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理论界因瑞典有完善的社会保障而提出瑞典是“民主社会主义”。我认为瑞典经济及其社会保障体系值得认真借鉴。不过就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它依然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

一、瑞典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在瑞典，工农业、对外贸易及金融业，基本上掌握在私人企业手里，它们的生产和流通几乎完全依靠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英国学者佩特森和托马斯在《西欧社会民主党》指出，历届瑞典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各项政策的特点是：“在等到收入和私人财富创造出来之后再对其再分配进行管理”。“但是这些政策迄今没有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主要特征：生产资料仍旧归私人所有。”在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是这一福利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这两大阶级都高度组织化，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都参加了总工会而全国绝大多的私人企业主都参加了雇主协会。这两大组织定期谈判和签订工资及劳保协议，政府只是在双方有重大争议时才介入。之所以把瑞典经济归入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因为区分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属性，主要应以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而定。资本主义经济总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础，而社会主义总是与公有制相联系。经济史告诉我们毋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过去长期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有过误区，都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固有的产物而与公有制无缘。尽管如此，它们都以私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作为区别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依据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摒弃了过去公有制只能搞计划经济而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错误理论。邓小平坚持公有制主体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标志。有的学者借用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讲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弄清楚”，却不提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并已形成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完全抛开“所有制”而提出其它一些东西作为社会主义的“特色”或“指标”，给瑞典经济冠以“社会主义”字样。瑞典虽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但其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它所决定的基本生产和分配方式仍是资本主义经濟。当代资本主义是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资本主义，不仅瑞典如此，北欧国家乃至欧美国家均如此。不过瑞典在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下政府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把这个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体制上靠再分配建立的“福利国家”看成真正社会主义，是不合适的。

二、如何认识瑞典的社会福利

资本主义跟国家干预相结合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出现的一个现象。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率先开始这一结合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实践，英国的凯恩斯则为这一结合提供了理论基础。瑞典社会民主党更进一步，依据恩格斯晚年的思想以及第二国际的路线利用民主制度依靠选票于1932年取得执政地位，并且第一次执政持续34年之久。在执政期间，社会民主党没有利用政权去摧毁或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反利用政权引导阶级和谐、阶级合作，去维护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它不仅在执政期间培育了沃尔沃、爱立信、宜家等一些举世闻名的跨国私人集团公司，更重要的是以魏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经济理论，创建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全免费的教育保证，目的是为增进社会公平，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经济。可见，它所造就的“全民福利国家”是通过再分配支撑的，并使瑞典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膨胀。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重还仅占35%，至20世纪80年代初增加到60%。可见，这个全民福利国家的地基是资本主义经济所制造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所以这个国家就其经济基础讲是资本主义经济。 西方国家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应被看成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出现的“公”的因素或成份。公有制因素可以而且必然会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需求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萌芽”或“孕育”。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讨论的全是私人产品，而现代经济学中提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大类。为什么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会出现带“公”字号因素，并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得到反映？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西方国家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国家干预”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的产物。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国家调节”之所以必要，只为弥补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缺陷。政府为此提供的“公共产品”是私人企业既需要却又无力提供或不愿提供的，因为这些公共产品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由于这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私人经济的发展所必需的，是为私人经济发展服务的，而且也是靠私人经济所创造的GDP通过再分配来支撑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的剧烈冲击，迫使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制度不得不依靠“国家干预”来支撑。这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无法自我调节，必须求助于“国家干预”。“国家干预”包括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都是为资本主义经济顺利运转服务的，应在总体上把它视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不可以也不应该把它称为“社会主义”，更不可将整个经济体系称之为“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国家干预”以及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正是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私人企业所不能提供而只能由政府承担起来进行社会化经营和运作，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看作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对私有制的一点点突破，可被看作带“公”字号因素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的一点“萌芽”。应强调指出，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虽反映着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带有“公”字号因素，但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来讲，它属于外围部分，而经济体系主体部分则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所组成。诚然，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必然会从外围经济部分向主体部分推进，而且会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冲击，尽管这个发展是渐进的、长期的，却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瑞典社会民主党不满足于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把这个成就炫耀为“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主张把生产社会化进程从经济体的外围部分向主体部分，特别向“所有制”这一核心结构推进。为此，瑞典社会民主党先后提出所谓“职能社会主义”和以“职工投资基金”为核心的“基金社会主义”计划，想用这种形式的公有制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于20世纪80年代初把“职工投资基金”计划写入党章，被人称之为“基金社会主义”。“基金社会主义”是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纲领，是它长期奋斗的“目标”。

三、怎样看待瑞典的“职工投资基金”计划及所谓“基金社会主义”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职工投资基金”计划是通过政府立法，建立职工投资基金，规定对大中企业加征20%的超额利润税，增收0.2%的工资税，以建立职工投资基金，购买本企业股票（即对企业再投资）。根据1983年政府立法规定，在全国分地区设立5个职工投资基金委员会，分管本地区的职工投资基金，各委员会基本由工会组织的官员所掌握。按计划大概需25-35年，使职工投资基金股份达到或超过大中企业股份的50%，这样，便平静地、和平地改变瑞典经济的所有权结构及性质，从资本主义制度转化为基金社会主义。据统计，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于1984-1990推行“职工投资基金”计划，7年积累基金相当于1984年价格140亿瑞典克朗的资产，约合瑞典上市股票的5%到7%。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职工投資基金”计划用意很好，用职工投资基金逐渐取代私有制，以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种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探索；但也具有局限性。最大缺陷是“职工投资基金”虽以职工名义汇集成立，却分属5个地区委员会管理，由少数工会“官僚”以职工集体名义控制，与职工个人缺乏明确、直接联系，职工投资基金实际上沦为少数工会“官僚”所有。瑞典著名经济学家阿萨，林德伯克曾抨击“职工投资基金”计划，主张由不同行业、群体（如工会、农民协会、小企业、养老金协会、科研单位、高教机构等）分别建立各自的“公民基金”，主张以“多元主义”代替由工会一家独占的公有基金来投资、支配企业。但林德伯克的“公民基金”方案和社会民主党纳入党纲的“职工投资基金”方案，都是以建立公有制以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的而进行的探索。然而，所不同的是林德伯克的“公民基金”方案还只是个人设想，而社会民主党的职工投资基金方案不仅被纳入社会民主党党纲，而且已在实践中开始有所推进。不过，从理论角度看，林德伯克的“多元主义”原则下多种“公民基金”可以竞争，更符合“经济民主”理念；而社会民主党的职工投资基金方案易导致“集中化”或“官僚化”。尽管如此，上述两种建立公共投资基金以逐步建立公有制的探索和尝试，值得认真研究。但必须指出的是代表瑞典“雇主”（资本家）利益的右翼政党对社会民主党“职工投资基金”方案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提出“职工投资基金”计划之初，立即引发“雇主”及其政党的强烈反对。右翼政党曾提出一份建议，即通过奖金等形式给职工赠送或低价购买本企业一定数额股份，实际上则是确保企业控制权掌握在资本家手中。

李智（1991-），男，汉族，天津师大在读研究生，西方经济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