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涨宝+杨柳

摘要：随着社会转型和家庭结构的变迁，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并陷入严重的困境，主要体现在经济上供养水平不足、生活上日常照料欠缺、精神上慰藉需求匮乏等方面。基于“结构—关系—主体”的分析视角，系统阐述了农村养老困境产生的机理。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家庭规模小型化、社会养老氛围淡化、土地保障功能弱化以及社会保障功能不足等是 “结构性”因素；村庄共同体中传统长老秩序弱化、父权制衰落引发中青年崛起和女性地位上升带来的婆媳矛盾显化则构成了“关系性”因素；老年人生理机能衰退以及“顾彼失此”为“主体性”因素。即便如此，家庭养老模式因其特有的功能无法被替代，仍为现阶段农村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模式。

关键词：转型期农村；家庭养老；农村养老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5-0022-07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和老年人比重的大幅增加，我国正“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有所养”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而现今我国有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口分布在农村，其养老问题更为严峻。可以说，农村老人养老问题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关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问题。

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养老问题变得愈发复杂。与此同时，学界对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呈蓬勃发展之势。纵观相关研究成果，学者们的研究范畴包括特殊老年群体的养老问题[1，2]、农村养老模式选择[3]、国外农村养老服务模式的经验启示[4]以及养老问题的解决途径和对策[5，6]等领域。虽说学界在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上成果颇丰，但关于农村家庭养老的研究却少之又少，只有少数学者曾对农村家庭养老困境问题有所研究[7，8]，且没有提出合适的整体性理论框架来对家庭养老困境的表现及成因进行深度探讨，缺乏系统全面的理论性分析，使得相关研究趋于碎片化、表象化，限制了研究向纵深发展。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结构-关系-主体”的分析视角，在论述农村养老困境表现的基础之上，以农村家庭养老困境为研究对象，系统探寻家庭养老困境的形成机理，以期对推动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二、家庭养老——农村社会主要养老模式

因受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在我国农村存在着多种养老模式并存的状况，具体包括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三种主要养老模式。只有在极少数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这两种模式有良好的发展，绝大部分的农村仍维持着最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有调查数据显示，占81.3%的受访老年人认为“家庭养老”仍是当下最理想的养老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有98.7%的农村地区老年人对“家庭养老”更加青睐[9]。家庭养老是指以血缘关系为基石，由子女、配偶或其他直系亲属为老年人提供经济上的赡养、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准的一种最为传统的养老方式[10]。

家庭作为社会系统的细胞，在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不仅是生活的空间，还是情感的归宿。它是一个囊括经济、抚养、赡养、教育、情感等诸多功能的综合体，也是最能充分交流思想情感的场域。家庭亦可称为老年人最具安全性的生存场所，如同一个功能极完备的“避风港”，老年人在“避风港”中依靠子女的赡养来获取最大程度上的生活保障，从而保证了晚年应有的养老福利[11]。由此可见，农村家庭养老本身就是家庭共同体发挥其基本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

家庭养老在我国源远流长，其最经典的命题便是费孝通先生提及的“反馈模式”。与西方社会以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为标志的“接力模式”相比，“反馈模式”意味着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又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并以此类推[12]。父母用对子女无条件的抚育来换取子女在自己年老体衰时的赡养，这充分表现出抚育和赡养之间的一种均衡互惠状态。“反馈模式”存在的基础，即人们常说的“养儿防老”，也就是说，赡养老人对子女而言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式家庭养老模式能够满足老年人在经济、生活和精神上的需求，最大程度解决了老年人赡养的问题。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外出流动等诸多因素交汇，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逐步加大，而现存的家庭养老模式的保障功能不仅没有产生增量反而趋于弱化，已经难以满足老年人基本养老需求，家庭养老陷入重重困境。

三、农村家庭养老困境的表现

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困境集中体现在经济上供养水平不足、生活上日常照料欠缺、精神上慰藉需求匮乏等诸多方面。

（一）经济上供养水平不足

充足的经济支持是保证老年人安享晚年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由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大多数夫妻双方或一方有较高的离退休金或养老金，只要无大的病患，经济上基本无忧虑之处。而因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村老年人却无法享受到如此待遇，想完全依靠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来实现“老有所依”暂时无法实现。

