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永谊

在20世纪前半叶，西方对中国的兴趣，既转化为在华西文出版业的商业契机，使汉学书籍成为面向西方市场的国际化产品，又催生西方人研究中国的学术动力。法国商人魏池（Francis Vetch,1862—1944）①魏池，1862年6月27日出生于留尼汪岛（Reunion）圣德尼（Saint Denis）省，1919年到北京，后到天津，又到香港，1944年6月29日死于越南胡志明市。共有六个孩子，魏智为其幼子,出生于法国伊夫林省拉塞勒圣云（La Celle Saint-Cloud, Yvelines, France），1978年6月3日逝世于中国香港，享年79岁。本文中关于VETCH家族的材料，均参考：http://www.geneanet.org.早年从事贩卖福州苦力，再次返华后成为京津两地的书商。他创办了销售兼出版的法文图书馆，经其子魏智（Henri Georges Archibald Vetch, 1898—1978）的发展，成为故都北京当时西方人文化圈子的中心。魏智热衷于搜集与出售中国古籍善本，代理销售世界各地的出版物，更重要的是出版了许多汉学研究的西文书籍，成为远东地区最负盛名的书商。本文援引美国汉学家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 1913—1976)②Arthur F.Wright, “Sinology in Peiping 1941—1945,”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9, 3/4 (1947): 315-372.于 1947年的提法“北平汉学”（Sinology in Peiping），以此涵盖与魏池父子出版相关联的学者、研究机构及其汉学研究，勾勒20世纪前40年间以北平为中心、包含天津的汉学研究概貌。这种前后相承的汉学出版，将那些中外学者的研究纳入北平汉学的历史场域。同时，他们的汉学兴趣借助印刷资本主义的力量，直接推动北平汉学的国际性传播。

一、从苦力贸易到法文图书馆（La Librairie Française）

北平法文图书馆的汉学出版事业，肇始于曾想贩卖华工发财的法国商人魏池之手。魏池具有殖民时代的典型特征，一心做着发财梦。为拓展家族的茶叶种植业，他不但使用留尼汪岛上原有华工，而且从茶叶产地福建输入华工。③Keith Stevens, “Henri Vetch(1898—1978):Soldier, Bookseller and Publisher,”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6 (2006): 105.1899年2月，生意失败的魏池受两位法国商人委托到中国福州进口茶叶，并受聘于法国驻福州领事高乐待（Paul Claudel，1868—1955）④高乐待（Paul Claudel，1868—1955），现译克罗代尔，法国诗人、戏剧家、外交家，1895年来华，于光绪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4月）始任法国驻福州领事，1905年离开福州，转任天津领事至1909年，改汉名高乐旦。继任者福理业（Leonce Flayelle）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到任福州领事。参见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志》（第6册），表6-15-5，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开设“喇伯顺洋行”(H.C.R)招募华工前往印度洋和马达加斯加的法属殖民地。①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志》（第8册），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年，第233—235页。在清代外务部与地方官员的电函汇总中，法国部分就有魏池贩卖苦力的档案史料。魏池除完成法国政府的任务外，还铤而走险揽私活。1906年2月，魏池因违规招募前往旧金山的华工，未获批准。②陈雅铃、吕芳上编：《清季华工出国史料1863—1910》，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第523—538页。1907年，中国银行及钱铺冻结魏池的招工钱款。③《止付魏池招工存款（福州）》，《申报》，1907年5月4日。到1908年，魏池原违规招募到墨西哥的华工五百二十余人，仅存百余人。④《清季华工出国史料1863—1910》，第545页。魏池贩卖华工的不人道作为，遭到清政府与民众的谴责，终因发财梦碎而返回欧洲。

魏池的第四个儿子魏智于1900年至1907年曾随其父母到福州。1916年，魏智从英属塞舌尔群岛（Seychelles）回到法国马赛，并遇见他父亲。由于魏池不懂英语，魏智一度成为旅行推销员父亲的助手兼秘书。⑤Stevens, op.cit., p.117, 120, 123.1917年，魏智在法国枫丹白露炮兵技术学校接受军官培训，翌年以陆军中尉军衔被派往前线，并因指挥得当而被授予十字军功勋章。1920年6月，魏智在波兰华沙担任教官期间被遣散退伍。⑥Ibid., pp.123-125.此后，魏智来到北京，追随已在1919年重返中国的魏池。初抵北京，魏池供职于法国遣使会北堂印书馆。⑦北堂印书馆有多种称谓：西什库天主堂印字馆（Extyp Lazaristarum, Pekini）、遣使会印字馆（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Pékin）、北堂印字馆 (Pei T’ang Press, Presses du Pé-t’ang)等。该馆为整个北京地区首家近代意义上的印刷机构。⑧范慕韩：《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第97页。魏池本为商人，在该处学到技术，掌握出版运作后，就另创自己的法文图书馆（La Librairie Française）。⑨黄光域编：《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3页。“La Librairie Française法文图书馆”，La Librairie Française原意为法文书店，“法文图书馆”为实际所用特定的中文名。魏智曾高度评价他父亲在法文图书馆的表现，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和经营者。⑩Stevens, op.cit.,p.126.

