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答案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地带了85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10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敌国的公主，在异域苟活15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异乡对儿女已是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老母的片刻，身处在“汉贼不两立”的战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失声痛哭：“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16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个16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他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对峙中仓皇度日，70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只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纸巾。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止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四周多的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各奔东西，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关系紧密、温情脉脉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四郎探母》，每一次都会遇见父老们和他们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俄狄浦斯王》能在星空下演2000年仍让人震撼，《李尔王》在400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四郎的“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的自责和痛苦。艺术像一块蘸了药水的纱布，轻轻擦拭他灵魂深处从未愈合的伤口。

文化艺术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种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它使零散的、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联结，转型成精神相通、休戚与共的社群。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或者对这段历史原本漠然的外人，在体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穿起来成为社会。（张秋伟荐自《作文与考试》2016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