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蒂古丽，女，维吾尔族。1965年8月出生在新疆沙湾县老沙湾镇大梁坡村，现就职于余姚日报社。中国作协会员，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新华文摘》《散文选刊》等发表作品近百万字。作品入选全国各类散文年选和散文精选集。

已出版散文集《隐秘的故乡》《散失的母亲》《跟羊儿分享的秘密》《混血的村庄》《思念的重量》和长篇小说《百年血脉》等。

散文《模仿者的生活》获2012年度《民族文学》奖、《散文选刊》2012年度最佳华文奖、2012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散文《思念的重量》获2013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散文《被语言争夺的舌头》获得2014年度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百年血脉》获得“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第三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北京市优秀图书奖”。

墩阔坦，维吾尔语的意思是沙坡上的羊圈，这个名字很形象地将这个镇的地貌和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的历史涵盖其中。过去，这个地方跟新疆很多地方一样，以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现在牧业已经退居其次，农业占了主导，大片的玉米地、麦地、棉田和红枣林、白杏林、核桃林、苹果林，在一年不同的季节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羊圈倒成了不那么多见的风景。

在维吾尔族占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新疆库车县农村，我听说墩阔坦亚喀守努特村401户人家里，有32户汉族，大为惊奇。当墩阔坦镇有人告诉我，在亚喀守努特村，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墓地紧紧挨着的时候，我立刻问对方：两个墓地相聚多远？

对方看出了我的怀疑，说，去看看就知道了。

在北疆，我非常熟悉那种汉族围裹中，维吾尔族人家的生活。维吾尔族包围中的少量汉族人，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在层层维吾尔族人群中的汉族小队，两个民族的文化习俗如何交融，双方用什么语言方式交流，生活中的交往是不是顺畅？我几乎是带着满心好奇扑进这个叫亚喀守努特的村庄。

在村口我果然看到了两片紧紧相连的墓地，一边是汉族的，一边是维吾尔族的，中间仅留出一块砖的距离，方便人们通过，这不管在南疆还是北疆都是十分鲜见的。

从墩阔坦镇的亚喀守努特村民汉墓葬那头的棉花地里走过，我远远地看见一个戴头巾的妇女在地里摘棉花，背影看着是个维吾尔族女人。她把摘的棉花大把大把地塞进身上穿着的夹袄里，这个动作很当地化，让人联想到维吾尔族女人往丝袜里、往胸衣里塞钱的动作。

棉花从领口塞进去，压几下，摘了再塞进去，再用拳头往下压瓷实。棉花从她的胸部一直上升到脖颈，压下去，弹回来，胸脯像灌满了奶的奶牛的巨乳，乳房快要从领口爆开的样子，她这才停住手护住胸部，从棉花地里走上来，把“巨乳”里的棉花，一把一把掏出来，塞进棉花袋子，剩下的，像是给婴儿喂奶一样，挨近棉花袋子，把奶子里雪白的棉花倒出来，灌进一个长长的白布袋子里。起初，布袋子像一个胎盘软软地摊着，棉花倒进去后，袋子鼓了起来，她像骑马一样，把袋子拉在胯下，骑在袋子上，把袋子拉进棉花地，坐在袋子上，清地里没清完的棉桃。袋子里的棉花越装越多，放平摊在地上，变成了一条褥子，被她拖着走。她摘累了，就势躺倒在棉花行子里，棉花袋子在她裤裆的部位，陡然高起来，像是底下盖着一个初生的婴儿。她仿佛产后的妇女，一脸疲乏而又满足的样子，眼睛看着羊群在棉花已经清完的地边吃棉花叶秆。那些羊都是她的，个个黑身子、白腿白脸，是维吾尔族在古尔邦节宰的那种宰生羊。她养的羊很有名，很吃香，镇里的清真餐馆也点名要买她的羊。每年古尔邦节前，羊都被维吾尔族村民买走了，她基本上自己吃不到自己养的羊。这些羊，是她今年重新买来养的。

这个女羊倌叫杜腊娥，是我到亚喀守努特村认识的第一个村民，她的父亲杜学发，是1960年修哈密铁路下放到亚喀守努特村的湖北人，跟他父亲一起来的，还有80多个湖北老乡。现在活着的基本都生活在这一带，逝去的就葬在民汉墓葬里，活着的时候，这个村两个民族的兄弟姐妹血肉连着血肉，死了以后也是骨头挨着骨头。

