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其章

鲁迅先生，今年是他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1881?2016），逝世八十周年（1936?2016）。我记得以前这两个日子，是有不少活动的。“诞辰纪念”，“逝世纪念”哪个意义更重大些？好像到了整数年，这意义方能凸现。鲁迅诞辰一百年的一九八一年，专门出版了新版的《鲁迅全集》。鲁迅逝世十周年（1946年）和二十周年（1956年），都有大的活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即含纪念的意思。

八十年了。我想起了八十年前鲁迅死后的一个挽联所写的：“鲁迅先生你死了/我们誓要继续呐喊；鲁迅先生你死了/谁启示我们的彷徨？”

我还想起了另一个挽联：“呐喊如狂人为国而已/华盖育彷徨导民中流。”这两个挽联都是把鲁迅最有影响的两个书名恰到妙处地镶嵌在悲痛的情感里。挽联是生者对逝者敬重与怀念的一个表达方式，随着逝者的渐行渐远，后来者的表达方式会与最初有所不同，他们开始一本一本地搜集鲁迅著作的早期版本——这是参与者最多的方式，这种最常见的纪念方式最终使得鲁迅著作的早期版本越来越难以收集，甚至到了令集藏者绝望的地步。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知难而退”，这与“畏缩”无关，这么做了，我们也许同样可以达到我们向往的目的。我的“鲁迅逝世纪念刊”专题，就是面对现实的一种选择。史家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以后的纪念文献浩如烟海，不胜搜寻”。

我自己尤其对鲁迅的“纪念号”“悼念号”有兴趣。最近淘得一册《生活知识》，很普通的一本杂志，却隐藏着很不寻常的意义，它竟然是鲁迅逝世后，最快报道这个举世震惊“悲讯”的杂志。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凌晨五时二十五分，鲁迅逝世于上海北四川路大陆新村内九号寓所。最早向外界发布消息的是上海《大沪晚报》：“中国文坛巨星殒落，鲁迅先生今晨逝世，昨日起突发恶性气喘症医治罔效，今晨五时长逝遗体送万国殡仪馆。”我曾经写过：“报纸的消息报道速度比之杂志是快得多的，报纸是当日事当日见报，而最快的杂志已是鲁迅死去后的第六天了，这本杂志是《生活星期刊》，时间是1936年10月25日，它刊出的悼念文章仅两篇——胡愈之《鲁迅，民族革命的伟大斗士》，白危《记鲁迅》。”现在得到了《生活知识》，这个“最快的杂志”的荣誉就不属于《生活星期刊》了。

在逝世当月速度上胜出的刊物还有：《学生与国家》（10月25日），《通俗文化》（10月30日），《文化与教育》（10月30日），《现代青年》（10月30日），4本杂志共计刊登11篇悼念文章。十一月出版的鲁迅逝世纪念刊就非常之多了，知名的有《文季月刊》，《文学》，《中流》，《作家》，《光明》等。此时的纪念刊，由于组稿时间较为宽裕，外形及内容都厚重起来（自此，人们对鲁迅的逝世已从初期的沉重“悼念”慢慢转向持久的沉思的“纪念”）。再往后，每年逢临鲁迅诞辰与忌日，总会有一些杂志想到要用出一本纪念专刊的方式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如今，这些鲁迅纪念刊已成为颇具长远珍存价值的出版物。有一件事，特别能说明纪念刊的特殊意义，鲁迅去世一个月那天，许广平，茅盾，孟十还（《作家》主编），黎烈文（《中流》主编）等，去万国公墓悼念鲁迅，随后，田军（《八月的乡村》作者，鲁迅曾为此书作序）也来了，他除了和大家一起向鲁迅致敬，更是要把《中流》和《作家》两本鲁迅追悼专号焚烧在鲁迅灵前，让鲁迅先生在九泉之下，也能够看到哀悼文字。

鲁迅的逝世，在当年引发的震撼，于每个阶层是不同的。有说“就是我生身父亲死了，我也没像这样流过泪”——有说“鲁迅之死，比苏联的高尔基之死，损失要大到万倍”——有说“我们在嗷嗷待哺的时候，丧失了我们惟一的乳母”——有说“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有说“南腔北调，故事新编，威比热风，状隐彷徨”。每个人沉痛的程度有所不同，或如丧父，或如失友，但都可见鲁迅“风号大树中天立”的影响，波及最大多数的心灵。

