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中饭的时候，陈念忠颐指气使地对我说：“下午送一台液晶到车陂村去吧！”我爽快地应允：“好的。”陈念忠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电脑城，消失于茫茫人海之中。他的背影就像一头蛮牛，黝黑黝黑的。如果他一声不吭，简直难以想象他是一个正常人（我这么说好像有点过火，但确是我憋了良久的真心话）。

没错，陈念忠是我的老板。我们店里除了我，还有另外七个人。他们都是经验老道的技术工，年龄比我大一大截，说起话来也昂首挺胸，我在他们面前显得十分渺小，俨然一只羸弱的蚂蚁。与他们不同的是，我负责配送电脑，也就是“跑腿”。当他们在办公室里享受空调带来的快感时，我总是汗流浃背地奔波在车轮滚滚的马路上，皆因我要把电脑安全送抵客户的公司或家。或者说，我这份工作就是名不见经传的“打杂”。但往深处想，其实“打杂”也没什么坏处，至少无需像那些朝九晚五的白领那样，天天呆在冰冷的办公室里，像国宝般困在笼子里无处可逃。

依照出货单上的信息，唯一能确定的是，下午我要给一家玩具公司送货，地点在车陂村附近。为了安全起见，午饭后我给对方打电话约了时间。对方说，两点半以后吧，最好不要超过五点。我说，请您放心，保证准时送达。对于这个非高峰期的时间段，我是完全放心的，毕竟客户那里离我们不远，不堵车的话一般半小时左右即可到达。根据过往的经验，堵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真遇上了，那买彩票肯定能中头奖啰。

我提前了将近一个小时出发。跟我一起去的，还有司机张师傅。张师傅是山东人，长得虎背熊腰，简直让人汗颜。他二话不说就一手把显示器搬上面包车的后座，然后对我说：“可以了，快上车吧！”我还没反应过来，张师傅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上了车，并催促我：“怎么还不上来？”这时，我才急匆匆地登上车，坐在副驾位上。

汽车以正常的速度向车陂村进发。张师傅边开车边扭开车载音响，柔和的钢琴曲子便在车厢里盈盈飘散。我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曲子？很好听啊！张师傅说，肖邦的《夜曲》，每晚睡觉前我都要听一遍，不然就睡不安稳。我说，按这么说，它不就成了你的催眠曲？你开车的时候听，会不会也想睡觉？张师傅顿了顿，然后用调侃的语气说，如果塞车可能会。有一次我去进货，车龙排满了整条中山大道，有些司机干脆到车外打手机、抽烟、甚至有像我这样的，打瞌睡。但结果睡醒了，车龙还是一动不动，真是无语！

说着说着，我们的车子已经转入了中山大道。中山大道是广州最繁华的道路之一，也是我在广州最熟悉的一条路。最大的原因是名字易记。全国很多城市都有以“中山”命名的道路，假如光说名字，别人也许还不知道你要找哪座城市的中山大道呢！而在广州，还有几个地方是以“中山”命名的，比如“中山大学”、“中山纪念堂”、“中山图书馆”等等。不过这些地方我都很少去，我是从介绍广州的电视旅游节目里发现它们的。至于它们在哪里，又有些什么特色，我就不太感冒了。

透过明晃晃的挡风玻璃望去，马路上聚满了大大小小的汽车，黑压压的一片，跟集市没什么两样。张师傅心中充满了问号，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自言自语地说，这个钟点怎么会这么堵的，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张师傅的眼神偏向我，他在等待我的反应。但我一直低着头，戴着耳机，握着手机玩水果游戏，切西瓜。张师傅的话完全隔离于我的耳膜之外。手机是今年春节回家时，一个“海归”的表叔送的，屏幕超大，是那种无所不能的触屏智能机。我当时看见它，简直有种目瞪口呆的感觉。可能你会取笑我土包子，但我真的没见过，更别说用过，刚拿到手时我还低声下气地央求表弟教我玩。

张师傅像哥们似的拍了拍我肩膀，我才从游戏世界里回到现实。我懵然不知地问，这是怎么了？出大事情了吗？张师傅说，谁知道啊，马路上的“风景”比比皆是，就像马戏团表演一样。