离羊群远远的地方，卧着温顺的大黑狗，很胆怯地用金黄的眼睛四顾。狗在这个村庄里，是可以养的，不犯禁忌，维吾尔族不吃狗肉，也不用担心它会被人抓去吃了。天冷了，杜腊娥看到狗，就想到狗肉的味道。狗好像知道杜腊娥心里在打它的主意，见到她很胆怯。杜腊娥说，这狗，见了羊都躲，胆小。一年四季吃不了几顿肉，狗没有骨头啃，腿细细的，都懒得费力气站起来。杜腊娥觉得狗很聪明，故意在她面前不吃胖，让她没法宰了它吃肉。

其实，她一直迂回地想打破点禁忌：“我又不是尼姑，一年到头不吃肉。吃不了羊肉，吃点狗肉也行，冬天补补热量。”她说的一年到头吃不到肉，指的是猪肉，但她从来不说这个字，维吾尔族邻居听了会不高兴。她也不敢养猪，这个地道的湖北汉族女人，从正面看，塌鼻子，小眼睛，一点也不像一个放羊的维吾尔族女人。在这个村里待了半个多世纪，生活把她变成了一个女羊倌。养猪对于她，已经成为另一场梦境。

她家里除了羊和狗，还养了维吾尔族人喜欢的鸽子，只有猪这样的东西，已经与她无缘了，“这辈子不可能再养它了”。她还是不愿意说出那一个字，她已经习惯了，不说，就是为了尊重维吾尔族的习惯，她很明白，尊重一个民族，首先要尊重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你养了猪，家里吃猪肉，维吾尔族人就不会来你家里做客了。她不愿意为了这个，失去维吾尔族朋友。在维吾尔族人家吃饭，她会跟着他们接都瓦，她接都瓦的动作很笨拙，她说就是觉得这个习惯好，感谢老天恩赐的食物，每天这样提醒，就不会浪费辛苦得来的粮食。

她记忆里还残留着小时候跟父母拜菩萨的场景。墩阔坦村里没有地方拜菩萨，只有清真寺，而且女的不让进入。她说自己都觉得尴尬，突然觉得自己平时的拜谒动作，怎么像跟着维吾尔族邻居接都瓦的样子。跟着维吾尔族村民接了几十年都瓦，都接成习惯了，改都改不过来了，没有办法。

对于村里维吾尔族老乡做乃玛孜，她已经见惯了。她很佩服他们封斋时，可以一天到晚不吃不喝，她说，他们习惯了，我们不行，学不会。似乎唯有这个时候，她感觉出了很明显的区分，平时都用“我们”来表述两个民族的她，分别用了“他们”和“我们”。

耐人寻味的路遇

乃吉米丁驱车在村道，路遇开车路过的汉族中年男人周立平，乃吉米丁急停车，摇下车窗跟周立平打招呼。对方也停下车摇下车窗，周立平那张汉族人特征明显的脸上，竟然一脸维吾尔族长者的持重，他们互致问候，我坐在车上琢磨双方耐人寻味的表情。

周立平作为长者主要是倾听和回礼，一脸很内化的关切、问候的神情，就像父亲对一个孩子，怕他任性，保持着不动声色的喜爱。这样的表情，我在很多维吾尔族长者的脸上无数次看到过，却没有像今天这么打动我。这一次，我在一个长期与维吾尔族一起生活的汉族人脸上看到了。双方都坐在车座上，从他们侧面欠身的动作、脸上的那份庄重肃然，感觉他们在心里，一起完成了站立着行礼致意的动作。

他俩的见面问候语里，没有汉族人通常路遇熟人时，那种外化的客套，双方都用了维吾尔语问候对方，乃吉米丁问候的句子长一些，更急切一些，右手久久地抚在胸口。周立平半低垂着眼帘，缓缓地点头，柔声地回应，右手不时地抚着胸口，仿佛接住乃吉米丁滚烫的问候，用手抚摸着，好把这些句子揉进心脏里去。

明显地，周立平掌握了维吾尔族长者在幼者面前，把持住自己，稳重自尊的精髓，那样子，似乎在给年轻人做成熟长者的示范。一个汉族一个维吾尔族，一长一幼，他们双方都不约而同地用了维吾尔族的礼仪。

汉族的周立平，似乎无意间向维吾尔族青年乃吉米丁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我用维吾尔族长者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全身心地接纳你，就像接纳我的孩子一样。乃吉米丁的问候，也证实了自己以幼者的身份，谦卑地面对一位长者，向他致以虔诚的问候，他用传统的维吾尔族幼者的礼仪，赋予了这位长者应有的尊严感。而汉族男人也坦然接纳了这个维吾尔族小伙子平时对待本民族父辈的那种正规问候方式。

