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由了。”“我没那么紧张了，不再感觉像个卢瑟了。” “我的想法比过去更乐观了。” “我不再需要向别人证明什么了。”……2016年9月，英国《卫报》邀请一些青少年读者分享他们“戒掉”社交媒体的故事。

这组报道题为《戒掉社交媒体会让你更快乐吗？正在这样做的年轻人说：是》。故事的主人公们年龄从17岁到25岁不等。他们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自从戒掉社交媒体后感觉好极了。这些青少年如释重负的背后，其实是经年累月社交媒体对他们的消极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但不限于：花费大量时间频繁查看状态更新，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变窄，过于依赖网络社交而在现实中存在社交障碍等。

事实上，诸如“社交媒体令青少年沉迷”“社交媒体会毁掉下一代”的相关报道早已屡见不鲜。例如，2016年4月《文汇报》引述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项调查结果指出，因“过度使用社交媒体”，约60%的12-17岁青少年有“孤独感”，进而导致社交障碍甚至抑郁。另据《中国社会科学报》引述，伯明翰大学7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超半数英国父母认为社交媒体会阻碍青少年的道德发展。除此之外，网络欺凌、网络色情等发生在青少年群体中的问题也被大量报道，作为社交媒体对他们产生消极影响的佐证。透过这些报道，我们不难感受到成人社会作为“麦田守望者”的良苦用心。然而，根据社交媒体专家、微软研究员达娜·波依德（Danah Boyd）的研究，所有这类担忧很有可能只是建立在片面的认识之上。

在2014年出版的专著《错综复杂》中，达娜·波依德用大量生动有趣的案例对“青少年沉迷社交网络”的通俗观念发起挑战。一方面，波依德强调互联网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和早期互联网不同，在社交媒体时代，线上和线下、虚拟和现实的传统界限已经模糊。众多案例都显示，青少年是将社交媒体当作与朋友进行在线社交的平台和工具，而这些朋友其实绝大多数都是来自真实生活中的朋友。换句话说，社交媒体对青少年来说更多是进行社交的工具和场所，而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为一种新的文化娱乐品。从这个层面来说，“沉迷”论其实是将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相对新奇的非物质消费，而忽视了青少年客观存在的、往往被成人社会轻视的社交需求。

另一方面，波依德在书中反复强调青少年在使用社交媒体过程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前面已经提到，媒体报道中，青少年的形象往往是社交媒体的“受害者”：程度轻的“自恋”、抑郁、不善交际，重的甚至精神障碍和人格分裂。青少年真的这么脆弱吗？借助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波依德认为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种种看似不可理喻的表现，本质上都是一种“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简单来说，“印象管理”是指出于人在特定社交场合中根据默认规则展示自己。这个过程中，每个人既是“演员”也是“观众”，共同参与“制定”规则。在绝大多数场合，“印象管理”都不是负面的行为，甚至被“成功学”引用作为一种社交策略。同样地，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也在有意识地进行这样的“游戏”：他们精心设计自己的网名和主页，是为了展示学校、家庭等线下环境中难以充分展示的、真实的自己；他们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现各异，或沉默或活跃，并非人格分裂，而是根据对该平台已形成的规则的认知而采取的策略；“火星文”在青少年中的流行也是协助他们维系社群的身份标记；等等。

据此，波依德并不赞同用“沉迷”这种可能片面的现象，作为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普遍概括。在她看来，这种主流舆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科技决定论的窠臼，遮蔽了人们对其他相关因素——如家庭和学校教育、社会犯罪、商业活动等的留意。这有可能推导出一些错误和低效的对策，比如对“网瘾”进行强制治疗、对青少年上网一棍子打死等。归根结底，青少年对社交媒体的深度使用并非因为他们无法抵制科技和网络的吸引力，而是出于拥有社交生活的合理需求。然而，这种需求在成人把控的传统社会情境中受到压制，比如来自家长和学校的各种规训。同样，日趋商业化的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给青少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比如敦促他们无止境地“分享”，收集他们的隐私，推送越来越多广告。与其说他们想要“戒掉”社交媒体乃至网络本身，不如说他们在努力“抵抗”来自成人世界的限制和负担。

（作者为社交媒体硕士）

公民巡视

邓江波

与其说青少年想要“戒掉”社交媒体，不如说他们在“抵抗”来自成人世界的限制和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