我推开车门，穿行在车龙的间隙里，就像一条哆哆嗦嗦的毛虫。当走到一条人行天桥前时，我发现桥底下早已围满了人。他们中有的神情哀伤，有的怒目而视，还有的议论纷纷。我预感肯定会有大事情发生。我抬头望向桥上，看见栏杆上坐着一个头发蓬松的男人。男人死死地叉着腰，目光涣散，衣衫褴褛，眼神里透露着无尽的伤痛，像一株枯蔫的荒草苦盼着奇迹的召唤，偶尔还发出阵阵令人不寒而栗的笑声。而在他身旁，竟然还放着一本书。我饶有兴趣了解那本是什么书。在我猜想那本书的名字正入迷之际，周围人群的喧哗声如洪水般扑向我，以致我中断了继续思考的欲望。

人们对于桥上男人的议论越加激烈，大约分成了几派：一派认为他是来跳桥的，而且是个疯子。之所以选择这里，是看中了这里的喧闹，他可以在众人的见证下轰轰烈烈地跳下去。这是最直观，也是最符合逻辑的看法；一派则认为他是个被欠薪的工人，通过这种极端的手段来讨薪的，说白了就是“作秀”；还有一派认为他是情场失意，只不过想到桥上来歇一会，舒口气，治疗情伤。我比较倾向于第一派，但并不否认其他看法成立的可能性。

“有种就跳下去吧，坐在上面发呆有啥用？”一个身形彪悍的大叔暴跳如雷，咬牙切齿地骂道。大叔这句话一鸣惊人，人群里的很多人也跟着起哄，“跳吧，跳吧……”他们把手头上没用的东西使劲向桥上扔，场面极其混乱，仿佛一个不堪入目的垃圾回收场。我没有随波逐流。不是我丝毫不气愤，而是我手头上确实没东西可扔，只好静观其变罢了。

不管桥下的骂声有多大、有多猛烈，桥上男人依然镇静自若，像是被点了穴似的。反正他就死死地坐在那里，纹丝不动，桥下的一切似乎与他无关。这一刻，他把自己独立于俗世之外，用他那锐利的眼睛洞悉现实的纷繁。“他会不会是什么世外高人，耍杂技的，或者他将要进行一次高难度的表演，现在他可能在养精蓄锐，等待最佳时机的来临。”站在我身旁的老人扶着老花镜框，深有体会地说，“给点私人空间他吧，很难得有这样的年轻人。”

“把他揪下来吧，去他的×，我就不信修理不了这个疯子。”一个戴鸭舌帽的青年怒火中烧，手舞足蹈地煽动其他围观者一起冲上桥去，拉走桥上的男人。

“如果他像疯狗那样咬我们一口咋办？”我忍不住憋出一句。

“怕什么？他充其量就是条泄了气的疯狗。”鸭舌帽青年不屑地说。

“如果他真是个疯子，他怎么对待我们都是合法的，而我们横竖都是错的。”我诚惶诚恐地说，“我们还是理性点好，毕竟这样稳妥些。”

鸭舌帽青年开始有些不耐烦了，“什么理性不理性的，”他狠狠地捋起衣袖，凶悍地说，“我不管！我不管！你们有谁愿意跟我一起上去？总之我今天就要把这家伙收拾收拾！”他的脸上露出了一副恶狠狠的表情，仿佛一头饥肠辘辘的饿狼。

可笑的是，谁都没有回答他，包括我。围观的人们仍在七嘴八舌地议论，但话题无非就是围绕着男人坐在桥上的动机，或者是对他的身世、职业等等作出种种天马行空的猜想。对此，鸭舌帽青年感到十分郁闷。他越想越心有不甘，大伙竟然无视他的存在。正因为这，他更不能就此罢休。他要让大伙明白一点，他在解决这件事的过程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不是纯粹的无理取闹。更不会像多数路人一样，仅满足于做一个看客，一味地发出嘘声或掌声，却毫无建树。我看得出他肢体动作中显现的急于解决问题的迫切感，以及若即若离的英雄情结，尽管这问题并不只和他有关。

沉默了一会儿，鸭舌帽青年瞥见路旁的大叶榕飘落了几根树枝，于是把其中一根粗的捡起来。他趁着警察、消防还没到，悄悄地脱掉掉漆的运动鞋，光着脚溜上了天桥。我估计他是想凭一己之力去拉桥上男人下来。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尾随着鸭舌帽青年上桥。当然我的目的跟他的不同。一来，我想看看他“征服”桥上男人的概率有多大，顺便也近距离地瞧瞧男人的真容。二来，我享受在高处看风景的感觉（虽然那座天桥不是很高，但对于从未上过高楼大厦的我而言，已经是很高的地方了）。更重要的是，我想翻翻男人身边的那本书。

