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廷虎

2016年，重庆，平常的一天。

团结村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内，一列“渝新欧”班列整装待发，准备开赴万里之外的德国杜伊斯堡。

寸滩水港内，民生轮船公司货轮从港口出发，顺着长江水道驶向上海。

江北国际机场内，一架架货机蓄势待发，几个小时后将出现在国外的领空中。

火车的隆隆声、轮船的汽笛声、飞机的轰鸣声，在重庆上空唱响了内陆开放的交响曲。

“开放是一种文化、一种观念、一种制度安排，与地理位置关系不大。”重庆市长黄奇帆说。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重庆把世界搬到了家门口 。

大江东流去

2006年9月20日，暑气未消，湖北省秭归县茅坪港内。

“枝江45号”货轮堆挤在拥堵的船流中，船员们面面相觑。

“我们15日从巫山县满载磷矿起航，准备借道出海，没想到却卡在了这里。”船长说。

三峡大坝南闸关闭施工，北闸限量通行，货轮已滞留整整五天。

“原本计划一周内出海，再这么堵下去，就要延误交货了。”船长叹息。

无奈“大江东流去”，“枝江号们”的叹息淹没在茫茫船海中。

以重庆为圆心画一道弧，需要多大半径，才能落在海面上？

答案是：2000公里。

而对于重庆，这段距离，成为阻碍开放的最大难题。

“重庆地处西部，劳动力成本低，油、电、煤等生产要素成本低，15%的所得税比沿海的25%低，但这‘三低’并不能化解2000公里的物流成本。”重庆市外经贸委副主任熊林说。

正是这2000公里的物流成本，让重庆招商团队屡屡折戟沉沙。

“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人们的固有思维里，由于地理区位的原因，重庆只有向东跨越这2000公里，才能通过海洋拥抱世界，否则只能跟从沿海梯度开放。

早在2006年，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便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告诉我们，单纯地理概念上的前沿区位优势，已经被信息技术和航空距离抹平。

这给了重庆信心，面对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重庆开始着手打造内陆开放新格局。

而其关键举措正是“三个三合一”开放大平台建设。

畅通大通道

多来年，一谈到出口，重庆总是将目光投向东方。

“在这样的格局里，重庆永远是中国的腹地，永远将处于弱势。”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勇说。

那么，能不能向西？

2009年9月，“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构想横空出世。

要实现这个构想却并非易事。

“铁路运行时刻不一，各国海关会反复检查，还曾为用何种货币结算等事情发生过争执。”李勇说。

面对困难，重庆迎难而上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开通“五定班列”。

2010年8月，黄奇帆带队前往海关总署。

“我们想开通‘渝新欧’国际五定班列。”黄奇帆抛出“定起点终点、定运行路线、定运行时间、定运输内容和定运输价格”国际五定班列方案。

为什么要打造“五定班列”？

“有了这五定，就拥有了优先配车、优先装车、优先挂运、优先放行、不准停限车等优势，‘渝新欧’就会更加快捷。”李勇说。

最终，海关总署和原铁道部一致同意。

第二件，签订“一卡通”协定。

2010年12月，重庆把六个国家的海关邀请到一起，签订了《“渝新欧”自由贸易海关协议》，形成“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大通关机制。

第三件，协调价格。

重庆首先从俄罗斯开始，从最初1美元谈到最后0.55美元。

“价格降到0.55美元的概念，就是‘渝新欧’的综合运价现在比海运便宜了。”黄奇帆说。

2011年3月19日，中梁山下，汽笛欢鸣。

一列满载“重庆造”笔记本电脑的专列缓缓启动——“渝新欧”正式运行。

如今，通过阿拉山口中转的贸易，“渝新欧”占了80%。

与此同时，重庆也推动了航空运输、长江航运两个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三大交通枢纽的建成，让重庆成为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二传手”。

