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沂海

恭绰15岁时曾作《蚕》一诗云：“衣被满天下，谁能识其恩，一朝功成去，飘然遗蜕存。”观其一生，其诗颇似叶氏的真实写照。

历史盖棺定论，称叶恭绰是一代名士。既为名士，一生总会是奇峰迭起，蓦然回首之时，处处可见奇山异水；又是民国年间人士，得了最后一缕翰墨书香的浸润，故事里有文化故国的夕阳笼罩，品咂起来自然另有一番苦涩滋味。

沉浮宦海 荣辱不惊

闲来读《开拓近代交通事业的文化人：叶恭绰》一书，可以窥见其多姿多彩的人生历程。清末举人叶恭绰（1881～1968年）少年得志，曾在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他经历了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四个时期，历任清政府代理铁路局长、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交通银行总经理、孙中山大本营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等职，在交通、金融、财政管理方面卓有建树。上世纪30年代，叶恭绰退出政界，隐居京沪，蔚为名流。他精于词学，富于收藏，声著一时，搜求文献、保护古物更是不遗余力。新中国成立后，叶恭绰任中央文史馆代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

在叶恭绰的主持下，“新开户头”交通银行除办理铁路、邮电等事业往来之外，兼营一般银行业务，逐步在香港、新加坡、仰光等地设立分行，在西贡设立办事处，是我国最早在海外开设分支机构的银行，其影响力很快超过如日中天的中国银行，他也由此成为民国政府的一个政治派系——“交通系”——的灵魂人物。

进可为达官，退亦一名士。作为横跨政坛和文坛的传奇人物，叶恭绰不仅是现代交通的前驱，在文化学术领域更是成就不俗。他是博洽通达的学者，治学范围之广，在学术界甚为罕见；他是才学非凡的诗人，词学建树卓著，创作境界超拔；他是极具水准的藏家，毕生收藏遗珍无数；他还是名满天下的书画家，作品雄强朴厚，自成一格，腕下功力直追古人。

因了他硕学鸿儒的风范，也因了他的金融身份（交通银行的三位创始人为陈璧、叶恭绰和梁士诒），当一柄叶恭绰的书画合璧扇呈现在我眼前时，我毫不犹豫，掏出订洋，兴冲冲带回扇斋细细研赏了。收藏之道即是如此：多谋善断，当机立断，只为错过的遗憾，不为做过的后悔。

扇画为叶恭绰擅长的竹石，取于元人神韵，秀劲隽上，直写胸臆。叶恭绰的书法，更值得一说。清代以来，世人都重碑轻帖，及至民国，对帖的偏见开始改变，一些书家开始走碑帖并学的路子，多方面汲取养料。叶恭绰的字，即是融会碑帖自成一家的结果，既有碑的厚重，亦有帖的灵动，用笔运腕，魄力非凡，人称其书有褚遂良之俊逸，颜真卿之雄浑，赵孟頫之润秀，被誉为当代高手。

观者很容易将叶恭绰的字与郭沫若甚至毛泽东相提并论：毛泽东写字如做诗，常有神来之笔，惊人之举，汪洋之势；郭沫若写字则豪放畅达，有一种规矩中的破格和冲动；而叶恭绰的字，虽然奇正相生，自成锋棱，但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书卷气。

急公好义 —胸怀宽广

书品如人品。叶恭绰的“盈寸之字，有寻丈之势”（启功评语），同他的豪爽性格、宽厚胸怀如出一辙。上世纪20年代，年轻的张大千常到上海孟德兰路“诗社”，以“打诗谜”的方式聚赌。有一天，他把“传家宝”——王羲之《曹娥碑》——带去给众人观赏。不料当晚“入局”后连续败北，转瞬间欠下1000多大洋。百般无奈之下，他以《曹娥碑》抵了赌债。冷静过后，张大千十分悔恨，从此绝迹赌场。10年后，张大千母亲病入膏肓，询问《曹娥碑》下落，张大千不知碑帖辗转落于谁手，急成热锅上的蚂蚁。偶然间，张大千得知《曹娥碑》在叶恭绰手上，便提出三种回购方式。未料想，叶恭绰二话不说，原璧返赠。