村头路遇，驱车相向时骤然停下，一切自然而然，也来不及思索什么和转换哪种问候方式，语言相通，神情一致，一看就明了，两个人都是发自内心，乃吉米丁给了对面这个汉族男人应得的一份隆重礼节。男人也以长者的风范，还了他一份维吾尔族式的礼仪。一汉族人、一维吾尔族人的一场会面，顺利完整地完成了一个民族整套隆重而繁复的程序，显得天衣无缝。

这里没有民族之分，只有长幼之分。汉族周立平的一整套动作和表情，是一个在维吾尔族人群中深入不久的人，或者一个心无诚意的人无法模仿的。那是一种与另一个民族长期生活后不断训练，被另一种文化礼仪熏陶的结果。

甚至不用说话，看看周立平的表情，任何维吾尔族人都懂，眼皮的下垂度证明长者带着认可地倾听，嘴角抿紧时的恰到好处力度说明着诚意，声音的高度、厚度示意周立平这种年龄的人，在幼者面前应有的尊严，他颔首和身体前倾的幅度，表现出对幼者的关爱，甚至法令纹的深度和长度，都表现了一种长者在幼者面前隐形的力量。这些表情的细部都传达着一种难以言传的细微情感。拥有这样的表情的一张脸，脸上的神情符号齐备，无论他的五官长得是否像维吾尔族，无论他有没有胡须，戴不戴“朵帕”（小花帽），都像是一副典型的维吾尔族长者的尊荣，不由乃吉米丁们不肃然起敬。

关于翻译这档子事情

在库车城里待了一年多，我总是在两种语言之间不停地转换，回到新城跟宁波援疆指挥部的宁波人讲汉语，回到老城跟维吾尔族人讲维吾尔语。新城和老城之间的8路车，成了我有形的语言环境转换通道，8路车从老城出发，中间不停地上下的是老城的维吾尔族居民，车临近新城，维吾尔族人越来越少。到了新城，上上下下的多半是汉族居民和外地游客。我的语言系统也慢慢适应了从纯维吾尔语到汉语的转换。

有时候在车上猛然接到电话，会愣一下，不知道该选择用哪一种语言去问候对方，一般都会停顿，等对方先发话。有时候，刚接完上一个维吾尔语电话，下一个紧接着讲汉语，语言应对系统还停留在维吾尔语上，维吾尔语的尾音和应答方式，会出现在汉语电话的开头，语言系统的流转，简直是在考验我的快速转换能力。

到了亚喀守努特村，我一下子轻松了。无论跟汉族还是维吾尔族坐在一起聊天，相互之间都不再感觉有任何障碍，对汉族和维吾尔族的习惯以及互相引发的话题，汉族和维吾尔族彼此都很默契，用不着翻译和多余的解释。维吾尔语一出口，所有的人，无论维吾尔族还是汉族都同时做出会心的反应。大家同时大笑，同时叹息，或者同时陷入沉默，对一个问题的眼神征询，也是不约而同地。一场热烈的谈话中，翻译往往导致语言的误差和理解的滞后，比如大家同时听一个笑话时，懂某种语言的先笑过，或叹息过一波，过了片刻，持另一种语言的人在别人笑的时候，不合时宜地叹息，在别人叹息的时候，不合时宜地大笑。翻译的滞后，往往导致情绪不同步，反应不一致，别人正进行一场欢快的谈话中间，突然插进来的不和谐的悲声叹息，令人尴尬和不愉快。畅快的交流往往在这时中断，留下一段略显扫兴的空白，或者干脆被打上休止符。

亚喀守努特村的村书记热合曼认为，翻译有时候使交谈中断，令交谈者注意力分散。他打了一个比方：仿佛往河里扔了一块硬邦邦无从下嘴的干馕，需要在河水里泡上一阵，再在下游接住继续啃，馕是泡软了，却带了不少水分，味道远不如刚出馕坑的热馕色香味俱全。

也许是在长久的维吾尔族、汉族混居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即使在没有维吾尔族在场的情况下，亚喀守努特村的汉族与汉族之间，也时常用维吾尔语交流，为了与他们的语言保持一致性，他们甚至沿用维吾尔族的问候习惯相互问候，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令我啼笑皆非。

这个村的人，无论维吾尔族还是汉族，已经没有民族之分，也无所谓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语言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交流沟通，哪个方便交流就用哪个。在亚喀守努特村浓厚的维吾尔语环境中，许多汉族村民对当地农作物、植物、农具的称呼，几乎找不到完全对应的汉语，比如蔷玛菇、乌斯曼、坎土曼、海娜，还不如直接用维吾尔语表达来得便当，男女老少都懂，通行无阻，维吾尔族人也可以随时加入他们的话题。