筑牢大平台

2008年以前，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将总部迁至上海。

每次进口零部件，力帆都得在上海保税，制造完成后，又得拉到沿海退税。

“一来二去，成本太高。”尹明善直摇头。

另一边，早想入渝的物流巨头马士基却迟迟“不敢下手”。

深居内陆，不沿边、不靠海，是造成“渝雁东飞”和外企观望的直接原因。

“恨不得把重庆拉到大海边去！”早在1996年，重庆大学教授蒲勇健就如此感叹。

直辖之年，蒲勇健等学者向市政府提交了《建立重庆自由贸易区的研究报告》。

这正是保税港区的雏形，其集口岸、物流和加工为一体，是“通往世界的门户”。

而在中国保税港区分布图上，北至大连大窑湾，南至海南洋浦，11个保税港区沿着海岸线呈“S”型分布，拥抱着蔚蓝海洋。

而广袤的中西部大地上，竟是一片空白。

“重庆和世界的距离，只差一个保税港区。”蒲勇健一针见血。

学界的想法与政府产生了共鸣。

2008年2月，重庆正式向国务院上报《重庆市关于设立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的请示》。

11月12日，国务院同意批复，保税港区落地重庆。

消息一出，马士基来了，尹明善也不再考虑“渝雁东飞”，大批进出口企业涌向重庆……

“进口保税、出口退税，港区内交易免交纳消费税和增值税，可谓是‘一举三得’：减少资金占用，降低物流成本，迅速回笼资金。”尹明善说。

这个“一举三得”，让重庆迅速成为“H”型经济带的西部中心。

有了两路空港、寸滩水港两个保税港区后，重庆又开始了新的征程——申请陆路综合保税区。

2010年2月15日，西永综合保税区获批。

三个保税区设立后，重庆将世界搬到了家门口。

建设大口岸

2014年8月30日，重庆团结村汽车整车进口口岸。

一列来自德国杜伊斯堡的火车缓缓驶进站内。

站台上人们翘首以盼，火车上装满了“宝贝”——80辆进口德系豪华轿车。

“这是‘渝新欧’首次进口整车，仅用了16天，比传统的海运节约了30多天。”熊林说。

变化如此之大，还得归功于汽车整车进口口岸的设立。

三年前，这还只是重庆的梦想。

2011年，“渝新欧”开通运行之后，其低价、快捷的优势很快令它脱颖而出。

“虽然有了大通道，但资金流、信息流等呼啸而过，区域经济要素是过道式流通，通道经济成了过路经济。”熊林说。

口岸的设立可以变通道经济为口岸经济，截留各种资本要素。

很快，重庆便确立了依托“渝新欧”铁路，打造西部首个汽车整车进口口岸的目标。

梦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一申请，重庆就碰了壁。

“团结村铁路口岸不是国家一类口岸。”熊林说。

这意味着，铁路外贸线路不能直接出境——无法将汽车从国外直接运回重庆。

于是，重庆开始全力争取。经过两年奋战，团结村铁路口岸被国家批准为一类口岸。

依托一类口岸，2014年7月，西部首个汽车整车进口口岸获得国家批准。

重庆逐渐成为欧洲进出口汽车的重要集散地，一批批欧洲汽车开始取道铁路直接进入重庆。

而在此之前，重庆已形成江北国际机场航空口岸、寸滩港水运口岸两个一类口岸——水陆空三个国家一类口岸就此形成。

三大口岸高地，为重庆截留住了各种资本要素，让重庆进出口额从十亿元级跃增至千亿元级，五六年间增长了16倍。

拥抱全世界

2014年11月12日下午2：30，雾都宾馆。

重庆与惠普公司正在举行深入推进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合作相关活动。

就在当天，中国惠普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而早在7月初，惠普公司就与重庆两江新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从金融信息化和大数据人才培育两个领域共同推进重庆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发展。

“选择重庆，主要是看重这里的发展潜力。重庆通过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拥有了极为便利的物流和进出口交易平台，对云计算和大数据的需求将会持续增长。”惠普中国区董事长毛渝南说。

而在惠普开拓重庆市场的同时，世界五百强也开始纷纷抢滩重庆。

通用电气、ABB集团等世界500强相继入渝。

2007年，落户重庆的世界500强企业只有93家。

今天，这个数字已超过210家。

翻番的背后，正是重庆“三个三合一”开放大平台建设的推动。

三个国家级交通枢纽、三大内陆保税区、三个一类口岸，水陆空相互协作，打造出一个立体的重庆。

2014年，重庆市全年进出口总额高达95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06亿美元，连续3年超过100亿。

取得如此成就，重庆并未停下脚步。

2015年3月3日，全国“两会”召开之际，重庆代表团呼吁国家支持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重庆会以更为开放的姿态拥抱全世界。