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勇，姚宝权

(1.湖南理工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2.湖南大众传媒学院 电广传媒系，湖南 长沙　410100)



新闻框架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

——对美国三大报纸昆明暴力恐怖事件报道的比较研究

陈勇1，姚宝权2

(1.湖南理工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岳阳414006；2.湖南大众传媒学院 电广传媒系，湖南 长沙410100)

关于昆明暴力恐怖事件报道，《纽约时报》的报道最为负面，《华盛顿邮报》次之，《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最为客观。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消息来源选择是造成三大报纸报道框架差异的主要原因。中国媒体在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时要注重对事件的分析，学会讲述微观的故事以及多采访国外的意见。

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

2014年3月1日晚，平静的春城昆明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8名统一着装的蒙面暴徒持刀在云南昆明火车站广场、售票厅等处砍杀无辜群众，造成31人死亡，141人受伤。国外媒体纷纷对这起极其残忍的恐怖事件进行了报道。由于美国的主流媒体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着重大影响，因此，本文以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三家主流报纸对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其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之所以选择这三份报纸，首先是因为其深具影响力，能够反映和代表美国的主流舆论；其次是因为“三份报纸一贯的采编方针有所不同，其中纽约时报相对保守，最为偏右；洛杉矶时报受民主党影响较大，比较偏左；而华盛顿邮报更注重不同派别间的均衡，在两党对立的局面里相对持中”[1]65，对其进行比较，便于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美国媒体所呈现的中国形象。

一、三大报纸关于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框架

传媒社会学认为，由于社会事实的复杂性，媒体报道都是精心选择的结果。选择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框限事实的过程，媒体通过将问题和事件放在某个特定的环境里，从而为受众提供用以理解信息的基本框架[2]16。已有的数量众多的研究表明，对同一个事件，不同媒体报道所应用的框架并不相同，所呈现出来的事实景观往往也相去甚远[2]5。本文试图从传播学的框架理论出发，对三家报纸关于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框架进行归纳，进而概括其所呈现的中国形象。

笔者通过LexisNexis Academic学术数据库检索到《纽约时报》关于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7篇，在《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的网站各检索到相关报道4篇和5篇。这三大报纸关于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目录见下表：

表一　三大报纸关于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一览表

续表

媒体刊登日期新闻标题华盛顿邮报2014.3.33arrestedintrainstationattack,Chineseofficialssay(中国官员称3人在火车站袭击中被捕)洛杉矶时报2014.3.1KnifingattackatChinarailwaystationleaves27dead(中国火车站的刀袭导致27人死亡)2014.3.1Chinaknifeattackleaves8dead,scoresinjuredattrainsta-tion(中国火车站刀袭导致28人死亡和大量的人受伤)2014.3.2China:MassstabbingattackinKunmingshowsdepthofUighurconflict(中国:昆明大规模刀袭显示维族冲突之深)2014.3.33morearrestedinChinaknifeattackinKunming(超过三人在中国昆明的刀袭中被捕)2014.3.5AttackersinChinahadsoughttoleavecountry,sayspartychief(政党首领称中国的袭击者试图越境)

通过分析这三家报纸的报道，发现其报道框架存在一定的差异，分别总结如下：

1.《纽约时报》：“政府镇压-维族反抗”和“汉族与维族冲突”。 《纽约时报》主要是在“政府镇压-维族反抗”的框架中来展开报道的。其报道重点为恐怖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政府对事件的反应，认为是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的歧视和打压政策引发了新疆维吾尔族人对中国政府的敌视和仇恨，而昆明暴力袭击事件的发生又将导致中国政府加强对新疆维吾尔族的压制。“被袭击所释放的弥漫的厌恶和惧怕可能会对中国政府的立场构成支持，其在新疆无所不在的安全控制由此证明是合理的，甚至在那里和其他地区的更严厉的政策也是合理的”。同时，《纽约时报》还用大量的篇幅报道了中国政府封锁有关事件的消息，“中国的当局者看起来急于转换话题”，以及中国政府和媒体对西方国家针对该事件的双重标准表示愤慨。而对于暴力袭击事件的发生过程，《纽约时报》则只进行了非常简洁的概括。此外，《纽约时报》还呈现了“汉族与维族冲突”这样一种框架，重点突出了汉族对维族的偏见和歧视。