当下农村老年人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农业劳动收入，但受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和气象条件影响，农业生产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这会导致农业总体效益低下，而依靠自身劳动收入养老的老人便会因此面临经济困难[13]。再加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保障水平总体偏低，在经济上的支持只能以老年人自我供给为主导，子女支持为辅助；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机能日益衰落，劳动能力也将逐步丧失，劳作所得虽然可以解决口粮问题，但难以将其转化为现金收入。一旦老年人自理能力处于丧失或者半丧失状态时，依靠农业生产保障生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当子女又没有足够能力赡养父母时，农村老人便会陷入养老困境。可以说，子女所能提供的经济供养程度直接决定着农村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14]。当社会转型及时代变迁改变了传统农村社会“抚育—赡养”代际均衡的回报模式，其遵循的原则也由原先“无条件的回报”转变为现在“有条件的回报”，子女会根据父母对其付出的程度，尤其是近期的表现来决定对父母的回报程度。由于父辈在养育子女时就已倾其大部分积蓄，经济上所剩无几，近期对子女的投入就变得很少。基于此，大部分父母就很难从子女处获得充足的经济支持。

即便子女们愿意并且肩负起赡养职责，但由于其常年外出务工且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不仅要承担城市生存的高额消费，还要肩负对子辈的养育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一代对老人的经济支持极其有限。

（二）生活上日常照料欠缺

日常生活上的照料是农村家庭养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子女对老人日常饮食起居的照顾。而大部分子女对老年人的照顾主要集中在父母生病之时或因身体机能丧失而无法自理的时候，其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老年人自我照顾或来自配偶的照料。

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陆续离开村庄开启了漫长的外出打工生涯。年迈的父母通常留守乡村。于此，在农村中出现了普遍意义的“照顾缺位”现象，也即在老人需要照顾的时候却没有得到子女有效照顾的境况[15]。“照顾缺位”现象频发，主要因外出务工子女不能亲自照料老人，而绝大部分的老年人又因缺乏足够的经济支持力没有条件雇请保姆做家政服务。相关调研数据表明，即便在以苏州为代表的我国发达地区的农村，也有近25%的农村老人在生病等急需照顾时不能及时得到子女们的有效帮助[16]。

更为糟糕的是，子女外出务工还把年幼的孙辈留在农村让老人进行抚育。有学者在赣中南农村的调研发现，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表现之一为日常照料的反向趋势，即父辈对孙辈的“逆反哺”，主要是父辈代替子辈对孙辈进行隔代抚养和照顾，帮子辈干家务、做农活等[17]。可见，在对孙辈隔代抚育过程中，也在变相加重老年人自身生活照料的负担。

（三）精神上慰藉需求匮乏

物质经济的支持与日常生活的照料在家庭养老中处于重要的地位，但精神赡养也不容忽视。精神慰藉是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需要，是其晚年生活中异常重要的需求，某种程度上讲，精神慰藉比经济支持更能体现出孝的本质与内涵[18]。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老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理和安全层次需要后，会主动寻求更高级别的社会层次需要即精神上的慰藉。

农村老人因文化素养整体比较低，日常娱乐生活整体上比较匮乏。从一项涉及全国13个省市的实证调查数据来看，当下农村老人的休闲娱乐活动较为单调，主要以看电视（48.8%）、串门聊天（24.6%）、打牌下棋（11.5%）为主，其他形式的文化娱乐较少[19]，甚至有些老人因实在无事可做只好通过劳作来打发时间。有部分年轻人虽有孝敬父母的心愿，但受交通和距离的影响，回家探望父母的机会有限，只能诉诸电话或者网络。还有一些外出务工子女认为给父母寄点钱，满足他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做到“不饿着、不冷着”父母就是尽孝了，这显然忽视了老人的精神需要。老年人因长期与子女缺乏沟通和交流，孤单感得不到有效的缓解，心里的苦闷也无处诉说，农村老人的精神慰藉和情感需求很难得到满足。

四、农村家庭养老困境产生的机理

农村家庭养老困境作为迪尔凯姆所说的“社会事实”，是一系列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诱发农村家庭养老困境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运用“结构—关系—主体”这一社会学分析框架可以全面深入地剖析养老困境产生的机理。

（一）“结构性”因素——农村养老困境产生的宏观因素

探寻农村家庭养老困境普遍存在和延续的机理，可以用宏观视野去发掘养老困境背后固化的结构性因素，它们属于最深层次且难以更改的原因。

1.计划生育政策诱引家庭规模小型化。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农村生育率明显下降。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计划生育制度以来，家庭户平均人口数呈直线下降趋势，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家庭户平均人口为4.41人，但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家庭户平均人口下降到了3.09人[20]，由此可见，家庭户平均人口规模正持续缩小，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化和小型化。

