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珀尧

摘要：指出了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急速变迁形成的城中村亦成为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缩影，通过分析广州城中村运行的基本情况，从社会和经济层面探讨了城中村维系的根本原因，其次，通过分析现行改造方案利弊，围绕乡土关系和经济联系两个核心，提出了一些城中村改造的新思路，即集体经济转制、新建社区和原位廉租房社区并行的改造思路。

关键词：城中村；运行；改造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08-0228-03

1.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中村”逐渐出现，特别是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劳动密集型经济较为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以广州市石牌村等为代表的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向城市发展的过度性现象，其发展历程与运行方式有其独特性，在改造过程中，不可避免经历冲突。在分析城中村运行特点的基础上，通过讨论其改造过程与方案，找出城中村的演变与出路。

2.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城中村的运行

李培林在贺雪峰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一个完整的村落共同体分为5种可以识别的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自然边界和经济边界。对于传统相对封闭的村落而言，这五种边界基本上相对重合。不同于以上情况，随着城市化发展，城中村的边界发生分化而不再重合，其次序为由边缘到核心，由经济边界向社会边界发展。

笔者认为，在以上5种边界中，最重要的当属社会边界和经济边界。其中社会边界联系到村落核心的宗族制和血缘、乡土关系，而经济边界最为活跃，在中国经济腾飞以及城市化、工业化浪潮兴起的当下，村落的经济边界早已突破原本框架，首先打破村落传统的束缚。因此，根据李培林对村落共同体五种边界的概括，分别从社会线索和经济线索分析城中村的运行方式。

2.1社会线索

从社会线索的角度，笔者认为村落的运行可分为三个层次，即乡土关系，血缘、地缘关系，共同价值体系和社会认同。

“乡土关系”是周晓红在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她认为，人与人之间除社会关系以外，还有更深层更基本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或称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种农耕的要求客观上将农民束缚在定居点，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生存关系，或称乡土关系。

在村落的传统生活领域中，家庭、邻里和社群等是初级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它们使得社会生活有序进行，而乡土关系使得农民能够长期定居却缺乏流动、缺乏交流和变迁，这种生活模式才能繁衍出由以上初级社会群体为单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组成的家族，进而由各个家族联合成宗族，这成为村落中人与人关系的最重要组合。事实上，即使实现非农化的城中村，仍然注重以礼而治，长幼有序，也还保持着村落的家庭生活和邻里生活。

在这种社会生活和组织方式基础上，城中村“村民”仍然遵循村落原有的共同价值体系和社会认同，这种认同方式下，形成了自然属性的熟人社会，村长在村落（熟人）家庭中承担近乎无限的家长责任。

然而，随着耕地的消失，农民终结了，村落是否也随之消失；人与自然的关系消失了，城中村民对土地的依赖是否也消失了呢。笔者认为这应该结合经济线索来分析。

2.2经济线索

在城中村存在的历程中，不得不提的一个元素就是集体经济，集体分红是村民一大收入来源，集体经济也是村落联结的一大重要因素。广州城中村的集体经济是大队制、单位制和公司制的混合体。一方面，虽然公社消失了，集体经济却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大队制原有的三层管理制度。另一方面，类似于城市中原来的“单位”，它具有以下特点：①村委会负责一切事物，村长类似国有企业厂长；②村落社区建设和管理费用由村集体支付，而不是国家财政支付；③村民的情感依赖性（很像国有制单位职工对单位的依赖）、村落排他性以及分红带来的经济上的依赖性；④村落的社会关系网络和配套的共同价值观（向公司制转化的困难阻碍）。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单位制消解不可避免，单位利益的排他性以及内部福利的追求，限制了资源的流动并提高了社会事务管理的成本。因此，村集体同样出现了公司制的某种特征。在广州城中村的集体经济组织中，经济社作为“母公司”与经济联社作为“子公司”的组合，结合其他产权形式和村民经济合作行动成为常见形式。不同于通常公司股份制或合伙制的是，村集体采用“股份合作制”，在决策上采用“一人一票”（而不是“一股一票”），且实际上普通公民谈不上什么决策权（通常决策权归集体），也不可以退股。然而，奇特的是在分红时又按照“一股一票”，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农民的智慧，又充满中国市场经济对村落的嵌入性特征：城中村既是企业化的村落，却存在村落产权不完整、无可让渡性、收益权与决策权分离等特点；它又是存在内部市场的村落，这里存在多样的产权主体和同样多样的交易契约。正如李培林所言，广州城中村其集体经济存在于所谓“连续谱”的状态——在企业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理想化类型间一种看似“过渡”实则“稳定”的资源配置类型，而这才是“普遍规则”。

就村民个人经济收入而言，他们正在经历从“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过度，从依赖土地向利用土地所有权过度。黄宗智指出，传统村落随着人口压力和耕田减少，使小农不得不才用“過密化”策略，即在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不断增加单位面积耕田的劳动力（采用多生男丁的策略），而我们知道生产资料的边际替代率递减，在其他生产资料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例如资本、土地），这种一味投入劳动力的方法无疑效率低下，还会进一步增加人口压力。这种策略看似只能基本维持生存，实则与历史条件有关，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小农在大多数时间除了劳动力，还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投入渠道，只能不断生育，大量投入人丁，看似缺乏理性，却是无奈的选择。而中国改革开放，给了农民新的机会，当其他就业选择造成传统农耕“机会成本”大幅增加时，农民几乎立刻体现出“经济理性”，例如城镇企业和集体经济的出现与发展，全国涌现的农民工大军。表现在广州城中村，就是“寓公”的出现——城中村村民将住宅基地上建造的廉租房租给大量外来务工者，除了集体经济分红，收租已经成为广州城中村村民另一大收入来源。不得不说，这是典型的“寄生型”生活，长远来看，不具备可持续性，也不符合我国城市化将村民转化成新市民的要求。然而，这种现象存在下来，这种所谓寄生型生存，其实质，经济本质上是村民经济理性的作用（尽管不具备可持续性），社会本质上是村民保土观念的新表现——从对土地的依赖到对土地的利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村落根本的乡土关系并没有变，只是从另一个形式表现m来而已（城中村村民依靠廉租房——这个新形式的“耕地”，“顽固”地保留了村落原有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形态）。

