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知识转型；变迁逻辑

摘要： 在知识演进的作用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经历了古代知识型、现代知识型和后现代知识转型等三个发展阶段，新旧知识型转换之间的张力推动着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变革。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是一种包容式的发展，新旧组织形态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包容关系，这是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发展变迁的基本逻辑。遵循上述逻辑，有效激活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知识活力，对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中图分类号： G451.7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6）04052306

Key words： academic unit，knowledge transformation，transition logic

Abstract： With the influence of knowledge transition，academic unit transformation goes through three stages：classic college knowledge，contemporary college knowledge and postmodern college knowledge.The tension between different stages promotes the evolution of academic unit.When new knowledge standard isnt compatible with college，academic unit need institutional reformation to dispel the tension between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s and help the college keeping the vigor to produce new knowledge.Academic unit transition is a kind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as the 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form is inclusiveness other than substitution.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academic unit can both overcome the deficiency of traditional unit，and also keep original unit structure，which is the basic logic of academic unit development.Following the logic，that activating the knowledge vigor of academic unit，has positiv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ing meaning to promote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是大学从事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等学术活动的基本单位，知识发展演进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变革提出了要求和挑战。一般而言，人类知识演进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一是由原始知识型向古代知识型转型，二是由古代知识型向现代知识型转型，三是现在正在经历着后现代知识转型[1]46。对应至大学组织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2-18世纪为古代知识型时期；19-20世纪中期为现代知识型时期；20世纪中期至今为后现代知识转型时期。本文按照知识演进的历史来梳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逻辑，探究知识转型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历史联系，进一步深化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演进内在机理的认识。

一、古代知识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

大学滥觞于12世纪的欧洲，大学组织的产生正是古代知识型作用的结果。12世纪，流落到东方的欧洲古典知识重新输入欧洲，古典知识中蕴藏的理性精神与宗教神学相融合，造就了经院哲学的繁荣，为大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知识准备，“中世纪大学的繁荣也是经院哲学的繁荣”[2]109。

就组织形态而言，大学初为师生行会，“很多求知似渴的青年汇集到巴黎和博洛尼亚，他们组成众多行会组织，构成了最初的大学”[3]45。最初的师生行会仅为保护师生权益的组织，并不承担学术职能，例如，“同乡会”（Nation）是相同出生地的学生行会，“教授团”（Faculty）是某一专门知识领域的教师团体，“学舍”（College）则是为学生提供免费的住宿和膳食的场所。因此有学者认为，13世纪“universitas”（university一词的前身）只是表示大学师生组织，并没有学术组织的含义。[4]144-145到了中世纪后期（15世纪），同乡会逐渐消亡；Faculty从“教授团”演变为“学部”此处将faculty译为“学部”，没有采用“学院”等译法，主要是想避免与“college”一词译法的冲突。将faculty称为学部是日本学术界的译法，有关内容可参见：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465页；张磊：《欧洲中世纪大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9、145页。，成员包括教师和学生，成为大学实施专业教育的单位；College超出了单纯的住宿功能，演变成承担大学主要教学授课场所的“学院”。师生行会的学术职能逐步凸显，学院和学部也成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制度的肇源。

由于古代知识型坚持形而上学的知识标准，重理论、思辨，轻实践、操作，世俗知识被排斥在大学之外，大学远离世俗世界，成为运用理性证明信仰的“象牙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学知识结构单一，“文、法、神、医”四科基本囊括了大学知识的全部，而且都被打上了宗教神学的烙印；知识活动单一，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上帝存在的合法性，教学成为大学唯一制度化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知识活动大多是围绕单个学者而进行的，大学处于单层次的结构中，单个的学部或学院散布在大学之中，有时甚至就是大学组织本身。学部和学院虽然已经成为学术组织，但却很难被称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