原先农村出现较为普遍的多对中年夫妇供养一对老年人的格局，决定了大多数老年人的养老不会成为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因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导致了家庭结构的简单化，在当下催生了一对夫妇供养一对或两对老人的状况，形成了许多“4（老年人）—2（成年夫妻）—1或2（未成年人）”家庭。这不仅给子女在经济上赡养父母带来了压力，也在精力上变得力不从心，客观上影响了子女对父母赡养效果。一旦中青年子女无力或不情愿承担沉重的养老责任时，老人们的养老困境立即凸显。

2.人口老龄化催化农村养老困境。由于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口平均寿命由建国之前的35岁增至当下的74岁，老年人群的寿命普遍增加。“六普”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相比“五普”数据上升2.93%。我国已全面进入老年化社会，而且老年化的速度明显加快，老龄化已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农村老龄化的程度更为严峻，老年人口比重逐步增加，少年人口比重却迅速减少，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倒金字塔形状[21]。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是在经济水平比较落后、养老和医疗水平相对低下的情况下“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从而陷入了“未富先老”的困境。庞大的农村老年人群无疑会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养老负担，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财政资金有限、老年保障需求持续增长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的养老问题倍加艰巨。

3.新农保水平偏低，社会保障功能不足。完善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运行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虽说，我国在农村已全面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即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但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待遇与老年人的实际养老需求相差甚远，国家提供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依旧不足。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不断地发展，让广大的农村老年人受到国家的恩泽，弥补了家庭保障供给不足的缺陷，但新农保的目标只是为了“保基本”，侧重于经济保障功能，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保那些贫困老年人的生存。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农保的待遇对缓解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困境的作用十分有限。一些学者的调查数据显示，仅有0.9%的老年人认为新农保待遇完全能满足本地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认为基本能满足的占14.8%，两者总计15.7%，而认为很难满足和完全不能满足的老年人需要的所占比例高达84.3 %，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农民认为新农保待遇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在老年人眼中新农保仅为有限保障[22]。而且，新农保只是为农村老人提供一定的经济补贴，并不能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要和情感慰藉需求。由此看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仍旧可称为低水平状态，新农保的实施并没有有效地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4.农地保障性功能面临风险。农地对老年人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功能，不仅是老年人不可或缺的物质生产资源和社会保障资源，更是老年人的立命之所。然而，当下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却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人口基数庞大，农民可用耕地面积狭小，再加上家庭联产承包制导致土地细碎化现象严重，不利于大型农业机械化的应用；物价普遍上涨导致化肥、农药等农业流动成本不断上升；近些年，农业投入成本逐渐升高，但收益没有显著提升，农业呈现出“内卷化”状态。随着土地经营收入持续下降，传统以土地收益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养老模式势必受到严重挑战[23]，土地原本所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不仅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反而被进一步削弱。老年人又因身体机能的退化而常常体弱多病，对土地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情，有时迫于自身实际情况会产生弃耕现象。有基于此，土地保障功能的充分发挥就无从谈起。

尽管国家为提高农民收益积极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可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诸多困难。老年人对土地的依赖性情感使他们难以放弃视如珍宝般的土地，又因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相关法律不健全所引起的土地流转纠纷和冲突让老年人对土地流转心存疑虑。土地流转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自愿放弃耕种的年长者而言，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经济物质水平；但另一方面也冲击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5.农村社会敬老尊老氛围淡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关于家庭养老的思想，集中表现为儒家经典中的“孝文化”。“孝文化”是关于敬养关系的道德准则和行孝的规定要求，对维持家庭和谐、保障社会安定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兴起并在农村中深入，经济至上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潮也随之在村庄中蔓延，许多农村青年人受其影响，价值观发生了转变，道德水准也呈现出下降趋势。中青年们普遍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照顾老人的观念淡化。

面对剧烈变迁的社会，中青年人更愿意加大对后辈的教育投入，如此一来，对老人的投入自然就大打折扣，弃老、虐老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即便囿于社会舆论或法律权威肩负起赡养老人的义务，也只是为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保障老人能够存活下来，日常生活中还是不管不问[24]。中青年群体尊老、爱老意识淡化，孝敬父母的美德被弃之脑后，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其优势也逐步丧失。

（二）“关系性”因素——农村养老困境产生的中观因素

所谓农村养老困境中的关系性因素，是指在农村中与老人群体密切相关的人际关系的函数，这类似于社会学家默顿提倡的中层理论分析视角。它具体体现为老年人在村庄中社会地位关系及其在家庭中的代际关系。

