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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至少她曾经很美

2016-10-27小渔

东方女性 2016年9期
关键词:七星艺术家艺术

小渔

今天的798仍旧披着工业废墟的外衣,工业感却早已消弭;仍旧冠以艺术区之名,艺术的创造力尚余几分令人质疑。这里容纳了众多国际性艺术机构、画廊、工作室、咖啡馆、书店、小商铺,却也难以避免地被这些机构修改着、解构着、重新定义着。

这片工业建筑遗产当年的模样已经模糊,我们试图还原798艺术区初创时的生态,回溯798的“光辉岁月”。而作为扎根于798的第一批艺术家之一、第一间包豪斯工作室和第一家咖啡馆的主人、早期重要艺术运动的发起人和策划人,黄锐是不二的记忆之源。

2000年12月,在国企改制的经济政策之下,原先代号700、706、 707、718、797、798的国营工厂重组为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星集团),大量闲置厂房开始对外出租。2002年1月8日,早年“星星画会”的成员黄锐回到北京,与艾未未、艾丹兄弟俩及几个朋友一行六七人,第一次来到798。

作为北京人,黄锐早年便知道798工厂,但他无法预见这个昔日的老厂区会成为他以后发展的根据地,乃至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试验场。黄锐老师很坦诚:“798有暖气,这是它吸引我的最大原因。”此外,同2000年已经“入驻”的洪晃和美国出版人Robert Bernell一样,他们共同看中的还有厂房整洁大气,工人有秩序,租金低,有食堂。

可惜,黄锐并未能租到满意的工作空间。负责人告诉黄锐,798已经没有可对外出租的空间了。于是黄锐干脆自己动手,在靠近暖气管道的地方搭了简易窝棚,还画了一些建筑改造图,一直坚持到4月。这时,物业告知黄锐,距此三四百米还有一个荒僻的车间闲置着。这个车间最终成为了黄锐在国内的第一个工作室。

“建筑本身就是一位美女,你要打扮她,给她买嫁妆……”工作室大概260平方米,当时的月租金只要一千多,但是黄锐花费14万对工作室进行了装修改造,将家和工作室合二为一,形成在当时很新潮的SOHO格局。在日本常年工作生活的经历让黄锐对生活有着不同的感受。物的材质、结构、呈现方式都是独特的存在。

798的建筑简单到了极致,是前工业时代的典范,但同时也非常有性格,值得投入一番。即便稍加装饰或不装饰,798所拥有的原汁原味的实用包豪斯厂房,也可以为艺术家们提供充分的施展空间。798厂房的设计师来自东德德绍市,出身于包豪斯学院,798的建筑本身就是极具文化价值的建筑遗产。

可以说,798诞生初期的大空间、低租金(Robert租下的120平方米食堂年租金28470元)、高自由度,让这里成为了废墟之上的乐土,成为了艺术家们的诺亚方舟。而当时的中国,正缺少这样一个相对正式、稳定的当代艺术的试验和发表空间,798正是以这样的姿态,走入了大众视野。艺术家们白天埋头创作,晚上串门吃饭,不远处的厂房还没有完全停产,艺术家与工人相安无事,各忙各的。一个黄金时代似乎指日可待。

2002年,黄锐将东京画廊引入798,使之成为798的第一家境外艺术机构。“北京东京艺术工程”(BTAP)使798从真正意义上开始走向国际。“北京东京艺术工程”的开幕式客观上成为了798的第一场艺术运动。为了这次开幕,黄锐等人合伙出钱改造了现在人们看到的不锈钢通道,第一次挂出了艺术区的牌子。

但是七星集团通知艺术家们,798已经被规划为“中关村电子城”,2005年年底将要完成拆迁。据黄锐回忆,当时七星集团办公楼的三层有一个中关村电子城的整体规划展示台,囊括了798所在区域。而七星集团当时也冻结了租赁计划,不再与艺术家们续租。是要长久地住下去,还是甘心三年半后走人?30多位艺术家集合在咖啡馆开了会,必须要做点儿什么,否则就是等死。

