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微波,吴锦玉

(电子科技大学 中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中山 528402)



“澳门世遗”景名翻译策略的意识形态及赞助人影响研究*

邓微波,吴锦玉

(电子科技大学 中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中山 528402)

“澳门世界文化遗产(简称‘澳门世遗’)”是澳门璀璨文化的代表。在分析“澳门世遗”中西式景点名称翻译后，发现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后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依据，从意识形态及赞助人角度，探寻二者对这一策略倾向的影响。

“澳门世遗”；改写理论；意识形态；赞助人

澳门大学张美芳教授于2009年在《上海翻译》上发表论文《文化途径看澳门——浅谈澳门世界遗产景点译名》，对“澳门世遗”各景点名称的翻译进行了深入考察：论文通过分析各景名原文和译文的异同，归纳了主要的翻译策略，并提出了导致不同译名的主要原因。[1]文章不仅理据充分、令人信服，且慧眼独具、让人耳目一新。不过，张教授的论文是对“澳门世遗”景点译名进行的全面考察，未对各译名进行“译入”(西文译至中文)和“译出”(中文至西文)的区分。本文试移视角，仅对“澳门世遗”景点名称“译入”的策略进行考察，并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依据，探寻隐于翻译策略后的意识形态及赞助人方面的原因。

一　语料分析

(一)语料来源、研究对象及翻译策略

本文语料来源为《澳门旅游地图》。该地图以中、葡、英、日四种语言印刷，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出版发行并免费供应。“澳门世遗”是以澳门旧城区为核心的一片历史街区，在世界遗产列表中称“澳门历史城区”，区内二十五处代表性景点星罗棋布，其中中式景点为九处，西式景点为十六处，而后者的名称翻译即本文的研究对象。

因本研究有赖于确定各西式景点的译名到底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异化或归化，所以需先对异化和归化的概念予以明确。异化与归化是相对的两种翻译策略，前者倾向于“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质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2]59后者则“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以最大限度淡化原文的异质性”。[2]43-44或许有人会认为异化与归化泾渭分明、相互排斥，但实际上，二者是一个二元对立的辩证连续体，在二者之间还存在一个渐变群，包含各种两者兼备、或二者皆非、或相互交叠等中间状态。[3]具体而言，典型的异化包括保留原语、音译、音译加意译；而典型的归化则包含创译、改译或补译(见图1)。

图1　异化归化辩证连续体

(二)语料分析

仔细分析《澳门旅游地图》上西式景点的原名及译名后可以发现：

1.地图上十六处景点翻译中，有十处采用的是归化译法，如“东方基金会会址(Casa Garden)”是依景点现在的功能完全“创译”而成；“玫瑰堂(St.Dominic’s Church)”和“岗顶前地(St.Augustine’s Square)”分别根据教堂的供奉对象——“玫瑰圣母”和景点所处的位置用“创译加意译”而成。而其他采用归化译法的景点还包括“Holy House of Mercy(仁慈堂大楼)”、“Section of the Old city Walls(旧城墙遗址)”、“Ruins of St.Paul’s(大三巴牌坊)”、“Mount Fortress(大炮台)”、“Guia Fortress(东望洋炮台)”、“Protestant Cemetery(基督教坟场)”以及“Cathedral(大堂)”。

2.地图上其他六处景点均含有归化和异化两种译名，只是两种译名所处位置的重要性正好相反。其中，“Dom Pedro V Theatre”和“Moorish Barracks”两处景点的归化译名“岗顶剧院”和“港务局大楼”都居于地图上的标题位置，而异化译名“伯多禄五世剧院”在标题内的圆括号内，“摩尔兵营”则位于标题下的景点介绍之中。而通常而言，位于标题位置的名称比位于括号内或景点介绍中的名称重要性更大，认同度更高。

二　讨　论

分析上文十六个西式景点名称的翻译后可以发现，只有归化译名或归化译名认可度更高的景点共有十二处，换言之，归化策略与异化策略的比例是3：1。由此可知，“澳门世遗”西式景点名称翻译偏重采用归化策略。为何会出现此种情况？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可给予启示。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即改写，翻译之所以无法真实地再现原作面貌主要源于内外两大因素的操控：外因是能促进或阻碍文学阅读、写作或改写的各种“权力(包括个人或机构)”，亦称“赞助人”；内因则是由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所谓“专业人士”。通常来说，文学家及其诗学观念始终在赞助人及其意识形态所制定的参数内起作用，[4]14-15换言之，在影响翻译的内外两个因素中，决定作用更大的是意识形态和赞助人，而非专业人士和诗学。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文学翻译，也同样适用于“澳门世遗”的景点名称翻译。

