入、心理融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其社会融入的影响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的控制安全感对其城市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其心理融入的影响不显著。最后，就如何使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人际安全感；控制安全感；城市融入

中图分类号：F27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04-1062-04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6.04.061

The Effects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Psychological Safety on Their City Life Integration——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Wuhan

LI Yun，FAN Nai-liang

（School of Management，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68，China）

Abstract：The effects of how the new-migrant workers psychological safety influenced their city life integration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terpersonal safety had a notable effect to their city life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but the effect to their social integration was not notable.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control safety had a notable effect to their city life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but the effect to their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was not notable. In the end， the conclusions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interpersonal safety；control safety；city life integration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数比重首次超过50%[1]，但在超过6亿的城镇人口中，既有征地后迁居城市但难以承受城市高昂生活成本的失地新生代农民工，也有在城市务工且仍占有耕地和宅基地的两栖新生代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在1980年后的城市农民工。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农民工在城市中却存在“进而不入”的现象，导致农民工的边缘化、贫困化、游民化以及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隔离、对立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

2010年我国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而解决的关键就是要使其融入城市[2]。近两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宏观层面上，分析国家的政策和制度的改革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如刘建娥[3]通过实际调查分析发现，居住问题是阻碍农民工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其次是社区交往和参与、社会资本以及经济方面的因素；简新华[2]认为使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必须创新制度，改革户籍、劳动就业、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土地、住房、教育等城乡有别的二元制度，多渠道筹集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资金，建立和健全相关法律规定，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转变城市居民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杨黎源等[4]提出，职业机会获得、职业能力提高和劳动工作关系和谐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二是在微观层面上，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个体影响因素。如李树茁等[5]通过对深圳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分析发现社会支持网络是农民工城市情感融合的重要影响因素；梅亦等[6]认为，努力提高农民工的学历、健康和普通话水平等人力资本水平是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尽管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一些方面还存在不足。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心理分析不足。心理学认为个体心理对个体行为有支配作用，在现有的研究中极少有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对其城市融入影响的研究。二是现有的实证研究大多把城市融入作为一个整体的变量，而缺乏对其不同维度影响的深入分析。三是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测量欠科学，导致其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推广度有待进一步考察。因此，本研究将对变量的测量进行科学处理，利用实证研究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安全感与其城市融入间的关系。

1 研究设计

1.1 变量的设计与测量

自变量是心理安全感。个体心理安全感的概念最初由Kahn[7]构建，后来一些心理学研究者提出，心理安全感是主观诉诸于客观的感觉，是个体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或心理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时的有力或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8]。本研究中所探讨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安全感的内涵以此为界定标准。丛中等[8]编制了心理安全感量表，并证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将参考使用这一量表，将心理安全感分为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两个维度，共计16个条目。典型条目如“我从来不敢主动说出自己的看法”、“我总是担心自己的生活会变得一团糟”、“我感到生活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等。

因变量是城市融入，参考梅亦等[6]开发的量表，包括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共计12个条目。典型条目如“我觉得自己在收入上与城里人不存在差异”、“我能应付城市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我把这里当作我的第二故乡”等。

问卷均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

1.2 样本收集

以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具体指具有农村户口，在武汉居住至少半年，累计工作时间不低于3个月的出生于1980年代后的年轻外来务工人员。课题组主要利用抽样调查的方式，并以街头拦访为补充，对调查对象随机地发放问卷。其中，抽样调查一是在武昌、汉口和汉阳各选了两家单位，借助单位人事部门，对单位内的新生代农民工发放问卷，展开调查；二是选择农民工集中居住的集体宿舍或工棚，展开入户调查。调查为期15 d，共发放问卷649份，收回有效问卷508份，有效回收率为78.3%。调查对象所分布的行业跨越了农业、制造业、建筑业、零售业等9个行业。其中男性288人，女性220人，大专及高中学历的人数占总人数的62.1%，所占比重较大。

1.3 统计方法

首先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安全感和城市融入的心理结构，然后利用相关分析探讨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最后利用回归分析探讨心理安全感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效果。

