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第一次在重大场合明确提出“中国方案”的概念。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PD）已稳居世界第二多年之后，在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已经超过吸引外资规模的今天，中国需要也应当为世界继续朝前发展提供“方案”。这既是要增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更好地保障中国的海外利益并服务于国家利益，也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责任和担当。

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层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后被概括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此外，中国视野还涵盖核安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当前最受关注的全球重大议题。直至最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乌兰巴托出席亚欧首脑会议期间，也就亚欧合作提出了中国方案。

最典型也备受关注的“中国方案”莫过于亚投行（全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习近平在2013年出席APEC会议期间首次提出这一设想，预计2017年初，在成立时的57个创始成员国的基础上，成员国规模将增加到90个左右。

亚投行之所以能在短时间能快速“落地”，并广受欢迎，除了有中方的大力倡导和促成外，还因为其“开放、包容”的姿态。但即便如此，在酝酿和筹备期间，亚投行一直饱受争议，被认为是中国在西方主导的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战后金融体系之外“另起炉灶”，是要挑战当前的国际金融秩序。

抛开一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主观臆断”不论，新生事物要被过度检视几乎是普遍规律。因此，不止是亚投行，所有“中国方案”在一开始都可能难免被质疑甚至是被非议。但也正如亚投行在正式运行之后用其开放、包容姿态以及快速但扎实的推进有效地打消了外界的疑虑一样，每一份事关全球重大议题的“中国方案”也都需要秉持开放、包容精神，需要服务于国家利益并保障所有“利益攸关者”的利益。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虽然在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里受到一些制约，但其实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是享受到这套秩序的“红利”的。也因此，所有“中国方案”的提出，都应本着“建设者”的姿态，以推动这套秩序的完善或者去做有益补充为目标，而非“破坏者”“颠覆者”。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多次表示，中国支持并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其实，中国原本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这套国际秩序和体系的创建者之一。只不过，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和中国实力的提升，中国自然需要在这套秩序的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如今的世界，越来越不相信“一言堂”，但也越来越不能容忍“一锅粥”。国际社会需要一个更好的秩序，但国际社会不能陷入失序状态。

而在“中国方案”提出之后，如何维护并不断提升其影响力和公信力是中国面临的更大课题。首先，要保证方案的科学决策以及有效“落地”，方案本身要贴合国际社会以及中国自身发展的需求，并且要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在这方面，亚投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其次，方案要着眼长远，要有可持续性，避免因为国内利益和人事的变动而给方案的实施造成严重冲击。第三，要正视方案在酝酿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质疑和非议。相较于西方而言，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处于相对不利和被动的处境是客观事实。而要打消外界疑虑尤其是一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主观臆断”，需要理性应对，做到最大限度的透明化，用事实说话，避免“以牙还牙”地情绪化回击。

提出“中国方案”，提升中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本身就是一种大国姿态，面对“中国方案”遇到的种种问题，则需要有相应的大国心态。一方面，要有“有所作为、敢于担责”的勇气和自信;另一方面，也要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自省以及应对问题和挑战的能力。

更形象点说，中国所提出的每一份“中国方案”，其实就是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形象代言”。做好了，它能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做坏了，它也能把中国的问题和缺陷更直接地呈现于世人面前。所谓“外交无小事”，事关全球重大议题的每一份“中国方案”更需要分外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