登上了天桥，我目睹的情景跟先前预想的并不吻合。鸭舌帽青年并没有做出什么过激行为，反倒像谈判专家一样，木讷地站在离男人半米远的地方。而男人呢，依然纹丝不动，仿佛一个功力深厚的禅师坐在山洞里闭关修炼。当我向他们走近时，鸭舌帽青年终于察觉到我的存在。他马上收起刚才那副木讷的模样，重新调出气势汹汹的表情，对着男人大吼道：“你别在这里装蒜，快给我下去，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他接连喊了几声，但男人还是没有说话，只是间或吹着口哨，表示对他的回应。我还意外发现，男人身边的那本书是反着放的，像是藏着什么不可见人的秘密。我只闻到书页弥漫开来的发霉味道。

“兄弟，我可以看看这本书吗？”我向男人投以善意的目光，期待着他的肯定回答。

“你也知道这本书？”男人终于开口说话，但声音柔弱得很，如同一个刚动完手术的病人。

“呃……”我迟疑了一会儿，想让男人继续说下去，最好是把那本书与他的关系说清楚。

“你要不知道也不奇怪，基本上没几个人读过这本书？”男人见惯不怪地说。

“这本书对你意义很深，是吧？”我几乎把自己当作记者，却忘记了自己上桥的目的。

“它只是一本破书，对任何人都毫无意义。”

“我倒不这么认为，至少它可以洗涤人们浮躁的心灵！”

“怎么可能，一本书的力量有这么大吗？开玩笑吧……”男人眯缝着那双恍惚的眼睛，哭笑不得。

从那瞬起，男人就不再跟我们说话了，他似乎得了突发性的失语症。他甚至不想再跟世界说话，只想活在自己幽闭的世界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马路上闹哄哄的“风景”，似乎那才是他的焦点。

我猜想男人的背后肯定有一个惊天动地的故事。至少可以改编成叫好叫座的电影，能使观众感动流涕。于是我从裤袋里掏出手机，对着男人照了一张相。可惜只照到一个沉默而孤独的背影。在阳光的映照下，那个背影显得很憔悴，宛如草原上疲惫的骏马。这时我意外地发现，男人身下还压着一个破旧的旅行包，像是刚从什么地方流落至此似的。而且这里能激发他逗留的兴趣，仿佛这才是他的故乡，来了便再找不到离开的理由。

突如其来地，桥下驶来了一辆警车和几辆消防车，两个警察握着喇叭高喊着：上面的人快下来，有话好好说……仿佛将要进行一场漫长的谈判。但无论喇叭声如何的震耳欲聋，男人就是不为所动，似是做了“誓死顽抗”的准备，丝毫没有被眼前的架势所撼动。

男人出奇的镇定让所有警察和消防员咋舌。他们一度怀疑男人是否有精神病。在他们惯常的经验里，只有精神病人才会这样。如果是讨薪的，至少脖子上会挂个小牌子，或偶尔怒斥两句。绝不是当前这种尴尬的状态。他们甚至觉得哪怕出现一些意外状况也好，他们自觉是可以驾驭的。可现在他们却驾驭不了，束手无策。

正当警察们满脸惆怅之际，男人倏地从旅行包里掏出一个速写本，急匆匆地写了几个字，高举着说：“你们都看仔细了，我可不是作秀，虽然世界上有很多作秀的人，哈啊哈！”男人的字潦草得像涂鸦一样，别说看清，连辨别也成问题。

“你要什么条件才肯下来？”警察趁着这当口，忙插话道，“只要合理我们都会答应的。”

“合理不合理谁说了算，我？还是你们？”男人讪笑着说，“别以为我会这么愚蠢相信你们！”

“那你想怎样？得说啊！”警察手舞足蹈地说。

“我想认真地看看这个世界！”男人说。

“但你扰乱了交通秩序啊！”警察说。

“我又没躺在马路上，”男人嬉皮笑脸地说，“还不如反过来说你们骚扰我！”

警察们霎时哑口无言。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状况。然而一直跟男人周旋也不是办法，他们觉得问题始终是要解决的。经过一轮商讨，警察们决定采取“欲擒故纵”的方式，最后再一举将他抓获。