2 数据分析

2.1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安全感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安全感量表的各题项进行实际得分等于6分减去问卷得分的处理，利用社会统计软件SPSS17.0对实际得分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删除横跨两个因子和因子载荷低于0.4的题项。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安全感呈现二因子结构，各条目的因子载荷在0.491～0.771之间（表1），各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48.525%。

表1中1～5个题项表明，个体在与他人交往时的一贯做法以及群体其他成员对其行为表现的印象，是个体人际交往中的心理安全感的集中体现，属于人际安全感因子。这一因子解释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安全感26.02%的变异。而6～11个题项表明，个体对身边的人、事和各种关系的掌控程度，是个体对自身生活把握方面的心理安全感的集中体现，属于控制安全感因子。这一因子解释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安全感22.51%的变异。

2.2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呈现三因子结构，各条目的因子载荷均介于0.497～0.872之间（表2），各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2.456%。

表2中1～4个题项表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状况和工作稳定性状态，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方面能否融入城市生活的集中体现，属于经济融入因子。这一因子解释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23.058%的变异。5～8个题项表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态度、社会交往以及自我定位等状态，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交往方面能否融入城市生活的集中体现，属于社会融入因子。这一因子解释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17.810%的变异。9～12个题项表明了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的归属感和依赖程度，属于心理融入因子。这一因子解释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21.588%的变异。

2.3 信度和效度分析

信度是指测量的可信程度，它主要说明的是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它可以视为测量结果受随机误差影响的程度。目前常用的信度检验方法是Cronbach α系数法。本研究中的量表信度分析显示，心理安全感和城市融入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50和0.855，远超过了0.7的统计学要求，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效度指的是测量的有效性，是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准确测出所需测量事物的程度。借助Amos软件对各变量进行概念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得出的统计结果显示，心理安全感的二因子结构能较好地拟合样本数据（X2/df=1.950，RMSEA=0.058，GFI=0.953，CFI=0.951，IFI=0.951）；城市融入的三因子结构也能较好地拟合样本数据（X2/df=2.38，RMSEA=0.070，GFI=0.932，CFI=0.941，IFI=0.941）。以上分析说明，变量各项指标符合基本的要求，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可以开展下一步的分析。

2.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表3）。从数据分析，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安全感的均值为3.602，属于略偏高水平，但还未达到4。其中，人际安全感比控制安全感稍高（3.651>3.553）。城市融入度的均值为3.241，也属于略偏高水平。从相关系数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安全感与其城市融入（r=0.387，P<0.001）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心理安全感越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就越高；其中，人际安全感与城市融入度的相关度比控制安全感与城市融入度的相关度更高，说明在同等条件下，人际安全感更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2.5 心理安全感对城市融入的回归分析

为了排除一些干扰因素，检验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安全感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效果，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法，将控制变量（行业、企业性质、教育程度和性别）与自变量（人际安全感和控制安全感）同时放入回归方程中，分别检验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社会以及心理融入的影响（表4）。

由表4可知，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行业（r=0.162，P<0.01）、教育程度（r=0.009，P<0.05）、人际安全感（r=0.216，p<0.01）和控制安全感（r=0.163，P<0.05）对其经济融入有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行业（r=0.198，P<0.01）、性别（r=0.112，P<0.05）、控制安全感（r=0.220，P<0.01）对其社会融入有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行业（r=0.185，P<0.01）、人际安全感（r=0.256，P<0.01）对其心理融入有显著影响。

3 结果讨论与启示

3.1 结果讨论

1）通过实证调查和对回收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安全感和控制安全感对其城市经济融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基础具有决定性作用，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的外来人员，要在城市中立足，站稳脚跟，必须以城市经济融入为根本，缺少这一根本，城市融入就是空谈。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位的国家[9]，Chen等[10]指出在中国个人关系已经被认为是生意成功的必备条件。人际安全感就意味着个人“关系”的存在和社会人际交往的频繁程度，因此，人际安全感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经济融入。另一方面，控制安全感有利于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信心，是其在城市生活中拼搏奋斗以赚取对等的经济酬劳的深层动力。这种安全感能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付出的同时却无不确定感。因此，控制安全感能推动新生代农民工不懈努力，加快其对城市的经济融入。