在这里生活了五十六年的杜学发，用了大半辈子维吾尔语了，他觉得对维吾尔族邻居说“麦场”，还不如说“哈曼”来得快，你说“公牛”不如“卡拉”更便捷，你说“马”，还不如说“阿特”轻松，说你来借马，弄不好会被维吾尔族人听成“妈”，岂不闹出笑话。

好在到了湖北老家，这个村的汉族人还保留着一套湖北方言交流系统，足够他们表达乡情、亲情。在村里说维吾尔语并没有使他们损失母语的成分。

在这一点上，汉族人刚来村里的时候，跟维吾尔族人打交道就没有那么便利。汉族人想要买枣，得把维吾尔族老乡领到枣树底下，买菜要领到菜地里，见不到实物，就没法表达出自己要买啥，闹过不少笑话。比如买鸡蛋，就得打手势，行不通时，就指着鸡屁股比画，没有母鸡在场时，干脆自己扮演母鸡，半蹲着身子，嘴里呱呱呱呱乱叫，两条手臂当鸡翅扑腾，原地打几圈，从自己屁股后面掏一把，再用两手的大拇指、食指圈成一个鸡蛋大小的圈，维吾尔族老乡大笑着，总算领会了汉族村民费劲地表演母鸡，艰难地“下”出来的这只哑巴“蛋”。要做交易，就逼得村里的维吾尔族不得不向汉族学习汉语。热合曼的孩子全部被送进了汉语学校，而不少汉族人，则选择就近让孩子上维吾尔语学校，选择学校时，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这种交叉选择非常耐人寻味。

热合曼说，近几年，一大批河南人刚来到村里摘棉花，他完全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处处为难，只好请村里的湖北人出面当翻译，谁知他们操两种方言，湖北人和河南人很多话互相也听不懂，不过基本的沟通倒是没有问题。亚喀守努特村的人听惯了湖北话，听河南话反而不习惯。

热合曼的汉族“女朋友”

去年冬天，我去村书记热合曼家，看到屋里的摆设基本上接近了汉族人家，椅子、沙发、茶几，完全是一个现代汉族家庭的陈设。镂花的沙发巾和绣花的窗帘布，透出几分维汉特色混搭的味道。院子里的大铁窗算是他家最具民族特色的物件了，还有满院子的葡萄架，那是维吾尔族人家必不可少的。

一开始热合曼体谅汉族村民，认为汉族村民来家里做客，上炕要脱鞋太麻烦，炕上盘腿坐着吃力，就没有造木板炕，也没有按照维吾尔族的习惯，空出一间房子，在地上铺上花毡和褥子，招待来客用。

后来反而是村里的汉族人提醒热合曼，不要只考虑汉族人的感受，也要尽力满足维吾尔族人的需要。热合曼也发觉自己家的缺憾，今年夏天专门辟出一间宽大的房间，完全装修成了典型的维吾尔族风格，地上铺着彩色花毡，中间放着一长溜桌子，客人来了就铺上褥子，坐在桌子两边喝茶聊天。无论汉族朋友，还是维吾尔族朋友，都觉得坐在这样的房子里，才能找到在维吾尔族族书记家做客的感觉。

去热合曼家，一半时间能碰上吃拌面，一半时间吃米饭炒菜，有汉族朋友来，他一顿饭会炒好几个素菜，菜式已经不是维吾尔族的杂烩菜式，而是单样菜清炒。

无论吃什么，一大块达斯汗（餐布）牢牢占据着餐桌的位置。热合曼说，别小看这达斯汗，它如果撤出，几乎等于将维吾尔族的生活方式一起撤出了家庭。

热合曼的妻子和女儿平时也穿长裤、短衫，去维吾尔族朋友家参加婚礼等重要仪式时，穿着习惯才向维吾尔族靠拢，扎头巾、穿裙子。

在一样的环境下一起生活了四十年，亚喀守努特村的维吾尔族村民和汉族村民语言相互通了，习惯互相懂了，吃的喝的几乎一样了，似乎连模样也变得相似了。

村里不少汉族人家，都是“一屋两制”，锅碗瓢盆也是两套，一套专门留给维吾尔族朋友用。一家人，有可能老人的屋子里是汉族式的，年轻人的屋子里是维吾尔族式的，维吾尔族朋友来了，在年轻人的屋子里按照维吾尔族的习俗招待；过年过节，汉族亲戚朋友来了，不按照汉族的礼仪，也显得不够客气，就领进老人的屋子里招待。

