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玲芬+叶峰

【摘要】商务印书馆作为我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民营出版社，对近代英语教材出版事业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其成功的秘诀在于顺应了社会潮流，注重创新，以质取胜等，这种经验对今天外语教材的出版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近代；商务印书馆；英语教材；出版发行；启示

【作者单位】龚玲芬，南昌理工学院；叶峰，南昌理工学院。

商务印书馆在近代中国出版史上堪称奇迹，它发迹于教材出版，在其鼎盛时期出版的英语教材占国内出版市场的79%[1]。不可否认，商务印书馆作为我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民营出版社，对近代英语教材出版事业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与此同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它还起到了开启民智，传播文化的作用。

一、近代商务印书馆英语教材出版发行回顾

商务印书馆涉足英语教材出版业务始于1898年[2]。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商务印书馆共计出版和发行各类英语教材一百多种，其中不乏经典之作。按时间和发展历程来划分，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可以分为初创，鼎盛和平稳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鲜明的特征和代表作品，并和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可分割。

1.初创阶段

19世纪末，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时期，国人希望走出国门扩大眼界，迫切地需要掌握英语这门语言，而之前的英语教科书多为西方人所编写，且仅限于传教士学校。当时比较流行的教会学校英语教材有英国传教士罗伯特泰所编撰的《汉英会话》《中英词汇》等[3]，这类书籍虽然对推广英语、传播西方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不适合大多数中国人学习。为了满足当时国人的英语教学需求，自编英语教材呼声很高，商务印书馆顺应潮流，把握契机，推出了《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等各类英语教材。这些书出版后，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甚至有“行销极广，利市三倍”这一说法[4]。《华英初阶》还被出版史学界认定为我国自编出版的第一本英语教材。这一时期英语教材的编辑理念是“经世致用”，因而在编排上强调语法和读写，在教学方法上以翻译法为主。《华英初阶》其实是由印度英语读本改编而来的，通过大量的中文注解帮助读者掌握英语句意。在初创阶段的后期，随着商务印书馆出版业务的发展扩大，其又迎来了《最新教科书》时代，推出了《帝国英文读本》《英文初范》《英语捷径》等教材。其中《帝国英文读本》影响力最大，它发行于1905年，共分6册，内容循序渐进，由易到难。总体上而言，这时期英语教材的质量提高了，数量也增加了，但仍然缺乏出版发行的系统性，编辑之间也缺乏协作，各自为政。

2.鼎盛阶段

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和清朝的覆灭，中国进入了民国时代，民国政府对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因此，也影响了英语教材的出版与发行，商务印书馆迎来了教材出版的高潮期。这个阶段代表教材有《英文读本文法合编》《英语模范读本》等。该阶段以《英语模范读本》影响力最大，它于1918年11月出版，短短2个月就售罄了，并在此后的20年间经久不衰。据不完全统计，《英语模范读本》的销售总量高达100多万册，创下了新中国成立前外语教科书的最高销售纪录。与初创阶段相比，这时期的教材编写更加成熟和科学。一方面，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教材编写遵循英语学习规律，由过去的读写为主转向了听说优先。另外一方面，商务印书馆狠抓编辑和出版质量，在发行上，采取政府和企业联动的营销方式，形成了“一条龙”服务体系，使教材广受市场青睐。

3.平稳阶段

有些专业书把这一阶段称之为“新教科书时代”，该阶段代表性教材是《循序英文读本》，它继承了前面两个阶段教材的优点，注重语言学习的层次性，突出对学生听说水平的培养，但忽视了汉语和语法对英语学习的作用[5]。这一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既经历了民国黄金发展十年，也度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动乱岁月。尽管商务印书馆仍然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知名出版社，但和鼎盛阶段相比，其英语教材市场份额有所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时局的变化，民国政府对外语教育高度重视，政策的扶持也促成了其他出版社的崛起，打破了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大的局面[6]。其次，商务印书馆本身起点很高，很难再有所突破。再次，抗日战争等动乱对文化产业破坏较大，使各大出版社纷纷搬迁，也使商务印书馆缺乏资金和人才。

二、商务印书馆近代英语教材出版发行的历史意义

从前期来看，商务印书馆的英语教材出版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开启民智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富民强国的共识。“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富强就要向西方学习。当时的英语已经是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国外的图书无论是先进的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大多由英语写作并出版。因此，学好英语和普及英语是开启民智的重要举措。晚清政府虽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由于清政府积贫积弱，教材出版的重任落在了民营出版社身上。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英语教科书是“启迪民智”的钥匙[7]。

再者，商务印书馆的英语教材出版促成了西方先进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从课文题材而言，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英语教材涉及面很广，既收录了英国文学，英语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科学的原版材料，又有西方先进科技的介绍。这些既促成了民国学术的短暂繁荣，也为后期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如作家朱自清、郁达夫，语言学家吕叔湘等。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曾经说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教材深入浅出，实用性强，对我的英语学习帮助较大。”

此外，商务印书馆英语教材的出版发行大大加快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并促成了近代外语教学的改革。教材在教学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商务印书馆成立前，我国外语教育之所以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在于缺乏一套高质量的英语教科书。直接引进的英语原版教材只适合少数人学习，而商务印书馆则开创了中国自编外语教材的先河，并独领风骚几十年，它的发展与当时中国的教育事业息息相关。

三、商务印书馆英语教材出版成功的秘诀与启示

回顾近代商务印书馆长达50多年的英语教材出版史，我们发现，它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时代发展和历史选择的结果，当然也离不开其自身的奋斗。