北堂印书馆的印刷技术与汉学兴趣，影响了此后魏池的法文图书馆。魏池的法文书店取名La Librairie Française与北堂印字馆颇有渊源。北堂印字馆在1912年出版里昂·亨利（Léon Henry）的《庚子北堂围困记事》，⑪Léon Henry, Le Siège du Pé-t'ang, dans Pékin en 1900.Le Commandant Paul Henry et ses trente marins.Pékin: La Librairie Française du Pé-t'ang, 1912.In-8°, 416 pp.注明该书寄售处为“北京北堂法文书店”(En Vente, La Librairie Française du Pé-tang, Pékin)。自 1920 年起，魏池以“Pékin,La Librairie Française”为出版商名称，在五年间共出书11种（法文2种，英文9种）。最初的出版物是魏池所著法文诗集《致无名战士》(Au Soldat Inconnu，1920)，⑫Francis Vetch, Au Soldat Inconnu.Pékin: La Librairie Française, 1920.In-8, broché à la chinoise, couverture illustrée.7 pp.中国风格装订的平装书，封面标识为播种女神(La Semeuse)，意为法兰西守护神玛丽安妮（Marianne）播撒种子。序言称该诗集为1919年魏池所著一首爱国诗的节录，即节录自魏池在北堂印字馆(Pékin Presses du Pét'ang)出版的三卷本法文诗集《播种女神》（La semeuse,I.Le petit sommali, II.Blondel, III.Blondel console la Raison, 1919）。⑬Francis Vetch，La Semeuse.Published by Pékin Presses du Pé-t’ang, 1919.Trois volumes in-4° brochés, 300 x 180 mm.30,XII-86 et 54 pp.Pékin: Librairie Française, 1921.In-8° 250 x.(3 v.:ill.;30 cm)1921年魏池出版诗集《播种女神》第4卷(IV.La France)。同年还出版《中华铁路最新袖珍行车时刻表》（Chinese Railways Time Table），底页有汉字“民国十年七月初版，定价大洋贰角正，北京法文售书处印行”。⑭Chinese Railways Time Table(July, 1921).Pékin: La Librairie Française Publishers, 1921.65 pp.（见图1）可见，魏池先以“北京法文售书处”取名，后用“北京法文图书馆”。

图1

1923年，法文图书馆京、津两馆（Peking& Tientsin: La Librairie Française）合出三本英文书，有英国人郝摇德(G.E.Hubbard, 1885—1951)的《西山寺庙》（The Temples of the Western Hills），科马克夫人 (Mrs.J.C.Cormack)的《生、婚、丧》（Chinese Birthday, Wedding, Funeral, and other customs），法国人马塞尔(Bouleau Marcel)的《远东交易所实用指南》（Practical Guide to Far Eastern Exchanges）。此外，两地法文图书馆各有出版物。北京馆同年有辜鸿铭的《尊王篇》（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法国人宝道(Georges Padoux, 1867—1924)的《中国金融重建与现有债务延续》(The Financial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a’s Present Indebtedness)，美国人贝光临（John Earl Baker）的《中国铁路债券的投资价值》(Investment Values of Chinese Railway Bonds)。以上6种书目显示，此时北京馆已把出版兴趣放在英文书籍上。除辜鸿铭外，郝摇德、宝道和贝光临为当时中国政府外籍专家；其内容均涉及中国的研究，例如北京城、中国文化、经济以及民俗考察。

根据史料记载，魏池在1926年为天津法文图书馆（Tientsin, La Librairie Française）（见图2）业主（proprietor）。①North-China Desk Hong List（字林报行名簿）.Shanghai: Printed and Published at the Office of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Herald, Limited.1926.p.729.“Tientsin 71 Rue de France Tel Add : Vetch，La Librairie Française (Publishers, Bookseller,and Stationers) ：Vetch, F., prop; Pelagoti, J., Signs P.P.; Bebrof, Miss A.; Poska, M.; Lewandowski, L., tech, dept.; Toug, T.F.,comp; Lindsay, Miss H.; Kazarov, Miss H.; Mazurckievich, M.”该机构兼具出版商、书商和文具商，位于天津法租界大法国路71号，并以业主魏池登记专属电话。当时员工有8人，从名字看多为白俄职员。除合出3本英文书外，天津馆在1923年出版德国人哈克马克(Adlof Hackmack)著，阿诺德小姐（Miss L.Arnold）翻译的英文版《中国地毯》（Chinese Carpets and Rugs），②Adolf Hackmack, trans.Miss L.Arnold, Chinese Carpets and Rugs.48 pp.德文版：Der Chinesische Teppich, von Adolf Hackmack.Hamburg: L.Friederichsen, 1921.法国耶稣会士黎桑(Emile Licent，1876—1952，号志华)的法文《黄河流域十年实地调查记》[Hoang ho-Pai ho : Comptes rendus de dix années (1914—1923)]，及中文《黄河流域十年实地调查记目录》，英文传记《周自齐学士》（H.E.Hseuhsi Chih-chi Chow）。1924年，北京馆仅出1种书籍，天津馆有4种书籍，可知魏池的出版重心在天津。

