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世界不是平的

巴格达城给我的最初印象，并不是林立的清真寺圆顶、萨达姆·侯赛因时代遗留的浮夸雕塑，抑或两层奥斯曼式小楼外加装的木制雕刻窗（Mashrabiya）。从离开巴格达国际机场的第一分钟起，我的视野就被形形色色的“墙”切割成为无数不相连的碎片：连接机场和市区的12公里高速公路完全被高大的混凝土围墙和顶端焊接有带刺铁丝网的防护钢板所包围;透过围墙的缝隙，可以窥见两侧居民楼阳台上歪歪斜斜的防弹水泥护盾。公路尽头是被称为“绿区”（Green Zone）的政府街区和国际人士聚居地，同样为混凝土防爆墙和铁丝网所环绕，检查站林立;仅有的三个出口由美国和格鲁吉亚军人把守，无通行证者不得入内。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逊尼派聚居区阿宰米耶（Adhamiyah），一道5公里长、3.5米高的“巴格达墙”将老朽破败的居民楼围得密不透风。至于云集有数百万什叶派人口的河东区和萨德尔区，几乎每条小巷都只有一个出入口，另一端则被3.7米高的T形钢筋水泥防护墙封住。这种表面为涂鸦和招贴画所覆盖的T形墙被称为“布雷默墙”——以2003年美军驻伊临时管理机构（CPA）首任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命名。我有时不禁怀疑，伊拉克人是否把全国所有的水泥都用来建造“布雷默墙”、隔离护栏和反坦克路障了，这才导致1/3以上的巴格达市民依旧蜗居在历史超过50年的危楼中。

10月21日，一名伊拉克少年骑车经过卡亚拉镇一处燃烧的油井。“伊斯兰国”武装在从该地区撤出前，破坏了当地的油田设施，并逼迫数百名平民随武装人员一同撤往摩苏尔，充当抵御政府军进攻的人盾。10月17日，伊拉克政府军开始对北部重镇摩苏尔发动最后的攻击

在《世界是平的》出版之后11年，我在巴格达见到了一个与书中的预测截然不同的空间。“布雷默墙”、武装检查站和街角巡逻的“悍马”越野车，将“世界”的定义由万里之外收缩到了肉眼可见的几十米范围内;支配人们思想和行动逻辑的不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或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这样的全球化主义者，而是17世纪的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当萨达姆·侯赛因的大利维坦崩溃之后，伊拉克的一切重新回到了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孤独、贫穷、肮脏、残忍和短命回来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也回来了。人们依靠宗教、部落、民族认同和民兵组织的庇佑来摆脱对暴死的恐惧，国家、国际组织和文化多元主义在这里统统沦为“他者”。乘车穿行在“布雷默墙”林立的巴格达街头，使人想起加拿大学者托马斯·霍默-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在《环境稀缺与全球安全》中的谶言：“车里坐着北美、欧洲、崛起中的环太平洋地区以及其他个别国家，它们身处风和日丽的后工业时代，举办贸易峰会、享受计算机和信息高速公路。车外则是其他地区的人们，两者走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

距今1/4个世纪以前，历时42天的“沙漠风暴”作战宣告了“冷战”走向尾声。伊拉克成为旧世界最后的注脚，也是“美国第一”（American Primacy）年代最初的祭品。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以不容辩驳的口吻为即将到来的世纪勾勒出了方向——“角斗场上的竞争者只剩下一个人，那就是自由民主制——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的学说”;它的胜利使普遍均质社会的到来成为必然，人类将分享同质化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基于自由市场的全球资源，时间和空间将失去意义。而作为“冷战”胜利者的美国，无疑是这样一个封闭时空中唯一和最后的霸权国。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通过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政治层面的扩大结盟以及安全事务中的“人道主义干预”，美国正凭借其前无古人的权势冗余，一步步地将福山的规划付诸实践。而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勉强幸存下来的萨达姆政权，最终未能逃脱被清算的命运，在2003年的“伊拉克自由”作战中被连根拔起，死无葬身之地。