1.村庄中传统式长老秩序弱化。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封闭性的社会共同体，共同体的稳定是由内在深层次的机理维系着，这当中最为重要的体现正是“长老统治”。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里，因社会交往范围和社会关系网络是相对封闭的，老年人凭借年龄优势积累起来的生产经验和社会阅历，可以用来指导和解决传统礼制社会的诸多矛盾和问题，这就形成了统治乡土社会长老秩序的基础。

传统社会中的年长者在本家族和所在村庄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长老作为家族中的领袖，在长幼有序的社会中运用教化性的权威统治家族社会，依循着长期积累下的人生经验指导子辈为人处世，并通过调动诸多方面资源来维持着家族的兴盛；另一方面，长老们所代表的家族是不同的，其通过协商、沟通和交流亦可带动不同家族间的联系[25]。长老们运用地方性惯习来应对村庄共同体里的社会事务以及潜在挑战，竭力维持着村庄内部的和平与团结。长此以往，长老在村庄共同体中便有了绝对的权威和崇高的社会地位。

近观当下农村，传统的长老秩序已经或正在消解，老年人的社会地位今非昔比。与不流动的传统礼俗社会相比，现在的农村呈现出流变的状态，社会变迁异常加剧，村民们的社会关系圈也不停扩张。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老人积累的社会经验不再像以往那般适用，中青年人凭借着自身能力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上超越老年人，其社会地位不断崛起，而长老在家族和村庄共同体中社会地位却一落千丈。可以想象，老年人由彼时的资源控制者变为此时的资源匮乏者，又缺乏社会参与的机会，其在村庄中话语权迅速丧失愈发让其陷入养老困境之中[26]。

2.父权制日趋衰落，中青年地位崛起。在传统社会，父辈在整个家庭中的地位至高无上，自然也拥有家庭事务的决定权。之所以会如此，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父辈掌控整个家庭的资源，不管对内的财产分割和继承还是对外的社会资源，而且传统儒家孝文化规定，子辈要尊重父辈且遵从父辈所作出的决议。所以，在这样极具等级性的父权制社会里，老人们作为父辈的存在在晚年能够得到孩子们赡养，养老质量也可以得到保障，不太会出现“老无所依”的状况。

可到了现今社会，子女们逐渐离开父母，长时间外出务工，使得彼此间情感间隔加大且日趋疏远。子女已不像以前必须依偎在父母身边才能生存，恰恰相反，年迈的父母须依赖子女的赡养才能生活下去。中青年群体在社会转型的浪潮之中，凭借着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占据了家庭关系中的核心地位，父权制也因此慢慢消解。在此背景下，因代际关系转变引起农村家庭养老方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子女们对待老人的态度不再像以往那样万般顺从，而是带着“功利性”眼光去考量父辈们对其投入是否尽力，用一种经济学的“理性”思维和社会交换的视角来决定赡养父母的标准。处于弱势的父母们只能够硬着头皮顺应着这样的趋势，家庭养老的保障性地位岌岌可危。

3.农村女性地位的上升，婆媳矛盾凸现。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农村妇女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农村外出务工主要力量是男性中青年，这昭示着留在家庭中的除了老人和孙辈，剩下的就是媳妇，农村中出现了一种男性缺失和女性主家的局面[27]。现在的农业呈现出妇女化趋势，妇女已变成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而且在家庭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这就决定了媳妇在家庭养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传统社会中，婆媳矛盾主要是婆婆对媳妇的刁难，婆婆因依附父权制的权威处于强势地位，媳妇在无话语权时只好逆来顺受。可当今社会婆媳间关系发生了转变，媳妇因经济上占据优势成为矛盾关系的主导方，婆婆反之要受媳妇的气，看媳妇的眼色行事，婆媳之间的矛盾影响着老人们的养老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父权制基础的衰落，家庭内部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权力重心已从父辈向子辈进行转移，妇女的地位日益提升。婆媳矛盾体现出的代际矛盾，不仅是个体的“婆”与“媳”之间矛盾简单呈现，而且是老年群体和子女群体在家庭养老中关于责任和孝道、养老期待与实际操作、个人行为与社会道义之间矛盾的集中且具体反映[28]。

（三）“主体性因素”——农村养老困境产生的微观因素

老年人养老困境问题，不仅由上述的宏观“结构性”因素及中观 “关系性”因素所致，还包括老人自身的“主体性”因素。剖析这一“主体性”因素，对科学认识养老困境的现状以及由此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甚是重要。

