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佳音

在过去55年中，瑞典作家林西莉来了无数次中国，她用十五年的时间写出《汉字王国》，又用十五年的时间写作《古琴》。她不顾一切爱上中国的成果并不只有这两本书，还有这背后中国人都没有看到的文化与趣味

为什么人们把自来水的开关称为“龙头”？为什么人们把怀孕叫做“有身子了”？为什么许多中国人见了面不问“你好”，而问“你吃了吗”？为什么中国人骂人喜欢带上“龟”字？

瑞典作家林西莉对每一个汉字都充满了好奇，总是刨根问底。她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中国，更多地了解她还没有搞明白的一切。每来一次，跟汉字的距离就更接近一步。她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写出《汉字王国》。书一出版即在西方引起注意，获得瑞典文学图书最高奖——奥古斯特奖。作为一个外国人，她总是能从中国人熟悉的横竖撇捺中找到一些新奇的发现。

之后，她又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写作《古琴》，并再次获得奥古斯特奖。今年8月，她关于中国的第三本书《另一个世界——中国世界1961-1962》也有了中文版。这本书中的照片和文字记录了昔日中国的真实一瞥。“作为一个局外人，以我自己的经验讲述了我怎么样从把中国视为洪水猛兽、在很多方面都厌恶她到比较好地理解她——最后不顾一切地爱上她。”

也在这个8月，中国政府为林西莉颁发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84岁的她还在写作另一本书《中国剪纸》。

“中国人看不到的东西”

林西莉喜欢在北京的胡同里骑车。她骑得很慢，沿途中，她看到中国人把孩子抱在怀里，或者背在身上，她就想起甲骨文和金文中变化的“保”字。有个人家在房子外面修了特别好看的小花圃，玫瑰飘香，蔓生植物爬向屋顶。在架子上有仙人掌和兰花，还种着几盆青蒜，墙上有鸟笼，小鸟争相鸣叫。这家人正坐在小板凳上吃晚饭，林西莉跳下车，问：“是谁修了这个花圃？”男人自豪地笑了，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是我。”

瑞典人在相同情形下可能会轻轻拍拍胸脯，但中国人恰恰是指着鼻子，这种手势由来已久。林西莉想起，汉字的“自”最初的意思是“鼻”，是一个鼻子的正面图，有鼻翼和鼻梁。

再比如“口”。在中国，当有人问林西莉家里有多少人时，她回答：“我们有四口——而不是瑞典语中的四‘个。”她觉得，在中国自古以来让所有人都吃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提到人自然想到填饱口，所以人数在中文里叫人口。而有一点东西在口里就成了“甘”字了。

还有一些好玩的发现。她注意到中国人喜欢用一系列龟的联想词骂人。因为古代中国人认为龟只有雌性的，没有雄性，因此传宗接代就成了问题。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说：“龟，旧也，外骨内肉也，从它（蛇），龟头与它（蛇）同，天地之性，广肩无雄，龟鳖之类以它（蛇）为雄。”从此，“雌龟偷蛇”开始沿袭，把乌龟与绿帽子等不雅之事画上等号，成为恶毒的骂人方式。

“我会关注一些中国人看不到的东西。”作为外国人，她对每个汉字、一撇一捺都充满好奇。天天与古汉字打交道的北大古代文学博士董岑仕看了《汉字王国》后说：“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从外面的世界来看中国本身，有很多见解是非常独到，而且非常鲜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很有价值。”

不过，1961年，林西莉第一次来中国时可没这么轻松。那时，中国刚刚经历了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和政治气氛都很紧张。她从莫斯科坐了七天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总算要到达目的地北京了。她紧贴着窗户，想看一看她正要去的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的。她随身有个军绿色背包，上面印有黑色大写字母USARMY（美军），是她临行前从斯德哥尔摩美国剩余军用物资仓库廉价买的。快到终点了，她突然觉得很不合适，于是她从大衣衬布上剪下一块，用装饰线在上面绣了两个漂亮的蓝色中国字“瑞典”，用它盖住中国当时在世界上头号敌人的名字。她的入乡随俗就此开始了。

尽管在来中国之前，她已经在斯德哥尔摩跟随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学了将近十年的中文和中国文化，但1949年后的中国对于当时的外国人来说是一个无比神秘的国度。

这个国家一开始令她瞠目结舌，甚至难以忍受。她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当时正值大饥荒，她在校园里看到学生们爬到树上摘榆钱，为了把它们抓到手，很多嫩绿的枝杈被折断。“怎么会没有人管？他们在毁坏树木。”她要求老师出面制止。老师解释说，“从去年秋天到现在，我们谁也没有吃到任何新鲜蔬菜。”林西莉注意到同学们浮肿的面容和肢体，她自己也开始一绺一绺地脱发。医生诊断为蛋白质严重缺乏，让她每周两次到协和医院注射维他命B。

当然，还有比营养不良更令她难以忍受的事。有一次，老师上课讲了一个故事，是一位钢铁工人被严重烧伤后，按照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医生的观点，已经无法挽回其生命了。但在医院党书记做思想工作后，医生立刻有办法救活他了。林西莉找到老师说，这绝对不可能，并愤怒地和老师吵起来。

