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华，张 莉



影响广东省农村居民体育服务需求的人口结构因素分析

彭国华，张 莉

运用文献资料法、最优尺度回归分析、卡方检验等研究方法,对广东省农村居民的体育服务需求现状进行研究,探讨了农村体育服务需求与人口结构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男性较女性更需要体育服务；青年群体对体育服务需求要高于中年群体，中年群体对体育服务需求要高于老年群体；文化程度越高的群体,对体育服务的需求就越高；较高收入群体对体育服务需求最为强烈，往下依次为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较低收入群体；阶层越高，对体育需求越高。

农村居民；体育服务；需求；人口结构

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推进，广东省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农民生活方式逐步呈现出多元化、丰富化、科学化、休闲化、健康化趋势。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广东省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9.5%。”[1]按照国际经验的说法，“当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0%及以下时，民众对体育需求将会大幅度增长”[2]。应该说，目前广东省农村居民正处于参与体育锻炼较为活跃的时期，而及时准确地把握农村居民体育服务影响因素的类别和影响程度，进一步揭示农村居民对体育服务需求的特征，对于提升农村体育服务质量都将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该课题以广东省部分农村居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人均收入和阶层等人口结构因素为自变量，以农村居民的体育服务需求程度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探讨农村体育服务需求与人口结构因素之间的关系，确定当前影响广东省农村居民体育服务需求的社会人口学因素，旨在为农村体育的科学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广东省农村居民（15周岁以上）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收集有关农村社会学、体育社会学、农村管理学、体育管理学、农村经济学、体育经济学、农村文化学等方面的专著；在中国知网与万方数据库下载有关该研究的期刊与硕博士论文200篇，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1.2.2 问卷调查法 设计了《广东省农村体育服务调查问卷》，经检验，问卷的效度与信度符合要求。先采取整群抽样法，抽取广东省珠三角、东冀、山区等3个地区；第2步采取分层抽样法，在上述3个地区中各抽取1个市；第3步采取随机抽样法，每个市抽取2个县；第4步采取随机抽样法，对珠三角、东冀、山区等3个地区中随机抽取的每个县发放100份调查问卷。总共发放600份调查问卷，收回546份有效调查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1%。

1.2.3 数理统计法 运用SPSS17.0中的描述统计法、最优尺度回归分析、卡方检验对回收的调查问卷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1.2.4 实地考察法 利用暑假与寒假考察农村体育开展现状，包括体育场地设施与种类数量、体育项目开展类型、健身指导人员数量、体育社团组织情况等方面；对广东省部分农村居民进行访谈，进一步了解他们参与体育的状况，对访谈内容进行归纳整理，形成访谈资料。

1.3 操作定义

不同阶层：参考陆学艺与林坚学者的农村阶层文献的研究，以农村居民的职业为依据，把农村阶层划分为下层、中下层、中上层、上层。其中，将下层定义为纯农业劳动者，将中下层定义为雇工和农民工这两个群体，将中上层定义为农村智力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这两个群体，将上层定义为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基层干部这三个群体。

收入群体：借鉴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人均收入在1 000元以下/月的农村居民定义为较低收入群体；人均收入在1 000-2 000元之间/月的农村居民定义为低收入群体；人均收入在2 001-3 000元之间/月的农村居民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人均收入在3 001-4 000元之间/月的农村居民定义为高收入群体；人均收入在4 000元以上/月的农村居民定义为较高收入群体。

年龄群体：按照有关学者对年龄的划分，将16-35岁的人群定义为青年群体，36-55岁的人群定义为中年群体，55岁以上的人群定义为老年群体。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最优尺度（Optimal Scaling）回归分析模型的解读

以农村居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人均收入和阶层等人口结构因素为自变量，以农村居民的体育服务需求程度为因变量，然后结合自变量与因变量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拟合，结果表明，该回归模型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见表1）；该自变量转换前和转换后的容忍度的数值均大于0.1，表明数据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模型的拟合较好（见表2）。

通过表3可以清楚地发现，回归模型结果中五个自变量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 0.05），说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阶层是影响农村体育服务需求的社会人口学因素。