1.生理机能衰退，养老风险加大。生命周期理论揭示出人的一生是按照可遵循的规律成长、发展的，都会经历出生、成长、衰老、生病和死亡的一系列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的生理机能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总体而言是由强盛慢慢趋向衰落。人到老年就意味着迈入了衰落期，生理机能全面退化，与之相随的社会交往功能、人际关系功能也慢慢消退。尤其处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中，农村的老年人群体的处境更是如此。

原本希冀依靠子女来实现晚年的“老有所依”，可子女们迫于生计劳苦奔波外出务工，把老人留于家中。老年人在还能从事劳动时可通过农业生产获取口粮来养活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理的衰退，一旦遇到疾病，老人会面临着不可预计的风险，轻者会因病痛误了生产而无法保障生存的口粮，最终导致原本不高的生活质量再度下滑；重者可能会卧床不起、身体功能丧失甚至面临死亡的危险。

2.为减轻子女负担，顾“彼”失“此”。无论古今，子女的家庭尤其是儿子组建的家庭通常会围绕父母而居住。即便不采取以核心家庭为主的居住方式，青年人都会承担起中国式家庭赡养职责，差别只是在程度或效果上。现在的乡村在主体性层面，农村老人的养老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老人的独立性、自主性不断增强，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并不愿意依赖子女获得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在日常生活中更倾向于个人生活照料自理和情感自抚[29] 。并且，老人们一旦想到子女为了让家庭更加有尊严的生活而背井离乡时，为孙辈的教育而伤神时，为积攒更多钱在外省吃俭用时，能体会到子女身上的沉重的负担，明白已经为人父母的子女也有着自身生存使命，希望为子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子女分担些家务，不想给子女再添加额外的重担。生计来源单一且极具脆弱性的大部分老年人总是设身处地替子女着想，不想给子女添麻烦，在深陷养老困境时也不愿告知在外打工的子女，更羞于向子女索取生活费用，其境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糟糕。

五、结论与讨论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农村老人养老问题不单单是家庭问题，已演变成严峻的社会问题。研究发现，占据主导地位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出现了诸多困境，集中体现在老年人群体在经济上的供养水平不足、生活上的日常照料欠缺以及精神上的慰藉匮乏等方面。本文从“结构-关系-主体”的分析框架入手，系统全面地对家庭养老困境产生的机理进行细致地解读。研究表明，进程加快的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家庭小型化、社会养老氛围淡化、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以及“新农保”社会保障功能不足等是农村家庭养老困境产生的“结构性”因素；村庄共同体中传统长老秩序弱化、父权制的衰落导致中青年崛起和农村女性地位上升带来的婆媳矛盾显化则构成了“关系性”因素；老年人生理机能衰退以及“顾彼失此”为“主体性”因素。

综上所述，当下农村面临着严峻的养老困境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社会转型及家庭变迁给农村养老带来诸多挑战，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趋势也日益凸显，这是否就意味着在农村占据主导地位的家庭养老模式会被其他养老模式所取代？基于笔者的研究判断，家庭养老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被替代，仍旧是农村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模式。一方面，当前国家限于经济水平和养老承载力在短期还做不到大幅度地提升新农保的整体待遇，而社会化养老服务机构等在广大农村还处于起步甚至空白阶段，这表明农村社会化养老的发展之路依旧艰难；另一方面，老年人愈来愈重视精神上的需求，即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老年人可以在家庭之外获得足够的经济赡养和生活方面的照顾，但精神慰藉需求却难以得到充分的满足，而家庭养老在这一方面更能发挥特有的优势，也便意味着其模式难以被取代。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积极探索并大力发展多元化的养老模式，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未来养老问题的可持续之路。

致谢：本文的写作框架得益于中国人民大学黄盈盈副教授2015年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发表的《“结构-关系-主体”框架下的艾滋病预防——扩展“疾病”的社会学想象》一文的启发，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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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hange of family structure， family endowment function has weakened and has fallen into serious difficulties. 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economic income decrease and the lack of life care and spiritual comfort. Under the “Structurerelationshipsubject” framework， the paper expounds systematically the gen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rural oldage dilemma. The research results found that population aging and family miniaturization， social pension atmosphere desalination， land guarantee function weakening， new agricultural insurance level lowering， and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deficiency are structural factors； The relationship factors are mainly the rise of young in the weakening of the traditional order of elders in village community and decline of patriarchal authorities， as well as the ever explicit contradictions between young women and their mothersinlaw； While the recession of the elders physiological function and imbalance of their ability and duty are subject factors. Even so，the family model，because its unique function cannot be replaced， is still the most important endowment mode of rural society.

Key words：rural in transition period； family pension； rural endowment pat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