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亮

在美国，更有效的选战策略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型选举策略，也就是着重说明“你们为啥都不行”。女性想要成为总统，就必须在竞选过程中向对手大开“嘴炮”，而性别在选举中的影响就在此时显现出来。

随着美国总统选战的紧张气氛愈演愈烈，近日，一本名为《玻璃天花板：女性谋求美国总统职位》的新书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作者艾伦·菲茨帕特里克在书中回顾了几位女性政治人物二十世纪中期谋求总统职位的经历，指出性别是女性谋求美国最高政治职位的“玻璃天花板”。

如果真的是这样，如今总统选举中呼声甚高的女性竞选人要如何应对？性别差异真的能在总统选举中发挥关键作用吗？

选举策略男女有别

在现代西方社会，女性当选政府首脑的情况并不罕见，特别是在西欧国家中，前有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后有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在此种环境下，从未出现过女性总统的美国显得有些“扎眼”：美国女性凭啥不能当总统？

不仅是总统。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中，目前共有104名女性，在各国议会联盟（IPU）排名中位列第95位。这算是女性在政界一层厚厚的玻璃天花板吗？

比较美国和西欧的选举政治“游戏规则”可以发现，在美国总统选战中，选举是更加个人化的政治博弈：竞选人要拥有更强的个人魅力和更丰厚的形象塑造资本。而在西欧多党代议制下，党派是选举体制的中心，政党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在选战中作用相对较小，他们更多地被视为党派意识形态或某种政策偏好的代表。

在西欧，选战往往采取放大自身优点的“自我表扬”式策略；而在美国，更有效的选战策略则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型选举策略，也就是着重说明“你们为啥都不行”。

在选举政治中，女性竞选人的首要身份不是女性，而是竞选人。既然是竞选人，就必须使用效率最高的选举策略。在美国，女性想要成为总统，就必须在竞选过程中向对手大开“嘴炮”，而性别在选举中的影响就在此时显现出来。

尽管性别解放、男女平等早就成为绝大多数民族的共识，但当代社会依然保留了基于性别的刻板印象。提到女性，人们自然想到的是善良、热情和乐于助人；提到男性，想到更多的则是攻击天性和常用蛮力。女性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开始攻击其他竞选人时，选民的刻板印象会受到冲击。一旦选民“看不惯”，这种策略反而会起到反作用。

为了赢得选举，女性竞选人能走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试图颠覆，要么就利用选民的刻板印象。要颠覆刻板印象，就要把自己扮成“女汉子”，主攻那些传统意义上男性更有优势的话题，如国防、财经、农业、外交等。换句话说，就是要告诉选民：“男人能做的事情我也同样可以。”而要利用选民的刻板印象，就不得不谨慎选择攻击型战略，只在受到男性竞选人攻击时才进行被动反击，或只在通常被视为女性专长的领域，如环境、医疗卫生和教育政策上攻击男性。这也就是在告诉选民“女人能做的事情，那些男人玩不转”。

美国女性在现代选举政治游戏中不得不面临一些由性别导致的困难。在男性竞选人铆足力气向终点线冲刺时，女性竞选人必须巧妙规避一些问题，才能最终赢得这场“障碍赛”。

不少政治学者分析，女性在美国政坛中出任高级职位并不存在“玻璃天花板”，只是不少女性在政治领域的抱负没有男性强烈，从政数量基数没有男性大，因此才显得特别。至于总统一职，更多取决于个人的政治手腕，而非性别。

性别终究是道坎

美国第一个女总统会是谁？很多名字曾经在美国媒体和政界出现，如希拉里·克林顿、前阿拉斯加州州长萨拉·佩林、前总统安全事务顾问康多莉扎·赖斯以及“茶党女王”米歇尔·巴赫曼。

这些名字与《玻璃天花板》中提到的维多利亚·伍德霍尔、玛格丽特·史密斯、雪莉·奇瑟姆都将写入美国女性历史中。不过，由于时代发展，当代女性政治人物面临的社会接受程度与过去迥然不同，登上高级政治职位的游戏规则也被完全改变。正如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成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那样，尽管这创造了历史，但也是在大环境推动下的水到渠成。

那么，在美国当代选举政治中，女性在竞选总统的“障碍赛”中胜算如何呢？

尽管佩林如今已经在媒体宣传和丑闻中被涂抹上“过气”的色彩，但她毕竟是近年来唯一出现在美国总统选举两党“正赛”中的女性，曾经在“副手人气榜”的选民支持率投票中，甚至领先现任副总统约翰·拜登10%。

佩林输在哪？仅仅从性别的角度分析，佩林呈现在选民眼中的形象对选举局势有一定的影响。如果当年的佩林在选民眼中是一个政治人物，也就是不考虑女性身份，而是以政策主张和个人能力作为标准，那么她就能够打破选民的刻板印象参与竞争；但如果佩林在选民眼中是一位母亲，那么选民会以刻板印象去嵌套，在选战中“开骂”自然会吃亏。

总结佩林的经历，就不难理解如今总统选举竞赛中女性面临的压力。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类似的一幕是否会再度上演？能否跨过赛道上“性别”这道障碍，就看希拉里“选手”的表现了。

（摘自《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