学部与学院成为制度化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发生在16世纪。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知识发展逐渐摆脱了宗教神学的禁锢，古代知识型的知识标准遭到强烈地动摇，大学知识开始突破经院哲学的藩篱，转而关注知识理性对培养理想人格的价值。大学的知识活动开始以提升人的修养、促进人的美德为目的，而不再仅仅是为了证明“神”的伟大，研读古典文献和学习语言文法成为大学流行的学术方式。这种变化的结果是语言文法修辞等与经院哲学相对立的古典人文学科知识逐渐在大学里建立起了自己的地位。

随着古典文科知识与经院神学在大学的此消彼长，大学知识逐步呈现出世俗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从16世纪开始，大学知识逐渐改变了“混沌不分”的面貌，例如，16世纪的哥廷根大学已在文科学部中新设政治学、自然历史、地理、外交学、数学、科学、艺术、古代和近代语言等课程[5]。大学知识体系的丰富对大学组织沿着专门化的方向进行分化和发展提出了要求。大学开始分化为双层结构，典型的例子有，建于1538年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这所大学具有双层结构，底层是传授人文学科的学院，在学院之上有一层准大学性质的上层结构。[6]68由此大学基层学术正式形成了，“在欧洲大陆，以法国和德意志地区大学为代表，教师按学科组织成学部，实行集中教学，大学建立在学部（Faculty）的基础上；在英格兰，以牛津和剑桥大学为代表，大学内有按照日常生活组建的教师和学生组织——学院（College），大学教学分散在学院中进行”[6]68。学部和学院成为近代早期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两大基本形态。

二、现代知识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

正如恩格斯所言，“文艺复兴以后，自然科学第一次得到系统的、全面的发展”[7]446。17-18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现代知识型的确立提供了条件。以16世纪人文主义复兴为起点，至19世纪现代知识型确立，大学处于古代知识型向现代知识型转型的阶段。

自然科学发展不可避免地消解着建立在旧知识基础上的价值观念，大学面临着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等多重知识标准的影响。理性主义将数理逻辑作为理性的奠基，经验主义把观察与实验作为获取知识的主要方法。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了形而上学知识标准的合法性，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认识论的指导，但在向大学进军的征途中却遇到了人文主义的强烈阻碍，在知识的标准以及获取知识的方法上产生了分歧。知识本源是什么？是感觉经验还是先天的观念；知识活动的价值在何处？是培育美德，还是追求实用，或是知识本身就是目的；获取知识的方法是什么？是回到古典著作，还是通过经验的归纳或是进行理性的演绎。面对知识转型的冲突，大学在17、18世纪毫无作为，依旧沉浸在经院哲学与古典文科的泥沼之中。科学革命与思想启蒙在大学之外轰轰烈烈地进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大学日趋保守而失去了知识生产的中心地位，以至于有学者认为“17、18世纪是欧洲大学史上的黑暗时代” [8]2728。这种局面在19世纪得以改观。以洪堡创立柏林大学为起点，大学主动适应现代知识型的发展需要，对自身的知识标准和认知方法进行调适，大学内部孕育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制度。

首先，“习明纳”的制度化。习明纳是一种强调师生对话互动，共同研讨的新的教学方法，“从教授和学生非正式的集会演进而来，以师生对话取代教师的独白”[9]28。在1820年之前，习明纳并没有在大学广泛采用，“直到1820年，习明纳仅少量存在于哲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且其预备功能多于研究功能。”[10]58在德国政府的资助下，1820年以后习明纳从哲学和神学领域向自然科学领域扩张，形式日益正规，并有了固定的场所、独立的图书馆和有保障的活动经费，成为德国大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习明纳不再以训练学生掌握经典，熟悉文献为首要目标，而是以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培养学生从事创造性研究的能力为价值导向。习明纳因此而被成为“科学研究的苗圃”[10]60。

