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桌不是办公桌，酒死不是“酒烈士”

在中国，酒文化盛行已久，尤其在官场更是荒诞，“酒精”很多时候都扮演着官场上关系运作的“润滑剂”，喝酒往往是编织关系网的重要方式。近日，中央巡视组第九轮巡视开始反馈情况，“酒桌文化”可谓首次被列入十八大之后的巡视清单。在巡视组长提到的意见中，特别强调，要严肃查处顶风违纪行为，开展“酒桌办公”问题治理，持之以恒纠正“四风”。

“摔死”、“呕吐窒息”、“引发心脏病死”……这是公职人员近年来因过量陪喝酒，所导致的各种猝死悲剧。这些葬身酒坛的公职人员，一些还获得类似“烈士”“因公牺牲”或立功等待遇。在中央多项“禁酒令”之下，这种“人文关怀”的善后，到底是遏制乱喝酒，还是在助推“喝酒风”？

谁在搞“酒桌文化”

从6月2日开始，中央巡视组第九轮巡视开始反馈情况，这次不仅被巡视单位众多，还首次对已巡视过的省份进行“回头看”。这轮巡视的4个“回头看”省份是辽宁、山东、安徽、湖南。

在巡视组对安徽省的反馈中，提到了一个词：“酒桌文化”。自从八项规定出台之后，应该说，官员的应酬吃喝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遏制。但在巡视组对安徽“回头看”中，发现“酒桌文化尚未得到有效治理”。

另外，巡视组特别提到，安徽省消化超配干部问题进度滞后，甚至边改边超。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党政机关违规经商办企业、协会学会不规范、私设“小金库”和滥发津补贴等问题依然突出。

在情况反馈中，还提到选人用人问题突出，存在买官卖官、带病提拔的问题，执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不严；工程项目、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等重点领域腐败问题仍然突出，发生在基层和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量大面广，少数干部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

在巡视组长提到的意见中，特别强调，要严肃查处顶风违纪行为，开展“酒桌办公”问题治理，持之以恒纠正“四风”。

“酒桌文化”还催生出了一批“酒烈士”。耐人寻味的是，一些地方在处理干部醉酒死亡事件中，涉事单位往往会凸显“人文关怀”，给予死者家属相当的抚恤金，补助动辄几十万甚至百万元，称系“因公”牺牲、追认“烈士”、立功等，引发公众愕然。难怪网友说这“酒烈士”比“真烈士”值钱多了。一位县政府接待办的干部说，在基层，喝酒也是一项“重要工作”。真碰上意外喝伤、喝死了，地方都会千方百计给提高补偿，这也算是一种“人文关怀”。

安徽一位乡镇基层干部说，尽管每次醉酒让人很痛苦，但单位领导和同事反而会高看你。“酒品如人品”“酒量是能力”……更可怕的是，一些领导以酒桌表现衡量、考察干部，更是助长酒风。

“人文关怀”还是“助长酒疯”

在持续强力反“四风”的高压下，一些地方“酒桌办公”仍然屡禁不绝，暴露出一些地方干部身上存在无视规矩、贪迷于“吃喝办事”的畸形“权力观”。此次中央巡视组巡视“回头看”再敲警钟，凸显作风建设长期性、艰巨性。

记者发现，一些地方“酒桌办公”积弊已久。“办事要靠吃喝”“接待也是生产力”等歪风一度盛行。随着八项规定和作风建设持续深入推进，吃吃喝喝、迎来送往等问题慢慢减少。但近两年，安徽等地又相继发生多起公职人员吃请、饮酒意外死亡事件，产生不良社会影响。

“酒桌办公”之所以屡禁不绝，说到底，是一些地方清明的政治风气未能真正树立，“不吃不喝不办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等思想仍在作祟。

“酒桌文化”的实质就是“权力文化”，而“酒桌办公”本质可以看作是权力寻租。当权力从办公桌转战酒桌，当公务办理变成“吃喝办事”，规矩和底线往往在推杯换盏中被扔在一边，交情和利益成了“通行证”，酒桌也就成了交易的舞台。

酒为政治而生自古为官方把控“酒桌办公”屡禁不绝与吸取了中国传统的酒文化中的糟粕部分有关。在中国，酒的历史几乎与人的历史一样久远。早在汉字成熟之前，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与酒文化一样久远的是劝酒文化。中国古代的餐饮担负着极为重要的社交功能，所以延宕的时间较长。唐代的宴会一般从上午开始，一直持续到黄昏，算来不下七八个小时。清朝时期，很多公家买单的宴会甚至持续三五天，这些既是社交活动，也是政治活动。贯穿宴饮活动的，除了丝竹歌舞外，就是酒。中国早期的劝酒风气源自各种持续时间很长的宴会。一顿饭吃这么长时间，话题必然枯竭，干喝也无趣，于是便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劝酒技巧。