1.出版理念先进，注重创新，始终走在时代的前面

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初就以“启迪民智”“实业救国”为己任，出版的英语教材突出实用性和教育意义[8]。如1912中华民国成立，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一系列适应民国背景的英文学习教材；1915年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恢复帝制后，商务印书馆随机应变，将民国教材改为普通教科书，内容大同小异，表面上是屈从于政治势力，实质却是一种高明的出版策略；民国中期，商务印书馆又积极响应政府的新学制政策，在英语教材编排上注重学制的特点；而在抗战艰苦时期，商务印书馆在动荡中求生存，坚持“重责轻利”“扶助教育”的出版理念，保证了其英语教材的稳步发展。此外，教材出版注重创新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它既包括技术创新，也指观念的创新。在观念上，商务印书馆打破了以前编辑各自为政的局面，率先在国内采用协助式编辑法[9]。在人才引进方面，商务印书馆更是不拘一格，网罗了伍光建、周越然等一大批优秀的英语编译人才[10]。

2.以质取胜

质量是出版企业的生命线，商务印书馆从教材编撰到印刷都极度重视质量。在质量监管方面，其有一套相当严密的体制。打开商务印书馆的英语教材，印刷质量无可挑剔，内容更堪称经典。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评论，商务印书馆的英语教材无论是选材、编辑、印刷，还是装帧质量都无人能望其项背。

3.全面的发行渠道

商务印书馆对英语教材的营销做得非常到位，除了积极取得国家和政府的支持，还派专人去学校联络感情，如举办教师函数培训、对学生进行调研、满足学生的某些需求等，让师生使用教材的同时享受最优质的服务。以《英语模范读本》为例，商务印书馆起初只出版了教师参考书，并没有配备学生自学手册，后来在调研过程中应学生的要求加印了学生辅导教程，虽然费时费力，但扩大了发行量和发行渠道，实现了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

4.先进的出版管理理念

在管理上，商务印书馆注意精细化和效率优先原则。“张元济精神”至今仍为出版界管理层所津津乐道。张元济具有突出的经营和管理才能，刚进入商务印书馆时，他的公司只是一家承接印刷业务为主的中小型公司，后来，张元济抓住新文化运动后民众对各类教材的需求，推出了以英语为主的教材出版服务。当然，在抓住市场的同时其管理工作也很到位，特别注意细节管理，聘用一批优秀的管理人员，从而实现了商务印书馆跨越式发展。除了精细化和效率优先管理原则，制度化和正规化出版管理也是其最大的特色。一方面，张元济亲自起草和制定了诸多的出版企业管理条例。另一方面，他以身作则，严格执行这些条例，从不搞特殊化，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总之，商务印书馆始终与近代的政治思潮、中西文化、教育和文化名人等多方面密切联系，不断前进，不断创新，这是其英语教材经久不衰的秘诀。

以史为鉴，商务印书馆英语教材出版成功的经验对今天的英语教材出版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从表面上看，当前英语教材出版一片繁华，实际上诟病重重，如编写质量不尽如人意，教材与学生英语水平不相符合，出版社之间恶性竞争，发行过程存在腐败问题等，这些都可以从商务印书馆英语教材出版历程中找到解决之道。

首先，英语教材编写和出版不能墨守成规，要以市场为导向，在服务社会、繁荣文化教育的基础之上大胆改革创新。创新要以实践为基础，并高于实际。

其次，要精益求精，把出版质量放在首要位置。英语教材的出版发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质量才是王道。即教材编写要遵循出版规律，充分考虑英语教学过程的优化，注重教学内容、模式和方法的创新，突出科学性、实用性、趣味性和工具性。基于此，出版社要狠抓教材编写流程和出版质量，除了要聘请英语方面的专家和学者亲自把关，还要吸引一些优秀的一线英语教师参与其中。此外，出版社还要设立完善的教材质量监督机制，对一些在教学实践中反映不好的课文材料或练习，要及时进行更换。

再次，发行作为一个重要的环节也不可忽视。出版社除了要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英语教材发行体系，适当的“打感情牌”也是必要的，如定期举办教师教材教法培训班、研讨会等，加强与读者之间的联系。当然在举行该系列活动过程中要加强管理，杜绝腐败现象，以免物极必反。

最后，出版社的管理工作很重要。出版社的管理工作比较庞杂，包括编辑管理、财务管理、版权管理和营销管理等多元化的内容。外语教材出版社要传承“张元济精神”，灵活运用精细化和效率优先管理方法，并善于利用制度，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来加强管理，从而提高管理效率，促进出版社发展。

英语教科书的优劣直接影响英语教学的效果。商务印书馆英语教材的出版影响了几代人，它对开启民智、传播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今天的英语教材出版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张雪洁. 张元济投身商务印书馆的思想历程探究 [J].出版广角，2012（5）.

[2]曹文刚. 论晚清传教士林乐知的西学书刊翻译 [J]. 鸡西大学学报，2015（2）.

[3]金源云，李国强，程慧.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教科书成功之道[J]. 编辑之友，2012（5）.

[4]任菲. 商务印书馆品牌体系研究[D]. 西南大学，2012.

[5]李鸿敏. 文人与企业：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在民初的竞争与合作[D]. 南京大学，2012.

[6]刘兰. 商务印书馆馆办期刊研究[D]. 开封：河南大学，2003.

[7]张稷. 商务印书馆与整合营销传播——从观念更新到营销传播体系再造[D].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3.

[8]刘禹. 商务印书馆早期的版权实践[J].中国版权，2010（6）.

[9]陈爱平. 商务印书馆与社会主义思想传播[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3）.

[10]范军，何国梅.试论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科学化管理制度[J]. 出版发行研究，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