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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是文学的梦

2016-10-13冯骥才

阅读与作文(高中版) 2016年10期
关键词:画坛文人画文人

冯骥才

我曾经使用这个题目做过一次演讲,是在美国旧金山我的画展期间。我相信那一次大多数人没有弄懂我这个题目里边非常特殊的内涵。因为多数听众只是单纯对我的绘画有兴趣,抑或是我的文学读者。只有极少的人是专业人士。

我这个话题的题目听起来美,但内容却很专业,范围又很偏狭。它置身在绘画与文学两个专业之间,既非绘画的中心,又非文学的腹地。我身在两个巨大高原中间一个深邃的峡谷里。站在高原上的人无法理解我独有的感受。但我偏偏时常在这个空间里自由自在地游弋;我很孤独,也满足。现在,我就来挖掘这个空间中深藏的意义。

我之所以说“绘画是文学的梦”,却不说“文学是绘画的梦”,正表示我是站在文学的立场上来谈绘画的。一句话,我是表达一个写作人(古代称文人)的绘画观。

文人在写作时,使用单一的黑墨水,没有色彩。色彩都包含在字里行间;而且,他们是通过抽象的文字符号来表达心中的想像与形象。这时,文字的使命是千方百计唤起读者形象的联想,唤起读者的画面感,设法叫读者“看见”作家所描述的一切,也就是契诃夫所说的“文学就是要立即生出形象”。但是这是件很难的事。怎么才能唤起读者心中的画面?这是一个大题目,我会另写一篇大文章,来描述不同作家文字的可视性。而此时此刻,另一种艺术一定令写作人十分地向往和崇尚——这就是绘画。

所以我说,人为了看见自己的内心才画画。

我相信古代文人大都为此才拿起画笔的。但是,一旦拿起笔来,西方与东方却大不相同。

对于西方人来说,绘画与写作的工具从来不是一种。他们用钢笔和墨水写作,用油画颜料与棕毛笔作画。如果西方的写作人想画画,他起码先要学会把握工具性能的技术和方法。尽管普希金、歌德、萨克雷、雨果等都画得一手好画,但毕竟是凤毛麟角。在西方人眼中,他们属于跨专业的全才。

可是在古代东方,绘画与写作使用的同样是纸笔墨砚。对于一个东方的写作人,只要桌有块纸,砚中余墨,便可乘兴涂抹一番。自从宋代的苏轼、米芾、文同等几位大文人挥手作画之后,文人们的亦诗亦画成了一种文化时尚。乃至元代,文人们在画坛集体登场,翻然一改唐宋数百年来院体派和纯画家的面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文人画风光奇妙的全新景观。

我对明人董其昌、莫是龙、孙继儒等关于文人画和“南北宗”的理论没有兴趣,我最关心的是究竟文人画给绘画带来什么?如果从表面看,可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笔墨情趣,技术效果,还有在院体派画家笔下绝对看不到的将文字大片大片写到画面上的形式感。但文人画的意义决不止于这些!进而再看,可能是文学手段的使用。比如象征、比喻、夸张、拟人。应该说,正是由于从文学那里借用了这些手段,才确立了中国画高超的追求“神似”的造型原则。但文人画的意义也不止于此!

文人画的意义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意境的追求。意境这两个字非常值得琢磨。依我看,境就是绘画所创造的可视的空间,意就是深刻的意味,也就是文学性。意境——就是把深邃的文学的意味,放到可视的空间中去。意境二字,正是对绘画与文学相融合的高度概括。应该说,正是由于学养渊深的文人进入绘画,才为绘画带进去千般意味和万种情怀。

二是心灵的再现。由于写作人介入绘画,自然会对笔墨有了与文字一样的要求,就是自我的表现。所谓“喜气与兰,怒气与竹”,“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发胸中之逸气耳”,都表明了写作人要用绘画直接表达他们主观的情感、心绪与性灵。于是个性化和心灵化便成了文人画的本质。

绘画的功能就穿过了视觉享受的层面,而进入丰富与敏感的心灵世界。

如果我们将马远、夏圭、范宽、许道宁、郭熙、刘松年这些院体派画家们放在一起,再把徐渭、梅清、倪瓒、金农、朱耷、石涛这些文人画家放在一起,相互对照和比较,就会对文人画的精神本质一目了然。前者相互的区别是风格,后者相互的区别是个性;前者是文本,后者是人本。

在中国绘画史上,文人画兴起不久,便很快就成为主流。这是西方所没有的。正为此,中国画最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体系与文化体系。过去我们常用南北朝谢赫的“六法论”来表述中国画的特征,这其实是很荒谬的。在南北朝时代,中国画尚处在雏形阶段;中国画的真正成熟,是在文人画成为主流之后。

因为,文人画使中国画文人化。文人化是中国画的本质。

在绘画之中,文人化致使文学与绘画的结合;在绘画之外,则是写作人与画家身份的合二而一。

西方的写作人作画,被看做一种跨专业的全才;中国文人的“琴棋书画,触类旁通”,则是理所当然的。因而中国人常把那种技术高而文化浅的画家贬为画匠。这是中国画一个很重要的传统。

然而,这个传统在近百年却悄悄地瓦解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书写工具的西方化。我们用钢笔代替了毛笔。这样一来,写作人就离开了原先的纸笔墨砚;绘画的世界与写作人渐渐脱离,日子一久竟有了天壤之别。当然,从深远的背景上说,西方的解析性思维一点点在代替着东方人包容性的思维。西方人明晰的社会分工方式,逐渐更换了东方人的兼容并蓄与触类旁通。于是,近百年的画坛景观是文人的撤离。不管这样是耶非耶,但这是一种被人忽略的画坛史实。这个史实使得近百年中国画的非文人化。

正因为非文人化的出现,才有近十年来颇为红火的“新文人画”运动。但新文人画并非是写作人重新返回画坛,而是纯画家们对古代文人画的一种形式上的向往。

(摘自《燕赵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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