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重一++张楠

〔摘要〕共产国际在指导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由于始终存在着的教条式指挥及其“苏联利益至上”的倾向，使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不仅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而且还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关键词〕共产国际；长征；遵义会议；转折点；中国共产党；红军；根据地

〔中图分类号〕K26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5-0015-07

一、长征是共产国际对第五次反“围剿”错误指导的必然结果

1.共产国际能够直接指导中共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

在中共六大精神的指导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及中国民主革命新道路理论的推动下，各地工农武装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主动出击，使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及土地革命的进行，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的震惊，旋即组织兵力开始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数次“围剿”。1930年开始的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由于共产国际同中央苏区还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还不能直接指导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密切共产国际同中央苏区的联系，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共产国际、上海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三者之间的电讯联系。共产国际本来就与上海中共中央有着电讯联系。此时，上海中共中央又派出电讯人员，开始尝试建立与中央苏区之间的通讯渠道。1931年3月，曾三、涂作潮、伍云甫等电讯工作人员由上海经过秘密交通线，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到达中央苏区。此后，他们利用历次战斗中所缴获的电台，逐渐建立起中央苏区同上海中共中央之间的电讯联系。由此，三者之间的电讯联络被打通。

这样，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央苏区电讯联系的建立，再加上1931年王明上台后，共产国际派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和军事代表，所以，不仅共产国际的指示能够到达中央苏区，而且共产国际的代表也能够直接指挥中共领导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2.共产国际指导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完全不符合中国国情

（1）“分离作战”方针的提出

第四次反“围剿”被打破后，1933年6月中旬，上海中共中央发电报给中央苏区，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拟定的，以临时中央名义发出的《中央对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指示》认为在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是对整个红军“主力的束缚，以致对于北方的敌人很少机会再给以有力打击”。〔1〕为了同时取得福建和江西两个战场的胜利，《指示》中提出了“进行分离的作战”〔2〕的方针，即实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把一部分中央苏区红军组建为东方红军，先到福建西进攻第十九路军，然后再北上到抚河打敌人。另一部分中央红军则留在抚河、赣江一带伺机而动，待东方红军取胜后再一起往北拿下抚州和南昌两地，最终实现江西的首战大捷。弗雷德的这个计划是共产国际关于反第五次“围剿”军事方针的第一步，是“进攻中心城市”冒险主义的继续。

东方红军1933年7月1日组成并立即开始入闽作战，到10月初撤回，前后历时3个月，消灭了一定数量的敌人，也筹集了一些物资，但东方红军入闽的整个战果却不大，所取得的胜利也未能巩固，且这种酷暑远征严重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中央红军在抚河地区作战，3个多月也无所建树。实践证明，这种“分离作战”的方针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是行不通的。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2）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形成

1931年10月，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在莫斯科通过长波电台，遥控远在国内的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博古。由于博古忠实地执行王明的（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就使得王明“左”倾教条错误在中共中央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由于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所以只能把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并可“参加政治局及其常委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3〕李德认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4〕毛泽东“主张完全采取游击战的老方法”〔5〕已经过时。中共及其领导的部队“一直还存在着游击主义的残余”。〔6〕要“继续运用短促突击的战术”。〔7〕他极力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六路分兵”“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等一整套“左”倾军事教条主义错误方针，而“短促突击”理论则是其核心。李德对“短促突击”的解释为，“一旦敌人离开碉堡区，就钳制敌人于主要作战区内，给敌人以直接的反击”。〔8〕而“一进入战斗，就必须立即投入所有人力物力，尽快地、一下子就决定战斗的结局”。〔9〕而这条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由于“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10〕从而为第五次反“围剿”埋下了失败的祸根。

3.共产国际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3年5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并任总司令，开始向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采取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依托堡垒，逐步推进，压缩革命根据地，最后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根据地的目的。此时，推行“左”倾冒险错误的临时党中央已从上海迁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们不仅排斥和否定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而且还实行了一套所谓的新的其实是完全脱离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从而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1）对“福建事变”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方针

1933年11月下句，蔡廷锴率部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并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被迫从“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中抽调部分兵力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此时中共如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对粉碎第五次“围剿”将是十分有利的。但共产国际却对福建事变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蔡倾向于第三党（社会民主党），而社会民主党是顽固反共的”，“蔡反蒋不过是军阀之间的一般斗争”。〔11〕并通过它设在上海的顾问委员会反对红军同第十九路军联合反蒋。由于受到军事“讨伐”和政治分化的压力，加上本身领导失误等原因，第十九路军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击败，福建人民政府也于1934年1月宣告解体。这就使中共丧失了借助这次事变打破第五次“围剿”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战机。

（2）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

李德完全脱离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弃红军在前四次反“围剿”中的一些成功方针不用，改而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即主张红军在根据地以外与强大的敌人作战。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开始进攻中央根据地，28日占领黎川，李德急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红军主力在打了一个胜仗后，李德贸然命令红军向敌军已修筑坚固阵地的硝石、资溪桥等地进攻，结果连战不利。到11月中旬，由于红军的长期作战带来的疲劳，不仅不能战胜敌军，反倒因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包围之中而使自己遭到重创，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