表1 回归模型方差分析结果一览表

表2 因变量和自变量间相关系数和容忍度一览表

表3 模型系数检验结果一览表

2.2 性别对农村体育服务需求的影响

研究社会定轨理论的学者普遍认为：“自从进入农业社会后，人类就建立了一整套‘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模式与机制，即为女人和男人设置专门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评价体系、价值理念。”[3]作为该社会中的任何个体，一旦出生就会被相应地接受社会培训，其主要目的在于个体能够迅速地适应与顺从这个性别定轨，直到个体被社会化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女人或者男人。在中国历史上，其特征就是“男尊女卑”“绵延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充斥着男尊女卑的思想。”[4]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夫妻关系中，妻子基本上处于从属地位，她们的主要责任就是照顾家庭成员，而丈夫则占据者主导的地位，掌握着家庭的经济大权与事物决定权。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部门出台了大量有关于政治、经济、社会等保障妇女权利的政策法规，使得农村妇女获得了广泛的就业与受教育机会，同时也使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迅速攀升，但是，因为受传统伦理观念等影响，在实际生活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消除。实地考察发现，这种“男主内，女主外”的社会分工方式在广东某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村落依然很明显。无论是有工作还是无工作，许多女性在家庭中仍旧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自身的家人与做家务活，同时还要和男人一样参加农业劳动或者外出打工，双重职责使得她们身心疲惫，无暇顾及休闲活动。正是因为这样，导致男、女这两个群体在体育需求方面存在差异。调查显示（见表4），男性选择“比较需要”与“非常需要”选项的人数要高于女性选择“比较需要”与“非常需要”选项的人数，而女性选择“一般”选项的人数为要高于男性选择“一般选择”的人数，在“不太需要”和“不需要”这两个选项上两性态度基本趋于一致，说明男性对体育服务的需求方面表现出更迫切的趋势，而女性表现得较为温和。

表4 广东省农村居民不同性别人群体育服务需求状况一览表

2.3 年龄对农村体育服务需求的影响

见图1，可以发现，青年群体对体育服务需求要高于中年群体，中年群体对体育服务需求要高于老年群体，呈现出一定的梯度特点，说明年龄越大，对体育需求就越低。一般来讲，随着一个人年龄的慢慢增长，他对某一事物的认识与了解将渐渐趋向于丰富化、全面化、深入化，这也就意味着年龄大的人更能意识到参与健身的效应，然而，从上述调查结果来看，却与这一逻辑相反，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结果，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1）与体育观念有关。由于农村传统文化的影响，即“农业劳动的缓慢特征、农村的封建习俗、农民的保守心与功利思维”[5]，使得“一天劳动，不用运动”“劳动能代替体育”“参与体育是城里人的事，是有钱人的事”“体育与农民无关”等片面或者单一的体育思想在少数农村居民的头脑中依然根深蒂固。相对于老年人与中年人，这种片面的体育观对年轻人的冲击不是很大，因为年轻人在农村生活的时间不是很长，加之他们对休闲运动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兴趣，很容易接纳体育运动走入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年龄越小的群体，反而对体育的需求越高。（2）与农村体育发展现状有关。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与作用，广东省在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是实行以“重城轻乡”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这种机制的后果就是农村体育服务主要由农民自身承担，政府投入微乎其微。随着《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意见的通知》这一政策的颁布与出台，广东省政府加大了对农村体育的投入力度，农村体育的硬件与软件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是，由于政府在提供农村体育服务主要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缺少农民的参与，导致现阶段农村提供的体育场地设施、开展的体育活动及体育宣传，还与中壮年、老年群体的体育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不能不说，农村长期来对中年、老年这两个群体体育供给的缺位，制约了他们对体育需求的心理。

图1 广东省不同年龄阶段农村居民体育服务需求关系

2.4 文化程度对农村体育服务需求的影响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文化资本理论中强调：“拥有高文化资本的群体，更倾向于追求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众所周知，参与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必然与群体的文化程度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目前，体育学术界普遍认为，文化程度高低与体育需求有着正相关的联系。从理论上来看：文化程度高的群体，在学校接受正规体育教育的时间比较长，他们所涉猎的体育理论知识与体育实践知识较多，对体育运动的体验也会更加丰富，对健康和体育的关注也比越多，越容易将参与体育锻炼作为一种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而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在学校接受正规体育教育的时间比较短，接触体育知识相对来说还比较单一，正是因为这样，使得他们还很难树立起科学的体育价值观，这在很大程度了影响了他们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实践上，国家体育总局1996年、2001年、2007年、2014年对群众体育的调查已经证明：“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与文化程度成正比。”[6][7]韩秋红与罗旭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同时指出：“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频率和强度与群体文化程度的高低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正向关系，即文化程度越高的群体，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频率和强度就越高，反之越低。”[8][9]调查结果显示：在需要体育服务的群体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村民所占比例为51.6%，初中文化程度的村民所占比例为58.8%，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村民所占比例为71.5%，拥有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村民所占比例为74.8%，这一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越高，对体育服务的需求就更加强烈。