又过了13年，我们已经看到这出独角戏的终局：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新的“冷战”阴影正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滋生。朝鲜核危机、海洋权益争端以及形形色色的安全两难冲击着亚洲国家之间的互信，也使华盛顿被迫放弃引以为豪的战略机动性，“重返”亚太。希腊债务危机和中东难民的涌入导致了欧洲联盟的内部分裂，连带促成英国宣布“脱欧”。而在“阿拉伯之春”的焦点地带伊拉克和叙利亚，旷日持久的内战最终孕育出了恐怖主义恶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并使整个世界处在其阴影之下。来自人口、地理、历史和宗教的反击，正在不断穿透那个被认为已经凝固的时空：历史仍在重复，历史远未终结。

100年前，奥斯曼帝国治下阿拉伯人的起义奠定了今日中东的基本版图;100年后，中东的“最初之人”正在日益远离华盛顿那些“最后之人”所向往和兜售的生活方式。从炮火连天的阿勒颇，到高墙林立的巴格达，再到刚刚被空袭光顾的萨那，新的全球政治觉醒并不对应“历史终结之后”的后现代困惑，而是回到了现代性开启之初的霍布斯式语境。如同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在《对话》中的发问：“一个深渊去了，另一个深渊来了……每一个都是一堵墙，每一个都让我闭起双眼。”

巴格达解放广场附近一处破败的什叶派社区

地理的报复

在伊拉克的第二个星期，我抽出时间造访了瓦西特省省会库特（Kut）。100年前，查尔斯·汤森少将指挥的英印军第6师在这里被土耳其军队全歼，造成“一战”协约国在中东战场最惨痛的一次失利。而我的下榻之处，就在此次战役最激烈的争夺点谢赫萨阿德（Sheikh Saad）。入夜以后，人口稀少的乡村仅余星星点点的灯光，万顷平原向四面八方的延展仅凭肉眼就可以清晰捕捉到;毫无遮挡的土地从近在咫尺的底格里斯河河道一路覆盖向西，在月光映照下犹如宁静的海平线，仿佛可以凭速度轻松穿越。一瞬间，“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古希腊语意为“诸河之间”）这个佶屈聱牙的地理名词被赋予了具体的空间形象——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中下游之间，一块纺锤形的冲积平原提供了耕种用地、养殖场所、灌溉条件等易于形成定居城市群落的一切有利要素;同时也缺乏天然地理屏障，无险可守。前者奠定了伊拉克在历史上少数和平时期的财富和人口基础，后者则使其沦为来自西部、北部和东部贫瘠地带的入侵者的战利品，并形成了威廉·麦克尼尔笔下毫无正面评价可言的高压法律——官僚系统。

“地理政治学之父”麦金德（Sir. Halford J.Mackinder）在20世纪初注意到，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对世界之“西”与“东”的划分大致以苏伊士地峡作为中轴;而位于地峡和南亚次大陆之间的新月形地带，即习称的“中近东”，在早期文明史上一直是最脆弱的地理版块。它的灌溉河流和绿洲虽然催生过阿卡德这样的煊赫帝国，但也使海湾和通海河流无法对舰船锁闭，在不同时期曾先后遭受来自地中海、黑海和印度洋的觊觎。而在大陆内部，从中亚延伸到波斯湾的荒原对游牧民族的骆驼和马队是最理想的军事通道，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背教者”尤里安和“壮丽者”苏莱曼，都在这里留下过印记。海洋与大陆入侵者周期性的渗入，乃至海陆力量间长达数百年的进攻和退却，造就了全世界宗教和民族状况分布最为复杂、最不易于被单一势力或目标统合成整体的地理边缘——黎凡特（Levant）。