图2 天津大法国路69-71号法文图书馆

1925年，北京馆并无出版物，而天津馆则出英文书6种，包括法国在华东方汇理银行职员拜林(J.R.Baylin) 的《中国对外贷款债务》（Foreign Loan Obligations of China）， 艾伦 (Allen B.G.)的《中国剧院手册》（Chinese Theatres Handbook），苏联教授佩戈蒙特(Michail J.Pergament, 1866—1932)的《中国司法裁判问题》（Questions Regarding Jurisdiction in China），克拉米息夫(V.Karamyshev)的《中国西北部之经济状况》（Mongolia and Western Chin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与《外蒙古喀尔喀的经济地图》（Outer Mongolia-Khalkha: Economic Map），宝道的《中国无抵押债务的合并与中国综合预算制定》（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a’s Unsecured Indebtedness and the Creation of a Chinese Consolidated Budget）。1926年天津馆仅出法籍顾问爱斯嘉拉(Jean Escarra, 1885—1955)的英文版《中国法与比较法哲学》（Chinese Law and 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1种。总之，天津法文图书馆的出版物，主要关注在华学者对中国经济、法律与文化民俗的研究。

另有一家可能是魏池接手的书店，法文名为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Librairie et d’ édition。 该店原为三个法国耶稣会士（Charvet，Bonnafous，Fermus）于1926年所办，不久因负债被魏池接管。①Stevens, op.cit., p.126.所以，在1927年天津的法文图书馆地址就由原来的71 Rue de France拓展为 69-71 Rue de France，职员及经理共有7人，有两个老职员，书店法文名称也换为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Librairie et d’ édition (Ancienne Librairie Française)（即以前的“法文图书馆”）。②North-China Desk Hong List, 1927, p.729.又见《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第 334 页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Librairie et d’Edition 天津法文图书馆”。在1926年至1929年间，该机构共出版7种书籍（英文3种、法文4种），其中1926年（3种）有俄国人萨利姆·贝克(Salim Beck)的英译《蒙古马》（The Mongolian Horse），法文《袖珍简明法规词典》（Code-dictionnaire des familles dit code AAbla），柯姑娘 (Katharine Augusta Carl，1865—1938)的英文《慈禧写照记》（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1927年（3种）有法国人卢梭旺(E.Lossouarn)的英文版《眼病的检查与治疗》（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of the Eyes within the Reach of Everyone）及其法文版，法国人迈达氏(Jules Henri Médard)的《法汉专门词典》（Vocabulaire français-chinois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1929年，有法国耶稣会士田执中(François Théry )的《中国商会》（Les Sociétés de commerce en Chine）。总体观之，在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Librairie et d’ édition 阶段，该书店出版更侧重于法文，除了天津法租界的人脉资源外，可能与接收法国耶稣会士所办书店有关。

此后，魏池疏离于书店生意，而魏智对其不务正业尤感厌烦，导致1929年父子决裂。③Stevens, op.cit., p.127.史料也证实：1927年天津法文图书馆经理由拉诺伊（F.Lanoe）更换为原来三个耶稣会士创办人之一费默思（R.Fermus），其他人员照旧。④North-China Desk Hong List, 1927, p.680.由此，魏池彻底退出书店生意，也宣告法文图书馆的终结。魏池既无印刷厂，也无稳定的合作印刷机构，缺乏鲜明的出版特色。例如《生、婚、丧》（1923）由商务印书馆北京印刷分厂印制，《黄河流域十年实地调查记目录》（1923）由北洋印字馆印制。魏智在结婚之后切断与其父亲的所有联系。1932年魏池在天津宣布破产，后离开北京前往香港。根据书目，魏池在澳门出版《神与当代社会》（Dieu et la societe contemporaine, 1937）⑤Francis Vetch, Dieu et la societe contemporaine.Macao: Editeur Oriente Comercial, 1937.[42] folded leaves : ill.; 24 cm.84 pp.（现藏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在香港出版《法西斯主义：文明的挑战》（Le Facisme, Un défi a la civilisation, 1938）⑥Francis Vetch, Le Facisme [sic].Un défi a la civilisation.Deuxième édition.[With a portrait.] ff.16.Hongkong, 1938.（现藏大英图书馆）。魏池在1944年6月病逝于越南。⑦Stevens, op.cit., pp.127-128.或许可以说，魏池虽然到处碰壁，撰写与出版书籍仍是他人生末期的重要轨迹。

二、魏智与英商中国图书公司（The China Booksellers）

在1920年至1924年间，北京法文图书馆出过数种书籍，此后便没有出版信息了。那么，魏池的法文图书馆究竟何处去了？1925年2月1日上海英文《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图书版有对魏池的儿子魏智的专访。该报道称：“目前，在中国北方有一个事件想必会引起热爱读书人们的兴趣，那就是北京法文图书馆和万国图书公司（The China Book Exchange）宣布合并，新公司被称为中国图书有限公司（The China Booksellers,Limited）。①《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第657页：“China Book Exchange万国图书公司，China Booksellers, Ld.英商图书有限公司；中国图书有限公司”。该公司将以15万美元为资本开始运营，并由北京饭店著名书商亨利·魏智进行管理与个人监督。如果企业运作成功，它将会拓展到涵盖法文图书馆在天津和沈阳的零售业务，以及现位于天津的出版业务公司。”②The China Press, Shanghai: Feb 1, 1925.中国图书有限公司不仅整合了现有的书业股份资本，而且给购书者更为广阔的选择，特别是在英美版本方面。同时，北京法文图书馆的魏智和万国图书公司的瑞金（Leo Samuel Regine）③《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第631页。，被誉为远东最负盛名的两位书商。魏智认为新公司扩大股份资本，可引进世界最领先出版商的最优秀出版物，例如纽约、波士顿、伦敦、柏林和巴黎。此次整合涵盖北京地区三家书店：位于使馆街的万国图书公司、六国饭店的书店和位于北京饭店的法文图书馆。这三家书店都在原有位置继续营业。