(一)翻译中的意识形态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1998)，“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5]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常以意识形态交流为开始。表面看来，“交流”隐含着平等、友好，但王东风认为，“这样的交流背后真正隐藏的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6]“对抗”的观点非王东风一人独持，法国文学家雨果也曾提出：“当把一部译作提供给某个国家时，这个国家总将其视为一种对本土文化的粗暴侵犯。……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反抗”。[7]18然而，出现“对抗”、“反抗”的原因何在？分析后会发现，翻译本质上是向本土意识形态输入异质文化的意识形态，翻译而来的“泊来品”代表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价值观。于本土价值体系而言，这无异于一种外来的文化渗透，具有潜在颠覆性和破坏性，必然遭到本土文化的抵制。反映在翻译中，本土文化会偏向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尽力将外来文本的异质性最小化。

对“澳门世遗”景点名称的归化译法，从意识形态角度观之，正是异化译名及其内部蕴藏的政治、宗教、思维模式及语言习惯等意识形态与当地中国居民的意识形态相违背，甚至冲突，因而遭遇他们的抵制。

1.政治。从秦朝至明清时期，“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在我国经历了从初建到发展至顶峰的历程：在封建专制社会，皇帝是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神圣高贵之地位；君权神授、皇权世袭，秦始皇甚至规定皇帝按世代排列，首代称始皇帝，后世以二世、三世计，“传之无穷”；[8]而封建专制社会的民众也普遍相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天下所有土地归天子，天下所有臣民都须效忠当朝皇帝。“岗顶剧院(伯多禄五世剧院)”由葡萄牙人兴建于1860年。查阅澳门历史可知，“葡萄牙人自1553年进入澳门，至1849年的296年间，前20年属于暂时居住性质，以后的276年则属于租借居住性质；在这长达296年间，澳门一直是中国的领土，租借给葡萄牙人居住，由明清政府行使主权，设置官员管理的一个特殊地区”，[9]34-35另据记载，从1729年至1906年的175年间，清政府一共委派了57任县丞直接管理澳门。[9]211换言之，“岗顶剧院”修建之时，葡萄牙刚刚结束自己在澳门的租住身份，仍处于清政府的管理之下。因此，当葡萄牙人在澳门修建剧院，并冠以葡萄牙国王“伯多禄五世”之名时，当地中国居民对这一他邦君主名号不仅知之甚微，就算知道也认为承认“异帮之主”乃对当朝皇帝之大不敬，“伯多禄五世剧院”这一译名遭遇冷落也就在情理之中。

2.宗教。“澳门世遗”中有多处天主教堂。这些教堂大多建造于1567至1587年之间，处于我国明朝时期。据历史记载，基督教在分裂前曾两次传入我国，但最终结果都是雁过无痕①。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居住澳门后，耶稣会士纷纷随船前来澳门传播天主教。到1563年，澳门至少有8名耶稣会士进行传教，发展教友600多人。[9]111-113不过，这一数字较之当时澳门信奉佛教、道教的人数，简直不值一提：明代，居住在澳门的中国居民多数信奉佛教，就连“后来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澳门传播天主教时也为澳门居民如此之多笃信佛教而感叹不已”；[9]109而道教女神妈祖更是在许多澳门居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因此，当带着神秘色彩的西方教堂在澳门建成后，其西化严重的译名自然难以被当地居民接受。而随后，当地居民发现这些“洋房子”不过是用来供奉西方神灵之所，功能上与中国供奉祖先神佛的“庙宇佛堂”颇为相似，因此“St.Augustine’s Church”和“St.Dominic’s Church”被分别译成“龙嵩庙”、“板障庙”，“St.Lawrence’s Church”则被译成了“风顺堂”。

值得一提的是，从“意识形态”对翻译进行研究须具备辨证的眼光，要意识到特定文化内的“意识形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化。历史显示，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东方入侵，其意识形态也在不断渗透(破坏、颠覆或丰富、提升)当地的意识形态。例如，由于西方传教士的努力，天主教在澳门逐渐获得认同并扎下根基。换言之，天主教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已逐步被当地居民接纳，并融入当地的意识形态之中，这无疑是“风顺堂”、“龙嵩庙”等归化译名最终让位于“圣老楞佐教堂”、“圣奥斯汀教堂”等异化译名的原因。

(二)翻译中的赞助人

所谓赞助人，是指能促进或阻碍文学阅读、写作或改写的各种“权力”；赞助人确立一套具有决定作用的意识形态价值参数供文学家和翻译家在内完成诗学追求。[6]具体而言，赞助人包括宗教团体、政党、社会阶层、宫廷、出版社，及报章杂志、电视台等传播媒介；赞助内容含意识形态、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三个方面。本质上，“澳门世遗”景点名称翻译属于民间翻译行为，并无赞助人为翻译者提供经济收入或社会地位。但前己说明，这些翻译确实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可知，定有“赞助”意识形态的赞助人。探讨“澳门世遗”景名翻译的赞助情况，重点需弄清两大问题：赞助者乃何人？赞助者以何种方式施与赞助？