叶恭绰的急公好义，亦体现在对国宝文物的倾力保护。我去过两次台北故宫博物院，“毛公鼎”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安置橱内，静默生辉，也铭刻着叶恭绰在危难之时的高义侠行。“毛公鼎”系1850年在陕西岐山出土的西周晚期的一件重器，是迄今为止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字数最多的稀世珍品。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叶恭绰准备避难香港。临行前，秘密将珍藏的7箱文物寄存在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其中一箱就是“毛公鼎”。民国29年，叶恭绰在上海的一位亲属因财产纠纷，大兴讼事，并向日本宪兵队透露了“毛公鼎”藏在上海的消息。叶恭绰闻讯，急电侄子叶公超去上海主持讼事，并谆谆嘱托：“毛公鼎”不得变卖，不得典押，决不能流出国土。此鼎终于没有落入日军之手，抗战胜利后交“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处理。上海市政府聘叶恭绰为“毛公鼎”保管委员会委员，并从军统局领回拨交南京中央博物院保存，1949年被蒋介石带往了台湾。为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叶恭绰倾囊购买了许多珍贵字画、碑帖、瓷器、铜器、孤本、善本等，他重金购得的稀世珍品——晋朝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真迹，慨然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叶恭绰还有一段与毛泽东以书交往的佳话。1953年，叶恭绰将自己编辑出版的《清代学者象传》第二集寄给毛泽东，毛泽东接到赠书立刻回函：“不知尚有第一集否？”《清代学者象传》第一集出版于1928年，历时久远已很难觅到，他便把自己珍藏的一套送给了毛泽东，并在信中表明了这套书的弥足珍贵，声言不必归还。毛泽东获得珍本后，反复咏读，并在扉页钤盖了自己的藏书印“毛氏藏书”。

政治家的“动”和学问家的“静”，在叶恭绰的身上得到了和谐统一。他沉浮宦海，历经荣辱，惯看炎凉，故而于玩好长物，藏品聚散，一概拿得起，放得下，豁然处之。

飞来横祸 郁郁归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反右”运动飞来横祸，早已远离政坛的叶恭绰却被莫名其妙地打成“右派”，职位被撤得一干二净。阅读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书中转引了她父亲章伯钧的一段话：“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罗隆基，再拉上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一概划为右派。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自从划成“右派”后，叶恭绰一下变得沉默了，既不愿意出去见客，也不欢迎来人造访，闭门独居，郁郁寡欢。

即使这样避世，“文革”风暴来袭时，已经85岁高龄的叶恭绰，仍然避之不及。幸亏宋庆龄听说叶恭绰处境困难，心中极为不安，并请周恩来出面制止了红卫兵的非常行动，他才免遭大难。宋庆龄还让秘书到叶家送去200元，身处逆境的叶恭绰见到这笔钱，老泪纵横：“孙夫人的心意我领了，但这钱不能收，因为孙夫人也是靠工资生活，并没有财产。”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叶恭绰走得很冷清，身边没有亲人陪伴。以诗文寄情、佛法澄心的文人夙愿，在大乱之中化为泡影。

回到这柄新藏的扇子，定睛一看，上款为“纯农”。此君本名王凤岗，字纯农，华亭人。抗战前后曾担任嘉兴国术馆馆长，生前应与叶恭绰交情不浅。王凤岗诗、书、画颇有造诣，存世作品比较少，他的仕女画线条圆润流畅，修颈，削肩，柳腰，细目，樱唇，面部呈明暗虚实之感，具有清代晚期仕女画的特点。曾在央视《鉴宝》栏目见到两枚印章：白方“王凤岗印”和朱方“岗山”，专家鉴定团估价为80000元。正所谓：乖乖隆地冬，行情冲冲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