另据别的史料，④North-China Desk Hong List, 1926, p.859.也可知中国图书有限公司是由北京法文图书馆与万国图书公司合并而成，由司马武德（Harold St.Clair Smallwood）⑤《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第657页：“Smallwood, Harold St.Clair (1883- ) 司马武德，英国商人，退休军官，1919年来华。”为首的三位英国商人任董事出资组建，魏智任经理，其未来妻子伊莲娜(Elena Evreeva, 1900—1984)任助理。公司总部位于东交民巷使馆区马可波罗路（今台基厂大街）5号，另有四个分支机构分别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北戴河分店、协和胡同8号。1928年，三大股东之一福来萨（David Fraiser）被阿斯普兰博士（Dr.N.H.G.Aspland）替代，分支机构只剩下北京饭店、六国饭店，总经理和秘书设在司马武德洋行（H.S.T.Clair Smallwood Co.）。⑥North-China Desk Hong List, 1928, p.609.同年8月，魏智买下公司股份500股中的400股，成为大股东，最后成为业主。⑦Stevens, op.cit., pp.126-127.此次合并未涉及法文图书馆在天津和沈阳的业务，魏池则经营天津法文图书馆。但是，魏智不再是魏池的协助者，而是执掌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的经理，并继续拓展其汉学趣味的出版事业。

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的汉学出版，首先体现在4种北京研究的英文书籍：法国外交官马特尔（D.de Martel）与霍耶（Léon de Hoyer）合著的《北京剪影》（Silhouettes of Peking,1926），生于宁波的英国人燕瑞博（Robert W.Swallow, 1878—1938）的《北京生活侧影》(Sidelights on Peking life，1927)，凌启鸿的《北京人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in Peking), 1928]，佩戈蒙特的《北京使馆界法理性质考》（The Diplomatic Quarter in Peking: Its Juristic Nature,1927）。至此，魏池、魏智关于北京研究的汉学出版粗具规模。该公司也对中国历史民俗与思想文化感兴趣，如出版科马克夫人《生、婚、丧》第3版。其次，在华裔学者的汉学研究方面，魏智不但出版凌启鸿的英文著作，在1923年再版辜鸿铭的《尊王篇》（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而且还出版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的法译本，何杰才的1921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The Genesis of the Open Door Policy in China）。此外，该时期魏智还出版美国驻华武官康士丹(Samuel V.Constant, 1894—？)的《中国军事英汉双解辞典》（Chinese Military Terms:English-Chinese, Chinese-English），克莱瑟 (Alice L.Cleather)与巴兹尔(W.Crump Basil)的《佛教：生命的科学》(Buddhism, the Science of Life),资助出版斯特朗(Hilda A.Strong)的《中国美术》（A Sketch of Chinese Arts and Crafts），令其享誉英语世界。纵观发展脉络，法文图书馆北京与天津两馆，分别为中国图书有限公司和天津法文图书馆所延续。

综合四个单位的出版物，其总数（含再版）可达38种，其中英文30种，法文7种，中文1种。（见表1）①资料来源为WorldCat.org（在线编目联合目录，世界上最庞大的图书馆目录）。

表1

在法文书目中，2种为魏池自己的作品，4种为魏池在天津法文图书馆时所出。因魏池不谙英文、魏智精通英文，可知魏智一直发挥主导作用。另外，中国图书有限公司在魏智出版事业中起前后衔接的作用，可从前后时期的书目中得到印证：承前者，例如科马克夫人的《生、婚、丧》1923年由京津两馆合出，1927年中国图书有限公司再版；佩戈蒙特1925年在天津馆出版《中国司法裁判问题》，1927年又在中国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北京使馆界法理性质考》；启后者，例如中国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燕瑞博的《北京生活侧影》（1927年）、凌启鸿的《北京人的社会生活》（1928年），其后1930年北京法文图书馆(The French Bookstore)再版燕瑞博的《北京生活侧影》，出版凌启鸿的《中国之政党》(Political Parties in China)。此时期研究中国的书籍数量最多的当数政治经济法律类，其作者如外交官(迈达、施尔满、马特尔、康士丹)、银行家（郝摇德、布洛·马塞尔、拜林、霍耶）、在华政府顾问（宝道、贝光临、爱斯嘉拉）、在华学者（黎桑、佩戈蒙特、克拉米息夫、卢梭旺、燕瑞博）、来华商人（阿尔道夫·哈克马克）。透过主题与作者分布，可见当时北平汉学研究者多为业余汉学家，其兴趣多集中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金融等。其间，魏智协助其父管理京津两馆的业务，后任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的经理。他不但从中积累出版事业的丰富经验，而且在出版上表现出对汉学研究的兴趣。

三、魏智与北京法文图书馆（The French Bookstore）

魏智的汉学出版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同样也有一个调适与发展的过程。1930年，天津法文图书馆的负责人为魏智，该店名号既保留魏池时期的法文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Librairie et d’ édition，又始增英文French Bookstore为副招牌；业务由“出版商、书籍销售商和文具商”，增加了“东方文物、地图制作者、印刷工、装订工、订阅、代理商、报纸和杂志零售商”。②North-China Desk Hong List, 1930, p.780.同年，英商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的地址注册为天津英租界维多利亚路181号，其业务为书籍和文具的批发与零售，工作人员仅4人，由俄籍犹太人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 1894—1965)任经理。①Ibid., p.744.此前，阿甫夏洛穆夫于1921年到达北京，在富有传奇色彩的莫理循大街，作为一名图书经销商，为著名的法国书商魏智工作。②Matthias Messmer, Jewish Wayfarers in Modern China: Tragedy and Splendor.Lexington Books, 2012, p.21.