热合曼喜欢向我炫耀他的汉族朋友，他先说他的汉族“男朋友”打得一手好馕，是汉族里有名的“那瓦伊”（打馕师傅）。亚喀守努特村的湖北男人，居然跟维吾尔族学会了打馕。从饥饿年代的苞谷面馕开始，到现在的库车大如车轮的麦面大馕，不少当年从湖北来的汉族人在村里生活，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打馕技术。

汉族的有些技术，维吾尔族似乎学不好，比如宰鱼。我在热合曼家里，看七八个维吾尔族壮汉，围着一个汉族女人帮热合曼收拾一条大鱼，去鱼鳃、刮鳞片、剖鱼肚、清理内脏，最后到剁成块状，男人们始终围观，丝毫插不上手，他们宰羊宰牛不在话下，七八条汉子对付一条鱼，却不如一个汉族女人。

热合曼喜欢吃鱼，自己却不会收拾鱼，想吃鱼了，只好请村里的汉族“女朋友”帮他收拾。热合曼的汉族“女朋友”，有个漂亮的维吾尔族名字，叫“佐冉姆”。这是她小时候，村里的维吾尔族人起的，村里人叫了大半辈子，真名都快没人记得了。热合曼一口一个“佐冉姆”，叫得格外顺口。热合曼说，他跟佐冉姆的丈夫是“男朋友”，跟他的老婆自然是“女朋友”。他吃了半辈子鱼，都是“女朋友”来他家帮他收拾的。

热合曼说，他不能没有这个汉族“女朋友”，不然这美味的鱼肉，就没法吃到嘴里。热合曼的妻子在一边听着，笑眯眯地点头。这样的“女朋友”，他可不敢亏待她。他每次请“女朋友”来干活，吃完烤鱼，都会送几条小鱼给她带回去。

热合曼最怕坐飞机，全村的人都知道。他第一次跟库车援疆指挥部去宁波，上了飞机后，担心飞机一升空，自己会从天上掉下来，硬是要求下去，结果所有飞机上的旅客，都下飞机检查，重新登机，飞机为此延误了两个多小时。后来他去武汉看读书的儿子，坚决不坐飞机，宁可一路倒五次高铁，也心甘情愿。他觉得，人没有翅膀，上天下地的事情太不保险了。至少高铁不会脱离地面，只要贴着地面跑，跑得再快也是安全的。

跟热合曼的妻子坐在一起，佐冉姆能嘴巴不停地用维吾尔语聊两三个小时，从汉族人女儿嫁出去坐月子婆家伺候，说到维吾尔族嫁出去的女儿坐月子、生病，都是娘家伺候；再从维吾尔族把饭菜都混在一锅煮的做法，说到汉族相对而言单一品种的炒菜方式，佐冉姆说得技痒难忍，干脆在“男朋友”家实验一番，热合曼的妻子由此跟她学了不少汉族菜式。热合曼说，现在他家里的炒菜方式，也变得维汉混合，而且充满佐冉姆的味道。

舒国连一辈子的维吾尔族“未婚妻”

舒国连十八岁的时候，就在心里叫帕蒂姆罕我的维吾尔族“未婚妻”，这个“未婚妻”没想到叫了一辈子。半个世纪前，舒国连来到墩阔坦乡亚喀守努特村，就住在帕蒂姆罕家里。帕蒂姆罕的父亲早逝，舒国连跟她哥哥同住一个大炕、同耕种一块土地。

舒国连叫帕蒂姆罕的母亲“我的维吾尔族妈妈”，“维吾尔族妈妈”做了饭，第一个就是让帕蒂姆罕叫“汉族儿子”吃饭。舒国连如果在地里没回来，“维吾尔族妈妈”会把最稠的饭留给他。20世纪60年代初那个饥饿年代，家里四个孩子都吃不饱，帕蒂姆罕的妹妹怨母亲收留这个汉族儿子，把他当爷爷一样，给他分食家里人的那份粮食。性情温和的“维吾尔族妈妈”给了女儿一个巴掌，这是舒国连亲眼看见的。“维吾尔族妈妈”说：“就你知道饿，他也有肚子，都是一样的人，饿了都要吃东西，你不给他吃，你吃了让他饿着，你心里舒服吗？”当时舒国连听见了，躲到马圈里去哭了一场。

住在一个家里的三年，“维吾尔族妈妈”的大女儿喜欢上了聪明能干的舒国连。舒国连的衣服都是帕蒂姆罕的大姐偷偷洗的。爱情就是那么阴差阳错不长眼睛，做姐姐的明知道，舒国连心里喜欢的是妹妹帕蒂姆罕。“维吾尔族妈妈”没有去制止青年人的这一切，只是宽厚地看着他们自然发展。