（3）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

“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遭到挫折后，李德又犯了防御中的拼命主义错误，主张“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分兵把守”，命令红军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实行阵地防御，迟滞敌人进攻。特别要执行他所发明和坚持的“短促突击”战术①，在这种战术的指导下，仗越打越被动，根据地越打越小，到1934年9月，战火已烧到苏区中心地域了。经过对敌人“铁桶计划”和当前敌我态势的分析，并在接到共产国际同意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复电后，临时党中央和“三人团”不得不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了（战略大转移）行动命令，并于1934年10月开始了长征。

（4）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①即与敌人同时修筑堡垒，当进攻之敌军抵进至红军堡垒近距离时，红军即迅速地主动地采取用快速出击的方式向敌人发动进攻。这是一种需要红军付出很大代价，却得不到什么收获的战术。

1934年9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即将全面失败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再次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将红军主力突进到敌人尚未建成堡垒封锁线、兵力也较空虚的湖南中部去，威胁长沙等战略要地，调动江西敌人回援，红军在运动中歼敌，以扭转战局。可是，这一主张却被博古、李德所拒绝。这就使得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而对于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这样关系革命全局的大事，博古、李德以确保突围成功的突然性为由严格限制知晓此事的范围，甚至连长征的军事计划都未在政治局讨论过，许多高级指挥员被蒙在鼓里，更未在广大指战员中进行战略大转移的动员。这就使退却中又出现了逃跑主义。可见，共产国际军事指导方针的实质就是“进攻路线”，就是“城市中心道路”。正是这种错误导致了“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12〕这种“几乎陷入绝境”的后果表现为：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革命根据地损失了90%，红军由30万人减至长征结束时的不到3万人，全国红军主力不得不先后撤退出根据地而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

二、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共产国际对长征持模棱两可态度的结果

1.共产国际对中共战略转移请示的模棱两可

长征开始以前，中共将欲实行战略大转移的部署向共产国际汇报，以期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1934年6月2日，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埃韦特在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除了游击兵团，我们主力的一部分，应该留在老的地区，以防止敌人在没有我方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全面而神速地占领这些地区。这一部分军队不应人数很多，否则我们没有足够力量在中共中央电报中规定的方向顺利地进行突破。”〔13〕接到埃韦特的报告后，共产国际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会议研究红军主力必须实施战略转移的建议。6月16日，共产国际给埃韦特和中共发来了绝密电报，一方面表示“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要求中共要尽量“争取保存中央苏区的前途”。〔14〕即不完全同意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但另一方面又表示理解红军战略转移和转移准备的必要性，指出由于“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所以“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15〕6月17日，共产国际又正式复电中共，建议中共“发动福建战役，将其作为预防和吸引开敌人，进而便于保存苏区或从那里撤离（如果不可避免这样做的话）的措施”。〔16〕这在实际上又同意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由此可见，共产国际虽然在总体上同意了红军撤离，但却未明确同意红军立即撤离，持既相信红军能够坚守苏区、又忧虑留守红军会被强敌消灭的模棱两可态度。

2.共产国际对红军撤离持犹豫不决态度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际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两大战争策源地开始形成，苏联面临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军事威胁。此时的苏联急需在远东地区特别是在中国有一支强大的抗日力量，以减轻苏联在远东地区压力，使其腾出手来重点对付德国对苏联的威胁。为了避免东、西两方面军事威胁的状况出现，斯大林原来把牵制日本的希望放在南京国民政府身上。但南京国民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日表现使苏联深感失望。于是斯大林只能把牵制日本的希望放在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中国红军身上。而此时的红军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并有了较快的发展和壮大。当时的中央红军数量已达30多万人，是亚洲和远东地区最大的一支革命武装。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希望中央红军能够代替南京国民政府承担起牵制日本的重任，所以他们自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红军退出中央苏区，避免减轻日本对苏联军事压力的希望落空。

由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党中央不断的向共产国际报喜不报忧，使得共产国际内部也误认为和坚决相信中共及其红军力量的“强大”，而故意“忽略”和不承认中共和红军正处于极度险境这一基本事实。如果承认的话，将使人们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再度产生怀疑。这就是共产国际对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持犹豫不决态度的原因。

3.共产国际模棱两可态度的后果推动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共产国际在回电中的犹豫不决，才使得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党中央既想撤离、又想留下来保卫苏区。由于中革军委没有彻底地下决心进行认真的战略转移准备：既不在干部、战士中传达和动员，又不作认真的准备，使广大指战员无法真正认识到情况的严峻性和紧迫性。由于把战略转移仅仅变成为一次大搬家式的行动，造成红军主力在被敌人围追堵截的生死关头仍然行动迟缓，这就为以后长征途中的屡遭失败留下了伏笔。正如遵义会议上所指出：“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和方向问题，始终密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17〕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以及长征途中的屡屡遭挫的严重后果，终于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终于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的正确性，强烈要求结束博古、李德等的错误领导，坚决要求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再加上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1934年10月已经中断，原来犯有“左”倾错误的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也纷纷站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这些都是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的重要原因。