1931年，魏智同时拥有北京和天津两家法文图书馆，统一名称为 French Bookstore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Librairie et d’ édition)， 既 开 始 启 用法文图书馆的英文招牌，又保留法文名称，以表示对魏池时期的延续；其业务为“英文、法文书籍的书商与出版商”。北京饭店的北京馆成为总部，天津馆为分部，并搬回原址(71 Rue de France)。③China Hong List（字林报行名簿），1931, p.729,770.1932年，魏智仍以北京法文图书馆为总部，六国饭店的书店成为他的分部。④Ibid., 1932, p.783.在天津的法文图书馆则由合伙人帕拉迪西斯（J.E.Paradiissis）负责，英文名称始改为The Oriental Bookstore(Librairie Française)，附法文名以体现二者的联系。⑤Ibid., p.843.1934年天津法文图书馆中文名改为“东方图书馆”，英文为Oriental Bookstore (Librairie Française)，仍附注法文店名，未见书籍出版，人员由3人变成7人，帕拉迪西斯仍为合伙人兼经理。⑥Ibid., 1934, p.705.1936年，魏智除了北京法文图书馆总经理的身份外，第一次以出版人的身份单独出现，并特别注明是北平辅仁大学《华裔学志》（MonumentaSerica）的出版商。⑦Ibid., 1936, p.689.该年，他放弃天津“东方图书馆”的股份，让帕拉迪西斯独资所有。⑧Ibid., p.726.

自1939年至1941年，“北京法文图书馆”French Bookstore(Société Française de Librairie et d’ édition)，⑨Ibid., 1939, p.654; 1940, p.701; 1941,p.768.以及出版商“魏智”仍在《字林报行名簿》出现。⑩Ibid., 1939, p.663; 1940, p.710; 1941,p.776.但是“东方图书馆”[Oriental Bookstore (Librairie Française)]自1939年 起， 从天津法租界迁到英租界。⑪Ibid., 1939, p.703; 1941, p.819.魏智在1939年12月10日将名下400股转让给他的妻子，同时从北京饭店法人经理劳斯丹（Jean-Baptiste Roustan）购得38股，以保留自己股东的身份。⑫Keith Stevens, op.cit., p.129。此项变动是因为魏智作为法国前军官应召往法属殖民地越南服役，直到1941年回北平。1941年2月5日，《北华捷报》报道：“北平法文图书馆的亨利·魏智先生，已经从印度支那回到上海，在他回到北方之前有望在此地逗留一周。”⑬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Feb.5 (1941): 216.可知，1939—1941年间的法文图书馆名义上是魏智在主持，实际由其妻子代管。因此，1951年“炮轰天安门”案件的判决书，误称魏智1941年才到北京任法文图书馆的经理。⑭“Smashed in Peking，”China Monthly Review (1950-1953), Sep.1 (1951):131.以至于在1950—1953年间法文图书馆中文部职员，也误传魏智1941年才任法文图书馆经理。⑮于炳熙：《关于法文图书馆的回忆》，《文史资料选编》第13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94页。

20世纪30年代是魏智汉学出版事业的鼎盛时期，共出书90种，此后的40年代走向衰落。具体出版情况统计如下（见表2）⑯资料来源为WorldCat.org（在线编目联合目录）。：

表2

如上所计，魏智在1930年至1951年间共出版127种书籍（含再版），其中英语93种，德语21种，法语13种，内容涵盖语言文学、艺术研究、历史地理、宗教哲学、社会民俗、博物科学、法律、医学等，其中以语言文学、艺术研究及历史地理研究为领先。魏智大量出版当时来华汉学研究者的单行本，不少作者及其作品由此闻名于世。从相近内容来看，其中比较突出者大约可归为五大类。

其一语言研究类：伊博恩(Bernard E.Read)的《医院对话》(Hospital Dialogue, 1930），奥尔德里奇(Harry S.Aldrich)的《华语须知》(Practical Chinese, 1931/1934/1938.v.1, v.2）， 士 嘉 堡(William Scarborough)的《谚语丛话》（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 1932）， 梅 辉 立(William F.Mayers)的《中国辞汇》(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 1932)，科瓦列夫斯基(O.M.Kovalevskij)的《蒙俄法词典》(Dictionnaire Mongol-Russe-Français，1933)，胡恩敦 (James Vivian)、裘德瑞(Raymond Varley)合编的《汉英军事辞典》(Chinese and English Modern Military Dictionary, 1934/1935)，卜朗特(J.J.Brandt)的《摩登新闻丛编》(Modern Newspaper Chinese, 1935/1939/1947)、《 汉 文 进阶》(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 1936)、《华言拾级》(Introduction to Spoken Chinese, 1940)，吴索福(Sergyei N.Usove)的《华语入门》(ACourse of Colloquial Chinese, 1937)，杂哈劳(Ivan I.Zakharov)的《满俄大辞典》（Complete Manchu-Russian dictionary, 1939）， 戴 遂 良 (Léon Wieger)的《中国汉字》(Chinese Characters, 1940），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的《法文注释中国古文大辞典》(Dictionnair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1947)。以上语言类书籍，多为已有作品的再版，例如《华语须知》和《摩登新闻丛编》再版三次，说明魏智抓住了当时来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需求。