警察们宣告暂时撤离。事情重又恢复到先前的状态。

半小时后，人群开始散去，男人觉得没趣，便悻悻地走下天桥，走到离地面只有几级台阶时，男人忽然做起了倒立，俨然一个熟练的运动员。更意外的是，男人竟脱掉了全身的衣服，仅剩一条裤衩。我躲在旁边的树丛里窥视，又拿起手机照了张相。我看了看相片，又瞧了瞧男人，渐渐明白了个中的意义。

男人居然睡着了。他惬意地打着鼾，就像一头风餐露宿的野猪。见男人毫无动静，埋伏在桥底的警察蜂拥而上，不费吹灰之力便将男人逮住。

“干嘛抓我！放开我啊！”男人怒发冲冠地说。

“老实点，回派出所再说！”警察说。

男人被锁上手铐，押回了派出所。我赶紧跑到一个负责善后的警察身旁，说我目击了这桩案件的全过程，想去派出所录口供。到了派出所后，我被安排到证人室做笔录。证人室里像火炉般闷热，我的衣服被烘烤得湿透了，汗涔涔的。但我不敢吱声。干等了一小时，一个留着长胡子的警察坐在我对面，一脸严肃地问：“你认识聂虎吗？我茫然地回答：“是天桥上那个？”我唯恐说错，便故意压低嗓音。胡子警察说：“不是那个会是哪个？”我说：“刚认识的，不太熟。”胡子警察说：“你好像知道他很多？”我说：“我也想知道，但他老是不肯说。”胡子警察说：“他说他是搞行为艺术的。”我说：“怪不得行为那么古里古怪，之前还以为他是文艺青年。”胡子警察说：“没错，他是文艺青年，但可能是搞文艺搞疯了！”我有点惊愕：“怎么会呢？”胡子警察说：“一年前，他从老家来广州找工作，碰巧在街上看到“牛皮癣”，说某文化传播公司急招演员，他去应聘并通过了，公司要求他每天到不同地方“表演”，工资按天计算。”我说：“这么看来他是被骗了。”胡子警察说：“我们跟他做思想工作，可他却像中毒一样，说我们坑他。”最后，我和盘托出自己的所见所闻，几乎毫无保留。

录完了口供，时间已近黄昏，风嗖嗖地刮在脸上，像是被老鹰啄了一口。警察把我领到派出所门口，顾自说：“差不多时间了。”我问：“我可以走了吗？”“不行！”警察义正词严地回答，“等会吧，还有地方要去。”十来分钟后，两个警察带着聂虎朝我们走来。乍眼看，聂虎的脸色比先前好了很多，仿佛换了个人似的。他白了我一眼。胡子警察对我说：“我们现在去那家传播公司走走，你也跟着去。”

到了传播公司，胡子警察对前台说，我们是来调查一桩案子的。前台打着哈欠，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说经理在培训新演员，我去叫叫他。过了一会儿，前台从里间出来，说各位请进。进了里间，我们都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几个男人光着身子趴在一张大白纸上，他们浑身蘸满了颜料，正以各种肢体动作往纸上黏。一个衣着时髦的中年男人瘫软地坐在沙发上，正兴致勃勃地欣赏着他们的“表演”。地上的录音机还播着纯音乐版的《摇篮曲》，让人昏昏欲睡。

“谁是这里的经理呀？”胡子警察喊道。

“怎么了？”中年男人慢条斯理地回答。

“你们公司究竟做什么的，乌烟瘴气的！”胡子警察说。

“行为艺术。现在很流行的哟！”中年男人讪笑着，显得不以为然。

“这位先生之前跟你们签了合同，他现在想解除。”胡子警察指着聂虎说。

“解除合同？行，不过得赔钱。”

“好，不过你要先拿合同给我看看。”

中年男人蹑手蹑脚地从复古木柜里抽出一份东西，交给胡子警察。“你们可看清楚了，是他自愿签的。”中年男人理直气壮地说。胡子警察随手翻了翻，却发现了不少漏洞。

合同是这样写的：

尔高国际文化传播公司用工合同

甲方（单位）：尔高国际文化传播公司

乙方（劳动者）：姓名：聂虎 性别：男 民族： 文化程度：初中

居民身份证号码：72040619780808×××× 联系电话：133××××9586

家庭住址 ：天河区中山大道某立交桥

一、双方在签订合同前，应认真阅读本合同。甲乙双方的情况应如实填写，本合同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必须严格履行。

二、本公司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乙方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工作地点不限，可在世界任何角落。