最终,黄锐等人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七星集团突然措施的几点担忧》的公开信,向朝阳区政府进行策略性求助:“艺术区活动广为全世界主流媒体、政府、非政府组织、艺术家、艺术爱好者与普通民众所知并关注,由此突然措施带来的国际影响是否一概由七星集团承担?”黄锐在日本从事传统建筑保护的经历,让他深知对于城市规划、老建筑改造的理念,如果能够传达到决策者耳中,并借助决策者的力量来推动,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于是,他提出798数字符号,提出改造理念,以邀请东京画廊为起点,发出很多邀请,把各种国籍、各种身份的有社会影响力的名人吸引搬迁到798。艺术家的力量是薄弱的,与七星集团及中关村电子城的政策规划无法同日而语。在此情势之下,开放展览是唯一的选择。黄锐等人发起了“再造798”运动,后在与七星集团的矛盾纠纷过程中更名为“大山子艺术节”(DIAF),号召艺术家们开放自己的工作室。

黄锐这一代的艺术家大多骨子里凝聚着开放精神。追求开放的艺术环境却造成了矛盾。开放展览远非字面意义那么简单,开放意味着必然会有交流、对比、反思及进一步的行动。能否接纳这一系列蝴蝶效应,反映了一个社会是否具有当代意识。很快,开放搅动了气氛,带动了触角发达的媒体——2003年,美国《时代》周刊将798 艺术区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新闻周刊》因798把一个废旧厂区变成了时尚社区而将北京评选为年度12大世界城市之一。

2004年,北京被列入美国《财富》杂志一年一度评选的世界有发展性的12个城市之一,入选理由之一依然是798。而国际媒体带动了国际政治家来访,从德国总理施罗德,到比利时女王,再到欧盟主席巴罗佐。2005年,当欧盟主席巴罗佐坐在黄锐的咖啡馆里喝了杯咖啡的时候,黄锐知道,798保住了。

2004年到2006年,“大山子艺术节”共举办了三届,每次都由艺术家自行组织(此三届过后,艺术节便由官方接手),其间还穿插了各种形式和规模的艺术展。798的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而且为有志艺术家提供了一席之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当代艺术试验场。

黄锐形容说,798像梦一样美,而且成为了现实;即便她现在不美了,但曾经是美的。现在的人们确实比从前急功近利得多,但相比较来看,798仍旧是美好的、相对自由的。2003年“非典”期间,黄锐等人发起了“蓝天不设防”活动。在黄锐的认知观念里,这是归类于“好玩”的一类行为,根据“游戏规则”,每个艺术家每周末做东请客一次。但在“好玩”的背后,是艺术家的社会担当。

艺术家是不能够,也不应该顺从社会主流意识的。反其道而行之、维持不同声音的平衡才是艺术家的本职工作。黄锐的家宴往往演变为一场行为艺术,突破了日常性、现实性、功利主义,只为好玩儿。看得出黄锐在言语间对这片他曾经为之战斗过、呐喊过的艺术区饱含着感情。

而今,黄锐已不似白手起家时那般锋芒毕露,创作的主题仍与社会息息相关,只是会更加隐晦,不再从偶然事件出发发出呐喊,而是从更高的视角审视长期来看社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相对于艺术家的成熟和冷静,艺术区走出了当初被迫突围保命的困局,却未及成熟而变质。

网上一位艺术评论者的描述直中要害地总结了798的现状:“早年那种行为艺术、露天小剧场、艺术书店、随处可见的装置雕塑、各种‘野路子艺术展不见了,代之以美协系、书协系中国书画联展、山水画展、行画专卖店,原先的前卫画廊卖起了T恤、纪念品,摄影橱窗改小卖部,兜售瓶装酸奶和冰激凌。昂贵的租金,使大空间的存续越发艰难,于是条块分割——798的小商品市场化发展前景已日渐清晰。”

对于2016年7月开幕的798诞生回顾展览,黄锐寄予了很高期望。798最初是什么样子的,如何在“元老”艺术家们的争取下免于被拆毁,如何一步步走入国际视野,又是如何在管理者(当初的拆迁主张者)的经营下和土地急剧增值大背景下日渐丧失艺术的实验性、先锋性……正面回应大多没有意义,而一场具有国际水准的展览就像无声的历史讲述,能让人们看到一些被忽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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