其二文学与艺术类：文学研究有亨利·哈特(Henry H.Hart)的汉诗英译《中国集市》(A Chinese Market, 1931)，吴可读(A.L.Pollard)的《西洋小说发达史略》（Great European Novels and Novelists,1933），阿林敦（Lewis C.Arlington）的法文版《中国戏剧史》（Le théâtre Chinois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nos jours, 1935），阿林敦、艾克敦（Harold Acton, 1904—1994）的《戏剧之精华》(Famous Chinese Plays, 1937)，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的《中国文献纪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1939)，德腾夫人(Helen W.Dutton)的《幽篁集》(Secrets Told in the Bamboo Grove, 1940)。艺术研究有：斯特朗的《中国美术》(A Sketch of Chinese Arts and Crafts,1933)，阿理嗣(J.A.Van Aalst)《 中 国 音 乐 》(Chinese Music, 1933/1939)，乐维思(John H.Levis) 的《中国音乐之基础》(Foundations of Chinese Musical Art, 1936)，喜仁龙(Osvald Sirén, 1879—1966) 的《中国绘画艺术》(The Chinese on the Art of Painting, 1936)，燕博瑞的《中国古镜图说》(Ancient Chinese Bronze Mirrors, 1937)，高罗佩(Robbert H.van Gulik, 1910—1967)英译宋代米芾的《砚史》(Mi Fu on Ink-Stones, 1938）。

其三历史研究类：凌启鸿的《中国之政党》(1930)，卜德（Derk Boddek, 1909—2003）英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37），白兰士敦（Archibald D.Brankston）的《明初官窑考》(Early Ming Wares of Chingtechen, 1938)，濮兰德(John O.P.Bland,1863—1945)、白克好司 (Edmund T.Backhouse) 的《慈禧太后传》(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1939)，宓亨利(Harley F.Macnair) 的《中国赈灾纪实》(With the White Cross in China, 1939)，爱斯嘉拉的《中国的过去和现在》(China Then and Now,1940)， 卫 德 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 的《中国历史述要》(Chinas Geschichte, 1942)、《史群元国》(Gesellschaft und Staat in China, 1944)、《周易述要》(Die Wandlung; acht Vortäge zum I-ging, 1944)。

其四北京研究类：燕瑞博的《北京生活侧影》(1930)，卢因森(William Lewisohn)的《北京的西山》(The Western Hills of Peking,1930)，阿林敦、卢因森的《古都旧景》(In Search of Old Peking, 1935/1939)，卜德的《燕京岁时记》(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 1936)，陈鸿舜（Hung-shun Ch’en）与侯感恩 (George N.Kates)合著的《北京的恭王府及其王府花园》（Prince Kung’s Palace and Its Adjoining Garden in Peking,1940）。此前，魏池的法文图书馆与魏智主持的中国图书公司，先后出过5本北京研究的英文书籍。这些研究北京的作品日后都成为享誉英语世界的汉学名作。此外，该系列还应包括以天津法文图书馆之名出版的莫里斯·法布尔（Maurice Fabre）①法布尔，法国殖民地的步兵陆军上尉，1936—1938年驻扎在北京。的《北京：宫殿、寺庙和周围环境》（Pékin：ses palais, ses temples et ses environs,1937）。所以，较之其他出版物，北京研究的书籍是魏智的标志性成就。

除单行本之外，魏智还出版《华裔学志》及其抽印本。20世纪30年代北京有许多来自西方各国的汉学家，逐渐形成以辅仁大学为中心的国际汉学研究圈。出于汉学研究国际化的需要，《华裔学志》定位为研究远东人民和文化的国际性刊物，从1935年创刊至1948年共出版13卷。此前，魏智出版过不少北平来华人士的汉学作品，成为这一国际汉学杂志的出版发行商后，负责该刊第1—10卷的出版发行。从《华裔学志》1935年的“编辑启事”可知，投稿者可免费获赠该稿抽印本最多25本。该刊抽印本情况具体如下：1935年10种，1936年5种，1937年5种，1938年8种，1939年7种，1940年6种，1941年2种：1942年3种，1943年5种，1945年1种，1946年2种，共计54种。即这一时期的北京法文图书馆总共出书127种（含再版），就有54种源自《华裔学志》的抽印本。

成为《华裔学志》的出版发行商，使得魏智作为汉学出版商的世界性声誉到达巅峰。自1936年开始他以《华裔学志》出版商的身份出现，并取古代中国“九头鸟”图案为出版标识，沿用至此后香港时期的魏李出版社(Hong Kong, Vetch and Lee) 。从出版轨迹看，1935年至1940年《华裔学志》抽印本占据每年出版书籍的半数左右，此后更是单行本书稿寥落，几乎全部依赖抽印本的出版。可以说《华裔学志》的优质书稿成为魏智此时汉学出版的重要来源，而抽印本出版也促进了当时北平汉学研究成果的世界性传播。魏智的出版事业见证了北平汉学由业余汉学转向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北平汉学的衰落。