早期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与祭祀、庆典等礼仪结合紧密，是属于皇家与当权者的上层文化。酒的稀缺性与神秘性，为各种仪式做点缀，用庄严与宏达的场面诠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在集权的君主政体下，权力高度集中，得到权力的一方极为恐惧失去权力，于是便编制了各种礼仪，举办各种活动，以便维护自己地位的正统与神圣。

由于国家政权对酒的高度垄断，是稀缺资源，唯有皇室与贵族才可以享有。而皇室与贵族的宴饮行为多披着政治的外衣。酒的这个性质决定了它不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消费品，所以酒文化一开始就与政治相融合。饮酒礼仪的庄严，形式的高雅，场面的庄重，都成了政治的道具。从后期演化出来的酒器可以看出，形状大小无不象征着权威。

由于酒文化源于政治文化，是传统社会政治统治的道具，后来下移到社会普通大众生活中。这个过程极为漫长，但也影响深刻，最终高度异化了中国人的人际情感。在中国，除了皇家法律系统外，社会与家庭的伦理和礼仪也具有高度的强制性。宗法社会下，每个人在家中、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以等级来区分，社会上并没有平等的大多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数是不对等的，所有不对等的关系之间一旦互动，就会产生强制性。家庭伦理、社会伦理都是这样。

普通百姓的酒桌文化不过是宫廷、贵族酒桌文化在老百姓身上的体现罢了。酒文化带来的规则与礼仪，折射了尘世间的游戏规则，为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撑”。传统社会的酒文化与人的身份、地位、权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始终闪烁着强制与被强制的关系。

席位的秩序，器皿的多寡，摆设的位置，与当事人在社会上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完全吻合。家庭酒桌上森严的等级，以及严格的长幼尊卑，最直观地反映出当事人的血统、地位、权力。其中隐含着当事人对食物占有的顺序、数量、权力的多寡等。在家庭中坐错位置，是极为严重的失礼行为。很多人在步入社会之前，要通过家庭环境反复演练，直到完全明了其中的规则，以便进入社会后，都能够对号入座。这些都是潜在的规则，所有人都遵守，但全都心照不宣。

为什么不喝就是不给面子？家庭规则与社会规则合流，上升到政治高度，就是政治潜规则。这种潜规则告诉我们，人要时刻守规矩，找准自己的位置，不可乱说话，不可乱做事，不可乱动，不可乱想。人在踏进社会之前，已经被这套思想完全禁锢了。“规矩”与“礼仪”的背后是不平等，是专制权威，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所以，在喝酒的过程中，如果有权力、地位不对等的关系，就会有强制性的劝酒或逼酒。对位高的人来说，这是彰显权力的机会，对位置低的人来说，不喝就是不懂规矩。

你不尊重别人的位置与权威，也就相当于不给别人面子。在中国，面子是典型的权力产物。这种权力可以是政治权力，也可以是隐形的权力，比如年龄、职位、身份等。所有不对等的关系，都会产生面子。所有不对等的敬酒、劝酒、逼酒都是潜在的权力在起作用。所以你不喝就是不给人家面子，不尊重别人的权力与地位。这种观念深入社会所有的阶层，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即便是国际化的今天，这种文化性格也依然在中国血脉深处，时刻发挥着巨大的威力。

面子的权力属性在政治潜规则中尤为明显。宋仁宗年间，王安石与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当差。有一天，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拯很高兴，请同僚们喝酒。王安石与司马光坐在一块，但二人平日里都不喜欢喝酒。因为顶头上司包拯劝酒，所以司马光硬着头皮喝了几杯。当包拯给王安石敬酒时，无论他怎么劝，怎么说，王安石就是不喝。这事把包拯弄得极为尴尬，当场下不了台。包拯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王安石作为下属，竟然公然违抗自己。这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但王安石却违法了大家普遍遵守的政治潜规则。

劝酒文化毒害社会风气 在当代中国，劝酒文化并没有随着中国的国际化而有所收敛，反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上升而越来越严重。越是靠近政治权力的地方，这种风气越严重，反而是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这种风气相对弱一些。

与古时候一样，现在的敬酒、劝酒也都是具有强制性的行为，多发生在官场、商场。酒桌上的劝酒、敬酒、罚酒把人际关系搞得极为复杂，处处险象环生。为了混迹这些酒场，中国人练就了虚伪、阴险、狡诈的应对手段，做出了很多极为庸俗的行为。很多人牺牲自己的健康，以获得别人的肯定与认可。原本简单的人际交往，因为特殊的酒文化搞得复杂难测。

现在意义上的敬酒与罚酒，政治强制性弱了，但却内化为中国人的价值、习俗与习惯。敬酒成了对他人的尊重，不接受就是瞧不起人。如果不回敬更是没有教养的表现。既然成了习俗，人们也就习惯了，习惯了就成为社会规则。很多人即便是不能喝，碍于所谓的习俗、习惯，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整个社会风气因为这种敬酒、劝酒的习俗，搞得乌烟瘴气。