其次，“实验室”的制度化。实验室是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也是“新型的科学家训练方式”[11]66，不过由于不符合古代知识型的知识标准，实验室长期徘徊在大学之外。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1826年化学家李比希在吉森大学创建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李比希彻底打破自然哲学式的传统教学方式，把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在完成理论教学的同时组织学生开展系统的实验研究训练，使得学生有可能很快掌握并且利用实验仪器开展科学研究。实验室不仅是为了教学而存在，而且同时能够不断贡献新的知识。为此，李比希实验室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近代教学-科研实验室”[9]25。李比希实验室在吉森大学的成功意味着观察和实验等实证性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被大学接受，这对科学知识在大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言，“大学的实验室对科学的价值如同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画室”[9]27。

另外，“专科教授”的制度化。自然科学迅速发展带动了知识领域分化加速，大学知识的专门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使得中世纪百科全书式的教授已不可能存在，教授放弃了传授普遍知识的努力，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对另一个领域的专家一无所知，“学者们的最小共同之处是那种对他们来说都是共同的知识，因为他们所研究的领域都是专门化的，互相独立的。”[12]107传统英式学院中的全科讲师已经不能胜任专科教授的要求，从16世纪下半叶起，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就采用设立单科教授职位以取代传统的教师负责全部学科教学的做法，这被伯顿·克拉克誉为“对知识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12]37。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些德国大学也出现了少数教授固定负责单门学科的现象，为讲座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克拉克教授这样评价道，“从1558年莱比锡大学的发展可以看出讲座制已基本成型。”[13]44

习明纳、实验室、专科教授，这些都是促使大学接纳现代知识型的制度性要素，讲座（Chair System）与学系（Academic Department）成为制度化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也因此而顺理成章。讲座组织真正成熟是在19世纪的德国大学中实现的。“1809年，柏林大学在学部下设立由讲座教授主持的研究所，并通过制度化的途径使得讲座成为德国大学最基本的教学科研单位。”[14]柏林大学讲座制的特点在于：一是专科教授的聘任得以制度化，教授聘任的标准更加看重知识创新的水平，“致力于专门科学研究作为主要要求，把授课效能仅作为次要的问题来考虑。”[15]125二是在讲座中通过习明纳、研究所、实验室等制度化的形式，要求教师和学生开展发现式的教学，把学习知识与探索真理结合起来。

学系产生于英格兰的城市大学。这些19世纪才出现的“新大学借鉴了苏格兰大学设立单科教授取代全科导师做法，将系设为大学结构中的最低层级”。 [9]65与德国大学一样，新大学的系是建立在分化的学科的基础上，一个系就是一个学科，从而改变了传统学院囊括全部知识的局面。不过，英格兰大学学系建立地并不彻底，直到19世纪后期，牛津剑桥仍然强有力地坚持寄宿学院的传统。学系被美国大学最早普遍采用。“到1890年，美国规模较大的大学都设立系。到20世纪初，所有的大学均设立了系或学院的建制。”[10]194

正是由于讲座和学系等基层学术组织的制度化，科学知识在大学活动获得了建制，取得了稳定的组织形态，赢得了持续发展的动力。不仅如此，大学知识的包容性也得以拓展，大学知识不仅来源于理性思辨，还可以来源于感觉经验；大学知识的认知方法不仅需要注重文本和思辨，还可以接纳观察、实验等实证的方法。这极大地改变了大学知识的图景，大学不仅可以生产和传播古典文科知识，还包括了物理、化学、生物等现代意义的学科知识，知识分类愈加精细，大学因此而重返知识生产的中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讲座和学系组织的兴起后学部和学院从事知识生产传播的学术职能逐步弱化，更多地承担起大学行政管理的职能，学部和学院逐渐蜕变为大学的中层组织。