林西莉发现宿舍会被人偷偷检查，辅导她的中国学生在本子里详细记录她的行踪和思想动态。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为什么待在这里？像一所填鸭式的小学，我感到我在变小、皱缩和正在不可救药地变成一个四岁的孩子。”

她不可遏制地想要逃离中国。这时候，她遇到了中国古琴，辗转找到古琴研究会学艺。古琴研究会是1952年由溥雪斋、张伯驹、管平湖等人发起成立的，致力于收集整理琴谱和相关资料。古琴研究会在护国寺街的一个四合院里，房子破烂不堪，但是人们用很简单的办法把各个小房间弄得温馨舒适，把坑坑洼洼的墙壁用柔软的白宣纸糊上，挂上竹帘画和书法作品。

林西莉过了很久才了解这些人的分量——溥雪斋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管平湖的父亲曾是宫廷画师。但她一下子就被这群人吸引了：“他们是我遇到过的最博学的知识分子。不管我问什么，他们都能回答，不管是诗词歌赋、瓷器、哲学、建筑学、音乐，还是养兰花的技巧，他们没有一句空话和口号。在古琴研究会的岁月里，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深的崇尚之情，这是我留在中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仅仅有《说文解字》是不够的

不过，在北大的学习依然困扰着林西莉。

绝大多数课文有明显的政治内容，没有多少日常用语。在留学生当中流传这样一个笑话：“我现在可以指挥一个军团，但我却不会在食堂订一个煮鸡蛋。”当时，即便是半夜三更叫醒她，她在瞌睡中也能说出几句类似的话语。

老师只是机械教学，一味让死记，没有过多的解释，提问被视为打扰课堂纪律。每当林西莉追问汉字为什么是这样组成时，教授就让她回去看说文解字。“我知道说文解字是一本很有名的书，但它是汉代出版的，从汉代到现在有很多新的考古发现被研究出来，有新的物件、新的文字，研究也就随之发展。这一千多年的研究怎么能体现在一本过去的书里呢？”

汉字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从20世纪50年代末跟高本汉开始学习汉语起，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林西莉。高本汉每教一个字都要解释它的结构以及人们所知道的它的最初形式。他讲汉字的来龙去脉，使它们变得活生生的，很容易理解。现在，林西莉只能自己想办法学习汉字背后的知识。当学的汉字越多越发现必须带一个相机，出门四处拍不认识的汉字。

她惊奇地发现，即使一些受过很高教育的中国人对自己语言的根也知之甚少。人们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机械地进行着汉语教学，却很少加以解释。

后来，她离开中国，在旅居亚洲和拉丁美洲之后又回到了瑞典，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从事汉语教学。她发现她的学生的反应跟她过去完全一样——她对汉字的结构和早期的形式讲授得越多，他们越容易理解和记住这些汉字。当她同时也讲解这些文字所来自的那个世界，讲述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房子、车辆、衣服以及他们使用的工具，讲述产生这些文字的自然场景——乡野、山河、动物与植物时，效果就特别好。

于是，她开始动笔写《汉字王国》。1973年，在阔别十年后，她再度获得签证来到中国。之后长达15年的时间里，她每年来中国一两次，四处转转，在山东、陕西、河南等地设立考察点，发现一些没有发现的东西。听说哪里有新的考古发现，她也都尽量去看。因为在考古材料中，人们常常看到一些形象，它们与最初的汉字形态表达了对于现实的相同认识。

从中国剪纸中，林西莉也获得了许多灵感。甲骨文的“果”字是树枝顶端结着圆圆的果实，金文的“果”字上半部分看起来像是一个树冠，圆点表示果实，和延安剪纸中表现一棵树的方法近似。金文中的“雔”，意为双鸟，看起来就特别像剪纸中的样子，两只鸟嘴对着嘴，尾巴高兴地翘着。

林西莉有着无穷的好奇心。井口明明都是圆的，那为什么“井”字长这副模样？她查了资料后发现，中国古人挖井时，为了制服喷涌而出的地下水，会在井底放四五个四方的框，是用圆木做的。它们组成的样子完全符合“井”字的形状。自来水开关在中文里叫“龙头”，她猜测可能与龙长长的身躯、张着大嘴的头有关，也可能与掌管大海的“龙王”有关。

《汉字王国》介绍了266个“基本汉字”，它们大多是中国人最早创造使用的汉字。它们都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本书的章节划分也与以前的汉语教学书完全不同：人与人类，水与山，家畜，车、路和船，农耕，酒和器皿，麻与丝……林西莉通过讲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来讲汉字：“我选择了使用自己的话讲述这个‘故事，而不采用学究式的论文体，它是我个人经验、经历和观点的一部分。”她还给这本书配了五百多幅图片来加强读者对汉字的理解，其中有考古图片，有日常生活照，也有手绘示意图等。