2.《华盛顿邮报》：“暴力袭击”和“政府镇压-维族反抗”。 《华盛顿邮报》对于事件本身的报道主要是按照“暴力袭击”的框架来进行的，即昆明火车站发生的是一起暴力袭击事件，而非恐怖事件。其报道重点是对事件的经过进行描述。但在作为背景报道的《关于新疆分裂主义分子、维吾尔族和中国火车站刀袭的五个问题》中，则采用的是与《纽约时报》一样的“政府镇压-维族反抗”的框架。“多年来，新疆的许多维吾尔族人和更少的穆斯林民族在鼓动对中国独裁主义政府的抗议。维吾尔族群体说他们的抗议是对压迫的官方政策、宗教限制和无所不在的歧视的反应”。

3.《洛杉矶时报》：“暴力袭击”和“汉族与维族冲突”。 《洛杉矶时报》则呈现了“暴力袭击”和“汉族与维族冲突”两种框架。首先，其同《华盛顿邮报》一样，将事件定义为“暴力袭击”，对事件的发生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其次，《洛杉矶时报》又通过采访暴力袭击后汉人对维族的态度来反映汉维两族的复杂关系。与《纽约时报》不同的是，《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更多地体现了汉族对维族的理解与宽容。

总体而言，《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的报道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意识形态的偏见。对于昆明火车站发生的这样一起针对平民的血腥屠杀事件，三大报纸竟然都不愿将其定性为恐怖事件。与对类似事件的报道相比，这些媒体对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确实存在着双重标准。如2013年5月在英国伦敦伍利奇区一名英国士兵被两名凶徒砍死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伦敦发生的“残忍袭击”促成反恐会议召开》、《恐怖死亡事件发生后，对英国安全机构的检查》；《伦敦野蛮袭击唤醒了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担忧》和《伦敦杀戮是对波士顿爆炸案的呼应》等报道，将“伍利奇事件”定性为一起严重的恐怖事件。这与其对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形成鲜明的反差。

三家报纸对昆明暴力恐怖事件报道的不同框架使得其报道的总体倾向有所不同(见表二)，同时也决定了其所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也有所差异。《纽约时报》所呈现出的是一种非常负面的中国国家形象——中国政府是非常专制和残暴的。《华盛顿邮报》也描绘了中国政府专制的形象，但负面倾向较《纽约时报》明显减弱。《洛杉矶时报》体现出的基本上是一种中性的中国国家形象。

表二　三大报纸关于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倾向统计

二、三大报纸报道框架差异形成的原因

1.消息来源对三大报纸报道框架的影响。在新闻报道中，消息来源是影响新闻内容的重要因素。那么，三家报纸的报道框架与消息来源引用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不同的报道框架在消息来源的选择上体现出怎样的特点？

从消息来源的统计(见表三)可以看出，三家报纸在消息来源的引用上有较大的共同点，其最主要的消息来源为中国媒体、政府和官员，均占据了其引用消息来源的一半以上。通过分析发现，消息来源对新闻报道的框架确实有一定影响。如《纽约时报》采访的外国专家对中国政府基本上持负面态度，采访的汉族民众则大多对维族持有偏见和心怀敌视；而《洛杉矶时报》采访的外国专家对事件进行的主要是中性客观的分析和评价，采访的汉族民众大多数对维族抱有理解和宽容。这些消息来源对事件的倾向与两家媒体的报道倾向是基本一致的。

表三　三大报纸关于昆明暴力恐怖事件报道的消息来源统计

但消息来源对新闻报道的影响也不可高估。虽然在三家报纸当中《纽约时报》引用中国媒体、政府和官员的比例最高，但其报道倾向反而最为负面。这一方面是因为《纽约时报》在引用中国媒体、政府和官员发布的信息时，更多的只是选择其对事件基本信息的中性描述，并且经常会对引用的观点表示质疑。另一方面，是因为《纽约时报》未能很好地遵循客观报道的原则，在报道中夹杂了很多负面的主观评论，如认为昆明暴力恐怖事件“是对中国政府要给遥远的种族分裂的西部地区带来稳定的誓言的一个惊人打击”。相比对事件本身的报道，这些倾向鲜明的评论显然更能主导新闻的报道框架。因此，媒体的报道框架归根结底还是由其预先的立场所决定的，预先的立场会影响到其对消息来源的选择和评价。

2.报纸的政治立场对报道框架的影响。 三大报纸的不同政治立场对各自的报道框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纽约时报》在美国社会上层尤其是共和党右派人士中有很大市场，读者群中有不少是各种反华运动的急先锋”[1]71，因此为了迎合读者，其对中国的报道自然也就带有比较严重的负面倾向。

