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

全球化“赢家”与“输家”的分野，不只是一个“现象”，还是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

西欧民粹主义者们的愤怒，很多都是针对全球化的。几乎是同样的原因，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频频攻击目前的贸易体制，不那么“民粹”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对TPP也没什么热情。这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西方成了全球化的“输家”。

全球化成为热词，始于1990年代。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对比1990年与2015年的世界GDP总量排名，除了中国和印度跻身前十（加拿大和西班牙跌出前十），其他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前苏联（俄罗斯）以及巴西等8个国家，变动的只是在前十中的排序。而这些一直位列前十的8个国家中，有6个是G7成员。

中国和印度无疑是全球化的获益者，但同时事实并不支持西方已沦为“输家”的结论。不仅如此，对全球化的管理，即所谓的全球治理，西方发达国家依然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甚至可以说，它们对全球化的未来方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自封“输家”就显得有些矫情了。

但欧美民粹主义者们的愤怒并不是“矫情”。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在2011年出版的《全球不平等：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新态度》一书中，通过研究1988年至2008年间100个国家的个人收入数据，得出结论：从全球化中获益最多的是亚洲中产阶层以及西方1%最富有的人群；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下层人群，在此期间收入增幅几乎停滞不前。

本身即是那1%超级富豪的特朗普，成了“99%愤怒者”的代言人。这既是选举政治角色扮演的需要，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政策困境。伴随西方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是富豪政治强化的趋势。那1%超级富豪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锁定了国家政策路径。而这些人，正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对于某些政治人物来说，抽象地反对全球化，显然比直面具体的政策问题容易多了。但一味攻击全球化，不应该成为他们政治道德的来源。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个人收入差距相对较小的北欧国家以及日本，并没有出现“99%对1%”的抗争。也就是说，全球化浪潮下，国家内部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本质上是内部治理问题。全球化的“赢家”，应该是那些深入参与全球化，而且内部治理相对较好的国家。

全球化“赢家”与“输家”的分野，不只是一个“现象”，还是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在米拉诺维奇的研究中，那些获益的亚洲中产阶层，在绝对收入上依然与西方中产阶层有明显差距。事实的另一面是，不平等导致了被剥夺感，随之而生的是优越感的丧失。没有了生活方式上优越感的西方选民，迁怒于全球化也就不奇怪了。

国家层面也是如此。在国际政治领域，从来没有平等一说。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追求优越感—无论是物质财富、政治权力还是安全盈余—都是永恒的真理。全球化进程导致西方国家与新兴国家相对实力的变化，在国家心态上侵蚀了这些优越感，从而助长“赢家”、“输家”思维。

米拉诺维奇研究的另一个结论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化产生了“普惠”的效果。他的研究显示，全球化导致全球不平等现象出现了1820年来的首次下降。米拉诺维奇本人也认为，如果全世界的中低收入阶层过得更好，那么全球化就是有益的。这更是一种政治道德，但被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