2）控制安全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人际安全感的影响作用不显著。结论产生的原因可能是控制安全感有利于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把握生活的确定感和在城市生活的自信心，从而有助于其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充分地表达和发挥自己。这会让身边的人给予更多的支持、理解和关注，也有利于其扩大社会交往的范围和程度，在客观上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但是，中国“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得相对于血缘来说，建立在“朋友”关系基础上的人际安全感显得很脆弱，面对人际交往中的各种复杂状况，人际安全感往往变得不可信赖，这就导致人际安全感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不显著。

3）人际安全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心理融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控制安全感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人是社会人，要使新生代农民工从心理上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将工作的城市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还是需要依靠“人情味”。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关爱才能温暖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外来群体的心，也才能让新生代农民工踏实地在城市生活。因此，人际安全感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心理融入。而控制安全感在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方面作用显著，但它难以保障其得到内心的关爱与温暖。而人们对那些控制安全感过高的强势新生代农民工的排斥与疏远更难让其在心理上融入城市生活，这可能是控制安全感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心理融入的影响不显著的原因。

4）此外，数据分析还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行业对其城市经济、社会和心理融入均有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对其城市经济融入有显著影响，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有显著影响。结论出现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资收入偏低，因此这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低。而另一部分在技术密集型、工资收入较高的行业内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相对较高。因此呈现出行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显著影响。第二，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可能由于见识、谈吐、接受网络等新事物的能力等方面均比教育水平低的人更优一些，因此，他们更容易谋求好的工作岗位，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从而呈现出教育程度对城市经济融入的显著影响。第三，在日常生活中，男性在外应酬，陪人吃饭、喝酒、聊天往往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可，而女性则因为受“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往往会相对较少地参与社会活动，这可能是性别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原因。

3.2 启示

1）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安全感能促进其城市融入的进程。其中，人际安全感的获得固然与新生代农民工某些先天的气质、个性息息相关，但后天的人际交往方法和技巧、人际交往的氛围对新生代农民工人际安全感的获取也至关重要；而控制安全感受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能力、办事风格和效率、外部环境的变动性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营造良好的人际交往氛围，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掌握良好的人际交往方法和技巧，提升其应对各种特殊情境的能力，优化其办事的风格和效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给予某些政策倾斜等，都有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安全感，从而促进其城市融入。

2）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第一步是经济融入，然后才会有城市社会和心理融入，且心理融入可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因此，政府和企业应考虑尽可能多地设置一些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岗位，让其劳动付出能换得合理的经济收入，以保障其得到城市融入的敲门砖。同时，对这一群体辅以各种人性的关怀，让他们感受到城市人心的温暖，从而逐步融入城市社会。

3）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实现城市经济融入。早在2008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因此，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术水平。可以通过举行免费或低价的农民工职业技术培训班，甚至是派专人上门服务的方式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掌握在城市生活的一技之长。此外，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性别角色内化以及自身的身体和心理特征，在这一时期一般要承担生育、照顾幼小子女、繁琐的家务等责任，她们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往往处于边缘地带，这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整体城市融入。因此，可以通过更多的推动一些社区活动，以及在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入园、入托等方面提供一些便利措施等来帮助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家庭，进入城市社区，实现城市社会融入。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2年社会蓝皮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 简新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与对策[J].求是学刊，2011，38（1）：60-63.

[3] 刘建娥.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基于五大城市调查的实证研究[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10（4）：64-71.

[4] 杨黎源，杨聪敏.从机会获得到能力提高：农民工城市职业融入研究——基于浙江的实证考察[J].浙江社会科学，2011（8）：85-92.

[5] 李树茁，任义科，靳小怡，等.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8（2）：1-8.

[6] 梅 亦，龙立荣.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城市融入的影响[J].江西社会科学， 2013（6）：203-207.

[7] KAHN W A.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of personal engagement and disengagement at work[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0，34（4）：692-724.

[8] 丛 中，安莉娟.安全感量表的初步编制及信度、效度检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2）：97-99.

[9] 宝贡敏，史江涛.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关系”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2008，31（4）：1018-1020.

[10] CHEN X P， CHEN C C. On the intricacies of the Chinese Guangxi： A process model of Guangxi development[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4，21（3）：305-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