舒国连禁不住向帕蒂姆罕表白，想娶她做媳妇，要拉她去跟“维吾尔族妈妈”说，帕蒂姆罕一口拒绝，说不能嫁给他，她觉得这样会伤了善良的姐姐的心。舒国连又一次去他心爱的马圈抹眼泪，最终还是妹妹跟姐姐说了发生的事，姐姐从马圈把他叫回来吃饭。这个家平静如常，舒国连却没有表白之前那么自然了，心里觉得亏欠了端饭、洗衣服的姐姐。

被拒绝的舒国连死了心，打算娶村里杜学发的女儿——大胆追求他的湖北姑娘杜腊娥，“维吾尔族妈妈”知道了“汉族儿子”的这个想法，明白他不好意思主动对自己开口说，就开始默默地为“汉族儿子”准备结婚用的东西，她跟三个女儿一起绣十字绣的枕头、窗帘、被套，做棉花褥子。收拾好了婚房，就是平时舒国连跟维吾尔族哥哥住的房子。结婚那天，伴娘就是帕蒂姆罕的妹妹，维吾尔族哥哥赶着毛驴车把汉族新娘子杜腊娥接进了家门。

这两个从湖北来的男女，就在“维吾尔族妈妈家举行了人生最难忘的婚礼。“维吾尔族妈妈”倾其所有，请了全村的维吾尔族和汉族村民，按照维吾尔族的风俗，为两人操办婚礼。“维吾尔族妈妈”和儿子忙前忙后招呼男女客人，帕蒂姆罕端茶端饭，勤劳的姐姐蹲在院子里洗锅碗瓢盆。晚上篝火中的麦西来甫，新郎、新娘和前来祝贺的朋友们，还有“维吾尔族妈妈”的女儿们一起唱歌、跳舞，这场特殊的婚礼充满了被集体祝福的快乐。等到第二年村里的维吾尔族村民帮舒国连盖了房子，他们两口子才依依不舍地从“维吾尔族妈妈”家搬出去。

如今65岁的杜腊娥，仍然把帕蒂姆罕叫作“我老公的未婚妻”，她说，他们一辈子没有能结成婚，她就是我老公一辈子的未婚妻，杜腊娥和帕蒂姆罕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帕蒂姆罕前年死了男人，又因体弱多病住院了，她和舒国连去看望帕蒂姆罕。杜腊娥说，我老公在他“维吾尔族妈妈”家里吃住了三年，他们一家对他像亲人，我嫁给了舒国连，就成了他们家的媳妇。维吾尔族、汉族一样的，“维吾尔族妈妈”是他的妈妈，那就是我的维吾尔族婆婆，我的妈妈跟他的汉族妈妈活着的时候，两个人也好得很。维吾尔族不会种菜，我妈妈种的菜摘了每天送到他们家，维吾尔族婆婆家里的鸡下了蛋，舍不得吃，攒了一盘子，端到我们家。我生孩子、坐月子，吃的都是她送来的鸡蛋。

“维吾尔族妈妈”端鸡蛋端了几十年，端成了习惯，杜腊娥家养羊、养驴、养牛，就是没学会养鸡，可杜腊娥家里从来没有缺过鸡蛋，端鸡蛋的盘子都烂了好几个，只要“维吾尔族妈妈”家的鸡还在下蛋，鸡蛋就会源源不断地送过来。“维吾尔族妈妈”最后一次端鸡蛋，是在她77岁的时候，她进了杜腊娥的院子不小心摔倒了，两天以后老人去世了。杜腊娥的妈妈哭词里说她送了一辈子的鸡蛋，哭丧用的是维吾尔族话和维吾尔族人哭的调子，四邻听得都跟着掉眼泪。

“维吾尔族妈妈”去世后，舒国连披麻戴孝，夜里偷偷带着杜腊娥去烧纸钱。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汉族儿子”为“维吾尔族妈妈”尽一份孝心，他按照对待自己母亲的礼节来祭奠这个亲人，表达难以言表的情感。这个秘密也许永远不该说，心直口快的杜腊娥还是忍不住告诉了我。

串门

大清早，村书记热合曼开着车，跟我一起去接杜腊娥和丈夫舒国连，我们约好了去看舒国连的维吾尔族“未婚妻”帕蒂姆罕。

腊娥穿着崭新的花棉衣坐进了车里，舒国连说他要修好了电动车骑着去。腊娥说她丈夫晕车很厉害。热合曼书记一听，说：“干脆把帕蒂姆罕接到杜腊娥家来。”