三、合同生效期间，乙方要绝对服从甲方的管理，不能心存异议，否则扣除年底奖金的80%。

四、乙方的工作计划由甲方安排，每天要撰写一篇2000字的日记，记录当天的工作进度。日记内容必须言之有物，符合甲方的要求。

……

甲方： 尔高国际文化传播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旷旷

乙方：聂虎

签订日期： 2013年6月1日

“合同上某些条款对聂虎是不公平的。”胡子警察说。

“我又没强迫他签，这白纸黑字的，他眼睛没瞎吧！”中年男人嚣张地说，“我们待他也不薄吧，管吃管住的，可他就是喜欢睡桥底，哪知道是不是有病呢？”

“他坐在天桥上也是你策划的？”

“我可没这头脑，几天前，这个傻瓜交了一份策划书给我，说想做件大事，让大家都记住他。还说是为艺术而牺牲。”中年男人还说，“那算什么‘艺术？”

“你们懂艺术吗？懂吗？”当听到“艺术”二字时，聂虎忽然炸开了锅似的说，“我刚才的作品叫做《在中山大道看风景》，我和天桥、高楼、天空物我一体。我投进了它们的怀抱。我是成功的，那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

气氛开始紧张起来。谁都不肯妥协，谁都搂着鼓鼓囊囊的包袱不放。

可能胡子警察也意识到，继续谈判下去只是时间的战争。最终胜利的一方都不是光荣的胜利者，他不过是率先挣脱了缰绳而已。“别再磨洋工了，你俩各让一步，把事情解决不就行了！”

“好好，算我倒霉，我也不想招惹这种人，反正公司也没什么经济损失。”中年男人敷衍道。

“你说什么？”聂虎还是不服气。

“说什么不好。”中年男人说。

“谁也不欠谁的！”聂虎说。

在胡子警察的见证下，聂虎和传播公司解除了合同，并声明此后各走各路。

事情总算有了定局。

夜幕降临，一切都变得影影绰绰。

从传播公司出来，聂虎和我一起，走在华灯初上的城中村商业街上。我俩像两匹背道而驰的斑马，在霓虹闪烁的夜色中寻找着各自的方向。

聂虎边走边念：“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你也喜欢这首诗？”我惊奇地问，如同从垃圾堆里淘出瑰宝一样。

聂虎并没有回答。他诧异地瞥了我一眼，继续向前走。

“我能到你‘家参观一下吗？”我硬着头皮道。

聂虎还是没有回答。

我执拗地跟着他走。他没有拒绝，或是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利。穿过逼仄的握手楼，躲过烟雾缭绕的流动摊档，再走了十来分钟，我们便来到了一座立交桥下。每次经过这座立交桥，我都是坐着公交俯瞰桥下风景的，几乎没有机会在桥底停留，它的面纱我还是第一次目睹：狭窄的空间里，满满当当地堆放着杂物，其中不乏一些泛黄的书籍，像一个二手市场般凌乱。人站在里面，自然而然会产生压抑的感觉，仿佛置身于阴郁的森林。我下意识地掩着鼻子，漫无目的地来回踱步。

“第一次来，不习惯吧？”聂虎说。

“还好，这里……挺不错的。”我说。

“被赶了几次了，还能回来算是万幸。”聂虎咳了两声，拎起一个褪色的热水壶，倒了两杯热水。“喝吧。”他笑着说，然后顾自喝起来。我也跟着喝，水的味道怪怪的，竟有股难以言说的异味。这时，一只瘦弱的遍体鳞伤的野猫跳到聂虎怀里，用可怜的目光盯着我，并发出凄楚的叫声。聂虎扫着它硕果仅存的体毛，说，“它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没头没脑地问，“其他亲人呢？”聂虎眼泛泪光地说，“我不知道，可能不在了，就算是在他们也不会认我。”原来聂虎的亲人都在千里之外的贵州乡村，而且从未离开过大山。城市对他们而言永远是海市蜃楼。听说聂虎要到外面流浪，他父亲竟气急败坏地把他赶出家门，“他骂骂咧咧地说要跟我断绝关系，还说走了就不要回来，”聂虎说，“他们很讨厌城市，更讨厌到城市流浪的人，好像城市亏欠了他们似的。”

“这些都过去了，他们始终是你的亲人，你应该找回他们，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家。”我说。