2.5 收入对农村体育服务需求的影响

恩格斯曾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与发展需要等3个层面，强调人类只有在生存需要得到了保障或稳定之后，才有可能去追求享受需求，也只有生存需要和享乐需要都达到一定程度与阶段时，人们才会进一步转向以满足发展需要为主的产品。体育，作为满足人们享受需要与发展需要的双重商品，它是建立在生存需要这一基础之上。按照经济学理论：“当个人的收入处在较低水平时，自然会倾向于购买生存需要的商品；随着个人收入的逐步增加，他们自然会在满足基本需要产品的基础上，把个人增加的收入开始趋向于购买自身需要的更高层次的商品。”[2]也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需求结构将发生相应的调整与改变，从“吃、穿、住、行”等这种单一、低层次性的生存性需要向“健、乐、游、娱”等多元、高层次的享受与发展需要转化，像体育这种高层次的商品也必将成为人们所需要的重要内容。调查显示，较低收入群体对体育需求的人数所占比例为57.2%，低收入群体对体育需求的人数所占比例为58.3%，中等收入群体对体育需求的人数所占比例为60.6%，高收入群体对体育需求的人数所占比例为66.7%，较高收入群体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所占比例为74.4%。这一结果说明了收入越高，对体育需求的程度越高，与经济学提出的需求理论相吻合。

2.6 阶层对农村体育服务需求的影响

调查显示（见图2），上层选择“比较需要”与“非常需要”选项的人数要高于中上层选择选择“比较需要”与“非常需要”选项的人数，中上层选择“比较需要”与“非常需要”选项的人数要高于中下层选择选择“比较需要”与“非常需要”选项的人数，中下层选择“比较需要”与“非常需要”选项的人数要高于下层选择选择“比较需要”与“非常需要”选项的人数，说明广东省不同农民阶层对体育服务需求的人数比例呈现出上层>中上层>中下层>下层的特征。追溯其根源，可能与不同阶层在经济收入、社会资源、文化素养、身体与心理需要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有关。私营企业主，他们具有较高的经济收入和经济支配能力，但社会声望与政治地位不一定会很高。乡镇企业管理者，他们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水平、变通能力和政策观点，在地方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上班时间性强、思想比较新潮、容易接纳新兴的事物，和城市人的生活方式相似。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在不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前提下，承担着基层社会生活方方面的管理工作，他们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农村社会中的地位与威望要远远高于一般村民。个体工商户，他们主要从事商、工、建、运、服等非农生产与经营行业，这部分群体的年收入颇为丰厚，大多人已经属于农村经济精英。农村智力劳动者，他们具有扎实的专业技能和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在农村社会中能够获得绝大多数村民的尊重与认可，有一定的话语权与影响力”[10]。不容置疑，处于农村上层与中上层的群体，在经济收入、文化素养、工作环境、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等某一方面或者几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优势推动了他们向“现代化生活方式”迈进，将体育作为一种提升生活质量与文化品位的运动来看待，进而表现出对体育有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农民工与雇工作为社会中下层，他们从事的主要是一些劳累、危险、比较辛苦等大部分人不愿意干的职业，这种职业要求工作者长时间劳动，而且工资待遇差，工作环境艰苦，心理压力大，余暇时间少，这就导致他们对诸如体育之类的精神需求缺乏积极性。对于下层来说，即农村劳动者，他们处于农业社会的低层，终年从事农业生产与粗放型的第二、三产业，经济收入低，家庭负担承重，生活多处于温饱水平，而且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低，经营管理能力弱，自身综合素质缺乏竞争力，在上述多层因素的制约下，大多数农业劳动者还没有将体育作为一种文化需求。

图2 广东省不同阶层农村居民体育服务需求关系图

3 结 论

（1）通过最优尺度回归分析发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阶层是影响农村体育服务需求的社会人口学因素。

（2）男性较女性更需要体育服务；青年群体对体育服务需求要高于中年群体，中年群体对体育服务需求要高于老年群体；文化程度越高的群体，对体育服务的需求就越高；不同收入人群对体育服务需求呈现出较高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较低收入群体的特征；阶层越高，对体育需求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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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mand of Rural Resident Sports Service Demographic Factors Analysis Province in Guangdong

PENG Guohua, ZHANG Li

Using literature method, the optimal scale regression analysis, chi-square test, such as research methods, to the situation of sports service demand of rural resident province in Guangdong, discusses the rural sports service demand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the corre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re men than women need sports service; Youth groups demand for sports service than middle-aged group, middle-aged group of sports service demand is higher than the elderly; Residents' cultural degree is higher, the demand for sports service, the more intense; High income group is the most intense demand for sports services, in turn down for high income group, moderate income group, low-income groups and the low-income groups; The higher classes, the higher the demand for sports.

Rural residents; Sports services; Demand; Demographic

1007―6891（2016）05―0089―04

10.13932/j.cnki.sctykx.2016.05.23

G80-051

A

2016-03-31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广东东莞，523419。

City College of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Guangdong, 523419,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