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走出停滞要靠创新

自主创新被严重遏制

否认世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深陷所谓的长期增长停滞已然不可能。财富在积聚，但实际工资却几乎未见上涨，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更糟的是，决策者对于该如何应对毫无办法。

这轮增长停滞的背景是1970年以来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放慢。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生产率增长的源泉——自主创新——被严重遏制（主要是在发展成熟的行业）。到2005年，情况更甚。

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从供给侧看待20世纪70年代美英经济深陷的增长停滞。他们力推削减利润税和工资税，促进投资和增长，但结果存有争议。

然而，今天在税率已经很低的情况下，那种规模的减税将导致财政赤字大幅增长。由于债务水平已经高居不下，加上未来再面临巨额赤字，这种供给侧措施其实是不顾后果的。

因此，现在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都运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6年创立的理论从需求侧分析问题。当“总需求”——家庭、企业、政府和海外购买者愿意花钱购买的本国终极产品的实际开支水平——低于充分就业产出时，产出就受限于需求。因此就不会有创新。

但是，需求学派对经济的理解有些奇怪。对他们而言，私人投资需求是自发的，受控于凯恩斯戏称的“动物精神”的因素。消费者需求实际上也是自发的，因为所谓被催生的部分通过“消费倾向”与自发性投资联系起来。因此，当自发性需求不足、就业岗位丢失时，政府措施是促进就业和增长的唯一途径。

紧缩性需求催生复苏

这种概念既不了解增长也不了解复苏。在健康的经济中，紧缩性需求冲击会催生两种促成复苏的反应。

其中一种反应是适应新的机遇。当公司遭遇订单减少的冲击时，它们放弃的市场空间可以被拥有更合理经营的方式——或更强大的企业——的企业家们加以利用。它们裁减掉的部分雇员将创办自己的公司（并雇用员工）。

另一种反应是自主创新——各界商界人士想出来的新点子。当遭受需求减少冲击的公司暂停雇佣员工时，有些本应加入老牌公司的员工会利用他们的条件设计新产品或想出新方法，组建初创公司加以发展。

越来越多志存高远、在自家车库辛勤奋斗的创新者有可能自行生产出某些资本品。更重要的是，初创公司的日积月累将逐步推动投资需求和增长本身。

可能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如果需求不足，新产品和新方法能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吗？正如一位创新者在金融危机期间告诉我的，他的目标是夺取市场份额——即使目标市场仅有此前规模的90%，那也无妨。

收入下降的地方能筹措到资本吗？小公司和初创公司总是不得不费力争取信贷，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萧条更令它们举步维艰。可是，衰退并未阻止大批此类公司在硅谷、伦敦和柏林找到融资。难怪美国、英国和德国或多或少都有所恢复。在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于20世纪30年代创下记录。当时美国经济陷入大萧条。随后走出了萧条。

西方对创新定义狭隘

但是，复苏在两种经济中严重不足。法国和意大利缺乏希望成为新企业家或创新者的年轻人，而少数有意愿者又受到地位稳固的公司及其他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希腊不乏希望成为企业家和创新者的年轻人，但它缺乏天使和风险资本系统。一些希腊人组建了初创企业，尽管不在希腊境内。

需求学派认为创新只会加大复苏难度，因为它使公司得以用较少的员工满足现有的需求。因此，它们要求提高公共部门年度投资，以达到充分就业所需水平。但是，这种基础设施投资将远远超过经济能够通过调整或创新机制重新获得高水平就业所需的投资规模。事实上，这种投资成本远远超过开支，因为它取代了原本可以提高就业率并促进增长速度的调整与创新。

此外，只要西方的创新仍然定义狭隘，那么一个旨在对基础设施实施大规模持续柚子的需求侧承诺——必然导致不断萎缩的收益回报，直到经济不可避免地达到几乎静止不动的状态。

正如凯恩斯认为的，增加供应同样的老产品永远不会“创造其自身需求”。但是，供应新产品却可以。导致我们增长停滞的是阻碍调整与创新的因素——而不是财政紧缩。只有激发活力——而不是增加不负责任的财政措施——才能提供持久走出停滞的希望。

（摘自《参考消息》2016年5月26日 埃德蒙·费尔普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