当奥斯曼帝国在1864年颁布行政区划法时，明智地维持了黎凡特事实上的分裂状态。在相当于今天伊拉克疆界的领土上，由北向南依次设置了摩苏尔、巴格达、巴士拉三个州，分别对应库尔德人聚居区、逊尼派聚居区和什叶派地区。阿勒颇州、贝鲁特州和耶路撒冷直辖区分享了东地中海海岸线，在巴格达与贝鲁特之间则横亘着祖尔直辖区和叙利亚州。某种意义上，这幅支离破碎的画面比今天泾渭分明的国界更符合黎凡特的自然历史情境：由阿拉维派穆斯林控制的那个“小”叙利亚州，与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在2015年最艰难的几个月里固守的最后堡垒几乎完全重合;毗邻波斯的巴士拉州，与其邻邦形成了基于共同教派的亲缘关系;而逊尼派云集的阿勒颇州、祖尔直辖区和巴格达州，则逐渐成为数十个民族交换有形商品和无形文化的区域市场。城市和要塞以外，被尊称为“谢赫”（Sheikh）的数百位世袭部落领袖在农村和沙漠地带行使着事实上的治理权，影响力远达阿拉伯半岛西部的汉志州、也门州以及内志埃米尔国（今沙特阿拉伯中部和东部）。远在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无法撇开谢赫们直接治理中东。

尽管萨达姆·侯赛因乐于将其权势与900年前的萨拉丁联系起来，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单一阿拉伯国家的愿景本质上是20世纪的产物。相比欧洲和亚洲的民族主义思潮，它更像是一种含混的文化观念——阿拉伯民族主义从来也没能回答包括多民族共处、教派团结和地方权力分配在内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它是对土耳其和东欧民族主义的不成功模仿，在演变过程中又时时为权力野心和来自欧美的外部干预所左右。当麦加谢里夫侯赛因在1916年喊出“从阿勒颇到亚丁”的口号，并在英国支持下发动阿拉伯人起义时，他希望建立的是一个由哈希姆家族统治的准奥斯曼式哈里发国。而两位协约国外交官赛克斯和皮科在地图上轻描淡写的一划，注定了中东的分裂仍将延续，但并不是以合乎地理和历史传统的方式：分界线以北的法国委任托管地最终演变为叙利亚和黎巴嫩，南部的英国委任托管地则划分成伊拉克和外约旦。由于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黎巴嫩以南位于约旦河两侧的土地成为独立的巴勒斯坦，为日后以色列的复国埋下了伏笔。两大人为催生的中等强国叙利亚和伊拉克，意外“复活”的犹太国，加上征服半岛腹地之后坐拥石油财富的沙特阿拉伯，影响20世纪中东历史的大部分要素在30年代就已齐备。

之后长达80余年的历史，几乎成为一统天下的野心与顽固的地理、族群分裂之间的拉锯战：从纳赛尔到萨达姆，从第一次中东战争到“伊拉克自由”行动，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一度为严苛的现代官僚系统、复兴党意识形态和军事独裁者的个人权威勉强捆绑到一起的伊拉克，在进入21世纪之后恢复了涣散的部落化面貌。在它西方，叙利亚迄今为止仍在蒙受丧失传统势力范围黎巴嫩带来的振荡。而在半岛南部，沙特阿拉伯空军的F-15型战斗机仍在也门上空巡弋，以阻止胡塞武装深入无险可守的边境沙漠。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旧约·传道书》1：4）

均势与霸权

20世纪中东政治的演变轨迹和内在逻辑，很大程度上近似于16世纪以来的欧洲均势（Balance of Power）。无论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约旦还是沙特阿拉伯，都不足以凭借一己之力完成统一阿拉伯世界的任务。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述中等强国中的每一个都曾经流露过扩张领土和对外输出影响力的倾向。约旦开国君主阿卜杜拉试图建立一个包含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在内的“大叙利亚”;当阿拉伯联军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失败之后，阿卜杜拉毫无愧色地吞并了属于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并最终因此遇刺。叙利亚曾在1958年与埃及合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1976年又兴兵入侵黎巴嫩，驻军直至2005年。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和1990年对科威特的入侵则反映了萨达姆·侯赛因在波斯湾的野心。由于均势的自我生成机制，上述称霸企图只要稍微露出端倪，便会招来其他国家的警惕和联合抵制，甚至结成类似1991年“沙漠风暴”期间的军事同盟，直至霸权觊觎者被击败。