穿了新棉袄做好了做客准备的杜腊娥有点失望地下了车，站在路边，看着我们的车开远。

进了帕蒂姆罕家的院子，她的儿子先迎了上来，说母亲在做饭，就等客人来吃饭啦。

进了门，帕蒂姆罕果然已经在洗菜做饭，切好的肉、削好的土豆，摘好的芹菜、青辣椒，洗好的白菜、西红柿，红红绿绿，清清白白，摆了一案板。

热合曼书记说，赶快放下活儿，去杜腊娥家里。

帕蒂姆罕顿了一下，说要去换身衣服。

我跟着帕蒂姆罕进里屋，看着她换衣服。

她一边招呼我坐，一边从木箱子里抽出毛衣和裙子，套在细瘦的身板上，在毛裤上穿上长筒袜，拉上人造革上装的拉链，站在镜子前裹好了花头巾，提了只手提包，匆匆出门上了车。

杜腊娥的家，外屋只有一张桌面开裂的八仙桌和破旧的碗柜，里屋除了一张双人床，空空如也。外屋的炉子里生了火，来了人只有挤在逼仄的外屋说话。

我挽着帕蒂姆罕进了屋子，围着从来没见他摘下来的蓝布围裙的舒国连，赶紧摘下围裙，伸手把杜腊娥用来装棉花的白布口袋，铺在没刷油漆、凳子面粗糙脏污的长条凳上，凳子上的煤灰和污垢被遮住了。帕蒂姆罕看了一眼棉花袋子，善解人意地坐了上去。灰暗的屋子，立刻被帕蒂姆罕的大花头巾、崭新的人造革上衣映得生动鲜亮起来。

杜腊娥已经换下了先前准备去帕蒂姆罕家穿的那件花棉袄，重新换上那件被她塞棉花塞得腋下、肩头开裂的土灰色的旧棉衣，灰扑扑的，忙前忙后给帕蒂姆罕倒开水，端红枣、核桃。舒国连洗了好几只香梨，用一只大碗盛着，放在八仙桌上，推到帕蒂姆罕面前，搬了个破凳子，用围裙擦擦手，拍打了一下灰尘，在帕蒂姆罕一侧坐了下来，给帕蒂姆罕敲了一堆薄皮核桃，剥出核桃仁放在帕蒂姆罕面前的塑料袋上，乐滋滋地看着帕蒂姆罕吃核桃，一副很满足的样子。

杜腊娥剥下核桃里的隔膜，揉碎了，摊在手掌里让帕蒂姆罕看，“这个放进开水里泡泡喝，可以治病”。帕蒂姆罕将信将疑地点点头，把手里捧着的半碗开水递过去，杜腊娥像放名贵的茶叶一样，把碎核桃膜放进开水碗里。舒国连有点尴尬地看看开水里漂浮的核桃膜碎屑，转身打开身后没有刷油漆的旧碗柜，翻腾了一阵子，摸出一只矿泉水瓶，像小孩子炫耀玩具一样，对着帕蒂姆罕快速地晃了晃，里面泡着的紫红色颗粒透过光十分耀眼，引起了帕蒂姆罕的好奇，她像个孩子一样抢过瓶子，问舒国连里面有什么秘密。

舒国连吸引了帕蒂姆罕的目光，十分得意地笑着，把瓶子夺过来，继续对着帕蒂姆罕摇摇，把帕蒂姆罕的目光彻底摇了过来，这才打开瓶盖，自己闻了一下，让帕蒂姆罕也闻了一下，帕蒂姆罕止不住好奇，问：“有酒味，到底泡了啥，颜色这么好看？”

“黑枸杞泡酒，补身子的，给你倒一碗补补。”舒国连顺手拿起一只空碗要倒酒，帕蒂姆罕赶紧站起身，捂住瓶盖，杜腊娥在一边责怪丈夫：“人家不喝酒，傻不傻。”舒国连憨笑着，帕蒂姆罕一副纵容的表情，两人心领神会地笑了。

杜腊娥从碗柜里摸出一个小布袋子，用粗糙开裂的手解开绑着袋口的细麻绳，凑到帕蒂姆罕面前，拿过放过核桃仁的塑料袋，说：“我夏天放羊的时候，摘了不少，倒一半给你拿回去泡水喝。”说着就要往塑料袋里倒黑枸杞，帕蒂姆罕捂住塑料袋，制止说：“听我的，留着，给老舒泡酒喝。”