三、后现代知识转型中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

吊诡的是，现代知识型在20世纪的发展反而成为大学知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从20世纪后半叶起，大学再次陷入知识转型的持续张力与冲突之中。首先，现代知识型所遵循的知识分化和专门化的发展逻辑导致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不断分化与膨胀，增加了大学的离散性和管理难度，大学组织甚至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如何提高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结构的整合性和协同性成为大学组织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其次，现代知识型所坚持的“学院科学”的规范阻碍了大学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在社会问责呼声高涨的20世纪后半叶，大学已经不能够再以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为名而回避自身的社会责任。

后现代知识型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为大学解决这一发展难题提供了基础。后现代知识型的突出贡献在于强调知识的多元标准，尤其对现代知识型所推崇的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无涉提出质疑，认为知识只能是文化情境下的产物，不存在纯粹客观和价值中立的知识。由于后现代知识型强调知识生产的情境性，这为大学知识活动走出学院科学的局限，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后现代知识转型的影响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发展呈现出更多的模式选择，呈现出新的特点。

其一，跨学科组织兴起。由于更多的知识生产发生在以应用为目的的情境之中，“基础”与“应用”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不断交互，大学基层学术组织需要克服规模小、学科单一的不足，提升解决复杂科学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的能力。于是在二战之后，跨学科组织在大学普遍兴起。大学通过建立形式多样的跨学科课题组、跨学科计划、跨学科实验室、跨学科研究中心等，在不同学科的讲座、学系组织之间建构出矩阵式的组织结构，避免了大学知识因过度分化而潜在分裂的危险，从一定程度缓解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知识生产专门化与知识应用综合化的张力，为学系、讲座、研究所等传统学科组织在大学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制度空间。正如盖格（Geiger，R.L.）所言，“美国大学当初在院系组织内部成立跨学科研究组织，或者单独成立校属的跨学科研究组织，为的是开展传统院系组织不能开展的问题导向的项目研究，是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张力的‘缓冲器，起到缓冲的作用”[16]。

其二，异质性增强。由于意识到知识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联，科学发展对公共利益影响攸关，更多的团体和组织希望参与到大学知识生产活动中来，知识不再局限于学者个体的认知行为，也不单纯是知识共同体内部互动的实践行为，日益演变为“包括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以及其他多种社会角色磋商互动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17]16。发展科学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紧密的联系。正如斯坦福大学亨利·埃兹科维茨教授的“创新三螺旋（Triple Helix）”理论所述，大学与政府、企业在知识创新中建立起交互作用、协同演进的关系，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教学科研活动也与产业创新活动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关系，无论是在成员构成、绩效目标或是知识生产方式上，基层学术组织的异质性显著增强。

其三，组织结构也更加弹性灵活。由于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往往是动态变化的，研究不同的课题往往需要积聚不同的研究人员和不同学术资源，因而高水平大学里始终动态维持一批以项目为基础的基层学术组织。与传统基层学术组织不同的是，这些新型基层学术组织围绕某一问题或研究任务设立，组织形态多样且结构化程度低，没有学科、时间、规模的约束，对建制的稳定性也没有特别的要求，能够根据工作的需要，随时集中不同学科人员和资源，在完成项目和任务后自行决定是否继续还是取消。组织结构的弹性和灵活性大大增强了大学知识生产的适应性，使得大学底部充满了知识创新的活力。