这么多的纪念专刊，当然也是代表了各个阶层的意愿，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写法自不能免。《多样文艺》的“哀悼鲁迅先生特辑”（1936年11月1日出版），里面有8篇哀悼文章，其中有2篇直截了当地描述了他们眼中的鲁迅——“我一看他的神态，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教授。身材不高，面色微黄，几乎有点像抽大烟的——――这是他所深恶痛疾的恶习之一。”（董秋芬《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一霎时，掌声雷动，讲坛上便挺立着一个老头儿。他的模样呢，黄黄的脸，唇上堆着一撮黑须，发是乱蓬蓬的，穿着一件颇肮脏的老布长衫，面色黄黑，赛似一个鸦片鬼，又似一个土老头，如果说没有读过他的文章，怎会知道这是一个文坛健将呢？”（胡行之《关于鲁迅先生》）在当时和以后的许许多多悼念或纪念鲁迅的文章中，我喜欢读的是与鲁迅有过亲身接触者写的文字，他们的直观感觉总比泛泛之论来得有意思，他们在如实地表达自己的悼念情感时，又敢于如实地表达自己对崇高者外貌的直观印象。我们可以对一位我们从未有过来往的贤者发上一番敬仰之情，但是这份情感里或多或少欠缺一点真实，因为距离才能产生敬仰，而距离又往往误导我们的判断。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被与他交往过的人中的大多数和未与他交往过的人中的大多数都共同崇敬的话，这个人才是一个值得永久纪念的人。鲁迅，无疑是这样的人。

而今，与鲁迅有过交往的作家，与鲁迅同时代的作家，恐怕一位都不存于世了吧。这样的话，假使有什么纪念刊物要出的话，也不会超得过以往了，说不定还会有什么奇谈怪论搀杂进来，那样的话还真是不必多此一举的好。

纪念专刊（也有称专号，特辑）除了文字资料非常丰富，还留下很多珍贵图片（照片，木刻，速写），更有鲁迅遗容的即时照像，即时速写，诸多艺术家被最大的哀痛激发出最大的才华，在不容有丝毫差错在不可能重复的极短时间里，为我们为后世保存下来鲁迅最后的魂魄。感激这些名字：司徒乔，力群，楷人，沙飞。纪念刊中图片最多的是《作家》杂志，多达八十余幅。

1946年10月，时逢鲁迅逝世十周年，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杂志出了“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第三卷第四期，1946年10月15日出版）。编者就“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求答问，组织了一批很有意思的文章，作答的有：萧乾，刘西渭（李健吾），臧克家，罗洪，施蛰存，茅盾，王西彦，沈子，林焕平，田汉，熊佛西，安娥，魏金枝，周而复，任钧。

有几位假设鲁迅活到1946年，也会像闻一多那样死去。“也许鲁迅先生会活到抗战胜利。但今天，鲁迅先生也必然已经死了。因为，闻一多先生也居然死了，鲁迅怎么能侥存于闻一多先生死后？”——说这话的是与鲁迅有过争论并占了上风的施蛰存；“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他恐怕也难免被刺，正如闻一多和李公朴一样。”（任钧）；“假如诗人闻一多先生会走出书房；假如老夫子马叙伦先生会放下经典；假如温柔敦厚的君子叶圣陶先生会哑声嘶喊；假如银行董事篑廷芳先生会请愿挨打；假如一个秀才会被逼得造了反，我不敢想象鲁迅先生活到现在。”（刘西渭）。

不能想象，不可想象，也许，本就没必要去想象。你可以以一个十年的历史来想象鲁迅，再以第二个十年来想象鲁迅，再再以第三个十年来想象鲁迅（因为鲁迅短寿，他活到八十岁是有可能的），到今天以第七个十年来想象鲁迅如果还活着。鲁迅，给了我们大而无边的假设空间。有时候，我们提的问题，连历史都回答不了。非要一个答案的话，任钧的假设也许最说得通：继续呐喊，绝不彷徨。鲁迅离去八十年了，这连绵至今的一本一本纪念刊物，象征着鲁迅精神依旧鲜活地代代相传，而且必将被后来者更深刻地理解着更正确地发扬着更珍爱地保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