追溯澳门的历史可以知道，葡萄牙的在澳史一般分为殖民前(1557-1822年)、殖民时(1822-1976年)、过渡期(1976-1999年)及回归后(1999年后)四个阶段(因“澳门世遗”景点名称翻译主要成形于前两个阶段，本文只讨论前两阶段的情况)：(1)葡对澳正式施行殖民统治前，已据居澳门二百多年。不过在此期间，澳门葡人不仅受明清政府之严格制约，且需向中国政府缴纳高额年租以获取在澳居留权，葡萄牙“与中国皇帝的和平完全由中国皇帝随心所欲”。[10]52(2)1822年始，葡对澳正式施行殖民统治，并加强了在澳总督的权力以助行其殖民政策，然而1849年“亚马留总督被杀”一案证明：“澳门葡人都以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为生存依归”，亚马留推行强硬措施，是“错将澳门与非洲的殖民地等同视之”。[10]130此案了后，就连立场一向强硬的马杰罗主教也声称要“通过协议或条约，恢复同华人的传统友好关系”。[10]133另据史学家研究，不论是殖民前亦或殖民后，葡萄牙人因其“缺乏武力优势，从而不得不与中华文明平等相处，葡萄牙在澳门的管理及其文化影响的存废，完全取决于中国的态度”。[10]288换言之，在“澳门世遗”大多数的西式建筑名称被翻译之时，葡萄牙无论在人口数量、社会影响、政治宗教、贸易经济、道德上都难匹及华人，华人才是当时澳门当地主流意识形态的掌控者，是“澳门世遗”西式景点名称翻译的“赞助人”。

关于赞助人(华人)以何种方式对“澳门世遗”景点名称翻译施以赞助，首先需了解赞助人一般会影响翻译活动的哪些方面。陈德鸿、张南峰曾提出赞助人是“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11]176换言之，赞助人不仅能够影响翻译的“产生”(包括翻译的选材、翻译策略、方法取舍等)，还能影响译作的“传播”(译作的出版、译作的接受等)。如果说在“产生”上“澳门世遗”景点名称翻译与赞助人，即华人之间的关系难以求证，那么在“传播”过程中，赞助人的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当西式建筑落成冠名后，占人口主流的当地华人(超过95%)因不懂外文，所以需要有中文译名来对这些建筑进行指称。初通中文的西方人(主要为传教士)概有为其提供译名，但往往多为异化译名，而这些译名却与当地华人的意识形态不相符合，因此结局只有遭遇冷落；而当与本地华人意识形态相契合的归化译名出现时，华人世界很快便将其接受，并在自己的圈子内道路以告、口耳相传。正因如此，这些归化译名才得以广为流传并习用至今。

三　结　语

张美芳教授曾从文化的角度对“澳门世遗”的景点名称翻译进行过全面综合的研究。而本文将关注点仅放在西式景点名称的翻译上，试图从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视角来对这些景点的名称翻译策略进行考察：经考察后发现，这些西式景点名称的翻译主要采用的是归化的译法。而之所以主要采用归化译法，是因为受到了赞助人和当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华人通过控制“异化译名”和“归化译名”在当地的传播，从而实现对西式景点名称翻译的意识形态控制，与当地意识形态相符合的译名被保留，而相违背的则被冷落。其实，不仅是“澳门世遗”的景点名称翻译会受到赞助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澳门其他方面的翻译也会受到其影响。事实上，东西交碰于澳门，使澳门不仅成为一个文化交汇之所，更成为一个翻译汇集之地，在澳门处处可见翻译的身影。但目前学界对澳门的翻译研究却非常之少，本文抛砖引玉，冀引发其他学者对澳门更多翻译问题的更多方位的思考，以进一步丰富国内的翻译研究。

注释：

①基督教传入我国的两次中第一次在635年，到845年便销声匿迹；第二次在1294年，到1368年元朝灭亡而再次销声匿迹。

[1]张美芳.文化途径看澳门——浅谈澳门世界遗产景点译名[J].上海翻译,2009 (2): 29-33.

[2]Shuttleworth M.and M.Cowie.DictionaryofTranslationStudies[Z].Manchester: St.Jerome Publishing,1997.

[3]黄艳春,黄振定.简论异化与归化的运用原则[J].外语教学,2010 (2): 101-104.

[4]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8.

[6]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3 (5): 16-23.

[7]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C].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2.[8]百度百科.中央集权制度[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44898.htm.

[9]黄启臣.澳门通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10]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史[M].广州: 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11]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Research on the Ideology and Patronage of Translations of Western-styled Scenic Spots Names from “Macao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DENG Weibo，WU Jinyu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Zhongshan College,USETC,Zhongshan 528402,China)

“Macao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i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glorious culture of Macao.After an analysis of the name translations of western-styled scenic spots from “Macao World Cultural Heritage”,we have discovered that most of these translations are conducted by domestication.Then,with the enlightment of Lefevere’s “Theory of Rewriting”,this thesis will probe into the reasons for the priority of this translating strategy,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deology and patronage.

“Macao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Theory of Rewriting; ideology; patronage

2016-01-09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2014年度校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JXTD201411)。

邓微波(1981-)，女，湖南衡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视听翻译。

H059

A

1671-1181(2016)03-005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