舒国连看着两人在争执，又从碗柜里摸出两只小塑料袋，放在面前的桌子上打开，一只袋子里是半把花椒，一只袋子里是一把大料。帕蒂姆罕拿起大料闻了闻，说：“这是什么东西，这么香？”

舒国连赶紧抓了半把大料，抢过帕蒂姆罕面前的塑料袋，装了进去，帕蒂姆罕从另一只塑料袋里抓了点花椒，丢进塑料袋，凑近鼻尖仔仔细细地闻了一会儿，合上了塑料袋，把袋口系住，打开手提包，放了进去，拉上拉链。

舒国连说：“做大盘鸡少不了放这些调料。”帕蒂姆罕说：“那今天去我家，我做大盘鸡给你们吃。”

帕蒂姆罕还是邀请了杜腊娥两口子去她家吃午饭，可能是早上已经做好准备，也可能怕大盘鸡做不好，帕蒂姆罕麻利地做好了拉条子和馄饨，端上来，杜腊娥腰疼，帕蒂姆罕给她铺了褥子，垫了垫子，让她坐在炕头上吃。

舒国连坐在炕沿上，像个腼腆的新郎官一样客气，一脸喜色地看着帕蒂姆罕忙东忙西，或者跟她儿子聊天、抽烟，似乎不好意思吃东西。

吃了饭临走时，舒国连当着杜腊娥的面，把一百元钱塞进帕蒂姆罕的手里，让她买件衣裳。帕蒂姆罕推让着不肯收，杜腊娥劝她收下，还约她改天陪自己去医院看看腰，说舒国连不会照顾女人，她要他的“未婚妻”陪她住院，说着趁势把钱塞进帕蒂姆罕的提包里，替她拉上了拉链。

归根的落叶

杜学发家院子外的路上，村里两棵标志性的“连心杨”上面的雾凇，在太阳底下慢慢化开了，在空中变成雪绒花，再化成露珠，一点一滴落在从树底下走过的人们身上。那口在树上挂了几十年的大铁钟大张着嘴，好像在向每个走过杜家大院的人打招呼。

杜学发穿着崭新的中山装，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坐在院子里最尊贵的寿星位置上，维吾尔族村民和汉族村民都一一来向他祝福。

大门口村里的老乐手的唢呐和手鼓响彻村子，院子里的男男女女随着乐声跳起了维吾尔族舞。这个情形犹如杜学发老人五十多年前初来村里时，那个维吾尔族村民欢迎湖北青年来村里安家落户的喜庆的日子，这里的人们每户认领一家，把湖北老乡领到自己的屋里安顿下来，每家每户把自己的土地分出来给他们种。就这样，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这批湖北人扎下了根，生活到了今天。

给杜学发祝寿的，有跟他同龄的白胡子维吾尔族老人，也有跟杜学发的儿子杜建新差不多年龄的维吾尔族中年人，还有他们的后代们，挤了满院子。小狗追着孩子们满院子跑来跑去，很快活的样子。院子里的青杨树底下支了一口大锅，一群维吾尔族人围着大锅在煮肉、做抓饭，烧烤炉跟大门正对着，一群穿着花花绿绿裙子的维吾尔族女人在烤羊肉、鸡肉和禽蛋。人群里，杜腊娥和帕蒂姆罕的姐姐、妹妹挤在一起拍合影，惹得很多知情的老村民开舒国连的玩笑，他们推推搡搡，让舒国连也站过去跟女人们合影。

青杨树枝条上裹着的雪白的雾凇，遇到开锅抓饭的热气、烧烤炉的烘烤，滴答滴答地落下来，就像一场春雨，落在院子里忙碌的人们厚厚的棉衣上，院子里的气氛被雾气和水滴衬托得暖融融的。

为父亲九十四岁大寿致辞的杜建新，站在院子里跟他同龄的青杨树下，青杨树上残余的落叶落在他和父亲的头顶上，然后飘落在院子的地上。他触景生情，用维吾尔族语诠释“叶落归根”这个来自汉文化的成语，他说，他出生在这里，这里就是他的根。这句话真的让我的神经有一种震动，他已经完完全全把这一块他出生长大的土地当作自己的故乡了。

如果说杜学发和舒国连这些湖北人，刚来到这里落户的时候，是一种生命从异地他乡的移植，他们的后人们就像村口的这棵青杨，是在墩阔坦镇亚喀守努特村土生土长的。有人说过，看一块土地是不是自己的故乡，就看那里是不是埋葬着自己的亲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杜学发和他的后代对故乡新疆的认定中，确实有着更加耐人寻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