四、魏智与来华汉学家的交游

魏池、魏智的北京法文图书馆长期设在北京饭店。该饭店是来华西方人的社交中心，他们包括教师、传教士、医生、护士、汉学家、商人、艺术家，还有使馆人员和海军陆战队。例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Adgar Snow，1905—1972）及夫人海伦(Helen Foster Snow，1907—1997)第一次到北京即下榻该处，印象深刻：“饭店是外国人的社交中心，他们在仿凡尔赛宫的镜厅建造的舞厅里举行舞会。”①海伦·斯诺著，华谊译：《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82页。海伦还提到，饭店楼下就是有名的北京书店，书店的老板魏智发行和收集善本书，同时还收购和出售当地居民的藏书。“在那里，你可以遇到每一个真正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在交谈中消磨整个下午。”②同上，第71、72页。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1907—1991）与费慰梅（Wilma.Canon Fairbank，1909—2002）夫妇，在20世纪30年代曾住在北京饭店，“我们来来去去，相互访问，在北京饭店的屋顶花园跳舞，这是北京城内上流社会夜晚游乐的场所。”③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40页。由此可见，魏池父子将书店设在北京饭店，处于来华西方人的交际中心，获得了各种中西文化资讯与人脉资源，从而为法文图书馆世界性声誉的传播奠定基础。

北京法文图书馆首先是个书店，一方面从欧美采购外文图书，卖给中国文人或机构；另一方面收购中文古籍善本，主要是卖给来华的西方人。例如1935年北平学联的学生们，就是从法文图书馆买到英文杂志《共产国际通讯》《共产国际半月刊》以及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④杨树先等访问整理：《姚依林谈“一二·九”运动》，《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第64页。魏智作为西方人公开出售当时政府的违禁书刊，无意中为共产国际资讯的传播提供帮助。北京饭店是中外人士交汇之处，也吸引了胡适等归国留学生到此处法文图书馆淘书。⑤胡适著：《胡适日记全编3》（1919—192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62—663页。中国现代文人对魏智法文图书馆落笔最多的，恐怕是时任清华大学教授吴宓。⑥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1925—1927》，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47—148页。他经常出入该饭店会客访友，茶余饭后也要光顾书店。时常光顾西文书店，了解与购买国外新书，成为吴宓等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获得西方学术资讯的重要渠道。

纵观法文图书馆的出版书目，魏池、魏智交游的来华西方人，首先是法国在华人士，例如北洋政府顾问宝道、爱斯嘉拉，外交官奚居赫，天津北疆博物院的黎桑、德日进、罗学宾，以及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其次为英国在华人士，包括燕瑞博、卢因森、艾克敦、白兰士敦、乐维斯、吴可读；美国外交官康士丹、胡恩敦、裘德瑞，在华美国学者侯感恩、宓亨利、卜德、阿林敦；俄国人卜郎特（J.J.Brandt，1869—1944）、吴索福、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stein，1877—1937）；荷兰人高罗佩（Rob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范可法（Marc Hendrikus Van Der Valk，1908—1978）； 瑞 典 人 喜 仁 龙（Osvald Sirén，1879—1966）。这些欧洲人或长期在华工作，或短暂访学游历，但是他们的身份或为外交官、传教士、记者、外籍政府雇员，或为在华西方学校的教师，大多非专业汉学家。只有当1933年德国大批学者被驱逐，其中一部分汉学家来到中国，北平汉学才进入专业汉学的发展阶段。这些德国汉学家有：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1909—1989)、艾锷风 (Gustav Ecke, 1896—1971)、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1886—1982）、罗文达(Rudolf Loewenthal，1904—1996）、石坦安 (Diether von den Steinen，1903—1954)、卫德明。这些于20世纪30年代来华的德国汉学家，以北平辅仁大学为中心，带动原先在华任教的汉学家，逐渐形成《华裔学志》北平汉学家群体。

在魏智出版物所勾勒的北平汉学图景中，也有华裔学者的身影，如辜鸿铭、梁启超、凌启鸿、何杰才、刘汝强、沈兼士、陈垣、英千里、冯友兰、陈鸿舜。他们的西文著述或译介，被纳入当时在华西方人所主导的北平汉学研究圈。可见魏智选择汉学研究书稿，也有独到眼光。1935年左右，魏智准备出版华裔汉学家陈荣捷关于庄子的博士论文，但因后者没有时间修改整理而未能成功。陈荣捷对魏智的汉学出版事业给予高度评价：“范驰(Henry Vetch)的总部设在北京，他出版有关中国的书籍最是积极。”①华霭仁整理，彭国翔译：《陈荣捷(1901—1994)：一份口述自传的选录》，《中国文化》1997年第15、16期，第341页。可见，魏智在北平与中外学人素有交往。

魏智不但与中外学人保持交往，而且与各研究机构联系密切。法文图书馆的业务范围，魏池的定位为“出版商，书商和文具商”(1926)，到魏智的定位为“书籍销售商、东方文物、出版商、地图制作者、印刷工、装订工、文具商、订阅、代理商、报纸和杂志零售商”（1930）。其中，法文图书馆的出版物代理值得注意。1934年，魏智的北京法文图书馆有7种代售出版物②China Hong List，1934，p.658.：中国海关、南京中国地质调查局、北平博物学会、伦敦英国总参谋部地理情报分部、加尔各答印度调查局、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远东各国指南与纪事》（Directory and Chronicle of China, Japan, etc.）。1937年，北京法文图书馆的代售出版物达12种，相比1934年新增5种：上海联华出版社、北平哈佛燕京学社、《华裔学志》、天津北疆博物院、巴黎陆军地理服务局。在出版北平汉学的研究成果的同时，魏智的法文图书馆借助这些代售出版物，进入书籍与研究机构组成的全球性网络，参与更为广阔的东方研究的知识交换。