另一项相当微妙的共性在于，无论欧洲还是中东的区域均势，本质上都并非超然物外，而须以外部权势和资源的输入作为基础。欧洲均势之所以能延续超过500年，关键在于英俄两个侧翼大国（嗣后又加入美国）通过周期性的财政和军事干预，使欧洲大陆以外地区的资源可以被投入到欧洲内部的反霸权斗争中。中东同样不例外：从1916年英国为对抗中欧强国集团（德国、土耳其）而策动阿拉伯人起义，到1973年美苏两国舰队为庇护彼此的盟友在地中海陷入对峙，外部力量的干预往往能直接决定本地区国家变更领土和势力范围的尝试是否奏效。若无苏联在1967到1973年之间对埃及和叙利亚的“输血”，在“六月战争”中元气大伤的阿拉伯联盟军队绝无可能在1973年10月主动发起反攻。而以色列在最初的猝不及防之后最终稳住阵脚，则直接受益于美国的军火和外交奥援。在位于“绿区”内的伊拉克国防部大楼前，至今仍摆放着1架苏制米格-21型战斗机、1辆T-72M型坦克和1辆BMP-1型步兵战车;在它们上空，美国制造的贝尔-206型直升机呼啸而过，恰好充当了这种外援之变幻莫测的一个缩影。

而两大地区均势体系的倾颓，最终也都源于外部权势输入量的“溢出”——在1945年，当美苏两国中的任意一方都拥有总量超过整个欧洲的人口、经济和军事资源时，间接干预已变得缺乏效率，直截了当的势力范围划分和“铁幕”的诞生遂成为必然。中东均势在21世纪初的崩溃，则直接源自后“冷战”年代美国无与伦比的军事优势和政治影响力：在2003年发起“伊拉克自由”作战时，华盛顿甚至已经无意如12年前一般，组织一个由联合国授权、包含部分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国际军事同盟，而是基本上由英美两国的空中和地面武装直接承担进攻任务，并在短短一个半月里终结了伊拉克正规军的大部分抵抗。

讽刺的是，随后发生的一切，与历史上曾屡次出现的“帝国式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毫无二致。国际制度调控的缺位，使得看似简单的战后重建日益演变为界限无法控制的大陆义务;由新保守主义伦理观催生的“大中东民主倡议”，则触碰到了本地区诸多政权的心理底线，引发全球范围内反美情绪高涨。而对自身权势的绝对迷信，还使美国领导人对霍默-迪克森的警告充耳不闻——那辆全球化的豪华轿车自鸣得意地亮起大灯，疾驰在被贫富不均、敌视和焦虑之云笼罩的中东世界里，直至“阿拉伯之春”的悬崖突然在前方出现。此时再奢谈“战略收缩”，哪里还能阻止权势的自由落体式下滑！

在拉希德大街的一间水烟馆，年轻人正在下棋

这是一场只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才会出现的悲剧：霸权国并未因假想敌的直接攻击而倾颓，却在对本身权势的轻率滥用中走下神坛。所牺牲的不仅有美国本身的优势地位和国际声望，连带也葬送了过去25年间与美国霸权捆绑在一起的所有幻想——超越地理空间的普遍全球繁荣，横跨大西洋的美欧联盟，预防一切民族冲突和仇杀的协调机制，以及以自由民主制终结人类政治史的终末论。如同亚历山大·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所言：“现代西方思想将逐渐消散于历史，被历史所吸收……如同我们的身体终将被分解成和构成青草、绵羊、肉饼的物质无异的分子一样。”

只是，乘坐航空母舰和运输机呼啸而来的美国人尚有抽身离去的自由，巴格达“布雷默墙”之后的居民却需要从头开始重建生活和社会秩序，并在准战争的“自然状态”下艰难地探索新的政治共识。经历了动荡的“阿拉伯之春”和暴烈的“阿拉伯之冬”，普通伊拉克人对政治家的任何承诺都已不再信任，而宁可藏身于宗教、水烟和有限的娱乐活动造就的个人避难所之中。在萧条凋敝的拉希德大街，有45年历史的“回声”书店老板指给我看一张发黄的旧照片：一名驼背的犹太老者正艰难地走过巴格达街头。“这曾经是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的生活状态;如今，佝偻的背和低垂的脑袋却成为伊拉克人的一生。”

（参考资料：Robert D. Kaplan，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 Thomas Homer-Dixon，Environmental Scarcity and Global Secu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