“我没有家，也不需要家，”聂虎决绝地说，“哪里都不是我的家，我只是大地的一个过客。”

此刻，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脑海顿时塞满了杂草。我故意转移话题，指着角落里的“书山”说，“你还蛮博学多才的，书这么多！”聂虎说，“都是我捡来的，别人扔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宝贝。”我打趣说，“你都成收藏家了，啥时候开个展览啊？”聂虎说，“谁有这种心思，我正忙着写剧本呢。”他从蹩脚的书桌上抽出一沓稿纸，指着纸上歪歪斜斜的字说，“隔三岔五地写了几年了，白天工作没时间，只好晚上‘开夜车。”聂虎的眼睛里充满了期待，像是暴风雨后重遇彩虹似的。

我们相谈甚欢，一直聊到凌晨。聂虎说，“干脆在这里睡吧，我可以腾地方。”我说，“不用了我还得回家。”聂虎又说，“看你也住不惯这狗窝，但不是有句俗话叫“龙床不如狗窝”吗？”我知道这是气话。我更希望听到的是聂虎对这里的讨厌，而不是违心的自我陶醉。这种病态般的萎靡不振，只会使他更加放纵，甚至越陷越深。

临走时，聂虎忽然问我，“你还打算一直留在广州吗？”

我迟疑了一会说，“也许会，也许不会。”

离开了桥底，我并没有回租屋。我哆嗦着干瘦的身体，漫无目的地在空无一人的长街瞎逛。来广州这么多年，我从未这样放松过。周而复始的“两点一线”，让我倍感焦虑和惶惑。

月色暗淡，明亮的路灯映在肮脏的鞋面上，我扑哧一笑，如同一个泄气的皮球。经过一家便利店，进去买了咖喱鱼蛋及意大利面。女店员没来由地问，点这么多能吃完吗？我说，我的胃有多大你看到吗？我又不是没钱给，说这么多干嘛！女店员瞪了我一眼，满腹牢骚的，像一只张牙舞爪的蜘蛛。我不屑跟她较劲，扔下钱便气冲冲地离开了。

在一个空旷的文化广场，我看见几个酩酊大醉的男人在飙歌。他们握着空酒瓶，趴在地上乱七八糟地唱着。他们显然没把我当回事。我侧耳聆听，是汪峰的《春天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他们五音不全，嗓音异常刺耳，但我很享受这种刺耳。那些男人没有做出更疯狂的举动，唱了一阵就栽倒地上呼呼大睡。和着他们如雷贯耳的鼾声，我也躺地上睡下了，像条无家可归的野狗。

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我感到特别的松弛，像是睡在遍布鹅卵石的河床似的。我依稀听到汩汩的流水声，还有若有若无的蛙鸣。半睡半醒之际，耳边传来轰隆隆的撞击声。我擦了擦朦胧的睡眼，看见一辆灰色的“宝马”撞上对面马路的绿化带，一棵老木棉被撞得体无完肤，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汽油味。司机踉跄地从车里爬出来，仰望夜空破口大骂。他显然喝高了。“又是一只无法无天的醉猫。”我嘀咕着，生怕被他听到。我深知喝醉的人是惹不得的，他们就像饥不择食的猛兽，瞬间就能把你吞噬。

第二天早晨，我老早就来到店里。同事回来时，他们异口同声地问我，“你今天好像有点不同？”我说，“是吗？不也一个样。”我奇怪他们为何要问这种无聊的问题。一天下来，我工作总提不起神，浑身像长满疙瘩似的。我心想自己真的有变化吗？我希望会有。下班前，在电脑城门口碰到张师傅，他恼火地说，“昨天你跑哪去了？打你电话你老不接。”我说，“我没收过电话啊。”我掏出手机，屏幕竟裂开了，整台机子像散架了一样。“原来我手机报废了。”我解释说。

那天我彻夜未眠。午夜时分，我打开电脑上了“天涯论坛”。论坛上在线的人多如牛毛，他们在各版块上发表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我随意点进一个叫“舞文弄墨”的版，在发帖的窗口里敲了两行字：“我永远在路上/奔跑在风光旖旎的路上。”我不知道写了什么东西，但“坐沙发”的告诉我，这是一首诗，一首撕心裂肺的诗。

我闭上眼睛，幻想自己变成聂虎，或老虎。

【作者简介】梁智强，1986年出生，毕业于广州大学中文系，2006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发表于《清明》《山东文学》《安徽文学》等刊物。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