《洛杉矶时报》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是民主党的大本营。《洛杉矶时报》的政治立场更多地偏向民主党，而民主党对中国的态度要较共和党友好，加之加州还是全美亚裔最重要的聚居区，因此《洛杉矶时报》对中国的报道就相对客观公正。

《华盛顿邮报》的立场则介于《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之间。华盛顿作为共和党和民主党轮番执政之地，立法、行政、司法各部门内部都有代表不同资产阶级集团利益的声音，因此《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必须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派倾向之间寻求平衡。同时，中间的立场也更有利于其进行市场竞争，可更多地吸引那些既不特别敌视中国，也不十分同情维吾尔族的读者。

三、对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启示

通过对三大报纸关于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分析，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对中国构建国家形象的启示。三大报纸都将中国媒体作为最主要的消息来源，说明即使这些世界知名媒体在进行跨国报道时也力有不逮。因此，中国媒体有可能通过影响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来更好地构建中国国际形象。但中国媒体要想更好地发挥对国外媒体的影响力，在有些方面还有待提高。

一是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不仅要对事件本身进行描述，还要注重对事实的分析如事件发生的原因探讨，以及补充相关的前期事实和新闻背景等。从《纽约时报》的报道可以看出，其对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框架主要是通过对事件原因的分析以及提供新闻背景来设置的。许多西方媒体在报道重大突发事件也都习惯如此。所以，中国媒体必须要善于采用同样的方式报道，才能更有效地影响西方媒体的报道框架。

二是要学会通过微观的故事来展示事件中的人物和命运。微观的故事可以带给受众强大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是宏大叙事所难以具备的。与很多中国媒体习惯于宏大叙事不同的是，西方媒体更喜欢描述事件的细节，三大报纸对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中就有很多对事件细节的描述以及个体故事的描写。因此，中国媒体若能更注重细节的描述，其报道也就更可能为西方媒体所引用。

三是要充分发挥外国意见领袖的作用。当前西方媒体对中国还存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专家学者等意见领袖不太信任。因此，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西方媒体很少会采访中国专家学者或者引用中国媒体对中国专家学者的采访，而其所采访的外国意见领袖又大多对中国怀有偏见。所以，中国媒体在对重大突发事件进行报道时，可以更多地采访一些对中国有客观深入了解的国际专家学者和官员等意见领袖。西方媒体往往会乐于转载和引用这些意见领袖的观点，从而可以更好地树立中国的国家形象。

此外，“媒介报道最终会呈现怎样的境况实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介自主力量及其与各种消息来源的互动关系。进入新闻现场显然可以帮助媒介更好地理解行为者的逻辑，发挥媒介自主力量，从而克服其他各种消息来源偏向的影响”[3]77。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对国外媒体的新闻政策要更加开放，以更好地让国外媒体进入新闻现场采访。从三大报纸的报道来看，记者对事发现场的直接采访是远远不够的，主要是间接引述其他消息来源的描述，因此也就妨碍了其更好地报道事件真相。

[1] 邱林川.多重现实：美国三大报对李文和的定型与争辩[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1).

[2][美]塞伦·麦克莱.传媒社会学[M].曾静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3]陈红梅.框架与归因——关于乌鲁木齐7.5事件报道的比较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1).

On News Framework and China’s National Image Construction——Comparative research on Kunming violence terrorist event report of the three main newspap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EN Yong, YAO Bao-quan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eyang Hunan 414006, China;Department of TV and Broadcast Media, Hunan Mass Media College, Changsha Hunan 410100, China)

About the report of Kunming violence terrorist event, the report ofNewYorkTimesis the most negative,WashingtonPostfollowed by andLosAngelesTimesis the most objective. Different political stances and source selection are the main reasons causing the differences of the reporting framework of the three main newspapers. Media coverage of major events in China will pay attention to the analysis of the events and learn to tell about micro-stories and interview more the foreign opinions.

Kunming violent terrorist events;NewYorkTimes;WashingtonPost;theLosAngelesTimes

2016-04-11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青年专项资助课题“境外媒体对湖南省大学生的影响研究” (XJKO11QDY005)。

陈勇(1977—)，男，湖南武冈人，博士、副教授,从事国际传播研究。

G212

A

1673-0313(2016)04-013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