三、遵义会议是中共第二次历史性伟大转变的转折点

1.共产国际和中共关系的转折点

（1）会议集中精力纠正了军事上的“左”倾错误

会议经过3天的讨论，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议》。《决议》指出了“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18〕批评了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指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李德“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19〕还批评了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的逃跑主义，指出“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即李德—笔者注）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20〕认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21〕这就在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上否定了“左”倾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人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2）会议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

会议撤销了原来的“三人团”，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无变动，原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继续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又成立了全权指挥军事的指挥小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为小组成员。这样，会议就“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22〕

以往中共的重大决策，都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而上述的重大决策，不仅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而且“从酝酿准备到组织领导”，都把李德“排除在外”了。〔23〕又为了维护共产国际的威信以及遵守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会议上，不涉及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错误；会议结束后，又派遣陈云赴共产国际阐述会议的情况，以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从而较好地维护了中共与共产国际在组织上的团结。因此，遵义会议是中共成功处理党际关系的典范，成为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转折点。

2.中共党人独立自主的转折点

（1）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召开制定自己路线和方针的会议

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共由于处于幼年时期，所以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认识都还不深刻，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了解”。〔24〕再加上共产国际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以及“婆婆式”的指挥，所以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共，无力辨别和抵御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连续犯了一次右倾错误和三次“左”倾错误。纠正或制止这些错误，也只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来进行。

遵义会议则是中共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控制，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开始独立自主地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和方针。会议批判并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但这种纠正错误的方式和以往完全不相同：第一，它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约束和干涉，共产国际不仅无力对中共进行约束和干涉，就连它在中国政策的执行者李德也受到了应有的批判。中共是在逐渐壮大和成熟的进程中，依靠自身不断增长的正确力量来纠正和解决党内的错误问题。第二，它在一定程度上对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公开的抵制。遵义会议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出发，在总结中共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李德和博古所犯的“左”倾教条错误进行了有的放矢的批判，实际上就是批判了共产国际所犯的“左”倾错误。此后，中共逐渐摆脱了长期的“左”倾教条错误的桎梏，开始走上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2）正确认识、区分和处理党内矛盾的开始

与共产国际以往在纠正错误时，往往只着重处理个人的方式的不同，遵义会议既指出了博古和李德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但却没有将责任完全归结两人身上：

首先，会议认为所犯的错误，个人和集体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会议认为，一方面，由于博古特别是李德实行个人专断的领导方式，忽视集体领导，实行惩办主义，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同志特别是李德同志是徒然的。”另一方面，中央政治局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注重对军委的领导，“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自己应该承认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准的。”〔25〕

其次，会议既指出了李德犯错误的严重程度，又没有将其一棍子打死。会议特别指出了李德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所在：其代表中共中央负责领导军事工作，但对博古军事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的不正常领导方式，不但没有制止和纠正这些错误倾向，反倒支持和助长这些错误倾向的发展。所以“李德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26〕为了照顾博古的威信，会议又规定，必须在团以上的领导会上才能宣读博古的名字。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程序上会议更是慎之又慎：由于当时博古和李德还没有完全认识自己的错误，所以会议第一步只是撤销了三人团，即在实质上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党、军指挥权，而博古仍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一职。至于解除他的党内总负责一职，则是在以后党中央认为时机已经适当的时候才另行解决的。而担任其他高层领导职务的同志则维持现状。正是由于党中央正确的认识、区分和处理了党内矛盾，才既纠正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又有效地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从而成为中共独立自主地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一次成功的范例。

3.中共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转折点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由于建党初期党的幼稚以及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导致中共党内急功好利、“毕其功于一役”、通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思想一度盛行。而南昌起义的失败，又促使中共党人开始反思如何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两个思想初步实现了这一探索：一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明确指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性、必然性和现实性，即只有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斗争才能夺取政权。二是决定由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而秋收起义则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实践的第一次尝试，并由此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的飞跃。

在八七会议总方针的指导下，中共和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对中国民主革命新道路探索的艰辛历程。1927年10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竖起了代表中国革命新希望的红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是革命的退却与革命的进攻巧妙结合的典范，它标志着中国革命重心开始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它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它成功地开辟了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农村包围措施、武装夺取政权。无数事实表明，只有毛泽东“是成功的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27〕

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正确思想的指导下，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逐渐形成为燎原之势，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较快的发展和扩大。与此同时，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共产国际坚持的“城市中心论”在执行过程中遭受到严重挫折，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中所运用的行之有效的游击战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就使得在1934年春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和赞同，毛泽东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转为政治局委员，使毛泽东在党内的职务得以提升。这一组织措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左”倾军事路线指挥者对毛泽东的打击与排挤，而且也为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为全党的实际领军人物奠定了基础。

上述这些都使得全党对毛泽东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才有了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这一重大变化；才能够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革命。中共开始逐步形成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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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