余论

魏池、魏智父子的出版事业，并非简单的前后相继，而是既有合作相助，又有不同道路的独立取向。他们的教育背景与性格特征的差异，迥异的人生抱负，最终决定了事业上不同的结果。魏池初到北京寄身于法国遣使会的北堂印字馆，步入图书销售与出版行业。但他只懂法语，这局限了他的社会交往范围与商业拓展能力。魏池生活在法国人和懂法语的白俄人圈子里，始终与耶稣会士关系密切。与其父不同，魏智身为法国人，接受过正规的英文教育，其母为波兰人，他本人也在波兰工作过。这种跨文化的身份背景与生平阅历，使得他拥有魏池所不具备的文化视野。魏智接受他父亲的邀请，为他父亲提供语言方面的帮助，否则魏池执掌时期的法文图书馆不可能有大量英文书籍出版。

魏池在华的两段失败人生，始于贩卖中国苦力的失败，终于书商事业的破产，而魏智始终坚持走其父亲所引导的书商道路。两个人的东方开拓历程，就是近代欧洲人在华商贸与文化活动的缩影。魏池从在华贩卖苦力，转向从事书籍的销售与出版事业，他的失败在于商业契机与文化兴趣的疏离，而魏智的成功就在于将二者协调统一，既在西文图书与中文古籍的收购与销售上获得财富，又始终坚持汉学出版事业的文化理想。魏智在1951年因涉嫌天安门炮击事件，被判10年徒刑，③“Peiping Charges Plot to Assassinate Mao,” New York Times; Aug.18, 1951, p.2.并于1954年被驱逐出境。即使如此，他仍然于1969在香港成立魏李出版社，重操早年在北平的汉学出版事业。从1969年至1973年，魏智在香港出版10本研究中国的汉学书籍，首先是对北平汉学出版事业的接续，如再版科琳娜·拉姆的《中国节日膳食》④Corinne Lamb, The Chinese Festive Board.Hong Kong: Vetch & Lee, 1970.3d ed.153 p.illus.19 cm. Line-drawings and paperends by John Kirk Sewall.(1970年第3版,1935年第1版，1938年第2版)，白兰士敦的《明初官窑考》①A.D.Brankston, Early Ming Wares of Chingtechen.Hong Kong: Vetch and Lee, 1970.with additional material.B-J, xvi, 102 p.illus.(part col.), maps.25 cm.Reprint of the ed.published by H.Vetch, Peking, 1938.，夏士德(G.R.G.Worcester, 1890—1969)的《中国流动人口》（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②G.R.G.Worceste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an Illustrated Record of the Junkmen and Their Boats on Sea and River.Hong Kong: Vetch and Lee, 1970, xii, 90 p.illus.26 cm.(1941年上海别发印字馆初版)，哲美森(George Jamieson, 1843—1920)的《中国家事与商事法》（Chinese Family and Commercial Law）③George Jamieson, Chinese Family and Commercial Law.Hong Kong: Vetch and Lee, 1970, ii, 192 p.22 cm.(1921年上海别发印字馆初版)，威达雷男爵(Guido Vitale Baron, 1858—1930)的《北京儿歌》（Pekinese Rhymes）④Guido Vitale Baron, Pekinese Rhymes.Hong Kong: Vetch and Lee, 1972, XVII, 274 pp.北堂印字馆初版(Peking: Pei-T’ang Press,1896.252 pp.), 作者1893—1899年任驻京意大利使馆华文参赞。，卜郎特的《虚字指南》（Wenli Particles）⑤J.J.Brandt, Wenli Particles.Hong Kong: Vetch and Lee,1973.iv, 178p.25cm初版华北协和华语学校1929；同时密切关注北京时代的学者并推出其新作，出版穆立金与霍特科斯合著的《中国九岳：在1935—1936年的朝圣记录》（The Nine Sacred Mountains of China）⑥Mary A.Mullikin, Anna M Hotchkis: The Nine Sacred Mountains of China; An Illustrated Record of Pilgrimages Made in the Years 1935—1936, Hong Kong: Vetch and Lee, 1973, xx, 156 p.illus.26 cm.，赫达·莫里逊(Hedda Morrison, 1908—1991)著、艾伯华作序的《华山：华西道教圣山》（Hua Shan.The Taoist SacredMountains in West China）⑦Hedda Morrison, Hua Shan.The Taoist Sacred Mountains in West China: Its Scenery, Monasteries and Monks.Foreword and 111 photographs by Hedda Morrison.Introduction and Taoist musings by Wolfram Eberhard.Hong Kong: Vetch & Lee, 1973, xxv,135 pp.; 26 cm.。魏智在香港时期仍不放弃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坚持汉学研究的出版事业，参与皇家亚洲学会香港支会的活动，试图接续早年的理想。他的香港出版事业可以视为北平汉学时代的短暂回应。

简而言之，魏池与魏智在中国近乎半个世纪的汉学出版事业，为在华汉学研究者（外交官、传教士、记者、学者以及艺术家）的著述与译作，提供一种与国际汉学沟通的出版传播渠道。在历史洪流里，他们的出版事业屡经波折而终归湮灭，却见证了在华汉学研究者的聚散离合，其出版物涉及众多原典型作品与中外学人，为后人回顾20世纪前半叶的北平汉学发展奠定了史料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