3.村落终结与城市化——城中村的改造

3.1城中村改造的现状

国内学者经过长期研究，分别从城市规划学、法律、经济、管理和社会学视角对城中村改造进行了研究。当前主流的分类方法是以主导主体为标准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邵任薇探讨了城中村自主与镶嵌式改造问题，而魏立华、闫小培等提出了“原位改造低收入廉租房社区”的模式。

王海龙等认为根据主导主体为依据进行划分，主要可分为政府主导（北京），开发商主导（武汉、兰州、两安等）和村集体主导（广州）。具体到广州，在村集体主导下，目前采用的改造措施有：①行政上，将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村改居”）；②经济上，集体经济改为国有经济，集体土地改为国有土地（“集改国”），村民宅基地转为城镇房地产权；③公共服务上，将农村管理纳入城市管理范畴。需要指出的是，鉴于广州市采用“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在默认村民收益的前提下，很大一部分改造费用将由村集体“买单”。

3.2城中村改造的思考

上文提到广州市改造以村集体为主体，在村民为最大获益方的前提下，以村集体出资为主，政府和开发商不参与其中。然而，获益方的界定，资金筹措以及具体执行过程中责任主体的界定等都为具体执行带来困难。

根据对城中村运行模式的分析，我们知道维系村落的根本因素是“乡土关系”，以及由这种“乡土关系”衍生出来的社会关系。有学者认为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应该保留原有的社群关系。笔者认为，从长远来看，要实现村落的改造和以及城市化的顺利进行，必须打破村落原有的乡土关系和社会关系，即使维持也只是暂时性质的。

另一方面，就广州市城中村而言，村集体经济也是联系村落存在的重要一环。因此，如何在经济上打破大多数居民“靠山吃山”，靠分红和收租生活的状况，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环节。

3.3城中村改造的新思路

根据以上对城中村改造问题的思考，笔者认为当围绕“乡土关系”和“经济关系”两个方面来拓展新思路。

3.3.1集体经济向有限责任公司转变

村集体经济主要收入来源有3种：土地出租、物业出租及商贸服务，其中前两种成为集体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要改变以上情形，首先，应该从结构上改变村集体经济，使得向有限责任公司转变。从管理层面，可以引入MBA等高层管理人才，村集体原有领导层在培训合格后也可以上岗，这样逐步淘汰替换同有管理阶层，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行政与经济分开，“村委会”与企业管理层分开。其次，对集体经济辖内的村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使其一定程度上符合集体经济转型成公司对员工新的职业技能要求。由“坐地分红”变为“按劳取得”。

3.3.2新建小区建设

根据对广州石牌村、瑞宝村、猎德村等实际调查，以上村落在2004年实际就业率在20%～25%，大多数人靠廉租房和集体经济分红过活。因此，将城中村居民移居新建小区尤为重要。这是打破原有“乡土关系”，将“村民”与原来土地分开的必要一环。只有“人地分开”，村民才能逐渐培养“市民意识”，“靠房生钱”转为“以钱养房”，为了生计村民们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热情才会出现，同时，原有社会关系随着乡土关系的消失（摆脱土地束缚）和时间发展将会逐渐减弱，圈内村民由于就业、求学、婚假等原因离开原社群，当新居民比例达到一定程度，量变产生质变，必然导致原有社群解体，城中村终结而城市化在社会学层面完成。

另外，城中村向城市（城镇）转变应该维系在下一代身上，应该从现在做起，提高村民下一代的教育质量，可以采用合并中心学校或者招聘（征调）优秀师资的方法扭转当前硬件过关、软件疲软的情况。唯此，以提高下一代综合素质，改变其遵循父辈“寄生型”生活的轨迹，加上年轻人对新事物和城市化生活的适应能力远大于父辈，这一点具有普适性。相比于成年村民，年轻一代会更加适应城市生活进而在他们这一代完成村民向市民的社会性转变。

3.3.3原位廉租房社区建设

同时，为适应外来流动人口的需求，政府可以在原位建设廉租房社区，所有權归政府所有，通过租费所得一定程度上补贴新小区建设的费用，减少由于集体经济出资造成的村民不满，又可以以较低价格出租给外来人口，满足了大量外来人口对廉租房的需求。既能满足需求端，又适应了城市化要求，将原本环境较差参差不齐的出租房（有时甚至是棚户）区改造为统一规格、环境较好的廉租房社区，可谓众望所归。

4.结语

通过分析广州城中村运行的基本情况，从社会和经济层面探讨了城中村维系的根本原因，并通过分析现行改造方案的利弊，笔者围绕乡土关系和经济联系两个核心提出了一些城中村改造的新研究思路，即集体经济转制，新建社区和原位廉租房社区并举的设想。

不难发现，中华大地急速变迁缩影的城中村，它的前世，作为古老的村落存在于中华大地数千年，乡土、血缘、宗族仿佛深植期间，亘古不变。今生，城市化浪潮下，工业化和非农化带来“城中村落”这个新的群体，亘古不变的传统终于出现变化的裂缝和契机。未来，生产力的发展无法阻挡，城市化的车轮滚滚向前，底层保留的传统与精英设计的现代化会怎样融合，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