改革开放之前，酒还是奢侈品，要凭粮票领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酒才慢慢进入平常百姓的生活中，成为普通的消费品。由于需求旺盛，中国酿酒业发展迅速，现已成为世界头号产酒大国。很多地方将酿酒当成支柱产业，如中国最为贫穷的西南地区占据中国白酒市场三分之二的份额。

酒的消费与酿造一样，也有政治烙印。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饮酒风气，是从体制内蔓延出来的。体制内出于政治活动的考虑，有特供酒。酒一直在“三公”消费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体制内的喝酒、劝酒、逼酒与古代没有区别，是强制性的行为。再者，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业行为与政治有着难解的关系。当代的酒文化更多是从官场到商场，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一路蔓延下来。

中纪委端出“醒酒汤”

2014年10月25日，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

会议指出，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持之以恒纠正“四风”，驰而不息正风肃纪。要加大执纪监督、公开曝光力度，依靠广大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使作风建设落地生根、成为新常态。

记者发现，2014年12月16日晚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正风肃纪纪实》系列专题片第二集《正风肃纪》，片中回访了几位违反八项规定的领导干部，并曝光了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在应酬时喝死陪酒人员的现场。

专题片表示，没有好的作风，何谈执政能力？没有铁的纪律，何谈好的风气？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正在拿出钉钉子的精神，把对作风建设的要求，一项项落实，把对人民的承诺，一个个兑现。

2016年1月1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称，当饭局变成了豪饮夜宴的代名词，个别视党纪国法如无物的党员干部，没能把住自己的人情关，没能坚守纪律和规矩底线，在不用自掏腰包的“盛宴”上喝得不省人事，甚至因此导致人身伤亡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了。

吃饭一事看似事小，实则事大。违纪党员干部之所以顶风妄为，不拿吃吃喝喝当回事，正是个别党员干部的思想深处染上了骄奢淫逸的病。要想拔除病根，必须杜绝酗酒成性的酒桌文化，打掉官场里低俗利益化的人际往来，让公务员还原务实清廉的本色，让官场还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党员干部不同于普通公民，必须将党纪国法置于人情往来之上，用铁的纪律划下人际交往的界限。个别党员干部拿传统的礼尚往来、人情社会作为私心私欲的幌子，找借口称原本不愿意出席各种饭局，只是挨不过别人再三邀请，面子上过不去，才勉强为之。

殊不知，设宴的人，看重的岂是某些干部的面子，而是他们头顶的官帽。他人可以冲着官帽宴请，党员干部自然也可以照镜子、正衣冠，以身负公职、不便饮酒为由，坚决加以拒绝。

党员干部应当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常给思想深处做做“透析净化”，加强党性锤炼和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坚守底线。如此，才不会身陷“致命饭局”。

（《京华时报》2016.6.11、新华社2014.8.1等）

哪些官员因酒丢官

记者梳理发现，新年伊始，广东省潮州市纪委的一纸通报，令坊间哗然。该市公路局领导班子于2015年12月31日晚接受该局后勤人员宴请，酒后发生严重伤亡事故，致一死一重伤。

最终，该局党组书记、局长被撤职，降为正科级。

无独有偶，去年各地屡现党员干部因饮酒导致非正常死亡的“致命饭局”。

比如2015年湖南省永州市女干部陪酒致死，饭局上14人共喝了6瓶高度酒，就餐标准也远超过规定的接待用餐标准。

还有今年元旦前一天，国防部例行记者会披露，26集团军军长张岩在军部与两名老部下喝酒，导致一人死亡。

事后，参加饭局的永州市市长向曙光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被免除市长职务，而26集团军军长张岩被撤职，由正军降为副军。

记者发现《成都商报》的一篇报道称，2015年4月20日晚，自贡市富顺县环保局长李德全违反培训纪律，外出饮酒直到凌晨才回到房间。4 月21日凌晨2时许，李德全走出自己的房间，反复乘坐电梯并高声喧哗，直到凌晨4时45分，才被酒店保安送回房间休息。

事发后，富顺县纪委根据县委组织部通报，立即对李德全违纪的问题展开了调查，在确认其酒后闹事行为属实后，富顺县纪委常委会对李德全党纪立案审查。县委组织部建议免去其县环保局局长职务并拟将其调离。

2015年1月，宣城市纪委通报，绩溪县华阳镇人大主席、县委群众工作部部长黄义新，因公车私驾，且酒后驾驶、交通肇事逃逸，绩溪县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过相应处理后，宣城市纪委常委会决定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并建议由绩溪县依法罢免其华阳镇人大主席职务。

2015年1月，宣城市纪委通报，绩溪县华阳镇人大主席、县委群众工作部部长黄义新，因公车私驾，且酒后驾驶、交通肇事逃逸，绩溪县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过相应处理后，宣城市纪委常委会决定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并建议由绩溪县依法罢免其华阳镇人大主席职务。

2014年1月，中纪委网站通报，福建三明市副市长、沙县县委书记陈瑞喜等人接受宴请发生人员醉亡，陈瑞喜被免职。

（《法制晚报》201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