1992年，林西莉带着瑞典语版的《汉字王国》来到延安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然后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拿着这本书，他虽然不懂瑞典语，但只要看到里面的金文、甲骨文，马上就能反应过来这是车，这是船。他把汉字的故事讲给周围的小孩子听，其他的小孩都听得很兴奋：“再给我们多讲点。”

今年重新出版时，《汉字王国》改名为《给孩子的汉字王国》，把其中抽象的部分进一步删减。出版人汪家明说：“这本书打开一看就知道，讲的都是和人生活相关的。迄今为止，我敢说没有任何一本中国人写汉字的书有她这么简洁明了，这么形象化的，这个太有启发性了。”

种子与绝唱

长久以来，林西莉把自己当作艺术史家，而非语言学家。对她来说寻求汉字被创造时的外观和实物来进行解释是很自然的。她不仅把玩一个个汉字，也对中国的绘画、诗歌、建筑、音乐都兴趣盎然，触类旁通。

在1961年至1962年的北京，一个金发碧眼的北欧女子独自背着相机，走在蓝衣黑裤的中国人群中，她打量着每一个人，猜测着他们的故事。那时候，一个外国人想要和中国人做朋友是很困难的，备受限制。她走在空旷寂静的故宫，看着断壁残垣，她去听京剧，赶上了梅兰芳最后的演出，她去琉璃厂寻宝，赏玩古董字画，她去逛天桥，看着各显神通的民间艺人，她去参观历史博物馆，发现与瑞典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她还发现随着1958年中国政治的戏剧性变化，一些展览的照片也发生了变化……

林西莉对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满兴趣，就像她对汉字所做的解释。她试图尽可能地走出北京，去中国其他地方游历，天津、上海、广州、武汉、郑州、洛阳、苏州、杭州等。她在珠江边拍渔民生活，很快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朝她涌来，表情越来越带有威胁性。围了有好几百人，他们高喊：“你为什么不拍我们新的市政府大楼？为什么不照我们新的公园？为什么要单照这里不好的环境？”警察要没收她的相机。她赶紧拿出学生证解释自己的身份，并拿出其他照片证明自己并无恶意。三十年后，另一位外国作家何伟也在西南小城涪陵遭遇了相似的经历。

那两年，林西莉常常背着一把宋代古琴，挤上人潮汹涌的公共汽车，去古琴研究会上课。她是那里唯一的学生，“那时候中国人觉得这是旧时代的落后东西，没人学”。

走进古琴研究会，把外面的风起云涌关在门外，这里有着短暂的安宁与放松。林西莉跟着管平湖先生的嫡传弟子、著名古琴家王迪在房间里学琴，光线从院子里透过窗棂照进来，隐隐传来管平湖的琴声和査阜西的箫声。他们俩在为一些古曲打谱。有时候他们会停下来，你就能听见他们激烈的讨论声，然后又继续弹下去。这时候，林西莉感到一种极度的安全感，就像小时候睡觉以后听到父母在客厅里谈话。

那年冬天，林西莉在古琴研究会办公室的火炉前一边取暖一边听王迪讲述宋代人充满审美意趣的生活状态。林西莉被深深地打动了，她对那个时代的一切都极度欣赏：音乐、诗歌、绘画。可是就在古琴研究会门外的胡同里，堆放着当时北京人主要的冬储蔬菜——白菜，还有充满刺鼻气味的大葱。那些已经干瘪的大葱还要当宝贝吃。“在那个一切都被削减到最低极限的环境中，宋代文人的雅兴就更显得十分遥远了。”

进了古琴研究会，林西莉对中国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看到了这个当时混乱、贫穷的国家背后深厚的积淀。两年后，丈夫在瑞典驻华大使馆问她：“你还愿意留在中国吗？”她说：“是的。”同样的问题，丈夫的回答是坚决的“不”。“他整天只在使馆工作，在家看书，他没有出去认识中国人，他不了解。”

不过，林西莉还是不得不跟着丈夫暂时离开中国了。临行前，她想买一张自己的琴带回去，却无处可买。古琴研究会决定送她一把明代的琴，叫“鹤鸣秋月”。这把暗红色的古琴一直摆在林西莉的案头。

为了让她回国之后可以继续练习，古琴研究会希望能录一些曲子给她。林西莉为此托人从香港买了当时最好的德国根德牌录音机，录下管平湖等古琴师为她弹奏的二十二首曲子。

在林西莉离开之后，那场历时十年的政治运动很快就开始了。古琴研究会关闭。1966年，七十三岁的溥雪斋被抄家批斗后，焚琴煮鹤，而后他和女儿就失踪了。1967年管平湖去世。其他人被发配到天津郊区的一个村里种菜，读红宝书。

不过，中国文化的种子已经飞到了遥远的瑞典，在那里生根发芽。林西莉在家中庭院的一角种着中国竹子，拨弄古琴，丝竹缭绕。她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传播中国文化。她还邀请王迪的女儿去北欧巡回演出，场场爆满。今年10月，那张绝版的古琴录音，也将和新版的《古琴》一起发行，其中至少有十首是当年那些大师的遗世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