四、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逻辑反思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新旧知识型转换之间的张力推动着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变革。当新的知识标准不能够在大学里被兼容时，基层学术组织就需要在制度上进行变革，用以消解新旧知识型转换之间的张力，确保大学进行新知识生产的活力。现代知识型功能目标确立后，大学需要更新基层学术组织以适应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活动，为此，大学衍生出了讲座和学系组织，创造出习明纳、实验室和专科教授等新的知识制度，用以包容知识分化和专门化不断提高的趋势，为观察、实验等实证式的知识生产方式提供制度支持；在后现代知识转型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大学能够承担起生产传播社会性、境遇性知识的责任，避免大学因知识过度分化而导致组织分裂的潜在危险，基层学术组织又通过组建跨学科组织、增强组织的异质性以及创造出弹性灵活的组织结构，使得大学能够继续保持知识活力。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新旧知识型之间充满着持续的张力与冲突，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演变并不是沿袭线性的逻辑，也即新的组织形态并没有替代传统组织形态，而是将旧的组织形态通过新的组织形态得以扩展，并且重新巩固自身在大学的合法性。例如，讲座和学系组织的制度化并没有替代传统的学部与学院组织，学部与学院继续在大学中存在至今，只是淡化了知识生产的学术职能，转换角色成为大学的中层管理组织；跨学科组织的出现也没有替代传统的学系和研究所，而是在跨学科组织与学系、研究所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弹性灵活的矩阵结构，用以承担学系和研究所不能承担的知识职能，为学系和研究所在大学的继续存在拓展了空间。

因此，我们认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演进是一种包容式的发展，新旧组织形态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包容关系，建立新的学术组织，既克服传统组织结构的不足，又不打破原有的学术组织结构，这是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发展变迁的历史经验。正像伯顿·克拉克所言，“历史上高教系统的变化通常采用这样一种折衷方式，即新的单位绕过旧的单位，而旧的单位依然存在”[18]。可以预见提高基层学术组织形态和结构的多样性和适切性应作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与发展的主要任务。

推动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对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也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推进期，“大学在创新驱动发展中与国家同行”[19]242已取得共识。从大学组织的发展逻辑来看，基层学术组织在大学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基层学术组织的知识活力直接决定着大学的学术水平，也从整体上决定着区域或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创新能力。因此，大学创新能力提升必将最终落脚于基层学术组织知识活力的提升与释放。注重激活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知识创新活力，不仅是近千年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逻辑，也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选择。从我国大学发展现状来看，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建立知识生产的协同机制，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不仅要成为大学知识活动的基本单元，更加要成为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中联结多学科、多主体之间的组织界面，为推动知识跨组织边界流动，合作实现创新目标提供机制保证。目前，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分散、封闭、割裂”的状态还未能得以根本改变，基层学术组织知识创新活力不足仍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推动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提高基层学术组织协同知识创新的能力应当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推动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改革必须理性，必须重视汲取历史经验。当前，国内一些大学在探索基层学术组织改革中呈现出片面追求“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思路，忽视了传统学科组织的历史贡献和存在价值，任其发展势必破坏基层学术组织多样化的生态结构，也违背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发展的基本逻辑。应该以提高基层学术组织形态与结构的多样性和适切性为目标，既要建立面向学科、比较稳定的基层学术组织，也要建立面向问题、动态的基层学术组织；既要建立单一学科的基层学术组织，也要建立跨学科的基层学术组织；既要建立实体性的基层学术组织，也要建立虚拟形式的基层学术组织。只有进一步提高组织结构的弹性和灵活性，提高基层学术组织知识生产的包容性，才能真正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建立更加开放、多样和包容的基层学术组织结构形态应成为大学改革与发展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2]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M].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Haskins，C.H.The Rise of Universities[M].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1.

[4]Pedersen，O.The First University：studium Generale and the Origin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Europ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5]黄福涛.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的类型与道路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1999（1）：9498.

[6]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欧洲大学史：第2卷[M].贺国庆，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菲利普·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M].符娟明，等译.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5.

[9]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0]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11]华勒斯坦.学科·知识·权力[M].刘健芝，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12]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3]Clark，W.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

[14]伍醒.从讲座制起源看19世纪大学学科制度化的变革意义[J].中国高教研究.2013（8）：3742.

[15]弗·鲍尔森.德国教育史[M].滕大春，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16]Geiger，R.L.Organized Research Uints：Their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Research[J].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1990（1）：119.

[17]李正风：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演变组织[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18]万玉凤.高校在创新驱动发展中与国家同向前行[N].中国教育报，20150727（01）.

[19]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马陵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